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欧洲文化起源研究

一、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

自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确切地说是西欧，便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政局长期陷入动荡与不安，这种状况持续到公元8世纪才有所改变。这主要得益于查理曼帝国的建立。查理曼大帝的理想是恢复昔日罗马的繁盛，他的丰功伟绩不仅在于军事上的侵略和征服，更重要的在于文化上的更新与发展。正是在查理大帝的统治下，西欧的各种文化因素：高卢—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蛮族文化⁽¹⁷⁾，相互碰撞、交汇、融合与创造，最终合力演变成一种新的“欧洲”文化。这就是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它是中世纪历史上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自古罗马帝国灭亡后，一蹶不振的欧洲文化的又一次复苏，是欧洲文化的转折点，被称为“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一）新型封建国家的形成

加洛林王朝建立后，法兰克封建化基本成型。其后，查理曼逐步统一日耳曼蛮族各部，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与西罗马帝国相差无几的疆域，成为西罗马覆灭后300余年西欧第一个皇帝。查理曼帝国的统一虽然是短暂的、不巩固的，但对欧洲以后的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罗马基督教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欧洲中世纪特有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加洛林王朝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真正奠基者。这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根本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采邑”改革方面。采邑制，是西欧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之一。到了加洛林王朝时，不但国王封赐采邑，许多大封建主也分赐采邑给自己的封臣。采邑的封赏使一些农民沦为封建主的依附农民，这不仅促进了西欧封建土地制的发展和封建主阶级的强大，同时更是将封建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给牢牢地固定了下来。

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业占据社会绝大部分资源，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来源。在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法兰克的综合实力已得到很大提升，但相比较于当时的拜占庭和阿位伯帝国，仍处于比较薄弱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一直比较低下。没有一定规模的大城市，几乎没有工业，至于图书馆，也只在修道院里拥有几座。就当时的经济而言，国家的税收开支及地方赋税都直接来源于农业。比如地方赋税即是实物缴纳：缴纳十五分之一的收获、十分之一的猪和牲畜，等等。这些均表明，此时的法兰克人还是典型的农业民族。关于这点，汤普逊做了如下评述：“加洛林政府的整个体系，社会阶级的各种类型，都是以土地占有制为关键的，就是说，少数人拥有大量地产而多数人则陷于依附状态。这个时期主要地是一个农业状态和自然经济的时代……查理曼最有建设性的经济活动，是和农业相联系着的。”⁽¹⁸⁾

查理曼时代的土地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政府形式方面，都包含着封建制度的要素，但这只是封建制度的雏形。然而，我们不能就此认为查理曼时代的经济就是完全的农业作坊。查理曼的先人已经懂得，国家要强盛，经济实力必须强大。查理曼也继承了这个政策。⁽¹⁹⁾他认为农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贸易并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稳定货币，才能使得法兰克王国的经济和政治权势都得以发展，进而才能巩固庞大的帝国。为此，查理曼大帝坚持铸造质量上乘的银币，不过许多一般的交易还是以物物交换的形式进行；鼓励修路造桥、建造灯塔，甚至还想过挖一条运河把莱茵河和多瑙河连结起来。可见，查理曼大帝并非思想保守、观念陈腐，他一直寻求新的方式、新的制度去适应新兴环境，努力使法兰克国家的统治持续长久。这里有一个现象需要关注：19世纪，当经济史观开始流行时，历史家把欧洲商业的大复兴以及政治的深刻变革都归功于查理曼。但这种认知遭到汤普逊的质疑。他通过对文献的认真研究，得出了“商业在和农业相比之下，在加洛林复兴里并没有起重要作用”⁽²⁰⁾的结论。

无论如何，法兰克王国是把罗马从未统治过的自由德意志和征服过的省份联合起来的唯一日耳曼王国。它是一个日耳曼—罗马王国，和任何别的日耳曼王国不同，具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在这个联合的法兰克王国内，封建制得到了充分的实施，“以致一切事物都投入其中而采取了它（封建制度）的形式。与这个制度最无关系的一些成分，即教会、自治城市制度和王权等都不得不使自己与它相适应。教会渐渐成为封建主和封臣，各城市都有领主和封臣；国王以封建主的形式装扮自己……正像社会的各种普遍性因素都纳入了封建系统一样，最小的细节和普通生活中最琐碎的事也都成为封建制度的一部分。”⁽²¹⁾正是在加洛林帝国这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背景下，“加洛林文艺复兴” 发生了。

（二）查理曼大帝与基督教文化政策

查理曼大帝是中世纪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军事统帅、国家领袖、学术挚友和教会同盟”⁽²²⁾。在他的戎马生涯里，进行过50多次武装远征，大大地扩充了国家版图。查理曼将莱茵河以东的广大地区收归在自己的版图之下，从而完成了古罗马将军们没有完成的大业。公元800年时，查理曼已不仅仅是法兰克的国王，还是整个西欧的君主，他的政治权力已经扩展到整个西方的基督教世界。他不再满足于国王称号。公元800年他前往罗马，由教皇利奥三世（Pope Leo III，795-816在位）为他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查理曼正式成为皇帝，并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人。在西欧中世纪人们的观念中，国王（King）是一个民族的统治者，皇帝（Emperor）则是若干民族的统治者。⁽²³⁾人们会感到，先前罗马帝国的光辉，至少在西欧是恢复了，“人们理想中的两个权力中心，一个是地上的‘普世性’国家，一个是属于天上的‘普世性’教会，现在已经合一了。”⁽²⁴⁾

查理曼深受奥古斯丁“上帝之城”思想的影响，具有维护、传播和发展基督教的使命感。他将教会视作国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非常重视教会的建设，充分发挥教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职能；他对帝国教会的权力，高居教皇之上，利奥三世和其他教皇也莫奈他何。在公元794年的法兰克福宗教大会上，他甚至提出要修改基督教教义。说到底，查理曼和他的支持者们都感到，在法兰克帝国不断扩张之中，需要有一个把帝国粘合在一起的力量，而这个粘合剂正是基督教教会。⁽²⁵⁾(www.xing528.com)

从当时的情况看，查理曼利用基督教也是水到渠成，势成必然。一方面，西罗马帝国灭亡、蛮族入侵之后，基督教作为文化传承的有力因素，逐渐确立了它在西欧精神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查理曼拓展帝国事业时，法兰克王权与罗马教权相结合，建立起二元政治体制结构，使得教会在国家政权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欧社会全面的基督教化都不可避免。因此，查理曼大帝决定把国家与教会融合为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帝国。在这一政策指引下，“加洛林文艺复兴”的重要举措便是大力关注教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从而使基督教成为西欧唯一的宗教意识形态。

查理曼大帝与基督教的关系，历来都是关注热点，以致有学者做出如下总结：“在查理曼的年代，欧洲和基督教世界是两个恒定的话题。学者们开始用欧罗巴（Europa）这个名称，他们称查理曼的帝国为欧洲帝国（Regnum Europae，即realm of Europe）。许多历史学家一致同意将查理曼的成就定性为建立了第一个欧洲。”⁽²⁶⁾的确，就建立一个真正横跨欧洲大陆的教会，基督教逐渐成为一种普世观念形态而言，查理曼的支持功不可没。

（三）文化复兴的具体内容及实质

社会教育的基督教化，首要一点就是整理基督教文献与普及基督教教义。在查理曼大帝的首席学术顾问阿尔昆⁽²⁷⁾的积极努力下，这项工作有组织有秩序地展开。当时教义混乱、教旨不一的情况非常严重，为了建立统一的模式，查理曼大帝委派阿尔昆组织人员四处搜集各种《圣经》文本，并对这些文本进行校勘核实，从而统一了《圣经》文本，并进一步将其译成拉丁文，成为后来通用定本；同时，授权阿尔昆对基督教的其他文献典籍进行大规模的抄写和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厘清原有教义的错误解释，调整规范教规理念，帝国境内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成为当时重要的抄写场所之一。不仅如此，查理曼还要求学者对东部的圣像之争发表见解，讨论的结果是认为不应该捣毁圣像，也不应该崇拜圣像……。当时汇编的《加洛林藏书》，大致规定了罗马天主教的教义和宗教基本仪式。

其次，作为提升帝国学术水平的新举措的一部分，查理曼将欧洲各地的学者汇集到亚琛（Aachen）：他从法兰克东部召来了他的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年），从圣卡西诺山召来诗人、历史学家保罗（Paul the Deacon，约720—799年），从英格兰的约克郡召来了前面提到的阿尔昆。阿尔昆从不列颠岛带来的思想直接刺激了加洛林王朝学术发展。所有这些学者在查理曼雄心勃勃的指导下，齐心协力地振兴查理曼帝国。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基督化的生活方式，因为年轻人只有懂得《圣经》的道理，才会有道德和文明的行为举止，才会促进全社会在文化和宗教上的一致。公元789年，查理曼指示高级官员说：“不仅要教育奴隶的儿子，也要教育自由民的儿子。要在各地建立学校，教男孩子读书。”⁽²⁸⁾

正是在查理曼的推动和参与下，中世纪的教育开始了普及化和世俗化。当时欧洲普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除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读书，而且低级教士同样缺乏教育。查理曼大帝屡次发布法令、宗教大会决议和特使谕示，要求教士和僧侣接受教育，平民也要为树立信仰而扫盲。他通过建立宫廷学校、修道院学校，恢复学习拉丁文，使古典拉丁文化在西欧得到基本的保存。教育发展的一个结果便是：拉丁语言迅速成为西欧的通用语言，促进了“西方世界”学者间的沟通，也促进了这个地区文明的共性的发展。

再次，修道院学校不仅提供了学习拉丁文的场所，而且也对拉丁文字进行了改革。例如，搜集和抄写古代拉丁文，用的文字就是所谓加洛林小草书体，这是一种清秀优美的拉丁字母，后来稍加修改一直使用至今。修道院学校的建立不仅促进了对基督教教义的学习，而且一些民间传说也用拉丁文整理记录并保存了下来。查理曼大帝召集大批文人在首都整理古籍，从历史文献中知道，查理曼曾命令从帝国全境搜集图书，集中到首都的图书馆。⁽²⁹⁾他设立的宫廷学校教授“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成为此后若干世纪西欧各地设立学校的模式。这些课程的推广和深化，为欧洲中世纪鼎盛时期学术的繁荣与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教会教育和宫廷学院为模式的机制，也为欧洲大学的诞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其逻辑论证和形式推理为中世纪经院的哲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第四，查理曼大帝不仅颁布谕示令其民众学习知识，他本人也亲聆文化的教诲，“对文艺诸科极其注重，对教授各科的人极为尊敬，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³⁰⁾。查理曼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阿尔昆那里学习修辞学、辩论术，特别是天文学；他也学习计算术，极其勤勉地细心观察星辰的运转；还努力学习书写，为了这个目的，他常常把用来写字的薄板和纸张带在身边，放在卧榻的枕头下面，以便在空闲的时刻使自己习惯于写字。艾因哈德曾记述道：“他花费很多时间从阿尔琴那里学习修辞学、辩论术、特别是天文学。……他还经常在枕头下放一石板，以便在闲暇时习字；但因他开始太晚，故成绩不佳。”⁽³¹⁾在教育孩子方面，查理曼让儿女们全都学习他本人非常重视的文艺诸科。此外，他还邀请到欧洲最好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模仿当时的拜占庭风格，建筑和修缮许多精美的宫殿与教堂。

应该说，查理曼大帝是从维护其统治的角度来做这些工作的，这种文化“复兴”是教权与俗权的结合。然而，恰恰是这些努力，对于恢复古典文明和提高日耳曼人的文化水准、对于蛮族摆脱“蛮夷之气”，加速实现文明化进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虽然这时的学术素质依然是比较低的，尚不足与当时存在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文化、存在于巴格达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及存在于科尔多瓦的西班牙穆斯林文化相媲美，一种崭新的欧洲文明已经在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之中生根了，无论取得的成就能有多少，它的精神却是欧洲文化绚烂之前的第一道曙光，真正意义上的欧洲文化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