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及影响

二、中世纪大学的兴起

中世纪后期的欧洲，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教育领域内同样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巨变——大学的诞生。其中具有代表性且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法国的巴黎大学。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和发展，对当时和后来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作了准备，对欧洲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教育制度，是中世纪留给后世的最可称颂的文化遗产之一。⁽⁹⁾

（一）学校教育的复兴

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欧洲封建制度进入巩固和发展时期，封建王权逐渐加强，社会趋于稳定，农业生产开始出现缓步上升的趋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职业，手工业者也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多聚居于一处从事商业和贸易，有助于中世纪城市的兴起。随着手工业的发展，这些城市逐渐成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另外，十字军战役又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些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原有的教育机制已不能满足这些需求。中世纪早期，教育主要提供给神职人员与少部份的统治阶级。学术与教育用于翻译、织织、抄写与编纂神圣文献。教育大多是在主教堂学术及寺院学校（cathedral and monastic schools）進行，或是在有钱人家中进行。后来经过查理曼大帝的改革，其所颁布的教育律令，让一些平凡家庭的聪慧男孩也有机会进入教堂学校就读。中世纪大学之所以出现的关键人物之一，是教皇格利高里七世（Gregory VII, 也被称为Doctor of Church）。1079年他发布了一个律令，要求教堂学校的设立必须担负起教育神职人员的职责。此律令最终导致教育中心的增加，这些教育中心后来演变为中古欧洲的大学。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出现的，此后，西欧各地纷纷成立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海德堡大学等，“至中世纪后期，欧洲各地至少有80所大学已经建立起来”⁽¹⁰⁾。但是，此时的西欧大学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它为近代的大学制度奠定了基础。

至于中世纪大学的发展历程，还得从公元5世纪说起。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古典文化迅速衰落，罗马时代的城市几乎完全没落，有的成为设防的据点，有的成为封建诸侯或主教的驻地，古代的各种文化教育机构也几乎荡然无存。统治西欧各地区的各个蛮族王国由于刚刚才脱离原始部落状态，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是一片空白，这时，罗马基督教会就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在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其中，修道士本尼狄克（Benedict，约480—550 或544年）开创的本笃会修道院所组织的教育活动影响最大。除僧院学校外，还有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大主教学校设在主教的所在地，学校的性质与水平同僧院学校相当。

十字军东征和东西文化交通为大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Ⅱ，1035—1099年，1088—1099年在位）召开宗教会议，发表长篇演说，为“征讨异教徒”进行总动员，以此为标志，开始了长达二百年的十字军东征。通过十字军东征，欧洲人接触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带回许多学术典籍。在阿拉伯人占领的比利牛斯半岛和诺曼人占领的意大利南部，许多学者将古典文献和阿拉伯文献由希腊文和阿拉伯文译为拉丁文。此外，伊斯兰文化在医学、哲学等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在数学、化学、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也陆续传入欧洲。这些或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对当时西欧学术界和文化界而言，无疑是一场重大的革新。⁽¹¹⁾

市民社会是中世纪大学的直接推动力所在。大学的组织形式来自城市和行会的组织形式，当时西欧城市各种行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为大学的组织奠定了基础。在城市的发展中，兴起了各种手工业的同业行会、商会，它们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成为控制城市的力量。在行会的发展和斗争中，逐渐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组织与规章制度，这成了大学组织的榜样，最初的大学机构，也就是“教师和学生的行会（universitas societas magistrorum discipulorumque）”⁽¹²⁾。大学（university）一词由拉丁语universitas而来，而universitas本意为“共同体”，它由介词Versus（往，向，朝向）与名词Unum（唯一，单独）构成，意思是“成为一体”。因此，大学在它诞生之初是教师和学生的行业公会，学校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管理。所有的教师联合成特殊的组织即专业行会，称为“系”或“教授会”（faculty）。此词是由拉丁语facultas而来，本意为才能，即教授某种科目的能力，后来才开始把“系”这个名词理解为教授某部门知识的大学分部。学生则组成同乡行会。双方各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简单来说，大学作为一种行会体制，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是师傅（magister）与学徒（disciple）的关系。

（二）大学的教学和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中世纪欧洲的大学，仍然笼罩在基督教神权的阴影之下，不得不适应教会、教义、教条所定下的框架。尽管当时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养成了良好的研读、注释、逻辑分析和推理、辩论的能力，并力争用理性来求取知识、认识世界，但难免宗教神学思想的影响。神学往往是各大学的主要课程之一。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的兴起，使得套在中世纪大学上的神学专制枷锁出现了裂痕，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培根、哈维一批杰出的自然科学家从大学中培养出来。哥白尼提倡“日心说”，反对“地心说”，沉重地打击了宗教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无稽之谈。布鲁诺坚持和发展“太阳中心说”，被视为异端，即使宗教改革的创始人马丁·路德也骂他是疯子。为坚持真理，布鲁诺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却讥笑为“温和的，不流血的方法”。开普勒对天文学颇有建树，以其名字命名的开普勒三定律，至今仍是经典力学的基础内容。伽利略以其比萨斜塔的著名试验，两个铁球同时着地而为世人所熟知。

大学产生以后，迅速成为文化和传播的中心，也是随后进行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较高水平的教育机构，如希腊雅典的学院、阿拉伯的“智慧馆”等，但是，西欧中世纪形成的大学所提供的办学理念、组织原则、教学体系、学业考核制度、法律地位等，却是近现代世界高度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驱。作为文化复兴的中心，大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www.xing528.com)

首先，使欧洲文化重新回归古典传统，从拜占庭和阿拉伯人那里传过来的古典文化主要是通过大学接受和传播的。大学特有的地位和作为知识的中心，使人们不再局限于神学，视野因而开阔，知识随之增加，不可避免地刺激了思维的活跃。在这里，人们热情高涨地研读古典作家作品，并创造出了水平相当高的拉丁诗文，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精神由此展现出来。

其次，中世纪的大学直接促进了经院哲学的发展与繁荣。随着大学的发展，教会的势力也慢慢渗透进大学，经院哲学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内容。当时兴起的两个托钵修会，即多米尼克修会与法兰西斯修会，更是积极向各个大学渗透，他们在大学的活动，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

再次，中世纪的大学体制为学者从事学术活动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证，成为当时学者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舞台。例如13世纪的牛津大学就是当时欧洲的科学中心，西方近现代的科学在那里开始萌芽。牛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罗伯特·格罗斯太斯特（Robort Grosseteste，1168—1253年）和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年）奠定了现代科学兴起的基础，成为现代科学的先驱。此外，但丁、薄伽丘、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牛顿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在大学的土壤上产生的。正由于这个精神交流的平台，先进自由的思想才有了诞生的契机。

（三）教俗知识阶层的出现

与中世纪大学紧密相联的是“教俗知识阶层”。在中世纪的文化群像里，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知识分子实体的存在，那就是“教俗知识阶层”，可以说，他们的贡献对中世纪能发展到现今这样，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¹³⁾雅克·勒戈夫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具有开拓之功，出版后曾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

“知识分子”能够作为一个团体存在，也是当时城市发展的影响之一。每个城市，只要某一职业有大量从业人员，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以及引入有利于自己的机制。13世纪是社团组织的世纪，也是大学的世纪。其实，最初的大学只是一个社团的形式，并不代表学术的高级殿堂。对此，哈斯金斯认为：“从历史上看，‘大学’一词与知识的领域或知识的普遍性并无联系；它仅仅表示一个团体的全体成员，不管是理发师、木匠还是学生的团体都是无关紧要。”⁽¹⁴⁾“知识分子”恰是大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该词出现于中世纪盛期，12世纪在城市学校传开，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

如同每个社团的成长过程一样，“知识分子”的生长历程也非一帆风顺，同样充满了艰辛。由于成员数量的增多与质量的提升，他们日益形成一股令教会势力和世俗势力感到不安的力量，为求生存与发展，不停地与二者展开斗争。⁽¹⁵⁾大学一方面要与教会的反对势力作斗争。中世纪是基督教会的世界，教会势力要求在社会的行业团体中行使自己的管辖权力。大学成员是教士，地方上的主教很自然地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部属，要求教学从属于教会，为教会的利益服务。学校的领导人，即大主教，把这方面的事务委托给一个下属。13世纪一般将之称为“校董”（scholasticus），他坚持对大学成员的管辖，不情愿放弃权威。另一方面要与世俗的反对势力作斗争。与教会的目的相同，世俗势力尤其是王室，也企图利用他们为王国带来财富和声名。世俗势力试图取得对社团组织的控制，他们希望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那样，对城市大学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威。在巴黎，大学的自主权是在1229年学生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以后才获得的。之后又发生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大学才完全地不再受地方当局的干涉。

总体而言，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无论从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突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局面，实现了“知识的献祭”⁽¹⁶⁾的功能。一方面，欧洲社会快速发展，各种知识迅速增长，并进一步系统化、专门化，有益于世俗性文化的生长。另一方面，中世纪大学还是当时著名学者活动的舞台和培养一代新人的基地，这就为文化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