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欧洲艺术的关系：欧洲文化起源研究成果

第四节　基督教与近代欧洲艺术

随着基督教的出现，基督教艺术也在其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中形成，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艺术甚至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因此在近代欧洲，虽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艺术的世俗化倾向在不断发展，但基督教对欧洲近代艺术仍然有着重要影响。本节拟从音乐与绘画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基督教与欧洲近代艺术之间的关系。

（一）基督教与欧洲音乐

欧洲音乐发展受到基督教传统的巨大影响。自基督教诞生时起，它便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不管是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场合，基督徒都通过音乐来赞美上帝。⁽¹¹¹⁾《圣经》中的赞美诗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有学者认为，和欧洲的戏剧一样，欧洲的音乐也是由基督教礼仪发展而来。⁽¹¹²⁾

早期基督教音乐的发展得益于基督教父的大力倡导与实践。例如，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Ambrose，340-397年）在基督教音乐发展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正是他最早开创了用轮流分唱来诵唱诗篇的方式，并在其教区内将这种方式发展为正式的赞美诗诵唱。安布罗斯还创立了西方会众歌曲的传统。此外，他也开创了著名的“安布罗斯圣歌”体裁。⁽¹¹³⁾与安布罗斯同处一个时代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则充分肯定了音乐对于基督教的价值。奥古斯丁认为，书写的语言本身就存在缺陷——“语言过分贫乏，以至于无法谈论上帝……但你总不愿缄默不语，你所能去做的惟有欢声赞颂上主”。⁽¹¹⁴⁾

到6世纪末叶，教皇大格里高利更是进一步完善了教堂音乐。他认为原有的教堂音乐不能恰当地表现上帝的荣耀，于是对其进行整理和改编，形成了“格里高利歌调” （亦称“格里高利圣歌”或“素歌”）。其基本音阶由sol、la、do 、re 、mi 这五音构成，唱法是单声调的方式，即所有的声音用一种简单的节奏来唱，没有伴奏和和声；歌词采用无韵散文形式。

在加洛林时代和奥托帝国时代，随着欧洲基督教化的完成，动人的基督教音乐弥漫于整个欧洲。到9世纪时，格里高利圣歌已盛行于欧洲各教堂。学者认为，格里高利歌调是西方单调音乐最完美的形式，它在西方音乐从单调往复调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¹¹⁵⁾

在欧洲音乐史上，复调音乐正是萌芽于格里高利歌调流行的10世纪，其开创者为法国本笃会的修士乌巴尔都斯·于克巴尔德（Ubaldus Hucbald，840-930年）。在其名曲《和声的基本原理》（De institutione harmonica）中，于克巴尔德向人们展示了称为复调的音乐形式，这种形式包含把两条或更多的有旋律的乐谱线平行协调地结合在一起演唱。⁽¹¹⁶⁾一个世纪后，另一位本笃会修士阿雷佐的吉多（Guido of Arezzo）又把复调音乐的发展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吉多启用了四条线的五线谱，在每条线上能够记下音符的音高标准。这样，他的发明使音乐家能够用符号去表示音乐，使演奏不再依靠回忆。同时，吉多也设计了一套系统，称为阶名唱法，这一系统包含我们现在仍然使用的六个音节：哆、唻、咪、法、索、拉。这六个音节组成了一个六度音阶，为六个连续的音阶提供一个跨度。如今音乐家在吉多的六个音节后又增加了两个，即西、多。这八个音节为今天大多数人所熟悉，甚至包括那些仅具有初级音乐知识的人。所以，有学者认为吉多的贡献对“音乐的发展至关重要，一如文字语言对于文学之重要”。⁽¹¹⁷⁾

在加洛林时代，一些新的乐器也出现于教会音乐中，最典型者如管风琴。配备管风琴的时代至少可以追溯到“虔诚者”路易时期。据现存诗篇集《乌特列赫诗篇》（Utrecht Psalter）第150篇所述，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皇帝在826年要求一个希腊管风琴制作师在亚琛的宫廷小教堂中装了一架管风琴。⁽¹¹⁸⁾管风琴的伴奏显然能使赞美诗的吟唱产生激动人心的效果。

教会对音乐效果的追求也体现于这个时期的一些建筑设计中。如建于8世纪90年代的圣里奎尔修道院（St Ricquier），在其半圆形的后殿设有柱廊，并且在一些圣坛的周围为唱诗班安置了屏风，以便把修士唱诗班和男童唱诗班分隔开来。这样，当唱诗班从教堂的不同地方应答轮唱的时候，这座建筑能够使唱诗班的声音产生共鸣和回响。建于10世纪60年代的盖恩罗德（Gernrode）修女院教堂，其中殿连拱与高侧窗之间的拱形柱廊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修建成的。⁽¹¹⁹⁾

在约12-14世纪，一方面随着欧洲基督教化的进一步深入，欧洲文化出现了同质化（即基督教文化）的倾向；另一方面随着欧洲经济增长和城市的出现，世俗文化也在逐渐成长。这一时期的音乐艺术生动地反映了上述变化。14世纪，一个称为新艺术（Ars Nova）的前文艺复兴或早期文艺复兴音乐运动在意大利和法国蓬勃发展起来。杰出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兰迪尼（Landina Francesco，约1325-1379）和纪尧姆·德·马肖（Machaut Guilaumr de，1300-1377年）是该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创作了一些世俗的情歌、民谣和其他歌曲，推动了世俗音乐的发展。但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成就是出现了适用于基督教赞美诗的非常复杂而对位精巧的音乐风格。此外，德马肖还是把复调乐曲用于演唱弥撒音乐的第一个作曲家。⁽¹²⁰⁾

到了近代，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的兴起，欧洲世俗音乐得到了重要发展。此外，在近代“音乐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分支或附属品，而成了一门严肃而独立的艺术”⁽¹²¹⁾。但在这个时代及其之后，基督教仍然对欧洲音乐有着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引导近代音乐潮流的人物大多为神学训练的神职人员或有着深厚基督教情感的基督徒。如“巴罗克音乐”为16至18世纪的欧洲音乐主流。它源自意大利的歌剧和有低音伴奏的独唱风格，通常为教堂音乐，如圣剧、唱诗和受难曲，随之发展出多声部合唱，有着强烈的主体表现和人文主义情调。⁽¹²²⁾“巴罗克”音乐风格的集大成者为德国新教音乐家巴赫（1685-1750），他曾担任莱比锡圣托马斯教堂乐长和其教会学校唱诗班指导，深受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影响。⁽¹²³⁾

其次，许多近代欧洲音乐杰作都与基督教主题相关。如在天才音乐家沃尔夫冈·阿马德斯·莫扎特（1756-1791）的音乐作品中，相关作品有《小弥撒曲》、《C小调弥撒曲》、《使徒书信奏鸣曲》、《圣体颂》和《安魂曲》。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的《庄严的弥撒》、《基督在橄榄山上》等作品也是如此。

第三，在近代欧洲，一些新的音乐类型的出现与基督教相关。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歌剧即脱胎于教堂戏剧。⁽¹²⁴⁾音乐世界的重要成员交响乐也由教会背景发展而来。在1597年，开创奏鸣曲的乔瓦尼·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brieli）创作了他的《神圣交响乐》。这一作品包括无伴奏圣歌、一首弥撒的音乐《基督今日诞生》和其他乐曲。因此，交响曲首先从加布里埃利的圣乐发展而来。⁽¹²⁵⁾同样，出现于17世纪末的协奏曲也有其基督教根源。

最后，一些基督徒音乐家对近代欧洲音乐有着重要的“技术”贡献。正如中世纪晚期于克巴尔德发明五线谱、阿雷佐的吉多设计出6度音阶一样，巴赫创造了 “温和的音阶”，使钢琴或者风琴上的任何琴键都可以作为一个音阶的开始，并且还开创了用五个手指弹奏键盘的技巧。⁽¹²⁶⁾

除音乐方面外，基督教还对欧洲绘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基督教与欧洲绘画艺术

一般来说，在基督教早期，它对当时艺术的影响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如学者曼戈所言：“基督教，作为一个末世论的（崇拜救世主的）宗教，并没有它自有的宗教（艺术）传统，它对艺术抱着一种冷漠、甚至是不友善的态度。”⁽¹²⁷⁾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排斥用绘画艺术来表现宗教主题。⁽¹²⁸⁾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公元200年前的任何基督教画像。⁽¹²⁹⁾其因可能有二：一是艺术的发展需要自由的土壤，而当时基督教处于一种地下活动状态，为了躲避迫害，宗教仪式一般在私人房内秘密举行，这种场所被称为“家庭教堂”；二是早期教士更关注于找到谴责异教画像及其膜拜的理由。与要求献祭的异教恶魔不同，基督徒崇拜的是无形的上帝⁽¹³⁰⁾。

尽管存在上述原因，但随着信教者愈来愈多，且在基督教传播初期，这些人又基本上来自于社会底层，普遍目不识丁，向他们宣讲教义成为一个难题，于是教会不得不改弦易辙，尝试用视觉形象来引导信徒。同时，教会经过2世纪的希腊化影响，可能也对基督教绘画产生一定的影响。⁽¹³¹⁾也许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基督教绘画艺术由此萌芽。3世纪时，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的基督徒开始使用或吸收希腊—罗马世界的艺术形式来阐明他们的信仰和死后复活的承诺。⁽¹³²⁾

到3世纪中期时，基督教绘画艺术在罗马帝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绘画和壁画诞生于这个时期，这些作品大多数产生于罗马近郊的地下墓窟——卡塔康姆（Catacomb）中。(www.xing528.com)

在卡塔康姆的石壁、天顶上，有许多与基督教有关的绘画和浮雕作品。这些处于萌芽中的基督教艺术作品所描绘内容往往与死亡和救赎相关，通常选自《圣经》中的故事。例如，3世纪的多米蒂拉（Domitilla）墓窟有一幅好牧人图，描绘一只羊绕在基督的颈后伏着，而其余的羊站在他的两旁；另一个3世纪的普丽西拉（Priscilla）墓窟，则描绘了圣母马利亚和儿子基督，展示了旧约先知在《以赛亚书》7章14节中预言的应验；而卡利斯图斯墓窟有大量的《圣经》情景，包括撒马利亚的妇人和圣餐。⁽¹³³⁾

在罗马，基督徒还在石棺上雕刻图像，与卡塔康姆里的绘画一样，其内容取自于《圣经》故事。在帝国东部也是如此，在小亚细亚地区发现的一套创作于3世纪下半叶的大理石雕刻图案中，其中一幅雕刻的是好牧羊人图案，还有四幅描绘的是源自于《旧约圣经》的约拿故事（“被大鱼吞掉”、“被大鱼吐出”、“在蓖麻下”、“祈祷”四幅图案）。⁽¹³⁴⁾

此外，3世纪的一些“家庭教堂”中也出现了一些最初的基督教艺术作品。在叙利亚的杜拉·欧罗普斯（Dura Europos），3世纪40年代的一个家庭教堂的壁画为我们提供了基督教艺术开端的最好证据，在这座泥砖结构的家庭教堂里，只有一个供洗礼的房间饰有壁画，这些画的内容同样取材于《圣经》，包括好牧羊人、亚当和夏娃等画像。⁽¹³⁵⁾

从上述处于萌芽时期的基督教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内容来看，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艺术也是其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早期教会“致力于”将《圣经》中的事件和人物印记于信徒心中。

但4世纪前的基督教艺术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其作品除主题外，基本上都遵循了传统的古典风格。如3世纪40年代杜拉·欧罗普斯的那个家庭教堂的壁画，其绘画风格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它们与杜拉的其他建筑物里的绘画风格几乎一致。⁽¹³⁶⁾并且，这个时期的基督教画像具有一种“模棱两可”的特点，例如，除基督徒外，被描绘成好牧羊人的耶稣基督在非基督徒的眼中则是肩扛一只绵羊的赫耳墨斯（Hermes）。因此，“3世纪的基督教艺术表现出一种吸收、并与其能够吸收的异教文化相调和的倾向”⁽¹³⁷⁾。

在欧洲艺术史上，4世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个世纪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不仅获得了合法的宗教地位，而且成为帝国的国教。从此之后，随着欧洲基督教化的完成，基督教文化成为欧洲的主流文化，甚至在中世纪某个时期，基督教文化在整个欧洲文化中“一枝独秀”。基督教绘画艺术也在中世纪的欧洲获得重大发展。

自4世纪起，在罗马帝国内大量教堂的建立为基督教绘画艺术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中世纪，基督教堂一般采用古罗马盛行已久的镶嵌壁画来装饰墙面和天顶，因此镶嵌画成为基督教绘画艺术的一个典型代表。基督教镶嵌画的题材主要取自于《圣经》和圣徒故事。如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圣乔治大教堂（the Rotunda or church of St George）里，其穹顶镶嵌画据学者推测创作于5世纪或6世纪，该镶嵌画由8块镶板环绕穹顶构成，在现存的7块镶板中，在金光闪闪的每块镶板的正面图中都站立着两个或三个静止的圣徒。他们身着袍服，张开双臂在祈祷，直观地再现了天堂中的礼拜仪式。在圣徒的上方，最顶端的圆雕饰图中是站立的耶稣基督画像，头上绕有光环，背景为银白色，基督左手拿着一个十字架，右手向上举起。这个周围环绕24颗星和一个花环的圆雕饰由4个飞翔的天使托住。在这些飞翔的天使之间是一只长生鸟和一个闪光的十字架。据现代学者推测，这幅镶嵌画描绘的主题可能是“基督再临”。⁽¹³⁸⁾

从5-6世纪的镶嵌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6世纪时基督教绘画艺术已经开始摆脱古典的艺术风格，向独特的基督教绘画艺术转变，即完成由现实主义向象征主义风格的转变。正如学者曼戈所言，“直到公元500年，基督教艺术才具有自己的个性。”⁽¹³⁹⁾

从圣乔治教堂和圣维他尔教堂的镶嵌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圣维他尔教堂的镶嵌画代表了查士丁尼时代的拜占廷艺术所达到的最高水平。⁽¹⁴⁰⁾这个教堂的镶嵌画有一个首要的主题——耶稣基督对人类的救赎和圣餐礼中该事件的神圣再现。该教堂中的镶嵌画的各个部分系统地构成了这个主题，相关的镶嵌画是拱顶中心的圆雕饰，画面为羔羊（上帝）由四位天使抬着。与圣乔治大教堂基本采用自然主义风格的镶嵌画不同，在圣维他尔教堂的镶嵌画中，基督的表现形式没有采用塞萨洛尼基圣乔治教堂中心圆雕饰中的基督肖像，而是一只羔羊，这是为了强调圣餐仪式，直接将基督喻为献祭的牺牲。教堂中的三幅画像——拱门顶端的圣父、中间的羔羊和半圆壁龛上的年轻基督——象征了“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¹⁴¹⁾

基督教绘画艺术的另一典型代表是圣像。在中世纪，随着欧洲基督化的深入，圣像逐渐成为一种最盛行的基督教绘画艺术。其因一方面是民众对圣徒崇拜的盛行；另一方面是教会对圣像的提倡。教皇大格里高利在写给马赛（Marseille）主教的一封信中生动地表述了这一点：

因为文字呈献给有文化的读者，同样，图画呈献给没有文化的看者；因为，即使那些文盲，通过图画也能懂得他们所应当遵循的信仰；通过图画，没有文化的人能够“阅读”它。因而图画代替了文字，特别是对于野蛮人来说。⁽¹⁴²⁾

从词源学来讲，圣像一词来源于希腊语eikon，最初意指任何一种真实的或比喻意义上的画像。⁽¹⁴³⁾在罗马帝国时期， eikon一词的含义则具有了一定的专指性，意指教堂内各种各样的画像。⁽¹⁴⁴⁾ 同基督教镶嵌画一样，圣像的艺术风格在中世纪也发生了变化。

在6世纪晚期以前，圣像的描绘通常采用的是自然主义风格，但随后圣像的艺术风格发生了变化。以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画法，即学者基青格（Kitzinger）称之为“希腊化的”，而其他学者更喜欢称其为“运用错觉艺术手法的”绘画传统，在这个时期逐渐让位于另一绘画传统，即“抽象”风格。后者呈现为线条构成的两维图像，与自然主义的、希腊化的或“运用错觉艺术手法的”三维图像相比，人物显得刻板、呆滞。

6世纪后，“抽象”风格成为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绘画艺术的主流。如学者所言：“这些绘画因受基督教突出精神化倾向的影响而形体比例失调，人物表情呆板、凝滞，缺乏肉感、动态和生活气息。然而，正是这种寓意、象征和抽象性的基督教艺术品，汇成了中世纪欧洲绘画的主流。” ⁽¹⁴⁵⁾

14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以后，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逐渐成为近代欧洲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欧洲绘画艺术传统也发生了新的转型，人本主义和写实主义成为近代欧洲绘画作者的主要创作宗旨。尽管如此，作为近、现代欧洲文化基本构成要素之一的基督教仍然对其绘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影响是，基督教为近代欧洲绘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主题。如学者约翰·麦克曼勒斯所言：“作为一个相信上帝的超然性及其创世、审判、道成肉身并依靠圣灵而内在于世的宗教，它为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题材，如耶稣的生平、比喻、神迹、受死、复活，以及在他之前的众先知和之后的众圣徒、三位一体的上帝、众天使、传统的美德乃至远古的主神，等等。”⁽¹⁴⁶⁾无论在中世纪还是近代，基督教对欧洲绘画艺术的影响都是如此。例如，被誉为“第一个奠定了现代绘画传统的天才”、“近代一切人物画的创造者”的乔托（1267-1337），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绘画艺术家中最突出的代表。他一生创作了几百幅绘画作品，大多为教堂壁画，内容涉及基督教的各种主题，如耶稣生平、圣母生平、《圣经》故事、阿西西圣方济各的事迹和其他圣徒传说等。

可以说，以基督教题材作为绘画主题的近代杰作数不胜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琪罗（1475-1564）的《最后的审判》和《创世纪》，拉斐尔（1483-1520）的“圣母画像”，马萨乔（1402-1429）的《逐出伊甸园》，丁托列托（1512-1594）的《基督与马利亚和马大》、《圣马克的奇迹》、《最后的晚餐》和《天堂》，阿尔布雷克特·丢勒（1471-1528）的《东方三博士的朝拜》以及《骑士、死神与魔鬼》，等等。甚至有学者认为，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杰作都有基督教的主题或根基。⁽¹⁴⁷⁾

其次，虔诚的基督教情感成为近代一些杰出绘画天才的创作动力。达·芬奇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世界绘画史上的杰作《最后的晚餐》，除其本人的天赋与努力外，还与他本人是个信徒，对《圣经》故事和人物非常熟悉与理解密切相关。另外，尽管路德和加尔文等宗教改革家反对教会内的偶像崇拜，但路德仍然把艺术当作服侍神的一种活动⁽¹⁴⁸⁾，加尔文把艺术和音乐视作“上帝的恩赐⁽¹⁴⁹⁾。这两位宗教改革家的上述思想必定极大地激励了基督徒艺术家的绘画创作。

最后，一些近代欧洲绘画艺术风格的出现也与基督教有着重要渊源。例如，代表着17至18世纪欧洲文化特色的“巴罗克”艺术风格，与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有直接的联系。这种艺术特色的形成，除了因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导致的享乐主义审美情趣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主教会为了应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冲击，抵制其带来的信仰分裂和危机，于是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艺术变为了具有巨大诱惑力和感官刺激性的写实主义艺术。“所以，巴罗克艺术风格以其多变的光线来造成一种明暗交织的精神氛围，以其写实的技法来展示基督教与人间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其复杂的形象刻画来剖析人物的性格、心理及气质，以其浮夸、娇柔、怪诞的构图来产生种种幻觉，渲染宗教之神秘莫测，追求一种戏剧性的效果”。⁽¹⁵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