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起源：基督教与近代科学

第三节　基督教与近代欧洲科学

一般来说，在现代人眼里宗教与科学即使不是一对“冤家”，两者之间也毫不相干；可是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与科学却往往有着一定的联系，基督教与近代欧洲科学的兴起便是一个典型例证。正如有的现代学者所言：“迄今为止，对自然科学与基督教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⁸⁴⁾；“我们坚信基督教与科学相遇，相互之间的影响非常巨大”⁽⁸⁵⁾。甚至在近代，像A.N.怀特海这样的人就早已认识到，如果西方思想没有经过数个世纪的理智训练（指经院哲学训练——笔者注）的准备，以便用宇宙的理性和人类智力的力量来探索自然的秩序，那么现代科学本身几乎不可能产生。⁽⁸⁶⁾

早在基督教的源头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中，希伯来人认为上帝雅赫维（即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永恒的和万能的。上帝是宇宙万物之源，他创造了一切并主宰一切。因而在希伯来人眼里，上帝不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是完全超自然的。在希伯来人看来，太阳、月亮、山脉、河流、风雨等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上帝的创造物，而不是什么神的化身，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种观念便为人类科学地认识自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并且希伯来人的信仰经典《创世记》很明确地阐述道，上帝晓谕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各样行动的活物”⁽⁸⁷⁾。

希伯来人的宗教信仰（即犹太教）是孕育基督教的基质，于是犹太教赋予人类的这种信心——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在伐倒树木或改变河道时，不用因害怕触怒树神水神而犹豫不决——被基督教所继承。这种世界观无疑对西方技术的兴起了巨大作用，如学者阿尔伯特·甘霖所言：“要注意的是，科学革命并非是在古代东方与近东地母性宗教的庇护之下开始的，而是因为相信有一位全权的、超越万有的、按理性行事的创造主，以至于相信，人有可能通过探索有次序地创造从而发现自然运行的规律。许多早期科学家都是热心的基督徒，而且本着神的旨意去追求科学研究。” ⁽⁸⁸⁾

此外，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也被接纳于基督教学说中。基督教早期，教父在驳斥异教、反对异端以及在对圣经的阐释中都借鉴了希腊哲学思想，甚至有教父认为，希腊哲学本身就是上帝播撒在人世间的基督教教义的“种子”。

因此可以说，在基督教发展的早期便出现了一种“信仰”与“科学”并存的特征，并且这种特征一直贯穿于整个基督教的发展史；即使在基督教会内曾出现过关于信仰与“科学”的激烈争执，基督教的这个特征始终没有发生改变。

从西欧基督教学说的奠基者、拉丁教父圣奥古斯丁的观点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一方面，圣奥古斯丁强调了对上帝信仰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对基督徒来说，来自于异教作家的科学知识也是必要的。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必然会对一些自然现象产生兴趣，如地球、宇宙的形成，星体的运动、大小、以及它们之间的距离，常见的日蚀和月蚀现象，年代和季节的转换，动物、植物和矿物的属性等。于是，圣奥古斯丁要求基督徒要尊重那些靠理性或观察获得这些知识的非基督徒。⁽⁸⁹⁾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无论是维护理性或维护权威，论自由意志或是最严格的命定论，我们都能够看到对它们的详细阐述。426至427年奥古斯丁编纂的两卷《再思录》（Retractationes）为罗马帝国以后的欧洲严格要求思维的严密性和准确性奠定了基础——因此，也是为西欧特别强调的科学精神奠定了基础。⁽⁹⁰⁾我们可以说，西欧的本体论以及它所具有的乐观主义和探险进取精神，都是奥古斯丁对天地万物的肯定态度带来的回音。⁽⁹¹⁾

事实上，从恺撒里亚的瓦西里（Basil of Caesarea，330-379年）和圣奥古斯丁到中世纪末及其之后，希腊自然科学知识除了服务于神学之外，在基督教世界观中也拥有显著地位。例如，与流行观点相反，教会并没有坚持地球是平的。中世纪的基督教学者几乎都认为地球的形状为球形，甚至知道地球赤道的大致周长。⁽⁹²⁾

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地位的获得与被接纳为国教，一种新的文化开始在西欧形成；这种新文化的产生乃是“希腊自然科学观”与基督徒世界观相融合的结果。而在这个融合的过程中，经院派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经院学派或“学院人”的来源可追溯到查理曼所创设的学校。起初此名称系指属于中世纪基本课程的七种学科的教师。后来这名词乃指神学与哲学之研究，经院时期约从850-1450年。⁽⁹³⁾

在经院学派诞生之前的中世纪早期，由于战乱纷争和自然灾害的盛行，这个时期的欧洲人经历了一个迷茫的“非理性”时期。“对很多中世纪早期的人来说，整个世界缺乏关联，是无秩序、混乱而难以捉摸的；那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纷乱的世界，一个被神抛弃的世界。”⁽⁹⁴⁾显然，这个时期的人认为世界是一个上演着众多神迹的剧院，一切自然灾害都被认为是上帝对人类所犯罪孽的惩罚，而风调雨顺和战争的胜利则被视为上帝对人类的恩赐。在这样一个时期，基督教学说中即使仍然回荡着理性的声音，其影响必定也非常微弱。

但在中世纪中期，特别是在12、13世纪，随着欧洲战乱的减少、经济的繁盛、统治者对学术文化的鼓励，以及希腊经典著述的传入，理性开始回归于基督教学者的思想中。并且，这个时期对教义的阐释已不再像昔日那样，基本上是由主教或修道士承担。教会中的一股新兴力量——在12世纪的教会学校和13世纪的大学中任教的教师——接替了这种责任。于是在这个时期，一些哲学家试图用理智来使基督教信仰变得更容易接受，力图赋予基督教一个坚实的逻辑基础。

同时，基督教学者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他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上帝的有序计划中的一部分，是和谐世界的一个侧面，有神圣法则规定，因此是可以用理性探究的。⁽⁹⁵⁾

经院学派正是上述教会思潮的代表者。该学派认为，在服务于信仰的过程中，理性扮演着重要角色。这种观点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Anselm，1033-1109）。他教导说，信仰必须置于理性之上，但理性也可以反过来解释信仰。⁽⁹⁶⁾

彼得·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年）是经院哲学思想的重要奠基者。他精通神学，同时也是12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在其名著《是与否》（Sic et Non）中，阿贝拉尔收集了教会神父对150个神学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陈述，为我们现在所称谓的“经院方法”奠定了基础——所谓经院方法，就是用逻辑手段把互相矛盾的权威观念协调起来。如学者所言：“阿贝拉尔是最早试图将宗教同理性调和起来的人之一，就此而言，他是经院哲学的先驱。”⁽⁹⁷⁾

甚至在其早期著作中，阿贝拉尔就已提出要像对待科学那样对待神学的观点。在他的著作中，从三位一体到有关诸圣礼的教义，阿贝拉尔都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阐述，其风格具有思辨和人文主义的特征。同时在阿贝拉尔及其众多追随者眼里，上帝创造的自然万物只是一个自然现象，有其自身的规律，并非万事皆由神明操纵。虽然他们承认奇迹的存在，但认为奇迹实际上很少发生。(www.xing528.com)

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也对经院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到13世纪初时所有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能在欧洲得到。从此之后，教会里出现了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或科学与基督教神学相调和的趋向，其代表人物为多明我会的两位杰出思想家大阿尔伯特（Albert the Great，卒于1280）和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inas，1225-1274年）。并且，基督教最终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自然科学原理及大部分形而上学和宇宙论思想。

从圣托马斯·阿奎那身上，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时期基督教信仰与自然知识领域充分融合这一特征。作为多明我会修士，圣托马斯·阿奎那坚信理性能为信仰辩护这一原则。在其两部恢宏的神学著作《反异教徒大全》和《神学大全》中，他希望将所有关于信仰的理论都建立在最坚实的基础之上。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然科学以及对上帝创造的宇宙的研究是探索神的智慧的正当方法，因为“自然”体现了“神恩”。显然，托马斯·阿奎那的意思是，由于上帝创造了自然界，由此人们能通过他的创造物来探索上帝，尽管人们确信，最高真理的最终确定只能通过超自然的圣经的启示才能认识。⁽⁹⁸⁾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在经院学派的学说中，理性在为信仰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提倡，同时对自然的探索作为认识上帝的一种手段也被肯定。因此，尽管这一切都是服务于信仰，但在客观上却对人类科学地认识自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一位学者所言：“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秩序是合理的，并可以为人的理性所把握，人类理性可以解释并掌握世界的秩序；这种信仰构成了从事旨在理解造物的合理秩序的科学和学术研究的基础。”⁽⁹⁹⁾

于是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13世纪的英国林肯教区主教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 Grosseteste，约1168-1253年）不仅精通神学，还对自然科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被誉为13世纪最重要的一位科学家。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精通希腊文，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全部译成了拉丁语；同时他还在数学、天文学和光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甚至还对虹做出了详细的科学解释，并指出了透镜的放大作用。

在自然科学方面，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的学生罗杰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1294）比其师走得更远。罗杰尔·培根是方济各会的一名修士，他不仅致力于神学与哲学研究，而且酷爱自然科学，是中世纪欧洲著名的哲学家与科学家。罗杰尔·培根在自然科学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对实验方法的提倡，他认为经验是知识的源泉，没有经验就不可能充分认识任何事物， “一切事物必须通过经验来证实”。在对自然的探索方面，培根自身就非常重视实验。例如，他通过光学实验将格罗斯泰斯特的光学研究作了更进一步地探讨，阐述了透镜更广泛的功能、光的传播速度，以及人的视力的性质等。显然，罗吉尔·培根注重感性经验和倡导试验科学，促使了人们从繁琐哲学的抽象论证中摆脱出来，有利于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以至于有的学者称其为现代科学的先行者。

到13世纪下半叶，尽管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学说逐渐被新的基督教学说所取代，如学者道森所说：“13世纪下半叶似乎代表了中世纪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也代表了一个转折点和一个危机的时刻。3个世纪以来，西欧的发展一直向心地趋向基督教世界的统一以及理智与精神综合的创造。从13世纪下半叶起，这一运动被调转方向，一个离心过程开始了，……。”⁽¹⁰⁰⁾但以方济各会修士邓斯·斯各脱（Duns Scotus，1265-1308）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约1285-1349）为代表的新学说虽然认为神秘主义启示和经验主义科学是两个永不相交的世界，但两者可以和谐共处，不会有任何对立。奥卡姆的威廉及其追随者认为，一个明智的基督徒是可以在这两条船上各踏一只脚的。⁽¹⁰¹⁾

而且，威廉在对人类知识领域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唯名论观点，该观点认为只有个体的而不是集合的东西才是实在的，因此不能根据一个东西来理解另一样东西，如要认识一把椅子，人们必须看到它、触摸它，但却不能据此判断其他椅子是什么样子。据此威廉相信，尘世中的知识应基于感觉经验而非抽象推理，反对研究总体以及拒绝把逻辑应用于实在事物，这无异于鼓励经验主义。于是，威廉决心求得人类知识领域里的确定性，这显然有助于引导人类在研究自身事务以及自然科学时对超自然解释的抛弃，为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

此外，威廉及唯名论者也看到，如果创造是依靠那位超越的、万能的创造主，人们则可以研究这个世界而得知神所制定的法则，并增进对世界的掌握。 但另一方面，威廉及唯名论者又进一步指出，既然创造是依靠上帝，则改变是可能的，人类永远不能确知上帝将来要做什么，科学绝对无法确定自己的定位，因此怀疑主义就在所难免。而怀疑主义在科学家的工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¹⁰²⁾

威廉的观点盛行于中世纪后期的欧洲各所大学中，对西方思想、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学者指出：“十四世纪威廉的一些追随者能在物理研究方面做出重大推进，也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¹⁰³⁾

一般说来，有两种观念对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1）认为世界是一个可以被认识的体系；

（2）确信单凭思辨推理不能认识世界，而必须通过勤勉的科学观察和实验才能发现其真貌。⁽¹⁰⁴⁾显然到14世纪时，基督教已经提供了这两种看法。正如学者道森所言：“在中世纪后期，近代科学的渊源，不是出现在帕杜阿的阿维罗伊学派中，而是出现在罗吉·培根和奥卡姆德威廉——他们视宗教信仰为真知的最终来源——的门徒们当中。” ⁽¹⁰⁵⁾

近代欧洲科学史上的一些事例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重要例证。例如：在很多方面不像一个现代科学家而更像一个巫师的新教徒约翰·开普勒（John Kepler，1571-1630）为了探索上帝的奥秘而研究天文学。他的基本信念是，上帝根据数学定律创造了宇宙。其主要兴趣是神学但又以行医为生的迈克尔·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在试图证实圣灵感孕的真实性时，发现了血液经过肺进行循环【即：他发现了血液从心脏流向肺又从肺流回心脏的途径】的奥秘。既是一位天文学家，又是一位动力学家的伽利略（Galileo，1564-1642）则从来没有质疑过圣经的权威，只是对阐释圣经的原则提出疑问。他认为，上帝既显示于圣经，又显示于“自然之书”，这两者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冲突，在自然事物中，应该用理性和感觉来认识上帝。⁽¹⁰⁶⁾1600年，到中国传教的利玛窦，其擅长于修理钟表和制作地图，科学知识渊博。

17世纪科学革命的标志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严格的科学工作的分离，但勒内·迪卡尔（Rene Descartes）这位说过“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的科学奠基人之一，在年轻时代却是由耶稣会人士培养的。1796年，皮埃尔·西蒙·拉普雷斯（Pierre Simon Laplace）提出了星云假说，该学说认为太阳系是由浓缩、流动的云团自然生成的。而星云假说发展史表明正统基督徒一般会尽量避免与自然科学发生冲突。⁽¹⁰⁷⁾即使到19世纪初，重要的英国地质学家，如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威廉·丹尼尔·科尼比尔（William Daniel Conybeare）和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其身份都是教士。甚至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发表后，牛津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在其一篇文章中宣称，如果该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将愿意接受它。⁽¹⁰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教形成的早期，古希腊的理性和自然科学精神已经渗入到了基督教的文化体系中，所以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基督教始终呈现出一种理性和信仰二元并存的特征。面对这种“困境”，基督教学者试图将这种二元特征予以调和，使理性服务于信仰，于是理性在基督教文化中并没有被扼杀，反而在为上帝服务的过程中，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正如“无心插柳柳成荫”。14世纪，虽然在基督教学说中出现了理性与信仰相分离的倾向，但却发展出了试验主义与怀疑主义精神，为近代科学方法论奠定了重要基础，并且这个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基督教学者认为，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信仰是并行不悖的，如学者所言：“在自然科学方面，西方人能轻易地在已习得的学术上进行建构，因为这种学术同基督教的原则没有大的冲突” ⁽¹⁰⁹⁾；“正是那些在中世纪‘黑夜’之中碰撞出的火花、闪烁着的星光才迎来了近代科学的黎明晨曦”⁽¹¹⁰⁾。因此我们可以说，尽管基督教与科学看似毫无关联，但两者在欧洲的发展史表明，它们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