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欧洲教育的联系

第二节　基督教与近代欧洲教育

基督教诞生之初，传播福音便成为了每一个基督徒的神圣使命，于是教育成为了基督教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基督教教育经历了从单纯家庭教育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从纯神学教育到神学教育与世俗教育相结合，教育制度从萌芽阶段到逐步完善这样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对近代欧洲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近代之前的基督教教育

在基督教早期，对信徒进行基督教教育的思想已蕴含于其经典和教父的教导中，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⁴³⁾；在2世纪初，安提阿教会的主教伊格纳修（Ignatius）敦促儿童学习《圣经》⁽⁴⁴⁾；纳西昂的格里高利肯定地声称，“我认为所有那些具有理智的人都会承认教育是我们拥有的第一美德”⁽⁴⁵⁾。并且在4世纪初《米兰敕令》颁布后，接受基督教的“训练”逐渐在罗马帝国内成为了一种“普及教育”。许多孩子在启蒙时代便开始接受基督教教义的训练，如学者巴克勒所言，“在孩提时代，除非如圣尤弗罗西尼（Euphrosyne）被送到修道院、或如立柱者圣拉扎勒斯（Lazarus）在6岁或甚至如圣米哈伊尔·辛克鲁斯（Michael Syncellus）在3岁时被交由某个教士抚养外，男孩和女孩通常从其父母那里接受‘上帝的教导’，他们从父母那里聆听《圣经》和其他宗教经典，并首先要用心学习诗篇（psalter）。” ⁽⁴⁶⁾在孩子的启蒙教育阶段，尽管有些父母的教育目的主要是训练孩子们的记忆和发音，但他们也常常使用《圣经》作为教材。

还有一些孩子是从当时的一些教师那里接受教义训练。在文献中，我们会发现一些“语法学家”向小孩子讲授“宗教经典”的事例，例如，圣尼奥菲图斯（St.Neophytus）刚受洗和断奶后不久就有“语法学家”向其讲授“宗教经典”，圣阿加尼库斯（Agathonicus）和普舍鲁斯（Psellus）在5岁或小斯蒂芬（St.Stephen the Younger）在6岁时也是如此。⁽⁴⁷⁾

在学校教育中，无论是基础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神学教育贯穿始终。在罗马帝国，有条件上学的孩子一般在6至8岁时便进入当地的初级学校学习语言，他们所用教材除古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外，通常还包括基督教经典作品和圣徒传记；即使在被视为中级教育的修辞和逻辑课程中，《新约圣经》也是必不可少的教材。⁽⁴⁸⁾而且，在所有的教育阶段，神学课都是所有学生的必修课。⁽⁴⁹⁾

但在基督教早期，特别是在基督教还没有获得合法宗教地位的4世纪之前，基督教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教育体系。在这个时期，基督教徒所接受的基本是古典教育，几乎每个有教养的基督徒都要受到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熏陶，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古典文学和世俗教育体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不可能完全“超然”于这个世俗社会。特别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融入上流社会，或要在这个社会中“飞黄腾达”，无论他从事什么职业，他都必须要懂得异教著作；而对处于社会上层的基督徒父母来说，剥夺其子女的常规教育课程则是不可想象的。⁽⁵⁰⁾甚至，当基督教成为国教时，如果基督徒的孩子们一定要学习“拼字法”（Orthography）和“语法”（Grammar），他们必然要使用异教徒的课本，阅读异教徒的著作。⁽⁵¹⁾

在4至6世纪的罗马帝国，所有著名的中等学校都讲授希腊古典文学。学校一般设置的基础课程包括讲授荷马（Homer）、幼里披底斯（Euripid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和德谟斯提尼（Demosthenes）的著述；更高年级的学生也阅读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柏拉图（Plato ）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4世纪时，主要的古典高等教育学校集中于雅典和亚历山大里亚，这些著名的学校一直开办至6世纪。所有这些学校的创始者及其教师都是异教徒。

6世纪之后，无论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还是西部，古典教育都难免衰亡的命运。在帝国东部，查士丁尼大帝剥夺了异教徒教书的权利，并于529年关闭了新柏拉图主义中心的雅典学院，被驱逐的学者们纷纷迁往萨珊波斯万王之王的宫廷寻求庇护⁽⁵²⁾ 。有学者认为，在7、8世纪的拜占廷帝国，教育组织发生了重大的、根本的变化⁽⁵³⁾；传统的世俗教育体系似乎已经完全消失，甚至在君士坦丁堡它也降到无足轻重的地步⁽⁵⁴⁾。而在西部，日耳曼人的入侵和对西罗马帝国的征服，使古典文化与古典教育遭到致命打击，教会成了仅存的保留有教育功能的机构。

这样，在整个中世纪，教会几乎完全承担了整个欧洲的教育职责。除家庭教育外，教会学校成为中古欧洲最重要的教育组织。教会学校主要由教会和修道院主办，办学的主要目的是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最早的教会学校为教理问答学校，大约创建于2世纪中叶。教理问答学校以传授基督教教义为主，为教会培养了许多重要的学者，如奥利金（Origen，185-254年）、阿塔那修斯等。刚开始时，这类学校只讲授神学知识，但后来教学内容又增加了古典文化的讲授，如古典哲学、天文、几何、文法等内容。

在东欧，主要的教会学校还有主教学校，但我们对其了解很少。学者巴克勒认为，“在拜占廷帝国史中，它似乎与大学‘如影随形’。在主教学校中，虽然也教授常规的教育科目，但这些都是为进一步地学习神学做准备。主教学校的校长（the Rector of the School）——‘普世基督教教师’——负责阐释福音，同时由另一位老师教授使徒书。”⁽⁵⁵⁾在拜占廷帝国，主教学校可能不只一所，并且都在教会的管理下。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神学学校。例如在5世纪期间，埃德萨的神学学校在基督学的争论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⁵⁶⁾

修道院学校是中世纪欧洲教育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世纪的欧洲东部，很多修道院都拥有学校，甚至早在4世纪时，贝特莱姆（Bethlehem，386-389年）的圣杰罗姆修道院就设有学校⁽⁵⁷⁾。最初，世俗者的孩子都可以进入修道院学校，但察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后，能够进入修道院学习的学生只限于那些在早年由其父母引导献身于修士生活的孩子。这个规定直到13世纪才被打破。⁽⁵⁸⁾

在欧洲西部，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的教育中担当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大约在6世纪时，西欧的修道院就开始附设学校，即修道院学校，到9世纪时，各修道院均设有此种学校。12世纪初，仅法国就有修道院学校72所。⁽⁵⁹⁾各个修道院的教育内容基本相同，主要为读、写、算和宗教的基本知识及其他一些修道士能力之内的较高级的教育。此外，在西欧修道院学校里，学生不但包括“内修生”，即将来献身于教会的学生，而且也包括“外修生”，他们是走读生，只是在修道院接受一定的宗教与文化教育。修道院学校成为中世纪西欧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有学者认为，加洛林王朝时期，学术最发达的地方是修道院，特别是在富尔达（Fulda）、图尔（Tours）、赖歇瑙（Reichenau）等地的修道院。⁽⁶⁰⁾

在查理曼大帝（742-814年）统治时期，各类教会学校也在西欧大陆纷纷涌现。一方面因其要以基督教来教化民众，另一方面为了培养有教养的统治者，查理曼大帝决定推动教育改革。“但在查理曼大帝时期，加洛林王朝实行教育改革只有依靠教会的力量。‘识字’——那时的定义是能够阅读拉丁文——只有在教会里才算得上普遍。因此，查理曼让国土内的教堂和修道院来掌管学校。”⁽⁶¹⁾789年，查理曼大帝发布一个公告，要求教会设立学校，使儿童学习阅读。这个公告被认为是“中世纪教育的第一个总纲”。之后，教会迅速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学校，如在主教驻地所设的主教学校、在教会所属各牧师驻地所设的村落学校，或教区学校以及文法学校、歌咏学校等。⁽⁶²⁾

自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起，基督教会的教育体系在欧洲得到了充分发展，到12世纪时基督教教育在欧洲达到了巅峰。在12至13世纪时，西欧社会出现了学术与文化普遍复兴的局面。大学开始兴起，大批古典著作得到翻译，罗马法开始复兴，神学与经院哲学进入繁荣阶段，文学艺术与教堂建筑艺术发生了变革并得到繁荣，自然科学也取得了一些新的成就。与此同时，随着这个时期西欧城市的兴起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教会与修道院的学校已逐渐不能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欧洲教育体系也发生了转型。教会近一千年来第一次失去了对教育的控制⁽⁶³⁾，独立于宗教的世俗教育开始兴起，欧洲近代教育体系开始形成。

显然，诞生于中世纪基督教教育基础之上的欧洲近代教育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基督教对近代欧洲教育的影响(www.xing528.com)

首先，近代意义上的大学的诞生与基督教有着重要的渊源。美国学者马可蒂斯认为，“大学是12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纪产物” ⁽⁶⁴⁾。虽然在古希腊与罗马时代出现了一些高级学校，并在法学教育、修辞学教育和哲学教育上取得了许多令后人敬仰的成就，但它们与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有着重要区别，例如，这些学校没有固定的课程表或有组织的教职人员，也没有学位的授予，即这些学校“并未发展成永久性知识机构的组织形态”⁽⁶⁵⁾。近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y)一词源于拉丁文中的universitas，意指社团或行会。中世纪的所有大学都是由教师或学生组成的社团，和其他行会一样，他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力。⁽⁶⁶⁾这种社团逐渐得到教会和世俗权力的支持及社会各界的承认，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而独特的、以研究与教学为目的的 “大学”。

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大学大多是由教会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发展而来，既使有一些大学起源于世俗专科学校，也往往与教会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学者一般认为，中世纪最早的大学是创建于12世纪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尽管它最初是一所法律专科学校，以研习教会法典和罗马法典而闻名于世，但直到1352年通过教皇英诺森六世创建其神学系，才构成一所名符其实的综合性大学⁽⁶⁷⁾。

法国的巴黎大学是中世纪最著名的大学，也是其他大学的典范。该大学始建于12世纪末，由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圣根尼威夫大教堂学校和圣维克多修会学校发展而来，正式形成于13世纪初。“从制度的层面上讲，巴黎大学是巴黎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的直接衍生物”⁽⁶⁸⁾。巴黎大学由主教的代理人主持，教授由教会委任，并发给薪俸。学校的管理人员不是由全体学生选举，而是由取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选举产生。120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正式批准巴黎大学的成立，从此使其取得合法地位。⁽⁶⁹⁾一般来说，中世纪大学有文、法、医、神四科。四科均设的大学以巴黎大学为代表，成为中世纪大学的样板。在这四科中，文科称艺科，是基础科，授予低级学位，即学士学位。法、医、神为高级学科，授予高级学位即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二者在当时并没什么区别。

英国仿照巴黎大学于1168年建立的牛津大学也与教会密切相关。自12世纪初伦敦郊外的牛津开始形成英国的教育中心后，天主教各修会的神学家便纷至沓来，在牛津讲学授课，1214年，牛津的学会得到了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⁷⁰⁾

德国大学的建立也以巴黎大学为典范。如选帝侯（Elector Palatine）鲁普雷希特（Ruprecht）在1386年创建海德堡大学时规定，这所学校将依据巴黎大学已经约定俗成的方式和惯例进行统治、布置和管理，作为巴黎大学的侍女，海德堡大学将尽可能在各方面效仿巴黎大学的样子。⁽⁷¹⁾

此外，教会的官方语言拉丁语成为中世纪欧洲大学的通用教学语言；神学院所使用的教学方法，即所谓的“经院方法”，包括教授和辩论，也为当时的大学所沿用。

所以有学者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从整体来看属于基督教文化范畴，是中世纪教会达到繁荣和鼎盛之际的产物。它们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会上层人士的创办或资助，取决于当时教会提倡办学的规定和教皇的大学政策，不少大学甚至直接脱胎于中世纪教会学校、修院学校和城市大教堂学校。⁽⁷²⁾

中世纪大学是近代欧洲大学的母体，它的许多制度被近代大学所继承，如 “大学”这一名称一直没有改变，它代表着由教师和学者组成的进行教育的社团，另外，课程设置、考试制度、学位制度等都是直接从中世纪大学继承而来。所以，著名学者哈斯金斯认为，“20世纪的大学是中世纪巴黎大学和波伦亚大学的直系后裔。……现代大学和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组织是一样的，历史的延续性并未中断”⁽⁷³⁾。

近代欧洲大学的一些珍贵办学理念，如学校自治、学术自由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基督教。在大学兴起之初，许多大学正是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摆脱地方贵族的控制，获得了管理自治与学术自由的权利等。到15世纪后期，欧洲的主教们也逐渐认识到，教会对大学的控制不利于大学的发展，开始放弃对大学的干涉。此后，大学拥有了充分的自治与学术自由权利，并形成欧洲近代大学办学的重要传统。正如《欧洲大学史》的总主编瓦尔特·吕埃格在第一卷《中世纪大学》的前言中写道：“作为教师和学生的共同体，大学被赋予某些权利，诸如管理上的自主权、确定和实施课程与研究目的的权利，以及授予被广泛认可的学位的权利，它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教皇统治的欧洲——的创造物。”⁽⁷⁴⁾

其次，基督教为欧洲近代教育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教育理念。例如，我们所熟悉的“普及教育”这个重要教育理念就是源自于基督教。自基督教诞生之始，基督教会就不仅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提出了普及教育的理念。如学者拉姆齐指出，基督教的目的是普世的教育，不像希腊和罗马人，教育是富人的专利。⁽⁷⁵⁾

在罗马帝国内，当基督教在4世纪初获得合法宗教地位后，教会学校纷纷涌现。大量教会学校的出现为教会践行 “普及教育的理念”提供了重要途径。自教会学校创立之初，它就对所有世俗者的孩子开放；学习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基督教教义，还包括一些世俗古典课程；并且许多教会学校具有慈善性质，对学生免收学费。此外，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扩大，在每个礼拜日，甚至文盲信徒也能在教堂里听到《圣经》的朗诵和教士的布道，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也受到了文化的熏陶。因此，学者彼得·布朗认为，基督教能够将“精英”的古典文化传播给罗马世界的普通公民，并且主教是这种文化的主要传播者。⁽⁷⁶⁾

在中世纪后期，教会一如既往地继续推行普及教育，并且在某些方面发展得更加完善。例如，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s）建立的修道院学校主要致力于幼儿与贫儿的教育，而本笃会（Benedictine Orders）与其不同，该派教徒专门致力于中等以上阶层的教育⁽⁷⁷⁾；12世纪，当城镇教会学校日益成为欧洲教育的主要中心时，教皇便积极支持这类学校的发展。1179年，教皇规定所有教堂都应为一名教师积蓄一笔资金，以便使他们能够免费教授所有希望上学的人，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⁷⁸⁾

在近代，16世纪的新教改革进一步推动了基督教普及教育的理念。新教改革倡导者马丁·路德认为，开发人类思想至关重要。他敦促形成一个国家级的学校系统，包括本国的有两性参加的初级学校、拉丁中级学校以及大学。⁽⁷⁹⁾所以，公立学校的起源这一理念首先来自路德的思想。并且按照哈里·古德（Harry Good）和詹姆斯·特勒（James Teller）的说法，路德是敦促义务学校教育并建议国家应通过立法来强制执行的第一位现代作家。⁽⁸⁰⁾宗教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约翰·加尔文也大力提倡普及教育的理念并予以实践。他的日内瓦计划包括在本国形成一个初级教育系统，包括阅读、写作、算术、语法和宗教科目，并建立起中等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公民成为国家和教会的领袖。⁽⁸¹⁾

近代欧洲的天主教在教育的普及方面也不甘落后。16世纪，由圣伊格纳修斯·罗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建立的耶稣会积极地在欧洲广大地区传播天主教信仰，以对抗新教。只要有地方可以安置下来，他们便建立学校和学院，因为他们坚信强有力的天主教派只能依靠广为传播的文化和教育。⁽⁸²⁾

基督教对近代欧洲教育普及的影响，学者约翰·麦克曼勒斯曾经精辟地评述道：“尽管识字者的增多有利于世俗化进程，但事实上，他们是教会教育的结果。换句话说，这些人多是新教国家开办的教区学校和欧洲天主教国家在宗教改革时期设立的各种修会所开办的学校教育出来的。与伏尔泰不同，神职人员并不认为使穷人受教育有什么危险；他们希望穷人能阅读简单的祈祷文。”⁽⁸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