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与近代欧洲文学-欧洲文化起源研究

第一节　基督教与近代欧洲文学

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从其传播到欧洲之日起，便开始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自然也对欧洲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学几乎成为了欧洲文学的代名词；在近代甚至是现代，基督教仍然对欧洲文学有着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到4世纪时已经完全定型的《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是一部内容丰富、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对欧洲社会的语言、文学、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等领域都有深远的影响。⁽⁴⁾就文学而言，《圣经》本身就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世界尤其欧美国家流传最广、影响极大的文学名著。“《圣经》和古希腊文学一起成为哺育西方文化艺术的两只乳房。近代西方许多文坛巨匠、艺术大师无不深受《圣经》的影响，并从中汲取创作素材。”⁽⁵⁾

（一）近代之前的基督教文学

从4世纪起，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合法地位，与基督教相关的文学作品纷纷涌现，并逐渐在中世纪欧洲的文学领域中占据主流地位。

在基督教早期，最典型的基督教文学作品为出现于4世纪的圣徒传记。在这类作品中，最早的杰作是基督教正统信仰的维护者阿塔那修斯（Athanasius，296-373年）所写的《圣安东尼传》（The Life of Antony）。与以前的希腊人物传记不同，这是一部文笔简洁的著作，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英雄传记。它所关注的不再是传统的传记细节，而是安东尼怎样努力通过苦行来达到完美的基督徒生活的理想。从《圣安东尼传》面世时起，这部著作就被广泛地阅读与仿效。并且，许多后来的著作通过使用更简单和更口语化的语言拥有了更广泛的读者。于是，圣徒传记逐渐构成了中世纪欧洲传记文学的主体，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修士或隐修士都有其传记，或是自传，或是由他人撰写。

在基督教自传体文学著作中，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年）所写的《忏悔录》（Confessions）在欧洲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学者所言，“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当是散文或散文诗体的自传长篇的开山作，并随后成为难以企及的典范。”⁽⁶⁾在这部自传中，奥古斯丁以细腻生动的文笔和深刻入微的描述来刻画自己的内心体验，流露出强烈的基督教情感。奥古斯丁的写作手法给后期欧美文学中宗教心理的剖析、内心感触的表露和美学理论的探讨提供了楷模和素材。自奥古斯丁始，西方文人在写“自传”时也往往以题名《忏悔录》为时髦和高雅之举。⁽⁷⁾

诗歌也在基督教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具有鲜明基督教特色的赞美诗（Hymns）。从普林尼（Pliny）写给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98-117在位）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我们得知应答轮唱赞美诗很早就出现于基督徒中。最早的希腊语赞美诗采用古典韵律，即哀歌体、六韵步、抑扬格、阿那克里翁⁽⁸⁾风格和抑抑扬格；4世纪纳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约329-389年）正是根据这些韵律创作了自己的诗歌。⁽⁹⁾5世纪初，昔兰尼人希奈修斯（Synesius of Cyrene）成为主教后，也模仿古典诗歌的韵律和风格创作了一些最早的基督教诗歌。6世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罗曼努斯（Jew Romanus）所创作的基督教赞美诗标志着希腊语宗教诗歌达到了巅峰，但这些基督教赞美诗不再是按照古典诗歌的音节韵律写成，而是依照在君士坦丁堡的教堂前聚集的基督教会众所熟悉的重音韵律创作。⁽¹⁰⁾他写出了上千首对话式的诗歌，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民间非常流行，由于他的诗歌可以应答对唱，并附有副歌，因此常常用在教堂的仪式活动中。罗曼努斯成为6世纪韵律诗歌的代表人物⁽¹¹⁾；德意志拜占廷学者格尔泽称其为“新希腊的但丁”⁽¹²⁾。

从4世纪起，一些基督徒也创作出了具有教会特色的历史著作。如凯撒里亚主教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约260-340年），他在异教历史学呈现空白的那个时代写出了第一部真正的教会史，成为历史上写作基督教会史的第一人，也因此被称为“教会史之父”。与古典历史学家不同，尤西比乌斯的著述运用了真实的文献资料，避免了虚构的演讲词，并更加注重于陈述的准确而非文体的优美。⁽¹³⁾此外，这本书的真正价值还在于它完全摆脱了描写狭隘的民族历史和国家、地区历史的传统，成为最早的一部记载基督教近东世界（当时的已知世界）和所有民族的最早的“世界史”。而且，它一反古典历史中强调人的作用的“人本”史观，将“神”的意志视为历史发展的首要动力。⁽¹⁴⁾

尤西比乌斯之后，一系列的教会史著作相继出现。如在西亚和欧洲东部，君士坦丁堡的苏克拉底（Socrates Scholasticus，379-440年）、贝塞利亚的索佐门（Sozomen，约400-450年）和安条克的塞奥多利特（Theodoret，393-466年）等人在5世纪相继写出了几部重要的教会史著作，6世纪的埃瓦格留斯（Evagrius，536-595年）写作了拜占廷帝国的最后一部教会史。在西欧，圣比德（St.Bede，约673-735年）在8世纪写作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ations）成为中世纪欧洲教会史中的一部杰作。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编年史也是基督教的一种历史文学体裁。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人最早创作了具有世界史性质的通俗编年史，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采纳了这种历史著述形式。基督徒所创作的编年史都以《旧约圣经》故事“创世记”为共同的起始事件。⁽¹⁵⁾编年史的读者主要是普通大众，其撰写者通常为“半知识分子”修士，因而编年史的写作风格一般比较大众化。修士们习惯于文句写作的口语化，从不讲究什么修辞和格律；他们通常也不大注意研究历史的前因后果和规律性的特点，只是朴素地列举一些普通人能够关心和注意的“小事”，例如，物价上涨、瘟疫流行、天体异象的出现和地震的发生等。⁽¹⁶⁾

6世纪的修士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490-574年）是拜占廷帝国世界编年史写作的第一人。他的著作为后来的编年史家提供了范例，成为中世纪欧洲历史编纂学的典型模式。马拉拉斯是一位叙利亚人，出生于安条克，因而他的世界史是以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在时间上，其编年史起始于传说中的埃及，终止于查士丁尼大帝统治的结束。这部编年史以通俗的叙述方式向读者提供了一些未加整理分析的事件片断和经常是错误的“事实”⁽¹⁷⁾；可以说是一部将神话、圣经故事和真正的历史揉和在一起的“历史著作”⁽¹⁸⁾。

神学著作在基督教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罗马帝国时期，神学著作的写作在325年的尼西亚宗教会议前后出现高潮，由于这次会议以皇帝干预的形式确定了以“三位一体”、“原祖原罪”、“基督救赎”、“千年王国”等信条为主要内容的基督教教义，因此围绕着对基督教教义的解释出现多种思想派别。⁽¹⁹⁾于是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这个时期的反异教著作不再数量众多或引人注目，因为基督徒认为异教已经“奄奄一息”。教会神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基督教的传播不应该导致基督教正统信仰和道德的放弃。因而，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神学著作都关注于有关阿利乌派（Arianism）、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和一性论派（Monophysitism）的争议。这些异端迫使神学家详细论述基督教教义，并特别要对“三位一体”和基督的本质做出阐释。许多持不同观点的神学家所写神学著作达到数百部之多。⁽²⁰⁾此后，在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其东部还是西部地区，对基督教信仰的宣传与阐释成为基督教神学著作的主要内容。

在中世纪，随着欧洲的基督教化及基督教文化主流地位的最终确立，基督教几乎融入了欧洲的所有文学领域。即使是欧洲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在流传中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如8世纪的英国史诗《贝奥武甫》、11世纪的法国史诗《罗兰之歌》、12世纪的芬兰史诗《卡列瓦拉》和西班牙史诗《熙德》等都渗入了耶稣基督或圣母圣徒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讴歌其民族历史时也宣扬基督教的观念，赞颂基督教的影响。如学者所言：“中古英雄史诗的惟一主旨就是信仰上帝、维护基督教的国家利益，为弘扬光大基督教而对异教徒宣战。”⁽²¹⁾十字军东征后开始兴起的骑士文学，尽管反对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歌唱现世生活与爱情之美，却仍鼓吹为基督教信仰去冒险、圣战和献身，号召为寻找圣徒遗物而四处奔波、浪迹天涯，从而与基督教传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²²⁾(www.xing528.com)

（二）基督教对近代欧洲文学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欧洲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中世纪的宗教信仰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关注自身。因此，这个时期的许多文学著作主张用理性来对抗宗教信仰的无上权威，以“人学”来取代“神学”，表现人性的美好和人世间的世俗快乐。自此之后，一种新型的欧洲近代文学体系开始形成。然而，这种近代文学体系的转型事实上并没有完全脱离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仍与基督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基督教经典《圣经》是近代欧洲文学创作的典范与取材和思想的源泉。《圣经》不是一本文学书，但其中文笔的独特和优美是举世公认的。如《圣经》中的《雅歌》被称为全世界最优美的爱情诗，从其对新郎和新娘在果园和葡萄园中沉醉于绵绵情意的描述中，我们可窥见其一斑： “起来。我的爱卿！快来，我的佳丽！看严冬已过，时雨止息，且已过去；田间的花卉已露……葡萄树已开花放香，……我的爱卿！你多么美丽，你的双眼有如鸽子的眼……你的牙齿就像一群剪毛后的绵羊……我的爱人到自己的花园，到香花畦去了，好在花园中牧羊，采摘百合花。我属于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属于我。” ⁽²³⁾

在近代欧洲，随着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中“因信称义”的提出，以及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各种版本的《圣经》逐渐成为欧洲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必备品”。“人们用《圣经》教儿童识文断字，每个家庭还有大本的家庭《圣经》。在行坚振礼或洗礼时，《圣经》被当作礼物赠送。在英国，《圣经》故事和赞美诗就像莎士比亚的著作一样，成为英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受教育很少的人都熟悉《圣经》的章节。”⁽²⁴⁾于是，《圣经》中的一些著名段落深深地融入了欧洲人的文化和语言中。在17至19世纪时，“严肃的、有说服力的、诗一般的《圣经》句子成为人们日常词汇的一部分” ⁽²⁵⁾。

在近代欧洲文学中，取材于《圣经》的文学著作不胜枚举。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学巨匠威廉·莎士比亚（1565-1616）的作品被公认为代表了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文学方面的最高成就，而其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有着《圣经》的影响。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讲英语的地区被尊为世俗的《圣经》；据学者樊戴克统计，莎士比亚每一剧作引用《圣经》的平均数竟达14次之多⁽²⁶⁾。英国学者柏格思也曾经指出：“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 ⁽²⁷⁾

17世纪的英国著名作家弥尔顿和班扬，他们的作品也都以《圣经》中的内容为题材。弥尔顿的代表作为《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班扬则为《天路历程》。《失乐园》分为12卷，全诗长约1万行，取材于《旧约·创世纪》第一至第三章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受魔鬼引诱犯罪而被逐出乐园的故事，以探讨人类的悲剧之源及其意义。《失乐园》中直接引用《旧约》人物典故达913处之多，而且也有490处引用了《新约》的内容。⁽²⁸⁾《复乐园》分为4卷，是《失乐园》的续篇，选自《新约圣经》“福音书”中耶稣经受住魔鬼的引诱和试探，在世界布道传教，替人类恢复其乐园的故事。《力士参孙》则是一出诗体悲剧，源于《旧约·士师记》中力士参孙的故事。

对于班扬的著作与《圣经》的关系，学者曾繁仁认为，“12年的监狱生活，成就了班扬对《圣经》的精心琢磨，使他在日后成了历史上运用经文最多且得心应手的作家。”⁽²⁹⁾其代表作《天路历程》中的所有典故都源于《圣经》。⁽³⁰⁾在近代欧洲，虽然文学的世俗化进程一直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与前几个世纪相比，18世纪书籍的出版量至少翻了一番，但专门研究宗教的书籍的比例有所下降。“尽管如此，大量世俗道德主义的作品哪怕不直接涉及基督教，也往往倾向于采取基督教的模式，而且这类作品变得越来越流行——从《天路历程》到《鲁宾逊飘流记》都未使读者走出这一大的传统。” ⁽³¹⁾

19世纪的欧洲作家也难以割舍对《圣经》的情怀。如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雨果（1802-1885）常常赞叹《圣经》就像那诗的大海，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许多小说著作直接引用了《圣经》中的大量话语。俄罗斯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晚年最有成就的长篇小说是《复活》，“不仅《复活》这一书名本身表达了基督教反复阐述的拯救、复活、升华之神学教义，而且，他在全书开头还引用《新约圣经》福音书中的四段话来作为题词……” ⁽³²⁾。

其次，《圣经》中的隐喻、比喻等表述方式对近代欧洲文学的写作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恩格斯称之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第一位诗人的但丁就是上述手法运用的重要实践者。在其代表作《神曲》中，诗人但丁“以隐喻解经传统为支撑的隐喻性言说方式”⁽³³⁾描述了自己在地狱、炼狱和天堂的旅行历程。《天路历程》的作者班扬则明确提出，用比喻讲述神圣的故事正是《圣经》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³⁴⁾于是在《天路历程》的创作中，比喻手法可以说贯穿始终，如曾繁仁所言，《天路历程》是班扬在身陷囹圄期间所娓娓道来的“双城”故事——从充满罪恶的“毁灭之城”到梦寐以求的“天国之城”的经历⁽³⁵⁾。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在1678年正式出版后，立刻轰动整个英国，在市井平民中和宫廷贵族中都激起巨大反响。法国浪漫派领袖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也充分运用了这一写作手法。在该著作中，主人公冉阿让最终成为真善美的化身，事实上是雨果献给人类的基督和上帝在世间的使者。

第三，基督教情感仍然渗透于一些近代欧洲文学的创作中。如文艺复兴时期最卓越的人文主义作家莎士比亚，他的戏剧既闪烁着反抗封建专制、争取个性自由的时代光辉，又贯注着基督教的仁慈博爱精神。⁽³⁶⁾因此，英国当代评论家海伦·加德纳视莎士比亚悲剧为“基督教悲剧”，认为他的作品“所揭示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的，他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 ⁽³⁷⁾另一代表者歌德（1749-1832），其经典名著《浮士德》取材于中世纪广泛流传于德国及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但“在《浮士德》全剧的形式，布局和构思上，歌德却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基督教的启示。”⁽³⁸⁾雨果对传统基督教的复杂心情和对其“仁慈”、“博爱”之道德观念的理解，在他的历史小说《巴黎圣母院》和社会小说《悲惨世界》中表露得淋漓尽致。⁽³⁹⁾而在托尔斯泰的著作中，鲜明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精神跃然纸上。正如学者所言，“浏览一下文学史就会发现，在那些著名的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作家笔下，人文精神与基督教情怀，尤其见于福音书的原始基督教人格理想，往往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⁴⁰⁾

最后，基督教文化象征符号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欧洲文学语言。刘正之先生认为，基督教文化象征符号通常包括神学象征、经文象征、造型象征和数字象征等类型，例如，神学象征包括乐园、禁果、原罪、上帝、基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弥赛亚、救世主、道成肉身、耶稣、天使、魔鬼、天堂（上帝之国）、地狱、炼狱、受难、救赎、复活、末日审判、千禧年、新天新地、圣诞、圣母、圣礼、圣餐等；经文象征包括“哈里路亚”（赞美上帝）、“阿门”（诚心所愿）、“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阿拉法和俄梅戛”（始和终）等；造型形象包括十字架（信仰）、鱼⁽⁴¹⁾和牧羊人（耶稣基督）、荆冠（受难）、马棚（圣诞）、蛇（魔鬼）等；数字象征包括3（三位一体）、6（六日创世）、7（完整、完全）、9（天穹及天使层次）、10（十诫）、12（耶稣十二门徒）、13（叛徒犹大、不吉利）等。⁽⁴²⁾这些象征符号在基督教文化的发展中约定俗成、并融入近代欧洲文化中，从而为欧洲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而内涵丰富的“语言”。所以毫不奇怪，在近代欧洲文学著作中，几乎所有名著中都含有上述基督教象征符号。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在近代欧洲，基督教已成为欧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对于成长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文学作家来说，基督教必然会对他们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在引用《圣经》辞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出自《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