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斯拉夫人文化遗产：欧洲文化起源研究

三、古代斯拉夫人的文化遗产

虽然公元12世纪左右，各支斯拉夫人均已纳入基督教世界，但是基督教势力并未完全取代古老的斯拉夫文化。基督教在斯拉夫人地区经历了更为漫长、曲折的过程之后才最终确立统治地位。古老的斯拉夫文化也通过各种途径逐渐渗透进基督教文化之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斯拉夫-基督教文化。古代斯拉夫人的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斯拉夫人多神教信仰中的某些因素被基督教吸收与继承。

斯拉夫人对于基督教圣徒的崇拜采取了转化的方式，即将基督教中的圣徒视作原来多神教的诸位神灵，斯拉夫人的古老神灵因此摇身一变成为基督教的圣徒。例如，《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伊里亚（Elijsh）被罗斯人看做雷神佩隆的化身，像佩隆一样拥有法力，能够驾驶战车穿越天空，能够呼风唤雨。⁽¹⁶³⁾维列斯作为佩隆的对立面，就像波罗的海神话中的维利努斯（Velinus），被转化为基督教信仰中的魔鬼撒旦。由于维列斯在斯拉夫神话中是畜牧神，所以在有些情况下，他又变成圣徒维拉斯（Vlas）。在圣像中被刻画成牛羊围绕的形象。⁽¹⁶⁴⁾

另外，斯拉夫人迎接春之神亚利罗的节日中有一项传统习俗是制作象征新生命的彩蛋，这项传统后来为基督教的复活节所吸收，成为至今在基督教世界影响广泛的习俗。

（二）斯拉夫人的多神教信仰以节日、庆典等民间习俗和习语的形式保留下来。

斯拉夫人的多神教信仰在基督教确立之后并未彻底消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多神教在乡村斯拉夫人人中间仍然盛行。数世纪以来，基督教传教士锲而不舍地与斯拉夫人的异教相斗争，这种两种信仰同时并存的状态（尤其在俄罗斯地区），在学术界被称为“dvoeverie”（双重信仰）。⁽¹⁶⁵⁾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很长，有些原始的宗教信仰因素甚至渗透到斯拉夫人（尤其是东斯拉夫人）的日常生活，以节日、庆典等民俗形式保存并传承下来。在这些民俗中，谢肉节是最能体现斯拉夫人多神教传统的一个节日。谢肉节（又名送冬节）本是古代斯拉夫人庆祝冬去春来、季节转换的农事节，主要流行于东斯拉夫人地区。它与东斯拉夫人崇拜的亚利罗（Jarilo/Iarilo）与马查娜（Marzanna/Morana）密切相关。在东斯拉夫人的信仰中，亚利罗是春天之神与丰饶之神，马查娜是冬天之神与死亡之神。他们都是雷神佩隆的孩子，生于新年前夜。在神话故事中，春神亚利罗战胜了冬神马查娜，给人们带来温暖。这一神话本身寄托了古代斯拉夫人告别寒冷、死亡，迎来温暖与生机的愿望。基督教传入斯拉夫人地区后，谢肉节也吸收了基督教的一些因素，但多神教时期保留下来的古老传统仍被继承下来。如篝火、烧稻草人、烹制金黄色圆薄饼、冰坡滑雪等都能找到其多神教渊源。尤其是节期末日送马查娜的仪式更体现出鲜明的多神教色彩。在仪式中，人们围着篝火跳圆圈舞，或从火上跳过，并用火烧、水淹、拆散等方式送走冬神马查娜。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焚烧稻草人是消除死亡的仪式，可视为一种追求永生的仪典。⁽¹⁶⁶⁾而谢肉节期间煎烤金黄色圆薄饼的习俗则是典型的太阳崇拜之残留。

斯拉夫人的多神教观念在现代俄语中也有反映。如，现代俄罗斯人几乎寸步不离的词语хорощо , хорощнй与斯拉夫神灵—太阳神（Хорса）的名号相关；再如，现代俄语中极为常见的词语：ладньй（和谐的）、наладить（调整好）等都与多神教体系中的和谐之神拉达（ладо）相关。⁽¹⁶⁷⁾

（三）斯拉夫神话是斯拉夫文学的重要源泉。

斯拉夫神话是斯拉夫人地区特有的一个神话体系，主要有波罗的海斯拉夫神话（奥德河和易北河之间的西斯拉夫北部地区）、东斯拉夫神话（以基辅和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的地区）。此外，还有巴尔干南斯拉夫神话和波兰-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西斯拉夫神话。⁽¹⁶⁸⁾与希腊神话和埃及神话不同，斯拉夫神话并没有来自信仰者的第一手文献资料。除了口头流传的史诗和民歌外，目前学者主要依靠11世纪之后中西欧基督教传教士的记载来考察斯拉夫神话的面貌。由于处于敌对立场，这些传教士往往把斯拉夫神话作为异端邪说来描述，并不能客观反映事实。然而，古老神话的片断还是通过民间传说、口头诗歌和民俗节日而保存至今。在一千多年后，随着东欧民族主义的复兴，被湮灭良久的斯拉夫神话重新引发了人们研究和复原的兴趣。如，白银时代的作家就表现出对斯拉夫神话和俄罗斯民间创作的极大兴趣。古代神话和口头文学中的艺术形象在他们笔下复活了，且获得了新的意义。“巴尔蒙特的诗集《热鸟》和《绿色的葡萄园》，格罗杰茨基的诗集《春播》和《雷神》，列夫佐夫、别雷、纳尔布特及赫列勃尼科夫、曼德尔什塔姆、亚·康德拉季耶夫的一些作品，均把目光转向民族古代文化遗产，使神话和民间创作的题材与情节经由新的艺术构思得到了特殊形式的再现。”⁽¹⁶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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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版，第456页。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第598页。

(3)沈坚：《古凯尔特人初探》，《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4)David Rankin, Celts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Taylor&Francis e-Library, 2003, p.5.

(5)锡岛泛指北大西洋地区产锡的岛屿，通常被认为是指英国的康沃尔半岛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参见.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299.

(6)Barry Cunliffe, The Ancient Celts, London:Penguin Books Ltd, 1999, p.3.

(7)Carl Waldman & Catherine Mason,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Peopl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6, p.144.

(8)Herodotus, 2.33; 希罗多德：《历史》（上），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4页。

(9)David Rankin, Celts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Taylor&Francis e-Library, 2003, pp.1-2.

(10)参看Carl Waldman & Catherine Mason,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Peopl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6, p.140.

(11)Polybius, History, IV.46.

(12)Carl Waldman & Catherine Mason,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People, p285.

(13)参看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V.XLII.146; David Rankin, Celts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p.188.

(14)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凯尔特人背井离乡、四处迁徙呢？按照古典史家的说法，人口过剩是大移民的最初主要原因，这在古罗马史家李维的《罗马史》中得到充分表达：在他（安比加图——作者注）统治期间，高卢大丰收，人口迅速增长，以至好像几乎不可能管理这么多人了。他已经年老了，急于使他的疆土摆脱人口过剩的负担。因此，他表示要派他的外甥——两个有作为的年轻人贝洛维苏（Bellovesus）和塞哥维苏（Segovesus）——到神明通过卜象分派给他们的任何地方去另立疆业 (《李维<罗马史>选》，王敦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30-31页) 。人口过剩可以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凯尔特人社会内部的争斗，其次，首领的地位会受到威胁。要知道，凯尔特人首领的力量来自于他所拥有的武士数量以及其忠诚度，而这些是首领用物质奖励换来的，如果他因为“僧多粥少”而无法提供这些奖励，那么其地位显然会受到后起之秀的威胁。与其让这些年轻人留在身边构成威胁，不如让他们远离自己，去外面的广阔天地建立自己的王国，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凯尔特人的扩张与迁徙不失为首领追求自我地位永固的一种策略。当然，掠夺和占有财物也是大迁徙的一个重要动机，这在迁往意大利的凯尔特人中表现尤为明显，对此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曾清楚地指出这一点：“高卢人本来受到阿尔卑斯山的阻挡，一开始他们从一个来自瑞士的高卢居民那里找到了流入意大利的动机，这个高卢人叫做赫利孔（Helico），本来住在罗马，由于技艺娴熟而成为工匠，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带来一些无花果干、葡萄干、葡萄酒和土样，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就是为了获得这些东西而来到意大利的，即使通过战争手段。”（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Vol.4), XII.II.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7）。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凯尔特人的迁徙与古代印欧人的一些习惯，即所谓“神圣的春天”有关。凯尔特人习惯当新的一代人成年时离开自己的部落到远方另立门户，周而复始地进行“神圣的春天”的活动。这种独特的方式促进了凯尔特人的广泛分布。参看 Christiane Eluère, The Celts:Conquerors of Ancient Europe, New York: Abrams, 1993, p.64。

(15)Plutarch, Lives, Caesar, XV.3； 《古典精神的捍卫者——普鲁塔克文选》，包利民、俞建青、曹瑞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页。

(16)Peter Wilcox, Rafael Trevino, Barbarians against Rome, Osprey Publishing, 2000, p.95.

(17)Caesar, Bellum Gallicum,VI.13; 凯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8-139页。

(18)Diodorus Siculus.The Library of History, V.28.

(19)Tacitus,The Annals, XIV.30; 塔西佗：《编年史》（下），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78页。

(20)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VI.249.

(21)Harry Mountain, The Celtic Encyclopedia, Parkland,Fla.:Upublish.com, 1998, p.1085.

(22)Harry Mountain, The Celtic Encyclopedia, pp.1059-1076.

(23)Harry Mountain, The Celtic Encyclopedia, p.1068.

(24)Harry Mountain, The Celtic Encyclopedia, p.1071.

(25)Selago、samolus都是凯尔特语表示植物的词汇，前者是一种类似沙地柏的植物，后者生长于湿地。可参见《韦伯斯特大学词典》（第九版）（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美瑞安——韦伯斯特公司1987年版，第1064页，“Selaginella”词条；《牛津英语辞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第14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432页，“Samolus”词条。

(26)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VI.250.

(27)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VI.251.

(28)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XIV.103.

(29)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XIV.104.

(30)Strabo ,Geography, IV.4.5.

(31)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XX.13.

(32)Suetonius,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V.25;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9页。(www.xing528.com)

(33)Turtullian, Adversus Judaeos, 8,4.

(34)Vern G.Swanson,Dynasty of the Holy Grail: Mormonism's Sacred Bloodline ,Cedar Fort, 2006, p.203.

(35)比德：《英吉利教会史》，陈维振，周清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3页。

(36)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33-34页。

(37)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这一年是286年。参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寿纪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页。

(38)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37页。

(39)肯尼迪·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47页。

(40)Anthony Birley, The People of Roman Brit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153.

(41)肯尼迪·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第48页。

(42)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37页。

(43)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37页。

(44)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

(45)David Rankin, Celts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p.228.

(46)《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寿纪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0页。

(47)《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第11页。

(48)Kimberly R.Grunke, The Effect of Christianity upon the British Celts, A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La Crosse, 2008, p.8.

(49)E.A.Thompson, Who was Patrick, Boydell&Brewer Ltd.,1999, p.51.

(50)比德在《英吉利教会史》中也提到，431年“帕拉迪乌斯受当时罗马教会主教塞莱斯丁的派遣到信奉基督教的苏格兰人（即爱尔兰人）中间，当他们的第一位主教。”（比德：《英吉利教会史》，第45页）

(51)“Sketch of the Life of St.Patrick”, The Catholic Layman, Vol.1, No.3(May., 1852), p.26.

(52)St.Patrick, The Confession of St.Patrick, trans.by Rev.Thomas Olden, Dublin: James M^cGlashan, 1853, p.74.

(53)St.Patrick, The Confession of St.Patrick, p.29.

(54)St.Patrick, The Confession of St.Patrick, pp.74-75.

(55)Ludwig Bieler, “St.Patrick and the Irish People”,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10, No.3(Jul.,1948), p.291.

(56)Ludwig Bieler, “St.Patrick and the Irish People”, p.291.

(57)“Sketch of the Life of St.Patrick”, The Catholic Layman, Vol.1, No.3(May., 1852), p.26.

(58)Ludwig Bieler, “St.Patrick and the Irish People”, p.302.

(59)James Bonwick, Irish Druids And Old Religions, London:Griffith,Farran,1894, p.16.

(60)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陶松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0页。

(61)沃伦·霍莱斯特：《欧洲中世纪简史》，第51页。

(62)Miranda J.Green, Dictionary of Celtic Myth and Legend, 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92, pp.50-51。

(63)参看Ludwig Bieler, Ireland:Harbinger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64)John T.Koch edi., Celtic Culture: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ABC-CLIO, 2006, p.468.

(65)参看Thomas Cahill, 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 RosettaBooks, LLC, 1995, pp.110-149.

(66)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费云枫、张晓宁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

(67)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第88页。

(68)蒙默思的杰弗里是英国教士兼编年史家，所著《不列颠史》 （1139年）是亚瑟王传奇的来源。

(69)安温是威尔士神话中的另一世界，是一个衣食无忧、安静祥和、无灾无病的美好世界。

(70)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史前英雄——凯尔特神话》，第4页。

(71)Malcolm Todd, The Early Germans(2^nd.Edition), Malde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1.

(72)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XXVII.11.

(73)W.P.Lehmann, Helen-Jo J.Hewitt, S.Feist, A Gothi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Leiden: E.J.Brill, 1986, p.164.

(74)Carl Waldman & Catherine Mason,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People, pp.296-297.

(75)Malcolm Todd, The Early Germans(2^nd.Edition), p.11.

(76)关于钦布里人迁徙的原因，斯特拉波在《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Strabo(Vol.1), VII.2.1, literally translated, with notes, London: G .Bell&Sons, 1892, p.448）中有所记载：“至于钦布里人，关于他们的某些说法是不确切的，而另一些说法则更不可信。例如，他们为什么会变成像现在这样一个游游荡荡、靠打劫为生的民族？有人的解释是这样的：当他们居住在半岛上时，一场洪峰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其居住地。这种说法并不能让人接受，因为事实上他们仍然占据早先居住的领土；他们送给奥古斯都一个壶作为礼物（这个壶在他们国家是最为神圣的东西），以请求与罗马交好并赦免他们早先对罗马的侵犯。当他们的请求被允许后，他们便乘船回到家乡了。可笑的是，有人认为他们离乡背井是由于他们对一种现象非常恼火，这种现象是一种自然现象，每天发生两次，从没停过。以前曾发生过一次巨大洪峰的说法看起来也像是杜撰，因为如果海洋通过这种方式受到影响，那么它就一定会有涨有落，而且这些是可控的和周期性的。”虽然斯特拉波否定了洪峰之说，但英国埃克塞特大学考古学教授科尔斯（B.J.Coles）认为在中石器时代北海南部、日德兰半岛与不列颠岛之间存在一块人类可以居住的土地，她称之为“多哥兰”（Doggerland）。它是在海平面下降后形成的岛屿，后来随着冰原的撤退，洪水再次淹没了这个岛屿。该发现似乎又证明了洪峰之说的可能性。参看B.J.Coles, “Doggerland: a speculative survey”,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1998, vol.64.

(77)Caesar, Bellum Gallicum, I.31；凯撒：《高卢战记》，第25页。

(78)Tacitus, The Annals, 2.42；塔西陀：《编年史》（上），第102页。

(79)Suetonius,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II.23;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58页。

(80)关于西方记载中的匈人（Huns）是否就是中国史书中的“匈奴”，史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匈人就是西迁的“匈奴”。最早提出这种学说的是法国学者约瑟夫·德经（Joseph Deguignes）。他在其所撰《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它西方鞑靼的通史》（1756-1758）中首次推断欧洲中世纪匈人即汉文史籍所载匈奴，并描述了匈奴不断西迁入侵多瑙河流域的历程。他的学说被后来的一些著名史家采纳并补充，如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出版）、德国学者夏德（Friedrich Hirth）的《伏尔加河匈人和匈奴》（1899年）、英国作家韦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1921年）、内田吟风的《匈奴西迁年表》（1936年）、美国西北大学教授M·W·麦高文（W.M.Mc Govern）《中亚古帝国——斯基泰人与匈人及其在世界历史地位的研究》（1939年）等。中国学者也逐渐接受了这一观念，洪钧、王先谦、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先后介绍过这一说法。可以说，匈人、匈奴同族论经几代学者的不断充实，至20世纪上半叶已成为主流观点。但是，反对者依然存在。如奥地利人曼辰·海尔芬（J·Maenchen-Helfen，）在《匈人与匈奴》（1945年）中阐述了匈人与匈奴之间在人种、文化上的差异，认为以往匈人即匈奴的假设缺乏文献和考古学的支持。此后，史学界对于匈人与匈奴关系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如著名的匈奴史学家、英国人汤普森（E.A.Thompson）始终不承认两者间的联系，而宁愿在他的名著《阿提拉与匈人的历史》中把这个问题描述成“仍然是个谜”。法国史家韩百诗（Louis Hambis）在《匈人和匈奴人》一文（1969年）中也认为难以从历史的角度证明匈人、匈奴两个集团的统一性。此外，美国学者丹尼斯·西诺尔（Denis Sinor）、法国学者杰勒德·查理安德（Gérard·Chaliand）等都主张暂时放弃匈奴匈人同族论。总而言之，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虽经历了漫长的研究阶段，但迄今未达成共识。参看贾衣肯：《匈奴西迁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9、10期。

(81)Tacitus, Germania, XXXIX; 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5页。

(82)Tacitus, Germania, XXXIX; 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第75页。

(83)Tacitus, The Annals, I.51; 塔西陀：《编年史》（上），第43页。

(84)Tacitus, Germania, XXXX; 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第75页。

(85)Tacitus, Germania, IX; 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第60页。

(86)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1页。

(87)Henry Bradley, The Goth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Gothic Dominion in Spain, New York: G.P.Putnam's son, 1898, p.58.

(88)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4-86页。

(89)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9页。

(90)陈曦文：《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社会》，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91)中古瑞典地区两大部落联盟之一。

(92)Knut Hell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Vol.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148.

(93)Knut Hell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Vol.I, p.151.

(94)陈曦文：《基督教与中世纪欧洲社会》，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95)《圣经·马太福音》中的原文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参看《圣经·新约全书》（和合本），第4页。

(96)George Jones, Honor in the Germ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the German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o.2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9, p.40.

(97)刘明翰：《罗马教皇列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98)约翰·麦克曼勒斯：《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99)James Russel, The Germanization of Early Medieval Christianity: A Sociohistorical Approach to 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39.

(100)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0页。

(101)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页

(102)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6页。

(103)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4-295页。

(104)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105)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上），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页。

(106)Tacitus, Germania, XIII；塔西陀：《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第61-62页。

(10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3页。

(10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1页。

(109)“Formulae Turonenses”, edited by K.Zeumer,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Formulae Mcrowingici et Karolingi Aeci, Hanover, 1886, p.158.转引自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上），赵复兰译，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77-178页。

(110)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第325页。

(111)丛日云 郑红：《论代议制民主思想的起源》，《世界历史》，2005年第2期。

(112)郭方：《中世纪欧洲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发展演变》，《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113)基佐：《法国文明史》（第2卷），沅芷 伊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9页。

(114)参看由嵘：《日耳曼法简介》，北京：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6页。

(115)恩格斯：《反杜林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116)《埃达》，石琴娥、斯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117)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古代北欧的传奇故事——北欧海盗及日耳曼神话》，陈姝波，刘衍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页。

(118)瓦格纳：《瓦格纳戏剧全集》，高中甫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版，第508页。

(119)杜敏海：《日耳曼文明之源——北欧神话》，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页。

(120)Bede, The Reckoning of Time,Translated by Faith Wallis,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4.

(121)Encyclopedia Britannia,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176858/Easter.

(12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第433页。

(123)如，Slays; Slaves; Sclavi; Sklavoi;Sclaci; Slaveni; Slovani; Slovonici;Sclaveni; Sclavini; Sclavenoi; Sclavenes; Sclavesians; Sklaveni; Sklavini; Sklavenoi;Sklavenes; Sklabenoi; Sthlaboi; Sporoi;Esklabinoi; Antes; Venedi; Vinadi; Vinades;Wends; Welatabians。参看Carl Waldman & Catherine Mason,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People, p.737

(124)Pliny the Elder.Natural History, IV.97.

(125)Tacitus, Germania, 46；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第79页。

(126)根据学者考证，“Slavs”一词来源于“slovo”（word，speech）， “Slavs”意即“会说话的人”。斯拉夫人称他们的邻居日耳曼人为“Nemcy”，意即“不会说话的人”（the dumb）。参看Carl Waldman & Catherine Mason, Encyclopedia of European People, p.737.

(127)Procopius, Wars,VII.14.24-30；参看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685-686页。

(128)Jordanes, The Origin and Deeds of the Goths, translated by Charles C.Mierow, Bibliobazaar, 2008, p.23.

(129)Leopold Lénard, “The Slavs”,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Vol.14.New York: Robert Appleton Company, 1912.

(130)Tacitus, Germania, 46; 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第79页。

(131)Ptolemy, Geographia, II.11 and III.5.

(132)Strabo,Geography, VII.3.17.

(133)王起亮：《东斯拉夫人的起源初探》，《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1期。

(134)Paul Fourance 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31.

(135)Paul Fourance ed．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1, p.532.

(136)Paul Fourance 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1, pp.532-533.

(137)Procopius, Secret History, xviii.20；普罗柯比：《秘史》，吴舒屏 吕丽蓉译，陈志强审校注释，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9页。

(138)A.P.Vlasto, The Entry of the Slavs into Christendom, 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3.

(139)马夫罗金：《古代的东斯拉夫人》，李增夫译，《民族论坛》，1995年第2期。

(140)Mike Dixon-Kennedy,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 Slavic Myth and Legend,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1998, p.271.

(141)Josef Poulik, “The Origins of Christianity in Slavonic Countries North of the Middle Danube Basin”, World Archaeology,Vol.10, No.2.

(142)对应着波罗的海神话中的佩尔库纳斯（Perkunus）。

(143)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 VII.14.23.参看普洛科皮乌斯：《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第685页。

(144)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41页。

(145)Mike Dixon-Kennedy,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 Slavic Myth and Legend,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1998, p.272.

(146)Dimitri Obolensky, Byzantium and the Slavs.Crestwood, N.Y.: St.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1994, p.205.

(147)Louis Leger, A History of Austro-Hunga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 to the Year 1889, BiblioBazaar, LLC, 2009，p.51.

(148)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第355-356页。

(149)王钺：《往年纪事译注》，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150)Migne, Patrologia Graeca ,102,cols.736-7,§35，转引自 A.P.Vlasto, The Entry of the Slavs into Christendom, 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44, p.391( note 29).

(151)A.P.Vlasto, The Entry of the Slavs into Christendom, p.390( note 18).

(152)《往年纪事》的作者虽然没有提到阿斯科德的受洗，但是他在记述945年《罗斯—拜占庭和约》时提到，“罗斯方面若有人试图破坏这种友好关系，他们要是施洗礼者，必将遭受到万能的上帝的惩罚、死后打入地狱，万劫不复；他们若是未受洗礼者，必将失去来自神祇和佩隆的庇护……永生永世沦为奴隶。”（参看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这表明《往年纪事》的作者意识到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之前基辅罗斯已经居住着一定数量的基督徒。而且，《往年纪事》中还提到罗切伊河畔的圣伊利亚教堂（参看《往年纪事译注》，第108页），表明当时基辅罗斯的基督徒也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

(153)参看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198-200页。

(154)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202-203页。

(155)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215页。

(156)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216页。

(157)参看王钺：《往年纪事译注》，第144页。

(158)Nora Berend, Christia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ristian Monarc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81.

(159)Thomas Carson, Joann Cerrito ed.,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2^nd edition), Vol.9, Gale Group, 2002, p,694.

(160)M.P.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等：《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161)Nora Berend, Christianization and the Rise of Christian Monarchy, p.384.

(162)刘祖熙：《中世纪斯拉夫文化刍议》，《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

(163)Mike Dixon-Kennedy,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 Slavic Myth and Legend,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1998, p.115.

(164)Mike Dixon-Kennedy,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 Slavic Myth and Legend, 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1998, p.304.

(165)Cf: Stella Rock, Popular religion in Russia: 'double belief' and the making of an academic myth, Oxon：Routledge, 2007, pp.1-2.

(166)王盈：《俄罗斯谢肉节与斯拉夫神话和多神教传统》，《俄语语言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

(167)张廷选、童丹：《多神教观念在现代俄语中的映射及其研究价值》，《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4期。

(168)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第341页。

(169)汪介之：《关于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艺》，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