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欧洲文化起源研究

二、古代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

日耳曼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罗马人相互交流、相互斗争、相互融合的历史。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民族大迁徙，日耳曼人虽然在地域上征服了西罗马帝国，但在精神上日耳曼人最终折服于西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日耳曼人基督教化是罗马人所谓“蛮族”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相互融合的产物，既归因于罗马基督教会的积极宣教，也与日耳曼人统治阶级对基督教会的主动靠拢密不可分。日耳曼人基督教化以后，主张多神崇拜的异教与基督教在西欧分庭抗礼的局面基本结束，共同的宗教信仰构成了近现代欧洲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进程

在前基督教时期，日耳曼人信仰多神教。除考古资料外，我们考察日耳曼宗教主要借助于古罗马作家的著作（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编年史》）、史诗（如英雄史诗《贝奥武甫》）和神话传说（如冰岛神话《埃达》、《萨迦》等）。日耳曼宗教最主要的形态是丛林崇拜和部落守护神崇拜。丛林崇拜在日耳曼人中的塞姆诺内斯人（即后来的阿勒曼尼人）、郎哥巴底人（即后来的伦巴德人）、巴塔弗人、弗里斯人中十分盛行。在丛林中当众杀一个人作为牺牲，是其宗教仪式的开端。族人在进入丛林的时候，必须套上锁链，以表示对该处神力的皈依。⁽⁸¹⁾按照塔西陀的解释，这“一方面由于祖先的兆迹，一方面由于丛林所引起的原始恐怖，因而将这座丛林献给了神祇。”⁽⁸²⁾ 从性质上看，这应属于自然崇拜的范畴，与同时期欧洲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如凯尔特人）并无二致。所谓部落守护神，大多为部落联盟敬奉之神，如马尔斯人所奉女神坦法那、⁽⁸³⁾柔底尼人等七部落所共奉之女神纳尔土斯（Nerthus）⁽⁸⁴⁾等。对于这些神灵，日耳曼人并没有为其建造神殿或塑造雕像，因为他们认为“把诸神围在城垣之中或将诸神塑成人的形象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⁸⁵⁾至于全日耳曼所信奉之神祇，有几位尤其重要，如沃丹（Woden）、多纳尔（Donar）、提尔（Tyr）。沃丹是南日耳曼部落对其全族始祖的称呼，在北日耳曼诸部落称之为“奥丁”（Odin）。这一神灵形象是自然崇拜和人格崇拜融合在一起的产物，纷繁驳杂、朦胧难辨，“既蕴含自然神的化身之成分（沃丹是暴风和龙卷风之神），又是亡者之神、冥世之主、亡灵接引神”。⁽⁸⁶⁾ 多纳尔（北日耳曼诸部落称之为托尔）是雷电之神，司法律和秩序；提尔则是天空之神，战争之神。通观前基督教时期日耳曼人的宗教，自然崇拜仍占据重要地位，在宗教发展过程中属低级阶段。

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过程是渐进的，漫长的，且呈阶段性。其过程大致是：东日耳曼人最先接受阿利乌派教义，西日耳曼人最先改奉罗马教宗，北日耳曼人最后皈依基督教。从公元4世纪哥特人接受基督教到12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日耳曼人实现基督教化，持续达8个世纪之久。

1、东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

公元4世纪以后，在与西罗马帝国的不断接触中，靠近西罗马帝国边境的东日耳曼人逐渐接受罗马文化，并有一些人了解并接受了基督教义。这一时期，他们对基督教的接受是自愿的、渐进的，其基督教化主要是由于罗马帝国的间接影响和虔诚基督教士的传教。最先信奉基督教的东日耳曼人是西哥特人，随后东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等也陆续加入。在东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过程中，被誉为“哥特人使徒”的乌斐拉在哥特民族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自341年乌斐拉被任命为多瑙河北岸哥特人居住地的主教后，他长期在达西亚传教，赢得大量信众，后来虽遭到哥特王阿萨纳里克（Athanaric）的迫害，被迫率领数千哥特信徒迁居默西亚，但仍不畏艰难，继续传道，信徒大量增加。后来基督徒弗里提捷恩（Fritigern）在罗马人的帮助下打败阿萨纳里克成为哥特王，基督教由此在哥特人中间迅速传播，以至“几年之内，整个哥特族群，不论是西哥特人还是东哥特人都开始称自己是基督徒了。”⁽⁸⁷⁾不过，因为乌斐拉宣扬的是被罗马教廷斥为异端的阿利乌派（Arianism，亦译为亚流派）教义，所以哥特人所皈依的也是基督教中的阿利乌派，而非信仰三位一体的正统基督教。

5世纪后，随着东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境内的大规模迁徙和蛮族国家的建立，其统治阶层所信仰的阿利乌派与当地居民信仰的正统基督教派发生了冲突。占据高卢南部地区的西哥特人不断遭到高卢罗马居民的抵制和罗马教廷的敌视，507年被改宗正统基督教的法兰克人所征服，被迫退守伊比利亚半岛并定都托莱多。在国王瑞卡尔德（Reccared）统治期间（586～601在位），地方分裂势力得到扼制，哥特人所信仰的阿利乌派和地方旧罗马贵族所信仰的正统基督教之间的纷争成为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解决宗教纷争，维护国家统一，589年瑞卡尔德召开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最终确立西哥特社会放弃阿利乌派，改宗正统基督教。可以说，西哥特人的基督教化是其主动适应历史潮流的结果，但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的基督教化则是被迫的。在民族迁徙过程中，东哥特人在国王狄奥多里克的率领下出兵罗马帝国中心地意大利，建立东哥特王国。汪达尔人在国王该萨里克统帅下占据北非地区，建立汪达尔王国。在东哥特王国，虽然狄奥多里克几乎保留了全部罗马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宽容罗马基督教徒，但当地罗马人仍把东哥特人视为异端。而汪达尔国王该萨里克及其子汉尔利克都是狂热的阿利乌派教徒，因此汪达尔人并不为当地人所容。公元527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即位后，这些异教徒都成为征伐的对象。由于查士丁尼的军队获得了当地旧罗马贵族和基督教徒的支持，汪达尔王国很快覆灭（534年）。随后，拜占廷又历经20年征服意大利的东哥特国家。在征服和镇压的过程当中，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大部分被杀害，余下部分也被迫放弃了阿利乌派的信仰。正统基督教确定了对东哥特和汪达尔王国地域的控制。

在民族大迁徙中最晚建国的伦巴德人占据意大利北部，建国之前伦巴德人就信仰了阿利乌派。随着王权的不断加强，伦巴德王国的实力也逐渐强大，势力达到意大利中部。虽然伦巴德国土距离罗马教廷很近，但当地正统教会和罗马教廷的联系并不紧密。因此，伦巴德人的基督教化进行得十分缓慢。这主要是由于伦巴德的军事贵族实力强大，统治者并不需要借助教会的力量收拢人心，维持统治。伦巴德人屡次威胁到罗马教会的安全，751年夺取拉文纳，并企图夺取教皇驻地罗马城。应罗马教皇斯蒂芬二世的请求，法兰克国王丕平三世出兵打败伦巴德人，将夺回的领土献给教皇。773-774年丕平之子查理大帝继续征讨伦巴德人。经过5次重大战斗，伦巴德人彻底败北。查理废黜伦巴德国王，兼并其领土。被灭国后，原伦巴德人所占地区基督教化完成。这也标志着东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基本完成。

2、西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

在西日耳曼人中，最先带领全族人皈依正统基督教的是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法兰克人属于西日耳曼人的一支，在欧洲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法兰克人占据高卢北部，与占据南部的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分庭抗礼。伴随着公元486年苏瓦松战役的胜利，法兰克王国成立，克洛维也由日耳曼人军事首领转化为法兰克国家的国王。在改宗基督教以前，法兰克人的宗教信仰比较混杂，以克洛维一家为例：克洛维的妻子克洛提尔德及其儿子是正统基督教徒，克洛维的姊妹兰特希尔德信仰阿利乌派，而克洛维本人则是个传统的多神教信仰者。按照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所记，虽然克洛维的妻子想方设法劝他改信上帝，但他并不为之所动。直到有一次克洛维与阿勒曼尼人交战，连遭重创，在走投无路之际，他高声祈求上帝施以援救，结果阿勒曼尼人竟然不攻自溃，转向克洛维投降。⁽⁸⁸⁾经此一役，克洛维终于承认了三位一体的上帝，并在公元496年接受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的洗礼。紧随其后，克洛维的亲属和三千多名亲兵也接受了洗礼，自此，法兰克人成为日耳曼各族中最早皈依正统基督教的族群。

随着法兰克王国领土的扩张，正统基督教又获得了进一步推广。507年，克洛维以征讨异端派别的名义，发动对西哥特人的战争。战争结束后，高卢的西南部尽归法兰克版图。克洛维去世以后，他的继承者继续扩张事业，534年征服勃艮第王国，奠定了法兰克王国强盛的基础。法兰克人每征服一个地区，都会保护基督教会的财产，国王在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还会将没收来的阿利乌派的财产也赐给他们。法兰克统治者们打击异端的行为扩大了正统基督教的影响。加洛林王朝时期，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在对外扩张时，同样采取武力和传教双管齐下的方式，强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改信基督教，凡拒绝者处死刑。这使基督教进一步向中欧地区扩散开来。到8世纪后期法兰克帝国共设有21个大主教区，8000多个乡村教区，基本实现了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化。

迁徙到不列颠的西日耳曼人（裘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始于6世纪末。当时他们已在英格兰建立起若干个小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7个王国，分别是裘特人建立的肯特王国，撒克逊人建立的苏塞克斯、威塞克斯、埃塞克斯王国以及盎格鲁人建立的诺森伯里亚、东盎格里亚和麦西亚王国。596年，罗马教皇格利哥里一世利用肯特国王艾希尔伯特与法兰克的基督徒公主贝尔塔联姻之机，派遣奥古斯丁带领若干修士赴英格兰宣教，翌年肯特国王受洗。⁽⁸⁹⁾肯特王国衰落后，诺森伯利亚王国声望日隆，在波莱纳斯的努力下，诺森伯利亚国王埃德温也皈依了基督教。但由于日耳曼人信仰未深，基督教会在英格兰尚未站稳脚跟，所以基督教往往随王室的更迭而出现反复，教士也常遭驱逐。幸亏此时在不列颠传教的教士信仰甚坚，不畏艰险，忠于教廷，坚持传播，终于使这些国家的君民皈依基督教。在此期间，英格兰的基督教会分属于罗马和爱尔兰两个系统。前者具有严密的组织，实行主教管区制，后者则推行简朴的修道院制。664年，诺森伯利亚国王奥斯维在惠特比召开宗教会议来解决分歧，最后在国王的影响下，会议确定了罗马派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承认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668年，罗马教皇任命罗马隐修士迪奥多尔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迪奥多尔在任期间，两种传统的基督教趋于合一，英格兰在统一王国形成之前实现了教会的统一。⁽⁹⁰⁾八世纪之后，英格兰接续爱尔兰，成为向欧洲大陆蛮族国家传教的主要基地。至此，西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基本完成。

3、北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

北日耳曼人指居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日耳曼人，他们后来演化为丹麦人、瑞典人、挪威人和冰岛人。在中世纪，其中一部分以诺曼人（Norsemen）或维京人（Vikings）之名侵袭西欧，一度是欧洲人闻之色变的大患。他们飘洋过海，烧杀掳掠，其所到之处生产被破坏，财富遭劫掠，人民或被杀害或被俘为奴。当时西欧各地兴起的富庶修道院，即是这些不信教的北日耳曼人的主要进攻目标，因此他们可算是基督教最大的挑战之一。

但随着北日耳曼人与基督教世界接触的日渐频繁，到9世纪，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北日耳曼人放弃原始的宗教信仰，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不过这一时期改信基督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一般不是在其故土而是在外出西欧时接受洗礼，且其信仰不坚，一旦回国，又会重新成为北欧传统宗教的信奉者。823年始有英格兰传教士前往北欧传教。随后，被誉为“北欧使徒”的法兰克人安斯加(Ansgkar)，于826年随已经皈依基督教的丹麦王哈拉尔德到丹麦传教，但不久即因哈拉尔德王位不保返回法兰克王国，831年，安斯加被任命为汉堡郊区大主教，与另一位埃博大主教一起负责“斯维尔人、⁽⁹¹⁾丹麦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居于北部地区之民族” ⁽⁹²⁾的宗教事务。他花了将近40年时间在瑞典及丹麦传教，但直到他865年去世，丹麦和瑞典人的基督教化仍未完成，不过这时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开始接受基督，将其纳入到他们的众神殿堂。直到965年，斯堪的纳维亚才出现第一位在当地受洗的国王，即丹麦王哈拉尔德·格姆森，⁽⁹³⁾968年，哈拉尔德宣布上帝是唯一的神，命令他的臣民全部改信基督教。随后，挪威、瑞典等国国王也先后皈依基督教。但11世纪时，基督教与异教仍然在北欧并存，教会又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来教导北欧人民信服基督教义，并设立教会组织。因此直到12世纪左右，丹麦、挪威、瑞典、冰岛等地才真正实现基督化。至此，北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完成。(www.xing528.com)

（二）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特点

结合以上东日耳曼人、西日耳曼人和北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进程，不难看出，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也就是说，罗马教廷优先考虑的传教对象是日耳曼人统治集团，他们先借助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皇后或公主劝服说国王接受并信仰基督教，然后再通过国王的权威将基督教信仰推及普通民众。这种模式以法兰克王国最为明显。那么，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为什么会呈现出这种特点呢？首先，基督教会看中了日耳曼人首领特殊的权威与号召力。在日耳曼诸族的宗教信仰中，国王具有特殊神圣的地位，他不仅是部落的军事首领，也扮演着代表其人民与神沟通的使者之角色。如果普通民众看到他们的国王皈依基督教后安然无事，自然也会随之皈依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会首先争取的对象就是国王。其次，日耳曼人首领青睐于基督教会在欧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作为西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会实际统治着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许多地方，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统治经验。它们在罗马社会各阶层都有信徒，包括帝国各级官兵、行政机构以至普通民众。这样，日耳曼统治阶级以信仰天主教的方式来调动国内各阶层力量支持其统治，确为明智之举。况且，中世纪初期，天主教会的教士是西欧唯一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能写会算，精通法律，而日耳曼人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日耳曼人统治者需要教士帮助解释法律，建立法庭和制定审判程序。早在公元6世纪中叶，法兰克国王在制定法律时，就让全体主教参加。教会主教同时又是王国的法官和财政顾问，教士们会一直呆在国王周围，在他们树立和巩固权力时随时指导他们。⁽⁹⁴⁾最后，罗马帝国覆灭后，失去依靠的罗马基督教会急于在新建立的蛮族国家中寻找政治靠山，但此时帝国境内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各部落都信奉与罗马公教教义相对立的阿利乌派，使得罗马教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合作对象，而此时雄才伟略的法兰克人首领克洛维正在寻找政治伙伴以扩张领土、翦除异己，在其基督徒妻子克洛提尔德的适时推动下，两者最终一拍即合，完成了日耳曼人首领与罗马基督教会的首次合作。在受洗后，克洛维立即得到了罗马基督教教会和罗马贵族的大力支持，并获得了高卢原来信仰基督教的广大居民对他的拥护，使他能够后来较为顺利地征服其他日耳曼人王国。

第二，日耳曼人的基督教仍未摆脱其强烈的日耳曼色彩，换句话说，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与基督教的日耳曼化如影随形，密不可分，因此日耳曼人最终信奉的基督教实际上是“日耳曼化的基督教”。之所以呈现这个特点，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日耳曼人与罗马基督徒所处社会阶段不同，在价值观上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学者乔治·琼斯曾引用日耳曼人的一首打油诗对两者的价值观进行了一番颇有意思的比较。这篇打油诗改编自《圣经·马太福音》“耶稣山上论八福”，⁽⁹⁵⁾其内容是：“有钱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及其荣耀；强大之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能征服王国；拥有坚强后盾之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能获得帮助；好战之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能赢得财富和名誉；保持宗教信仰之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能获得尊敬；大方之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广交朋友，大名远扬；报仇之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不会再被冒犯。他们生时荣耀，死后光荣。”⁽⁹⁶⁾该对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耳曼人与罗马基督徒之间的文化差异。为了消除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罗马教会要求传教士在传教时努力去适应日耳曼人的宗教观念。例如，“中世纪教皇之父”格利哥里一世就曾指示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要注意尊重当地宗教习俗，“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在其中设坛，放上圣徒遗物，把基督教的仪式、节期同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要逐步、和缓地前进!”⁽⁹⁷⁾一些宗教文学作品也佐证了基督教的这种妥协。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史诗《十字架之梦》中，耶稣被塑造成一位日耳曼武士的形象，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并认为基督之死不是失败而是胜利。这与耳曼武士誓死效忠于领主的形象如出一辙。另一部日耳曼史诗《古老而至高的日耳曼人救世主》则把救世主基督看成是一个伟大的日耳曼战争领袖，而使徒们则是战斗中的追随者。⁽⁹⁸⁾美国宗教学家詹姆斯·罗素认为“这个适应过程导致基督教从一个普世的宗教转变为一个日耳曼的、并最终欧洲的民间宗教。”⁽⁹⁹⁾这其实指的就是“基督教的日耳曼化”。

第三，在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过程中，文治与武功并举，温情与残暴并行。在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早期，教会的和平传教属于主流。例如，阿利乌派主教乌斐拉向哥特人的传教，兰斯主教雷米吉乌斯向法兰克人的传教，爱尔兰修士埃丹向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教，英格兰籍“日耳曼使徒”卜尼法斯在德意志地区日耳曼人中间的宣教。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为了吸收更广泛的教众，一般都比较尊重当地人的宗教和生活习惯，尽量不与其发生冲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因于法兰克统治者的刀剑强迫（496年阿勒曼人；532年图林根人；552年巴伐里亚人）。尤其残酷的是查理大帝对撒克逊人的征服战争。撒克逊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居住在莱茵河下游至易北河之间，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信仰原始的多神教。为了把撒克逊纳入法兰克王国的版图，查理以传播基督教为名，对撒克逊人进行了18次讨伐。撒克逊人虽殊死抵抗，终因力量悬殊而被迫接受法兰克王国的统治，改信基督教。艾因哈德在记述查理大帝的事迹时说道：“没有一次战争比撒克逊战争更持久、更残酷，没有一次战争需要法兰克人付出更大的力量。”⁽¹⁰⁰⁾查理大帝还通过严酷的法律强化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例如，他在780年颁布的“撒克逊敕令”中规定，不愿受洗礼、继续信奉异教者处死刑。任何人如勾结异教徒、制造阴谋、反对基督教、杀害主教、教士或教堂职员者处死刑。这些都充分表明，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并非一片祥和，而是充斥着血腥与暴力。

（三）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作用

日耳曼人基督教化对于中古西欧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使处于严重分裂状态下的西欧各地区、各国家和各阶层拥有了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使西欧封建文明在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具有了整体一致性。正是在日耳曼人基督教化过程中，西欧才成为人类中古文明区域之一。具体来说，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促进了西欧封建化进程。

基督教化与封建化是中古西欧历史发展的两条主线，二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在日耳曼人迁入罗马故地、建立蛮族国家的初期阶段，由于日耳曼文明的相对落后，不善于迅速吸收罗马先进的文化成果，“因之我们在西欧封建初期没有看到一个生产的大发展，反而是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¹⁰¹⁾但随着哥特人、法兰克人等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完成，西欧的封建化进程显著加速。事实上，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过程也是教俗封建主兼并、掠夺，并使自由农民成为农奴或依附农的过程。在群雄并起、分崩离析的中古早期西欧社会，基督教会以其广泛分布的教会组织、丰富的统治经验及强大的经济力量而受到日耳曼人统治阶层的倚重。为了赢得教会的支持，世俗封建主往往把征讨过来的大量土地赠送或赐予教会，。“丕平献土”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封建化的每个阶段、每个方面，国家权力和教会权力都彼此合作、互相支持。在某些方面，基督教会不仅起了与世俗封建主同样的作用，而且还起了他们不能起的作用，特别在广大没有“罗马化”的地区，自由农民较多，那里的封建化过程主要是教会完成的。他们通过建立修道院占有大量土地，然后逐渐促使自由农民成为依附农，几代以后沦为农奴。基督教会本身就是大地产主。恩格斯在《法兰克时代》一文中就曾指出，“估计在七世纪末，高卢教会的全部土地，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¹⁰²⁾美国学者汤普逊也认为：“教会的免税土地占着中世纪欧洲全部地产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¹⁰³⁾为了回报世俗政权的馈赠，教会又配合国家和世俗封建主兼并、掠夺非基督教化地区的土地。因此，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对于西欧的封建化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第二，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加速了日耳曼人的文明化。

基督教会是中世纪欧洲文化教育的实际垄断者。基督教会通过传播基督教思想，对日耳曼人进行精神教化，使之逐渐脱离原始社会的野性而走上文明化道路。早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一些虔诚的基督教徒就已经开始深入到日耳曼人生活的边境，去传播天主教的教义，使一些日耳曼部落较早皈依了基督教。其中，被誉为“哥特人使徒”的乌菲拉最为突出。他为了让哥特信徒了解基督教义，潜心研究，最终融合希腊文和古哥特文创立了“哥特字母”，并将《圣经》翻译成哥特语，这无疑极大推动了哥特人的文明开化。帝国灭亡之后，基督教以更多元化的手段与更广的覆盖面积开始了新的传教活动。基督教会在日耳曼王国进行传教时特别注意团结日耳曼统治阶层，而日耳曼统治阶层为了开化族人，也需要仰仗基督教会的力量。在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在其所创办的贵族学校中，所延聘的学者几乎全是基督教徒，如盎格鲁•撒克逊的教士阿尔昆、意大利比萨的副主教佩特鲁斯、西班牙主教西奥达尔、乌尔吉尔主教菲利克斯等。这些著名基督教学者与查理大帝的密切合作成就了中古著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可以说，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不仅使尚处于原始状态的日耳曼人受到文化启蒙，从普遍的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生活，而且促进了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融合，从而塑造了中古独特的日耳曼-罗马文明。

第三，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保证了古典文化的传承。

中世纪初期的西欧，由于持续数个世纪的剧烈社会变动与震荡，大量的图书馆、学校毁于战乱。由于日耳曼征服者在文明层次上远低于罗马人，尚武之风盛行，不重视文明的继承。因此，蛮族国家初建时期，西欧社会的教育与文化已几近崩溃，古典文明迅速衰落。但随着日耳曼人基督教化进程的开展，日耳曼人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古典文化对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重要性，因此加以大力提倡。例如，查理大帝下令搜集和抄写古代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手稿并在修道院设立图书馆，收藏教父作品以及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一些濒于散失的古代文献因此得以保存下来。在其他一些基督教化尚未完成的地区，作为基督教教会基本机构的修道院，便成了保护古典传统的中心。在修道院的图书馆和缮写室，修士们除了抄写宗教书籍外，还抄写大量古典文本；修士和神甫们在劝化日耳曼人的同时，还传授语言、艺术和科学。这使得古典文化免于彻底湮灭，从而为进一步塑造中世纪新型的基督教文化奠定了基础。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一书中所说，虽然在“将被蛮族入侵的新浪潮所淹没的社会里，缔造一座新雅典”似乎“是哀婉动人的，甚至荒谬的。然而，他们对保存和保护古代文明与古典文献遗产这一基督教文化理想却从未失去过信心，并且最终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使它逐步地得到了实现。”⁽¹⁰⁴⁾因此，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是中古西欧上承希腊罗马文明、下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过程既漫长且曲折，在日耳曼人与基督教会及罗马故地居民的相互博弈与妥协中，西欧地区蛮族的基督教化最终完成。在此过程中，既有日耳曼人的罗马化与基督教化，也有罗马人和基督教的日耳曼化。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与后来欧洲，主要是西欧成为基督教文明地区有密切的先后承继关系，也就是说日耳曼人的基督教化直接促成了西欧地区基督教文明的确立。不过，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完成并不代表日耳曼文化在西欧地区的消失，相反，日耳曼文化通过各种途径深刻影响着中世纪以至近现代的欧洲文化，成为近代欧洲文化的重要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