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特人与基督教：信仰融合与动物崇拜

二、凯尔特人与基督教

罗马人征服之前，古代凯尔特人信奉一种原始的部落宗教——督伊德教（Druidism）。督伊德教是一种多神教，以其神秘、野蛮、血腥的宗教仪式而闻名古代世界并因此遭到压制。基督教兴起后，随着与信教的罗马人的不断交往，一些凯尔特人也逐渐接受基督教。公元4世纪国教地位确立后，基督教在凯尔特人中间的传播更为广泛，督伊德教则以隐蔽的形式残存于基督教信仰及凯尔特人的日常生活中。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不信基督教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等日耳曼人大举入侵，多神教势力抬头，基督教信仰仅在威尔士、苏格兰西部和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中得以保存。

（一）基督教化之前的凯尔特人宗教——督伊德教

凯尔特人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信仰原始的多神信仰——督伊德教。这种宗教主要流行于高卢地区和不列颠，其核心阶层称为“督伊德”，督伊德教也正因此而得名。他们“专管有关神灵方面的事情，主持公私祀典，以及解释教仪上的问题。”⁽¹⁷⁾

督伊德教的基本信仰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灵魂不灭和万物有灵。古典作家狄奥多洛斯（公元前1世纪）将凯尔特人的灵魂不灭论概括为：“人的灵魂是永恒的，经过规定的年份后，他们会开始新的生活，灵魂进入另一个躯体。”⁽¹⁸⁾正是由于他们相信灵魂不灭，来世美好，所以凯尔特人能够在战场上不惧死亡，奋勇杀敌。这在战场上往往给敌方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塔西佗曾这样描述战斗中的督伊德：他们“向着天空伸出双手，发出许多可怕的咒诅。他们的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凄厉可怖的景象使罗马士兵感到十分害怕，以致他们竟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从而成了敌人进攻的极好目标。”⁽¹⁹⁾万物有灵观念也是凯尔特人信仰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他们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灵魂；灵魂能够与人相通，根据人们对它的态度而对人产生不同的后果——或是帮助，或是危害，因此人应对自然界的万物心存崇敬之心。在植物中，橡树、紫杉、枞树、桦树、冬青、白杨、白蜡树等被认为是督伊德教的圣树。橡树甚至成了督伊德教的象征。他们认为“任何长在橡树上的东西都是由上天所赐，都是这棵特殊之树被神选中的标志。”⁽²⁰⁾因此，举行宗教仪式，要么在橡树林中进行，要么要在有橡树叶（或橡树枝）的地方。此外，某些草本植物和灌木也成为崇拜的对象，如接骨木、槲寄生等。接骨木被认为与月亮女神和死亡有密切关系，燃烧接骨木会带来厄运，而它做成的木棍以拥有魔力而著称。⁽²¹⁾槲寄生是一种寄生植物。冬天大部分树木叶子脱落，而槲寄生依然保持绿色，督伊德便认为此时树的灵魂已转移到槲寄生之上。因此，一旦发现有槲寄生附于督伊德教的圣树——橡树之上，督伊德往往要举行神圣的仪式加以采集，并作为神灵眷顾之物而膜拜。动物崇拜在凯尔特人的宗教信仰中也占有很大比重。熊、野猪、公牛、鹅、野兔、渡鸦、鲑鱼、蛇、天鹅、牡鹿等都是被崇拜的对象。⁽²²⁾其中，鹅和野兔由于与神关系密切而被禁食，⁽²³⁾公牛（尤其是白色公牛）在督伊德教的祭祀仪式中充当着重要角色。渡鸦由于善谈且在远距离时仍能彼此对话而被誉为“神的信使”。⁽²⁴⁾蛇在凯尔特世界则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不可见力量的象征。它既象征着丰产，又拥有神奇的医疗能力。除了动植物崇拜之外，凯尔特人对其他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也不无崇敬之情，认为日月星辰、江河湖海、风雨雷电等都代表着某种神灵的存在。但这些神灵往往被古典作家冠以希腊、罗马神祗之名。如，凯撒在《高卢战记》中提及的宙斯即凯尔特人的雷电神塔拉尼斯（Taranis），阿波罗是凯尔特人的太阳神贝勒努斯（Belenus），明纳伐（Minerva，一译密涅瓦）是凯尔特人的火神布里吉特（Brigit），狄斯则是凯尔特人的黑暗和光明之神达达（Daghdha/Dagda）。此外，还有一些神灵，古典作家没有提及，但在爱尔兰本土文学中有所反映， 如达达神的配偶——大地女神莫里甘（Morrigan）、海神曼安南（Manannan）、河神波伊内（Boyne）等。这些神灵皆从自然物或自然现象幻化而来，是万物有灵观念在凯尔特神灵崇拜中的具体反映。

作为原始的部落宗教，督伊德教的宗教信仰主要是通过它的一系列宗教仪式来体现的。这些仪式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自然性、神秘性和野蛮性是其基本特征。首先，督伊德教的祭祀场所多在露天，或自然天成，或利用自然之物简单建造。督伊德教的圣地首先是小树林，尤其是橡树林。宗教仪式在林间空地举行。其次是河、湖、水井、温泉等有水的地方。其次，督伊德教的崇拜物具有很大的神秘性，其中最吸引注意力的莫过于在高卢广受膜拜的“万灵药”。所谓“万灵药”，是指包括槲寄生、selago、samolus ⁽²⁵⁾等在内的几种植物。这些植物的收集仪式极具神秘色彩。据老普林尼，督伊德收集槲寄生的时间常常选在一轮新月开始后的第六个晚上。⁽²⁶⁾督伊德必须“身穿白色祭服，爬上橡树，用金镰砍下槲寄生，将其收集到一个白外套上。” ⁽²⁷⁾收集salego则不能用铁制工具，要使右手在祭袍下穿过并从左袖孔伸出，犹如行窃一般。采集人应该身穿白衣，洗净赤脚，在采集前供献面包和酒。而且，收集后要把它放在一块崭新的布里。⁽²⁸⁾而samolus则须由动作迅捷之人用左手收集，收集前进行斋戒。收集之人既不能看它，也不能将其随便放置，只能放在水槽中，把它碾碎，让牲畜饮用，以防病治病。⁽²⁹⁾最后，督伊德教的人祭仪式充满血腥色彩。在古典作家笔下，最常见的一种人祭仪式是用匕首戳刺被献祭人的背部，然后通过观察他死前的挣扎动作来进行占卜。除此之外，其他人祭仪式还包括：“或把人牲用乱箭射死，或把人牲钉死在圣殿，或者将牛、各种野生动物和人投入用稻草或木头制成的一个巨大人像之中，然后把所有这些作为祭品扔进火堆。”⁽³⁰⁾

总之，督伊德教是一个具有浓厚原始色彩的古老宗教，其强烈的民族地域性、神秘的凯尔特传统及血腥野蛮的宗教仪式与罗马帝国的行省统治政策及其所倡导的文明方式格格不入，因此遭到压制不可避免。在高卢，奥古斯都时期已禁止罗马公民信仰督伊德教；提比略即位后又发布法令禁止“督伊德、预言家和巫医这类人的活动”；⁽³¹⁾ 克劳狄则“彻底废除了高卢人中流行的残酷的不人道的督伊德仪式。”⁽³²⁾至于不列颠，公元78年罗马不列颠总督阿古利可拉攻陷了督伊德教在不列颠的最后一个据点盎格利西岛（Anglesey）。此后，督伊德教除了在爱尔兰偏安一隅外，其辉煌不复存在。

（二）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与基督教

由于罗马帝国的镇压和罗马文明的传入，督伊德教在凯尔特人中间从公开的国教状态转入民间并逐渐与罗马宗教融合。不过，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这种情况起了变化。由于大陆凯尔特人早在基督教兴起前即已实现罗马化，凯尔特文化只存在于爱尔兰和不列颠的部分地区，因此在讨论凯尔特人的基督教化问题时，我们只是涉及不列颠、爱尔兰的凯尔特人。

不列颠虽然是罗马帝国的边远行省，但随着不列颠与高卢和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密切往来，基督教也在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传入不列颠。按照基督教作家特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年—220年）的说法，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公元前2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居于不列颠的一支凯尔特人——不列吞人已归顺于基督教。⁽³³⁾虽然这个说法不尽可信，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公元前200年左右基督徒已经到达不列颠并在凯尔特人中间传教。另一位基督教作家奥利金（Origen）在《驳塞尔索斯》（Against Clesus，大约写于245年）一文中提到，“不列颠的土地已经接受了基督的信仰”，“主的力量与不列颠的那些基督徒同在，尽管他们与我们隔海相望。”⁽³⁴⁾这说明公元3世纪中期，基督教在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中间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到了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共治时期（公元3世纪末），基督教的发展严重影响了罗马皇帝的威望和宗教政策，于是他们分别在东西帝国发起了自尼禄之后的第十次大迫害，“不列颠在当时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在信仰天主的伟大荣耀中得到称颂”，“由于这次大迫害，圣奥尔本遭难”。⁽³⁵⁾圣奥尔本（St.Alban）是不列颠基督教史上第一个被详实记载的基督教殉道者。按照比德的说法，奥尔本在殉道前不久还是一名异教徒，他把一位因受迫害而逃亡的教士接到自己家中，见其日夜祷告，受其感化，“才抛弃了盲目的偶像崇拜，并且成为一名虔心的基督徒”。⁽³⁶⁾奥尔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基督徒的做法使当地长官大为恼火，在遭受一番酷刑后，奥尔本被杀害于费路拉缪姆（Verulamium，今圣奥尔本）附近。⁽³⁷⁾几乎在奥尔本殉道的同时，莱吉恩斯城（Legionum Urbs，今卡利恩）的两位基督徒亚伦（Aaron）和朱利乌斯（Julius）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基督徒也遭到迫害。⁽³⁸⁾因此，奥尔本、亚伦和朱利乌斯等人可能便是不列颠凯尔特人中最早皈依基督教并为之献身的一批基督徒。而且，如果比德的记载属实，那么，到公元3世纪末，基督教在凯尔特人中可能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皈依者，不过其影响力不应被高估。

公元4世纪，不列颠的基督徒经历了一段较为安静的日子。随着313年“米兰救令”的颁布，基督教在不列颠获得进一步传播。314年，不列颠出现主教，四个不列颠行省的首都成为他们的主教区。⁽³⁹⁾同年在法国阿尔勒（Arles）召开的宗教会议上就有不列颠的三位主教参加，他们分别代表伦敦、约克、林肯三郡。其中伦敦主教雷斯提图特（Restitutus）因12世纪圣徒传记家乔瑟林（Jocelin of Furness）的记载而留下其名（虽然并不十分可靠）。公元359年不列颠的主教们又出席了在意大利里米尼（Rimini）举行的宗教会议。基督教作家塞维鲁（Sulpicius Severus，约363年—425年）曾在《编年史》中特别提到其中的三位（没有提及具体名字），因为“他们特别寒酸”，拒绝服从不列颠和高卢同僚们做出的不接受国家支付开销的决定。⁽⁴⁰⁾简言之，规范组织的建立、基督教地位的日益提高以及与大陆教会联系的加强使得基督教在不列颠有了较大的传播。据载，君士坦丁治下的不列颠城市的教堂已经开始由主教们主持。“一座在西尔切斯特带有城墙的小型独特的教堂，在殉道者墓冢上建立的很普遍的墓地教堂以及在维鲁拉米敦、坎特伯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公墓都是例证。”⁽⁴¹⁾

当然，基督教在此期间的传播并不仅限于正统基督教，罗马教会所谓“异端”也大行其道，这其中包括发端于亚历山大里亚并盛行于东日耳曼人中间的阿利乌派以及不列吞人贝拉基（Pelagius）所创立的贝拉基派。阿利乌派在公元4世纪初“像绝了堤似的奔涌过海面”，“流进不列颠”。⁽⁴²⁾ 比德认为，不列颠居民接受“这些邪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坚定的信念”，因此很容易“见异思迁”。⁽⁴³⁾相对于阿利乌派，由不列吞人贝拉基所创立的基督教理论在不列颠影响力更大。贝拉基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认为没有任何人生来就是奴隶；反对奥古斯丁的“原罪说”，认为人有可能达到无罪状态。他的这些主张明显与基督教的正统观点背道而驰，因此很快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但其影响仍然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尤其是在英伦诸岛和伊比利亚半岛的凯尔特世界。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贝拉基的凯尔特人出身更容易获得凯尔特基督徒的支持，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公元5世纪初的罗马帝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罗马教会对于“异端”在边远地区的传播鞭长莫及。(www.xing528.com)

当然，不管是正统还是异端，它们对于推进凯尔特人的基督教化无疑都是起着推进作用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高估基督教此时在不列颠的影响力。正如英国学者阿萨·勃里格斯所说，“在多数情况下，基督教似乎只为一小部分有影响的‘文明’贵族所信奉，有大量的本土居民拒不信教。”⁽⁴⁴⁾基督徒多是居住于城市中的罗马人或罗马化的凯尔特人，乡村凯尔特人由于较少接触拉丁文化和基督教，仍以崇拜凯尔特神祇或罗马化的凯尔特神祇为主。364年之后的某个时期，不列颠西南部利德尼（Lydney）的居民还建造了一座神庙献祭给凯尔特人的医神诺登斯（Nodens）。英国著名学者查德威克（Chadwick）认为，此地丰富的祭品表明这属于当地上层人士所献，而非普通农民承担得起。⁽⁴⁵⁾可见，公元4世纪时即使在上层凯尔特人中间也并非基督教一统天下的局面。

407年罗马军队为应付日耳曼人入侵而撤出不列颠，南部各小国之间纷争不已，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443年，不列吞人“派人渡海前往罗马，请求帮助攻打皮克特人。但他们在罗马一无所获”，“于是派人前往盎格鲁人那里，向其首领提出同样的请求”。⁽⁴⁶⁾盎格鲁人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支，他们来到不列颠后，发现“不列颠人怯懦，土地又很优越”，⁽⁴⁷⁾于是大量向不列颠拓殖。这些日耳曼人主要来自三个部落，分别是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他们采取攻掠和迁徙密切结合的方式征服不列颠，原有的不列颠人有的被杀戮，有的则逃往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和法国的布列塔尼半岛，留下来的逐渐与入侵者融合同化，成为今天英国人的祖先。由于新的入侵者并不信仰基督教，仍处于原始的多神崇拜阶段，因此，在不列颠岛上，基督教仅局促于残存的凯尔特人中间，即北部苏格兰的斯特拉思克莱德（Strathclyde）和坎布里亚（Cumbria）地区以及从威尔士到德文和康沃尔的南部地区。⁽⁴⁸⁾

（三）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与基督教

前文已述，到公元1世纪中期，罗马帝国已经征服了欧洲大陆全部和不列颠大部分地区的凯尔特人，只有爱尔兰岛幸免于罗马人入侵。由于远离欧洲大陆，受外来影响相对较少，凯尔特文明在爱尔兰得以幸存。我们知道，在凯尔特人大迁徙高潮时期进入爱尔兰岛的凯尔特人属于盖尔人（罗马人称其苏格兰人），他们与高卢和不列颠的凯尔特人一样，崇奉督伊德教。在爱尔兰神话体系中，他们崇拜的神灵部落通称“图阿萨·代·达南族”（Tuatha De Danann），意即“达努女神之民”，其中男神包括天父（Allfather, oll-athair）达达（Dagda）或称善神、闪电和才艺之神拉格（Lug）、海神曼安南（Manannan mac Lir）、达格达之子爱神阿恩古斯（Aengus）等。女神也为数不少，其中比较有名的包括智慧、医药和金匠之神布里吉特（Brigit）、达格达之妻莫里甘（Morrigan）、战争女神巴德布（Badb）等。祭司督伊德和知识阶层“菲利”（Fili）在爱尔兰诸王国的政治、文化和宗教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凯尔特传统也正是经由他们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延续。当基督教这种“外来的生活方式”传入爱尔兰时，凯尔特人世世代代亘古如斯的生活方式注定要发生改变。

那么，基督教传入爱尔兰始于何时？根据公元5世纪阿基坦的普罗斯珀（Prosper of Aquitaine）在《编年史》中的记载，公元431年教皇塞莱斯丁任命帕拉迪乌斯为爱尔兰基督徒的第一任主教。⁽⁴⁹⁾这段历史的记录者普罗斯珀是帕拉迪乌斯的同代人，其写作素以严谨著称，而该著作《编年史》出版于433年，距离431年也仅仅两年，因此没有理由怀疑这段记载的真实性。⁽⁵⁰⁾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431年以前在爱尔兰应该已经存在零散分布的基督徒或基督教社团，否则教皇也不会指派帕拉迪乌斯去组织一个主教教区。如此看来，基督教至迟在公元5世纪初即已传入爱尔兰，其传播途径可能来自爱尔兰与不列颠西南部的民间交往。要知道，不列颠西南部的威尔士与爱尔兰东部地区相距不过60英里，而这里居住着早已罗马化的不列吞人，他们操拉丁语，信基督教，同族人的文化极有可能通过民间交往传播到隔海相望的爱尔兰。这种民间传播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了罗马教会的注意并由此促成了爱尔兰主教区的成立。但是爱尔兰的第一位主教似乎并没有多大作为，却是隔年来临的另一位传教士使得爱尔兰的凯尔特人真切感受到了基督教的力量，这位传教士就是后来被誉为“爱尔兰使徒”的圣·帕特里克。

圣·帕特里克在公元4世纪末生于不列颠西部的一个小镇，其祖父是个牧师，父亲做过教会的执事、市政委员，其家庭属于小康之家。16岁那年（大约405年）他被掳到爱尔兰，卖为奴隶。此后，帕特里克做了六年的放羊工。由于长年累月独处于爱尔兰的乡野，帕特里克有充足的时间思考和忏悔，他逐渐认识到，自己所有的不幸都是源于自己的罪恶，只有虔诚信仰上帝才能得到拯救。后来帕特里克逃离主人，经过重重艰险才回到高卢和不列颠。此时的帕特里克早已立志献身基督。他自知才疏学浅，因此努力求学、问道，以便为将来的传道事业储备知识。432年，他被高卢奥赛尔主教吉曼努斯（Germanus）按立为传教主教，随即前往爱尔兰宣道。帕特里克的传教热情高涨，爱尔兰传统的五国——阿尔斯特、伦斯特、芒斯特、康诺特、米思无不留下他的传教足迹。他所到之处布信仰，建教堂，给这个异教岛国撒播中世纪文明的种子——基督教。帕特里克在爱尔兰传教的近30年里（约432年-461年）业绩斐然。他不仅使得处于原始部族状态的凯尔特人皈依了基督教，培养了一种融合凯尔特文化特色的基督教信仰，还在爱尔兰建立了教会组织，设置推行了教区体制，把原本分散、独立的教会、修道院统一起来。

圣徒帕特里克传教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首先，帕特里克采取了正确的传教策略——由上到下。帕特里克意识到统治阶级信仰转变对被统治阶级的示范及强制作用，因此他不论到哪个王国都要首先去觐见当地首领，劝其皈依基督教。例如，帕特里克在爱尔兰传教的首个战果便是成功劝服了唐（Down）的首领狄丘（Dichu）皈依基督教。正是在狄丘的示范作用下，他的臣民才纷纷改信基督教。⁽⁵¹⁾帕特里克同时认识到，在统治阶级的年轻一代中传教更容易成功，因此他每到一处便请求当地首领的儿子陪同。⁽⁵²⁾这样，帕特里克不仅可以借机向下一代首领宣传福音，还能保证传教者一行在当地的安全通行。帕特里克也没有忽视中层统治阶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他经常光顾地区的法官。这些人裁判纠纷、执掌生杀大权，有可能就是与帕特里克恰好处于对立面的督伊德。为了获得这些上中层统治者的好感与支持，帕特里克投入了大量财力，例如，他在康诺特传教的时候，曾与邻近地区首领的儿子们达成协议：“支付12名武士的费用，这样就能保证他在穿越爱尔兰游历时不受歹人的阻碍。”⁽⁵³⁾他在其《忏悔录》中还提到，“我常常酬谢国王”，“你们知道我在通过经常光顾的那些地区时往那些法官身上花了多少钱，因为我想我付给了他们15个人的佣金。”“但是我不后悔，对我来说，它还远远不够。我仍然会，而且将来也会继续花这些钱。”⁽⁵⁴⁾这种“金钱外交”虽然饱受其同代人诟病，但其结果却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保证了帕特里克自身及其随从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赢得了统治者的好感，为其顺利传教铺平了道路。帕特里克一定是在其早年为奴的日子中领悟到：通向爱尔兰平民的途径是他们的国王，而想要获得国王的支持就必须通过礼物或进行交易。因此，圣帕特里克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熟悉爱尔兰的社会体制，正是这种熟悉使他相对于帕拉迪乌斯来说占有更大的优势。”⁽⁵⁵⁾

其次，帕特里克选择了恰当的传教路线——知难而退，曲线传教。根据公元7世纪一位基督教作家的记载，431年，教皇所派遣的第一位爱尔兰主教帕拉狄乌斯在爱尔兰东南部伦斯特（Leinster）王国的威克洛（Wicklow）登陆，遭到当地异教徒及督伊德的强烈抵制，但他不顾这种抵制依然在此地传教，最终以失败而告终。⁽⁵⁶⁾帕特里克在相同的地点登陆，同样遭到当地凯尔特人的抵制，但他没有迎难而上而是采取了“曲线传教”的策略——退回海上，转向爱尔兰北部，并在阿尔斯特的唐镇登陆。或许这里的督伊德教势力相对来说不是十分强大，帕特里克的传教获得了成功。在唐镇短暂停留后，他曾经返回其早年为奴的地方，希望能使其原主人皈依基督教，但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他重新返回唐镇，在当地首领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座教堂，称为“Sabhall Phadruig”，意即“帕特里克的谷仓”。⁽⁵⁷⁾以此为基地，帕特里克继续其艰苦漫长的传教生涯。他先是向南到达米思地区，并来到王族领地塔拉，据说他通过行神迹使得爱尔兰最高国王列奥盖尔（Leogaire）给予帕特里克在其领地内的安全通行特权，但并没有使得这位国王改信基督教。在米思的传教取得一定成果后，他继续向西部的康诺特传播福音，大约7年之后他向东来到最初遭受挫折的伤心地——伦斯特，但这一次，帕特里克凯旋而归。自此，在“传统五国”中，帕特里克唯一没有到达的王国就只剩下南部的芒斯特了，之所以留下芒斯特作为最后一个传教地，一方面是囿于地理因素，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此地与不列颠西南部交往频繁，基督教早已传入这里，因此帕特里克并不急于来此地传教。大概在芒斯特传教7年后，帕特里克返回传教的大本营阿尔斯特，并在阿尔玛（Armagh）建立主教区，该地区后来成为爱尔兰基督教的中心。从帕特里克的传教路线我们可以看出，帕特里克先是避开凯尔特传统势力最强的伦斯特地区，转而北上，在北部的阿尔斯特和中西部的康诺特和米思取得一定的传教成果、对伦斯特形成合围之势后，再班师回转，这种知难而退、曲线传教的路线显然比不顾实际情况强行传教的方法更能节省时间，也能取得更好的传教效果。

最后，帕特里克运用了务实的传教方式——入乡随俗，就地用人。帕特里克之所以能够在爱尔兰的传教事业中取得不俗成绩，与他早年在爱尔兰为奴的经历密不可分。这段经历使他具备了传教的利器——盖尔语，因为只有熟悉盖尔语，才能够直接与当地凯尔特人交流并进而传播基督教信仰。并且，帕特里克在传教时为了让一些凯尔特人接受洗礼，往往将凯尔特人的自然神转换成基督教的神或圣徒。这种入乡随俗的传教方式不仅通俗易懂，而且更能唤起凯尔特人的入教热情。随着爱尔兰基督徒的增多，帕特里克也认识到，只靠从高卢和不列颠引进神职人员并不能满足需求，毕竟，远水难解近渴。培养数量充足、训练有素的本地牧师才是一种良性的发展模式，因为只有在当地精神领袖的指引下，基督教信仰才能更牢固地扎根于当地平民百姓心中，并带来事半功倍的成果。为此，帕特里克极力拉拢当地民众，待其接受洗礼后便使之成为传教的主力军。在公元7世纪爱尔兰主教狄瑞坎（Tírechán）的帕特里克传记中记载了一些当地人被授予圣职的情况，例如，帕特里克在阿尔玛的三个继承人（Benignus，Iarlaithe，Cormac）就都是本地人。⁽⁵⁸⁾

总之，在帕特里克终其天年之时，爱尔兰教会的地基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房屋本身的建成还要假以时日。可以想象，民主的基督教教义在弱小的部族和下层民众之间较易接受，但它在督伊德间的传播肯定要困难得多。在爱尔兰本土文学及圣帕特克传记中记载着许多基督教徒与督伊德斗法的传说，这也反映出基督教在爱尔兰的传播经历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不过，在帕特里克后继者克尔达尔的圣·布里吉特（St.Brigit of Kildare）、克罗纳的费尼恩（Finnian of Clonard）、班戈的康高尔（Comgall of Bangor）等人的努力下，到公元6世纪末，基督教已传遍爱尔兰岛，并且形成一种融合当地凯尔特文化的、独特的“凯尔特教会”。而督伊德教在基督教的步步紧逼之下，最终淡出爱尔兰社会。“590年在督姆西特（Drumceat）宗教会议上督伊德（的活动）被限制，督伊德在官方上被禁止则是在637年的默伊拉斯（Moyrath）斗争中。”⁽⁵⁹⁾自此以后，督伊德大部分从爱尔兰消失，他们的许多功能为爱尔兰的知识阶层菲利所取代，爱尔兰的凯尔特人基本实现基督教化。

基督教传入爱尔兰，使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也步入了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世界。它不仅改变了凯尔特人的信仰，还带来了全新的书写文字和语言。凯尔特人逐渐学会用拉丁语来记录他们的历史，这为后世了解古代凯尔特文化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具有鲜明凯尔特文化特色的修道院则成为当地的学问中心，修士不仅教授人们书写拉丁文和讲拉丁文，还收藏大量古典文献，为希腊罗马文明的保存和传承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600年左右，“爱尔兰发展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凯尔特——基督教文化。当希腊文明尚未为西方各国所知的时代，爱尔兰的学者已经极为熟稔希腊和拉丁文学。”⁽⁶⁰⁾他们“以学识丰富、生活严肃、传教活动范围广阔著称”。⁽⁶¹⁾正是这些充满传教热情的爱尔兰传教士，在西欧陷于异教徒统治之时，不远万里，翻山越岭，努力将基督教带回西欧大陆，为西欧迎来第二次基督教浪潮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