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传统是欧洲尤其是西欧文化的主流思想，虽然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古典文化曾丧失了其伟大的创造力。但是在14世纪文艺复兴开始后，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号召下，各种文化技艺、人文思潮重新兴起，西方文化开始摆脱中世纪神学文化的枷锁，走上近代化进程。古典文化对欧洲的觉醒和近代化有不可替代的启蒙作用。古典文化的精神内涵通过文艺复兴在西方文化中得以传承，直至今日。
1、理性主义精神
理性科学是欧洲文化主要特色之一。“所谓科学显然应该是对开始原因的知识的取得，当我们认为认知了最初原因的时候，就说是知道了个别事物。”(147)中世纪由于教会对文化的垄断，古典时期的理性主义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经院哲学在推崇信仰之上的同时也强调理性的重要，安瑟尔谟认为“信仰要求理性”，“我们信仰所坚持的与被必然理性所证明的是同等的。”但是，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148)理性处于神性之下，而且人的理性认识被贬低。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理性主义也逐渐摆脱神学的桎梏。17、18世纪理性主义得到巨大的发展，并且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即理性主义思维与自然科学研究相结合。“古希腊的理性是与宇宙的心灵相通的思辨,中世纪的理性是神学和信仰的助手,近代的理性则是时代的精神,这就是自然科学精神。”(149)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就是近代科学家培根和笛卡尔。培根是近代科学归纳法的奠基者。他在批判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归纳法应该有严格的程序和步骤，还要有一些辅助的方法，这样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培根说“要谨慎的使用理性, ‘毋宁给它挂上重物’,不让它直接由个别经验飞跃到最高原则。”(150)[培根的科学归纳法主要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并在后来引起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争论。数学家笛卡尔提出直观与演绎方法。他认为古代逻辑学和几何学中存在着很多缺点，欧几里德德几何学研究一些抽象而无用的问题，因此，他“想应当去寻求另外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好处而没有它们缺点的方法”。(151)因此，笛卡尔提出了“四条方法”，从研究的出发点、演算过程到最终的结果规定了一整套的次序和步骤。笛卡尔是唯理论的创始者，在他之后的唯理论者都继承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他们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无法提供普遍的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知识只能在理性中寻求。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发现统一性。继17、18世纪理性主义发展之后是德国古典哲学对理性主义思想的充实和综合。康德在人的认识能力作了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划分，对理性思想有所弘扬。但是他也看到了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认为理性最终不能得到什么结论，否认人类具有认识世界本原—物自体的能力。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充满了思辨内容，他认为:“哲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确定思想与经验的一致, 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152)黑格尔的思辨理性认为理性在认识世界时陷入矛盾正表明理性把握了世界的本质,“思辨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住自身”(153)。黑格尔的思辨理性将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理性体系，是传统理性主义的最后的总结。理性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体现为一种科学态度，即尊重客观事实，对事物的认识排除经验主义而寻求科学依据；在认识事物时要通过表象认识本质；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要尊重自由独立的原则，敢于挑战权威。这些科学精神是西方科技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与古典时期的理性主义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二者在探讨自然世界时所持的自由、客观、探求本质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现代的科学理性精神的根源在于由泰勒斯开创的理性思维中。
2、人文主义关怀
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的两大旗帜之一，新兴资产阶级以歌颂人的自由、平等、价值、尊严来对抗基督教对人性的压抑。但丁、彼特拉克、莎士比亚、卢梭、伏尔泰等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复兴古典人文思想的同时，对其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与古典人文主义不同，文艺复兴时期和近代人文思想在人的社会性、实践性，自然性的基础上强调个人主义。布克哈特称之为“人的发现”，“这个时期首先给了个性以最高度的发展，其次并引导个人以一切形式和在一起条件下对自己做最热诚的和最彻底的研究。”(154)个人本性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讨论的主要命题，个人的本性与自由得到重视，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谋求经济发展自由思想的反映。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将人从基督教的禁欲主义、信仰唯一的神学体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积极向上的社会功能，要求人在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和展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实现自身价值。穆勒的《论自由》中说：“从长期来说，一个国家的价值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如果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加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会发现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伟大的事业的；它为了要达到机器的完善而牺牲了一切，到头来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是它为了机器可以更加顺利地工作而加以扼杀的。”(155)在个人与社会的选择上，穆勒倾向于个人。自由是人文主义的主要内容，无论是古典城邦中的公民还是文艺复兴时的市民，自由都是其基本权利，是人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是独立自主意识的反映。自由不仅是坚持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更重要的是尊重和理解别人的思想和选择，不盲信权威，但也不盲目自大。这种个人自由意识是古典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近现代欧洲科学文化进步的精神力量。但是对个人主义的过分渲染和夸大，导致欧洲尤其是西欧个人主义的膨胀，人们开始反思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越来越强，同时，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大，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新成为人类思考的主题。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本性等问题在古希腊人那里就开始了讨论，直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是人文社会、人文学科研究探讨的课题。因此，布洛克说：“人文主义不是一个哲学体系或者信仰，而是一场曾经提出了非常不同看法而且现在仍在提出非常不同的看法的持续的辩论。”(156)人文主义关怀是持续的，其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是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在古典文化中就已经提出了。后世的人文主义是在沿着古典人文主义的道路发展前进的。
3、民主法制思想
古希腊人在政治上的成就是建立了古代世界最完善、最发达的民主制。雅典是希腊民主制的典型代表。罗马则是在城邦制的基础上实行贵族共和制。二者共同的特点是公民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共和制与近现代的民主共和制有诸多不同，但是古典政治体制所确立的三权分立、主权在民、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原则与现代西方民主共和制如出一辙。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所宣扬的社会契约、主权在民、人人平等的思想中我们能够看到古典民主思想的影响。
法制是古典政治传统的一个主要内容。虽然希腊没有建立类似于罗马那样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在法律思想上，希腊人的贡献不可忽视。梭伦改革时就将法令公布于众，要公民发誓遵守城邦法律，开创了城邦民主体制中的法制传统。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说“民主政治的美好的名声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157)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强调了法律的神圣性，法律是来源于神，它的作用应该是神圣的金子般的绳索，能将人引到最好最正确的方向。(158)而且，柏拉图还认为城邦法律如果屈从于统治者，城邦就会毁灭；而法律高于统治者，则神将赐福于这个城邦。(159)法治优于人治的思想在柏拉图时期已经出现于古希腊。遗憾的是古希腊的法律思想大多停留于理论层面，在实践运用中的效果并不理想。将法制和法律思想发挥到极致的是罗马人。虽然罗马人在法理的探讨上不如希腊人，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却不断开拓进取，最终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发展了精深的法理思想。罗马法通过与日耳曼民族法、基督教教会法的融合，逐渐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催生了各种民族法律。“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时最为持久的征服。”(160)罗马法是欧洲大陆法系的基础，古代的著名法律现在大多已经消失，只有罗马法在现代社会仍然发生着作用。当今欧洲大陆各国及其近代的殖民地、拉丁美洲的立法还效法罗马法模式。日本明治维新后对罗马法也有研究，我国清末制定的法律也受到了罗马法的影响。
古典文化中的民主和法治精神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欧洲近代的政治体制与古典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但是古典时期形成的追求民主自由、崇尚平等、遵纪守法、积极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公民意识却植根于欧洲民族中，成为欧洲各民族的一个精神特质，也是欧洲近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之一。
古典艺术包括希腊艺术的优美典雅和罗马艺术的庄重和谐，由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确定的艺术模式和艺术精神无论在中世纪还是在近现代都有所保留和发展。中世纪时，罗马建筑风格与基督教建筑、拜占庭建筑风格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罗马式建筑，或称为罗曼风格。罗马式建筑与欧洲各地方民族建筑习惯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伦巴第风格（如米兰的圣 安布罗吉教堂）、诺曼底风格（如英国的达勒姆教堂）、德意志风格（如玛利亚拉赫教堂）、意大利风格（如帕尔玛教堂）。这些教堂建筑基本模式都是古典式，有廊柱、有拱顶，它们都秉承了罗马建筑气势恢弘的精神内涵，只是在建筑的外部布局和内部装饰上有些微差别。如德意志风格以双重唱诗台为特征，而肋拱结构则属诺曼底风格。其次，在雕刻绘画上，古典艺术所倡导的摹仿自然和理性艺术的原则在中世纪和近代艺术中仍得到遵循。文艺复兴时期，在艺术领域兴起了各种流派，古典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等等，这些艺术流派都秉承了古典时代摹仿自然的艺术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但是不能改变事物的自然属性。他们认为自然本身就是最美的，艺术的使命就是把隐藏于自然之中的美表现和揭示出来。这种艺术思想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延续至现代西方艺术。除了模仿自然外，追求和谐是古典艺术的另一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达芬奇认为美产生于事物各部分之间的神圣比例关系中，他利用光学，解剖学和数学等多种知识，对线条，比例，明暗等问题作了反复的研究和实践。在其代表作《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中，我们可以看到完美的构图和近似几何形的组合。拉斐尔的绘画中有和谐的构图，严格的比例，娴熟的结构。与古典艺术家不同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可以通过科学知识如解剖学、透镜学等来达到艺术上的和谐效果。
古典艺术的和谐是形体比例、动与静、外在形体与内在精神的均衡和谐，这种和谐之美对我们现代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5、字母文字
希腊人在与腓尼基人的接触中接受了他们的字母文字，将部分辅音字母转化成元音a、e、i、o、u，并加入辅音，形成了有24个字母的希腊文字。希腊字母随着希腊商人传入罗马后，罗马人将其简化，如将希腊语的“α”、“β”转化为a、b，以便于书写。古拉丁语有23个字母，其中21个来自伊达拉里亚字母，中世纪时，字母I分化为I和J，V分化为U、V、W，产生了26个字母，形成拉丁字母表。拉丁文字有大写体和草书体。15世纪时，大写体用于抄写书卷，草写体用于法律和商业，这两种字体后来衍生为印刷的楷体和斜体字母。(161)拉丁字母文字随着罗马人的扩张而影响广泛。拉丁字母文字的推广，不仅有助于罗马帝国的罗马化，而且促进了帝国境内落后部族的文化发展。中世纪以后，不仅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罗马尼亚使用拉丁语，而且英国、德国，甚至斯拉夫民族如波兰、捷克、克罗地亚等也利用拉丁文字。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欧洲的殖民扩张，拉丁文字在欧洲、美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有踪迹。拉丁文字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字母文字。虽然拉丁文字只是以书面语言的形式存在于现代社会，但是在某些领域拉丁文字还占据着重要地位。如医药学和生物学仍以拉丁语作为其重要的表述工具，医学界在国际交流中仍使用拉丁处方。
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是欧洲字母文字的母体，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古典文字对于欧洲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同时，产生于同一根源的文字使欧洲各国、各民族文化在多样性的同时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欧洲文化的主要传统来自于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这个文化体系在中世纪时经过罗马文化与日耳曼文化、古典文化与教会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逐渐形成。究其根源则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这一古典文化不仅为欧洲文化提供了发展的精神动力，也使欧洲文化在多元化的同时具有统一的文化内核。罗马的征服将古典文化带到了欧洲西部，此前，这些地方都属于克尔特、日耳曼部落文化区域。是罗马人带来了希腊文化的自由、理性和人文思想，也带来了罗马人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欧洲东部则主要是拜占庭文化的传播区域，拜占庭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与东方民族文化的融合，古典文化元素仍然存在。况且，在罗马帝国分裂之前，整个帝国都处于一个以希腊罗马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融合的文化母体中。随着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在西欧文化共同体内，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发展日趋民族化、地方化，如英国文化中的撒克逊人、诺曼底人文化，法兰克的高卢文化传统。西班牙则是罗马文化、日耳曼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交汇地。这些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使欧洲文化出现了统一性与多元化并举的文化局面。这种文化发展模式一直持续至今日。现在，欧洲共同体在发展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同时，文化上也在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基础上，寻求一体化的文化模式。古典文化作为欧洲文化的起源，正是其文化一体化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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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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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0页。
(2)参见荷马：《伊利亚特》（I.8-10）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3)荷马：《伊利亚特》（XVI.439-443）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6-427页。
(4)希罗多德：《历史》（II.50），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3页。
(5)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4），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页。
(6)赫西阿德：《工作与时日》（682-685），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页。
(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I.12），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页。
(8)参见希罗多德：《历史》（VIII.144），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20－621页。
(9)参见希罗多德：《历史》（V.58），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9页。
(10)Pliny, Natural History , V, II2,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1)Strabo, Geography, I, 526,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
(12)参见王敦书：《希罗多德简介》，载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页。
(13)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14)参见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0页。
(15)Diogenes Laertius,Life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I.25.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6)参见希罗多德：《历史》（V.178），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9—190页。
(17)Diogenes Laertius, I.24、27.译文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51页。
(18)希罗多德：《历史》（V.109），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5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自然辨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4页。
(20)希罗多德：《历史》（I.1）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I.22），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页。
(23)The New Caxton Encyclopedia,VOL.15, Polygnotus条, London: The Caxton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1977.
(2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Pericles,13），陆永庭、吴彭鹏、水建馥等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5页。
(25)Aristotle：Athenian Consititution, 22.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6)希罗多德：《历史》（V, 78），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79页。
(27)Christian Meier, Athens,A Portrait Of The City In Its Golden Age, New York, 1998, P.413.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40.）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32页。
(29)Plutarch:Lives,Pericles,12.,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30)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08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0页。
(32)Christian Meier, Athens, A Portrait Of The City In Its Golden Age, New York, 1998, P.306.
(33)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38），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31页。
(34)法灵顿：《希腊科学》，社会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301页。
(35)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页。
(36)参见杨巨平：《“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37)W.W.Tarn,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 London, 1952,p.298、p.301.
(38)Thomasr Martin, Ancient Greece; From Prehistoric To Hellenistic Times, Yale University,1996,p.290.(www.xing528.com)
(39)参见杨巨平：《“希腊化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汇合》，《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40)参见荷马：《伊利亚特》（I.33‐53）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41)参见荷马：《伊利亚特》（I.351‐356），第16页。
(42)参见荷马：《伊利亚特》（I.412‐418），第44‐45页。
(43)参见荷马：《伊利亚特》（IV.47‐49），第88页。
(44)参见荷马：《奥德赛》（I.122‐124），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45)赫西阿德：《工作与时日》（106‐109），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页。
(46)《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卷，“Sophist”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47)孙鼎国、李中华主编：《人学大辞典》，“普罗泰戈拉”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8)Plato:Protagoras,320C-322D.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9)Aristotle：Politics,1253b.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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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Aristotle：Politics,1252a30-3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3)策勒尔：《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54)荷马：《奥德赛》（XI.489-491），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55)荷马：《奥德赛》（IV.62-64），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56)参见赫西阿德：《工作与时日》（215-217），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页。
(57)泰勒：《苏格拉底传》，龚珀茨、赵继铨、李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7-88页。
(58)柏拉图：《理想国》（518C），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7页。
(59)Aristotle：Politics,1253a15-2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0)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6页。
(6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62)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1页。
(63)巴门尼德：残篇8,34-4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3页。
(64)Cornford,F.M., Plato and Parmenides:Parmenides′Way of Truth and Plato′s Parmendes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 Running Commentary ,London,1939,p.29.
(6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0－51页。
(66)参见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I.11,16），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5页。
(67)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IX.5），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7页。
(68)Cicero:Tusculan Disputations,4.10.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6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8b27。
(70)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1页。
(71)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 ,6.53,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2)参见：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7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页。
(74)姚介厚：《奠立分析理性：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哲学与逻辑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3期。
(75)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76)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77)亚里士多德：《范畴篇》（2a13-15），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1961年版，第309页。
(7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77a-1178a。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1961年版，第327-328页。
(79)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19b16），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4页。
(80)大卫·福莱主编：《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冯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81)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7.119,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2)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7页。
(83)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119页。
(8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40），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32页。
(85)莱昂·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陈修斋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58页。
(86)赫拉克利特，残篇D10，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
(87)德谟克利特：残篇168，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8页。
(88)Plato：Laws,889 A.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89)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99页。
(90)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9页。
(91)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8 b1-5），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92)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X.8）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2页。
(93)德谟克利特：残篇83，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1页。
(94)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the eminent philosophers,VIII，33.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95)Plato：Symposium,211B.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6)Plato：Symposium,211C.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97)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1451a），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4页。
(98)利奇德：《古希腊风化史》，常鸣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61页。
(99)亚里士多德：《诗学》（1450b），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6页。。
(100)参见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克伦理学》（1123b），廖申白译注，2003年版，第107页。
(101)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8页。
(102)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页。
(103)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4页。
(104)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2页。
(105)Aristotle：Politics,1341b,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06)Aristotle：Politics,1338a,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07)城邦主义又称作城邦本位主义，是城邦体制下希腊公民对城邦的一种思想感情，指每个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做实现公民集团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径的意识形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生活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108)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生活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109)参见柏拉图：《理想国》（369B-C），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页。
(110)Aristotle：Politics,1253a1-6,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11)参见柏拉图：《理想国》（369B-C），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8-59页。
(112)Aristotle：Politics,1291a5-10,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1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60），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45页。
(114)Aristotle：Politics,1275b15-20,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15)Aristotle：Politics,1278a 35-40,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16)Aristotle：Politics,1252a1-6,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17)Aristotle：Politics, 1253a25-30,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118)荷马：《伊利亚特》（IX.63），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11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98），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69-70页。
(120)Plutarch: Lives,Themistocles,13,3,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1)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122)Horace:Epistles,II,1,156-160,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23)参见杨共乐：《世界史资料丛刊·罗马共和国时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2页。
(124)参见顾准：《希腊城邦制度》，北京：中国生活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
(125)B.H.狄雅可夫、C.N.科瓦略夫主编：《古代世界史·古代罗马》，王以铸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57页。
(126)参见杨共乐：《世界史资料丛刊·罗马共和国时期》，霍腾西乌斯法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9页。
(127)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6-87页。
(128)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92页。
(129)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0页。
(130)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3页。
(13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92-393页。
(13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34页。
(1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27页。
(134)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270页。
(135)Polybius,The Histories, VI.10.14, Loeb Classical Library,1923.
(136)查士丁尼《法学汇编》卷1，第2章，2,16-18。译文见《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33页。
(137)Polybius, The Histories, VI.2.3.
(138)“卡拉卡拉敕令”，见《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276页。
(139)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190页。
(140)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141)西塞罗：《论共和国 论法律》，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142)威尔 ·杜兰：《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台湾：幼狮文化公司译，1999年版，第512页。
(143)转引自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144)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357页。
(145)苏珊·伍德福特：《剑桥艺术史》（一），罗通秀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146)特奥多尔· 蒙森：《罗马史》（一），李稼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59页。
(14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3a25-30），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48)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0页。
(149)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50)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15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0页。
(152)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3页。
(153)黑格尔：《逻辑学》(下)，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第7页。
(154)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02页。
(155)转引自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3页。
(156)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3页。
(157)希罗多德：《历史》（III.80），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2页。
(158)Plato：Laws,633D-634A,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59)Plato：Laws,714B-715D, Lobe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60)转引自周枏：《罗马法原论》，（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1页。
(161)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卷，Latin Atphabet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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