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主义特征及起源研究

四、城邦主义⁽¹⁰⁷⁾

城邦制是古希腊人认为惟一适宜他们的国家政治体制，他们对自己的城邦情有独钟。他们衷心热爱自己的城邦，为城邦浴血奋战，为城邦献计献策，体现了高度的城邦主义精神。古希腊思想家们也曾对城邦乃至城邦政体做过系统的论述，城邦精神或者说城邦主义是古希腊文化创造力的来源。⁽¹⁰⁸⁾

（一）古希腊城邦主义的内容

1、维护城邦的独立自由

城邦是古希腊人所选择的最好的生存空间，无论其产生是如柏拉图所说的“为了满足各种需要，我们住在一起，组成城邦”，⁽¹⁰⁹⁾还是如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城邦是自然的产物”，⁽¹¹⁰⁾独立自由是城邦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石。独立指其经济上能基本满足本城邦的需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论述理想城邦时都意识到了自给自足对城邦的重要。柏拉图认为城邦的出现就是由于我们每个人不能自给自足，都缺乏许多东西，由于有种种需要，我们聚居在一起，成为伙伴和帮手，我们把聚居地称作城邦或国家。城邦可以提供生存所必需的粮食、住房、衣服等等。⁽¹¹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提到城邦的根本在于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¹¹²⁾希腊人之所以要求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一方面是因为古希腊多山的地理环境使其内部各个地区间的交通不太通畅，经济往来较难实现；另一方面只有自给自足才能不受制于人，维护城邦的安全和自由。自由对古希腊城邦而言是指主权自主。城邦在古希腊人看来就是自己的国家，国家主权不容侵犯，丧失了主权，公民就失去了自由。独立是城邦自由的保障，自由是城邦独立的目的，二者有机结合成为城邦生存的首要原则，因此，维护城邦的独立自由就是城邦公民最重要的责任。当城邦遇到外敌时，城邦公民同仇敌忾保卫城邦。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也一定会牵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本身安全的话，个人有更多机会从私人的不幸中恢复过来。这样说来，公民个人在痛苦中能够得到国家的支持，但是在政府肩上的重担不是任何人所能承担的。因此，我们应该集合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国家，既保卫国家是每个人的责任。⁽¹¹³⁾

2、公民即城邦

公民在古希腊不是指居住于城邦内的所有人，而是指“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¹¹⁴⁾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雅典则规定公民仅限于父母双方都必须是本邦公民的儿女。”⁽¹¹⁵⁾公民资格限制的严格可见一斑。城邦之所以如此严格地限制公民资格，是因为公民在城邦中享有各种权利。在政治上可以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担任各种公职等，在经济上，可以拥有份地，享受城邦的公共收益（如矿产收入），不纳税等，宗教上，可以参加城邦宗教祭祀典礼，享受公餐，可以领取观剧津贴，可以代表城邦参加运动会和其他竞技活动等。此外还可以享受到各种社会保障福利，如残疾人或烈士遗孤等会得到城邦的供养。公民权对于希腊人来说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权利的象征，也是公民个人归属的标志。公民权在赋予公民各项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公民应该履行的各种义务，如服兵役，自备武器装备，参加公民大会投票，富有者还要承担各种捐助义务。权力与义务的紧密相连使公民与城邦形成了“邦民一体”的密切关系。

3、个人从属城邦(www.xing528.com)

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在城邦中享有最大的自由，但是在古希腊的意识中，城邦高于家庭和个人，“所有城邦都是某种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善，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¹¹⁶⁾城邦的目的是追求最高的至善，它包含了个人的、家庭的善。城邦没有某个个人一样可以生存、发展、繁荣，而个人一旦离开城邦则会成为无根之木，难以生存，也就得不到善。“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鄙夫；⁽¹¹⁷⁾就像荷马所说的那种人：没有族盟籍贯、没有炉灶、不守法律的人。”⁽¹¹⁸⁾个人从属于城邦，只有在城邦中个人才能享受公民权所赋予的自由。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通过伯利克里的演讲深刻表达了公民与城邦血脉相连的关系：“公民个人遭受损失而整个城邦繁荣昌盛，与公民个人财富增加而整个城邦每况愈下相比，前一种情况对公民个人是更为有利的。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无论是怎样的富足，但如果他的城邦遭到毁灭的话，他也必定随之遭到灭顶之灾。然而一个蒸蒸日上的共和国总是在为不幸的个人提供摆脱困境的计划。这样说来，公民个人在不幸中能够得到城邦的支持，保卫城邦无疑是每个人的责任。”

（二）古希腊城邦主义的特征

1、城邦主义的封闭性

希腊以城邦立国，各邦之间不仅有边界相隔，更因宗教信仰、政治体制的不同而存在着情感上的隔阂与对立。一些城邦甚至是势不两立，如雅典和斯巴达。城邦的对立和封闭使希腊人的爱国热情仅限于本城邦，这种封闭性使希腊世界内部经常是兄弟阋于墙，彼此征战，劳民伤财不说，也消耗了整个希腊的发展力量。城邦间战争的残酷性比之与外族的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胜利的城邦残酷无情地对待别的城邦的成员，摧毁葡萄园、橄榄树、夷平房屋、掳掠人民。斯巴达征服美塞尼亚（Messene）后，将其居民大部分变为奴隶，掠夺其土地，毁灭其家园。雅典对脱离提洛同盟的城邦，同样霸道冷酷。纳克索斯岛（Naxos）叛离提洛同盟后，雅典派军征讨，征服之后对其奴役，严重压榨，使其丧失了独立城邦的地位。⁽¹¹⁹⁾雅典从提洛同盟的盟主转变为所谓的“雅典帝国”。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是希腊世界规模最大、损害最严重的内战，它直接导致了希腊城邦的整体衰落，直至被迫屈服于马其顿(Macedonia)。城邦内战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益驱动，但其根源则是城邦主义或者说是城邦本位主义的封闭性。“自给自足”是希腊城邦的一个显著特征，除了一些城邦如雅典需要进口粮食外，其它的生活必须品基本来自本邦，邦际间的经济往来不频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政治上的闭关主义。一个城邦的公民权很难扩展到外邦人身上，有些城邦如斯巴达甚至禁止公民与外邦人过多来往，也不允许外邦人在本邦定居。雅典虽然允许并极力吸引外邦人到雅典定居、经商，但却严禁其加入公民团体。这种闭关主义对于邦际关系的发展十分不利，难以形成共存互惠的邻邦友好关系。

2、城邦主义的情绪化

城邦主义对公民个人来说就是对城邦生活的热爱之情。作为一种民族情绪，这种热情具有相对的不稳定性，容易因劝说或煽动而波动，形成一种决策上的冲动。在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这种现象尤其突出。以雅典为例，公元前424年，在克里昂（Kleon）的煽动下，公民大会通过决议：处死所有密提林（Mylitene）的成年男子，将其妇女与儿童变卖为奴。并派人传令给在密提林的雅典将军，立即执行决议。但是，第二天，公民大会重新进行了讨论，又觉得这种做法过于残忍，于是马上派人赶往密提林阻止决议的执行。所幸的是第二批传令的人行动迅速，及时阻止了决议的执行，否则密提林已是亡国灭种。雅典的错误决议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及时的纠正。如公元前406年判处在阿吉纽斯打胜仗的将军以死刑，如对西西里的远征，这些决议都是在某个或某些狂热的演说家的蛊惑之下，公民的一时狂热之举，但却对雅典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普鲁塔克曾说：“处于严重斗争情况中的群众往往不明智，不是靠理智的措施去寻找安全。”⁽¹²⁰⁾同时，政治家和演说家也利用了公民对城邦的热爱之情，凡是不利于城邦的都会遭到公民们的反对和抵制，在政治家充满激情的劝说下，公民们往往会失去理智，失去正确判断的能力，做出一些损害城邦利益的决议。“在雅典的生活方式中，防止愚蠢行为的保障是多么不稳定；事实上，除了依靠老百姓的整体的正确判断力之外，几乎别无可待。”⁽¹²¹⁾公民集体决策的情绪化虽然在雅典比较典型，但也绝非特例，这是城邦公民群体决策的一个无法克服的弊病。相较而言，斯巴达的寡头体制在这方面要好的多。

古希腊人的文化是典型的城邦文化，随着城邦的衰落，希腊文化也逐渐失去了其内在的创造力。但是希腊文化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随着罗马对希腊本土的军事征服，大规模地传入罗马，从而使它的文化形式和精神得以延续、改造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