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化起源与扩散的研究成果

欧洲文化及其起源漫谈

（代序）

杨巨平

要探讨欧洲文化的起源，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作为一个整体或一种形态的欧洲文化的存在。但从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文明史，却一度经历过局部的断裂，甚至暂时的倒退。而且古代的欧罗巴(Europa)并非等同于现在的欧洲，欧洲古典文化与近代欧洲文化及其衍生物——欧美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已经相去甚远。这个预设的前提合理吗？

纵观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古希腊文明确实是欧洲文明的开端，是近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尽管其间经历了诸多民族变迁、国家兴替、时代转换，但文化的传承并未彻底中断。欧洲文化不仅一直以其自身特有的精神面貌相对于其他地域或民族文化而存在，而且在不断吸收其他文化因素壮大自身的同时，对其他文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近代以来的欧风东渐，当代的现代化、全球化浪潮都源自欧洲，充分证明了欧洲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欧洲文化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的起源引起广泛关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样的研究首先引发了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其一、何谓欧洲文化？欧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如何把握？如果从地域空间上来讲，欧洲文化只能是欧洲地理范围之内的文化，就文化的创造者主体而言，欧洲历史上的诸多民族都是欧洲文化的创造者，虽然他们所起的作用或有所不同。但欧洲民族的活动范围却并不仅仅限于欧洲的地理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如何处理欧洲文化与欧洲地理之间的关系呢？

其二，欧洲文化的起源何在？虽然源于古希腊已成共识，但为什么希腊这个蕞小民族能够迸发出如此灿烂辉煌、如此影响深远的天才创造力呢？他们又是在什么样的特殊历史、地理条件下进行着这样的文化创造呢？早在希腊文明形成之前，周边的近东地区的文明早已发生、存在了数千年之久。希腊与近东之间的地中海、爱琴海既为两地的联系提供了便利，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希腊人避免了被近东民族征服、同化的命运。历史上的希腊本土居民，不论是最早的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还是来自埃及或腓尼基的移民，或从北方南下的印欧人，最后都融合为具有共同语言、血缘、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希腊人⁽¹⁾。他们无疑就是希腊文化的创造者。然而这种观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却由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黑色的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的出版受到了最为严重的挑战。希腊文化的源头问题再次成了学界论战的焦点。20年时间过去了，争论还在继续。希腊文化的主体创造者到底是谁？是原有的居民，近东的移民，还是北方入侵者？希腊文化的源头是在埃及，西南亚的利凡特(Levant)⁽²⁾，还是美索不达米亚？还是与亚非无关，是讲印欧语人的希腊人的独立创造？这些问题与关于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sm)、甚至印度中心论(Indocentrism)，关于种族主义（racism）、反犹、反塞姆主义（anti-Semitism），关于所谓的“左派”（the left）、“右翼”（the right wing）、自由主义者(Liberals)、“马克思主义”(Marxism)的争论交织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使学术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学术化。对此，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鉴于笔者目前对欧美学界的相关研究和讨论的了解比较肤浅，以及对其中一些问题所涉及的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方面学养的欠缺，深感无力参与这样的讨论，但由于这是欧洲文化起源研究这一课题必须面对、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不揣冒昧，先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的一点感想。

1、关于欧洲文化地理的变迁

欧洲（The Europe）的地理概念并非近代才有，早在希罗多德时代“欧罗巴”之名就已经出现，且有了比较明确的地理范围。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他们的已知之世界（Ecumene，Oikoumene, the inhibited world）由欧罗巴、亚细亚、利比亚三大部分组成。⁽³⁾以地中海为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古代埃及）在内的地中海以东的地区可称为亚细亚，也就是亚洲；尼罗河以西直到大西洋的地区统称为利比亚，；希腊人所在那块地中海以北的大陆是欧罗巴。距希腊大陆最近、隔爱琴海而望的东邻安纳托利亚，则被称为小亚细亚（The Asia Minor）。根据希腊神话，腓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a)，被化身为白色公牛的宙斯带到了希腊的克里特岛上，要和她结婚生子。美神阿弗洛狄特对她说，你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注定要和宙斯结合，收容你的这块大陆就叫欧罗巴吧。⁽⁴⁾欧罗巴之名或源于此。现代欧洲的地理方位和范围，应该说和希罗多德时代的欧罗巴相差不是太大。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文化也是逐渐发展而来。从欧洲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一，欧洲文化本身的起源与扩散并不局限于欧洲的自然地理范围之内。早在希腊的古风时代，希腊人的殖民地就遍布于小亚沿岸，黑海沿岸，甚至埃及。这些殖民地中的一些地区甚至一度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如以米利都为中心的爱奥尼亚地区就是希腊世界最早最繁荣的文化中心。散文写作、历史编撰、自然哲学都是首先从这里起源。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故乡就是位于小亚的希腊人殖民城邦——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荷马史诗也是首先在小亚流传而后在雅典写成定本。希腊人在北非的殖民地昔列尼（Cyrene）则是希腊古典后期快乐主义学派的产生地。从黑海南岸的小亚希腊人城邦西诺普（Sinope）出走的第欧根尼后来成了犬儒派的创立者和典型代表人物。希腊化时期的希腊人将希腊文化带到了远至印度的东方，并使其同当地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熔希腊与东方文化于一炉的希腊化文化，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成为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巴比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的汇合之地，从而使古希腊文化在天文、地理、物理、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影响至今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或文化。小亚的帕加马、叙利亚的安条克、美索不达米亚的塞琉西亚也都是当时希腊化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这些东方城市的文化本质上是希腊的。罗马帝国时期，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湖，北非、东地中海地区都成为欧洲古典文化的传播和创造之地。这种局面直到公元7世纪以后伊斯兰文化在这些地区占主导地位之后才结束。近代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扩张，欧洲文化走出欧洲，进入了美洲、非洲、澳洲和亚洲。欧美文化圈逐渐形成，欧洲文化开始向全球扩散。可见，欧洲文化虽然是地域文化，但它的起源、发展及活动的范围却不时跨出本土之外。这是欧洲民族向外迁徙、流动和扩张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然而，正是这种文化地理范围的扩大，才使得欧洲民族有可能更多的吸收其他地区、民族，尤其是东方的文化成果。基督教文化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典型的一例。

其二，就欧洲本土而言，欧洲文化的分布也随着欧洲人活动区域的变化和文化认同度的增加而变化。基本上经历了由点到面、由南而北、由东而西，又由西而东，最后趋于一体的发展历程。在呈原始状态的欧罗巴大地上，文明的曙光首先在欧洲东南端的克里特岛升起，然后再扩散到整个爱琴海世界。随着希腊人的殖民，从黑海、爱琴海、地中海直到直布罗陀海峡，欧洲文化的区域由点连成线，欧洲南端的沿海地带以希腊半岛为中心，形成了欧洲意义上的第一个文化区域。之后随着罗马人向欧洲内陆的扩张，多瑙河以南、莱茵河以西直到不列颠，以罗马帝国欧洲大陆部分为基础的第二欧洲文化区域逐渐形成。公元五世纪以后，由于西罗马帝国的衰落，蛮族的罗马化、基督教化以及拜占庭帝国对斯拉夫地区的文化渗透，到10世纪时，以整个欧洲大陆为主体，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文化形成了。文化欧洲与地理欧洲第一次实现了统一。从此后，欧洲文化不管如何发展，在15世纪以前，它都在欧洲大陆范围之内（拜占庭帝国的文化重心也在欧洲，亚洲部分正在逐渐丧失，而且在文化学意义上也无足轻重，可以忽略不计）。15世纪以后，欧洲文化走向世界，欧洲文化圈扩大到本土之外。如果说欧洲的自然地理是既定的，欧洲的文化地理则是逐渐扩展的，欧洲文化的一体化是逐步实现的。欧洲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既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

2、关于欧洲文化的源头

欧洲文化起源于希腊，似乎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古希腊人确实在哲学、艺术、文学戏剧、神话传说、政治制度和思想、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内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成就，这些文化成果不仅奠定了后世继承、继续和发展的基础，影响了欧洲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而且有些文化领域的成就即使今日也是难以企及和超越的。正如恩格斯所说：“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的原因之一，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⁵⁾。恩格斯还有一句名言：“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⁶⁾，明确阐明了希腊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关系。但希腊的文化或文明成果又从何而来？是希腊人的独立创造，还是与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还是二者的结合所致？近代以来，确有不少学者在试图为此做出解释。根据马丁·波纳尔在《黑色的雅典娜》一书中的分类，从古希腊至今，先后出现了三种诠释模式。

第一种是“古代模式”（the Ancient Model）。古代模式本质上把希腊视为如同利凡特（Levantine）一样的地区，处于埃及和塞姆文化的边缘。简言之，就是把希腊看作受埃及和西亚文化影响的地区，希腊的历史是古代近东历史的一部分。马丁·波纳尔认为，“古代模式”，受到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普遍认同。而且从公元前5世纪一直流行到18世纪末。⁽⁷⁾根据这种模式，希腊文化是公元前1500年前后埃及人和腓尼基人殖民的结果，他们使希腊原有的居民进入了文明社会。此后的希腊人也一直从近东文化中多多受益。

第二种是“雅利安模式”（the Aryan Model）。这种模式把希腊本质上看作是欧洲的或雅利安的。这种模式形成于19世纪前半期，并逐渐为多数人所认同。它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早期的或宽泛的形式，即马丁·波纳尔所说的“一般的雅利安模式”（the Broad Aryan Model），否定希腊有埃及人的殖民地，对腓尼基人在希腊的殖民表示质疑。⁽⁸⁾另外一种形式是马丁·波纳尔所说的“极端的雅利安模式”（the Extreme Aryan Model）。这种模式甚至否定腓尼基文化对希腊的影响，流行于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30年代反塞姆主义的两个高峰期间。根据雅利安模式，希腊历史上曾有过一次来自北方的入侵，颠覆了当地的“爱琴”或“前希腊”（Aegean or Pre-Hellenic）文化。希腊文明被看作是操印欧语的希腊人和他们的土著属民融合的结果。

第三种是马丁·波纳尔自己创立的所谓“修正的古代模式”（the Revised Ancient Model）。这种模式承认古代模式中关于埃及和腓尼基在希腊殖民的故事有真实的基础，但认为这种殖民活动似乎早在公元前2千年代前半期就开始了。马丁·波纳尔也同意古代模式中关于希腊文明是这些殖民活动与后来的近东的影响相结合的结果，但从另外一个方面，他又暂时接受雅利安模式关于公元前4千或3千年代北方印欧民族的侵入或渗透的假说。然而修正的古代模式坚持认为，早期的希腊居民讲的是与印欧语有关的印度－赫梯语，它在希腊语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印度－赫梯语是不能用来解释后来希腊语言中的非欧洲因素。⁽⁹⁾但希腊语基本属于印欧语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¹⁰⁾

马丁·波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原计划写3卷（分别于1987、1991、2006年出版），学术目的与政治目的兼而有之。在第1卷的“导言”中，他坦然承认他的这本书的政治目的就是要煞煞欧洲人的文化傲慢。⁽¹¹⁾第1卷题为“古代希腊的虚构，1785－1985”。分析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强调雅利安模式是对希腊历史的虚构。第2卷题为“考古与文献证据”，探讨“希腊是欧洲的，还是利凡特的”问题，强调希腊文明中的埃及和西塞姆因素，运用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证据对古代模式进行修正。第3卷题为“语言学证据”，⁽¹²⁾试图运用“修正的古代模式”解决以前希腊宗教和神话学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尤其是关于那些英雄和神祗的名字的问题。

马丁·波纳尔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于他的“修正的古代模式”，大致可以综述如下：1、否定将希腊本质上视为欧洲的缩影和产儿的“雅利安模式”，主张回到将希腊视为利凡特的，即近东埃及、塞姆文明圈的“古代模式”，但要对其进行修正，同时接受雅利安模式中的合理因素。2、希腊接受近东文明的影响的时间主要在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这一段是希腊文明的形成期。这一段的影响持续不断，但程度不一，有两个高峰或关键期。一个是公元前21世纪，埃及进入中王国时期，克里特文明进入宫殿建筑期，与埃及同时出现公牛崇拜；一个是希克索斯人统治埃及时期（约公元前1720－1575年），波塞冬、雅典娜、马拉战车、剑这时传入希腊。18王朝时期埃及影响再次传入，如狄奥尼修斯酒神崇拜，德米特尔崇拜（埃琉西斯秘仪）等。⁽¹³⁾

由于马丁·波纳尔几乎颠覆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自己文化渊源的认识，也对18世纪末以来由于原始印欧语系的发现而产生的“印欧民族南下创造了希腊文明”的主流观点发起了直接的挑战，因此引起了一片质疑和批评之声。马丁·波纳尔对此一一撰文做出回应。受友人之助，2001年他将自己的回应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重写黑色的雅典娜——马丁·波纳尔对其批评的回应》（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edited by David Chioni Moore, Durham & London: Duck University Press,2001），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并对某些误读作了解释。⁽¹⁴⁾

整体上看，马丁·波纳尔的观点有可取之处。第一，他强调希腊文明在其形成初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爱琴文明时期，一度受到东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应该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它对古代模式的肯定就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他否定雅利安模式，但仍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没有全然否定南下的印欧人在希腊文明形成中的作用，体现了比较客观的治史态度。第三，即使他的古典文明亚非根源说有失偏颇，但作为一家之言，也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他的观点会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对声浪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强烈的非洲中心主义情结，在于它过于强调了文化源头的重要性，以为源头即结果，影响即异化，从而忽视了希腊文化形成的多重因素，忽略了希腊文化的整体性和独特性，一句话，忽视了希腊文化与近东诸文化在生成环境、发展历程和精神内涵上的根本区别。⁽¹⁵⁾

首先，任何文化或文明，除非它的生存环境完全与世隔绝，都不可能不与周围的文化或文明发生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古代的欧亚大陆的五大文明区域在形成过程中，都程度不同的受到来自本土之外的民族或文化的影响。埃及文明的发祥地尼罗河流域，东西两面都是沙漠，南有尼罗河四大瀑布的阻隔，北邻地中海，仅东北部经西奈半岛与西亚相通。在这样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内，埃及文明似乎可以一直独立的发展，但来自亚洲的希克索斯人却给埃及带来了新的异族文化信息，如马拉的双轮战车，复合弓和青铜剑。他们同时接受埃及的形象文字，将其改造为西奈字母，从而奠定了腓尼基字母的基础。新王国时期埃及法老借助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将帝国的疆域推进到了幼发拉底河一线，揭开了与西亚诸文明大规模接触交流的序幕。⁽¹⁶⁾而且南方的努比亚人、西面的利比亚人也曾一度侵入埃及，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人至少在埃及18王朝时期与埃及有着一定的外交（朝贡）关系。西亚的两河流域更是如此，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再到乌尔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来自周边地区的各色民族不断的入主两河地区，这里实际上既是各个民族上演自己兴衰的舞台，也是各种文化因素相互碰融合之地。印度文明一度出现过断裂，哈拉帕文化与后来的印度－雅利安文化似乎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尽管有的印度学者在力图证明二者都是印度－雅利安人所创造，但印度－雅利安人来自中亚草原已成为学界共识。印度中心主义者提出的所谓的印欧人源自印度，欧洲文明可溯源至印度的假说实在走得太远。⁽¹⁷⁾印度半岛三面环海，北面横亘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脉，仅西北部与外界相通。然而也就是通过此地，波斯人、希腊人、斯基泰人（塞人）、帕提亚人、贵霜人、白匈奴人，以及后来的阿拉伯人、蒙古人不断涌入。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留下了自己的文化痕迹。中国文明主要通过西部与外界相通，先秦时期已对西部有所知晓，《穆天子传》和《山海经》就是这种知识的反映。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辗转通向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已经存在，而且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¹⁸⁾两汉之际，随着绿洲丝绸之路的开通，以佛教为代表的西域文化的传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来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希腊地处东西地中海的中心，隔爱琴海与小亚相邻，占有与埃及、西亚文明相接触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在文明形成之初，受到来自先发和先进文明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不论是古代希腊人的朦胧记忆，还是近代以来的考古资料，都充分证明了希腊与东方邻居的文化联系是如何紧密。但这样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对他者文化的全盘接受，更不意味着本土文化的异化和发展路径的转向。否则古代世界就不会出现如此诸多的各具特色的文明，希腊文明或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一个文明或文化在其起源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由于它受到本身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特有的民族特性的制约，它都会自然而然地走出一条文明或文化发展之路，形成自己独特的文明或文化特色。这是它区别于他者，形成自我意识的关键。按照斯本格勒和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景色，有自己的兴衰过程。不论是斯本格勒的8个文明说，还是汤因比的21或26文明说，他们都认为文明是个体的存在，都有自己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意义上，希腊文明之所以独立存在，并成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关键并不在于它受到了多少外来文化的影响，而是它对这些文化所采取的态度，是吸收，还是拒斥？是全盘照搬，还是有所选择？是将其消化，溶解、化为己有，还是生硬的移植嫁接？从古代五大文明区域来看，虽然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时间有迟有早，程度有深有浅，但最终都将这些文化化为己有，使之成为自身主体文化的组成部份。以古希腊为例。虽然古典时代的希腊人清楚的知道，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几何知识，接受了他们的一些神祇和宗教观念，如酒神狄奥尼修斯和灵魂不死的观念，从巴比伦人那里获得了天文学知识，从腓尼基人那里得到了语言的文字表达形式——字母。他们甚至也乐于承认希腊的最早居民一部分来自亚洲，底比斯城的建立者可能来自腓尼基。⁽¹⁹⁾但这些对外来移民的承认，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改造和利用，并不妨碍希罗多德把希腊人看作一个有自己共同文化、宗教、血缘的民族，并不妨碍他把东方的波斯人视为“蛮族”、异类或他者。

如果说古希腊人的记忆是模糊的，近代以来的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则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外来文化传入的证据。上个世纪80年代初牛津大学教授奥斯温·默里在其《早期希腊》一书中从艺术史的角度首次提出希腊历史上的“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zing Period，公元前750－650年）这一概念，并在13年后该书第二版中将这一概念运用到这一时期的整个社会中。他认为希腊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宗教的系统化，希腊的字母和文学这一时期都受到了东方的强烈影响，只是当时的希腊人未意识到而已。他特别指出，希腊的东方化是个创造性的适应（creative adaptation）过程。正是在这短短的一个世纪内，希腊文化中许多最具特色的方面开始出现，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也是如此。⁽²⁰⁾另外一位学者沃尔特·伯克尔特接受了奥斯温·默里的“东方化时代说”，但认为对其研究的不够，所以他运用大量的考古实物与文献资料从手工业技艺、各种宗教仪式和观念、文学作品等方面深入论述了这一时期近东文明因素有可能对希腊文化形成的影响。虽然他承认希腊人的“创造性的改造”(creative transformation)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坚持认为，不论这种改造如何重要，都不足以掩盖向东方借用这一绝对的事实。⁽²¹⁾

但是，影响总归是影响，借用也只能是借用，关键是接受以后这么办？笔者虽然难以对这些专家的论证的合理与否做出评价，但有一种方法似乎是可以使用的，那就是对两个影响与被影响的文明或文化从整体上进行比较。希腊文明本质上是城邦文明。希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上百个独立的城邦。古代没有希腊国，只有希腊人，希腊民族，希腊城邦或城邦联盟。希腊城邦的特点是小国寡民，“polis”的含义就是公民集体。尽管各邦的政体或有不同，如有的城邦实行民主制，有的实行寡头制，有的实行贵族制，但不论哪一种形式，都遵循着这样一条原则：主权在民，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公民有参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可以在公民大会、法庭、议事会等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意见，或用自己的一票表达对公众事务的意愿。任何公民都可以担任公职，但在任期和权力上受到严格的限制。即使是实行贵族或寡头掌权的城邦，公民的向背也是他们的统治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希腊人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神人同形同性的神话传说和宗教理念，展现人体美的雕塑艺术，反映城邦与个人命运的悲剧、喜剧，追求更强、更快、更高的体育竞技，以及探求宇宙、万物奥秘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对自由、平等、理性、唯美精神的热爱，都说明希腊民族是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希腊文明拥有与近东诸文明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和文化景观。因此，不论希腊语中有多少外来词汇，希腊的文学作品中有多少情节与近东相似，有多少文字、工艺、神灵、观念来自东方，甚至希腊民族中有多少其他民族的血缘，但所有这一切最终都融入了希腊文明的血流之中，并最终融入了欧洲文化、西方文化之中。希腊人的创造性天才就在于能够利用接近近东文明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无意识或有意识的吮吸他们的文化营养，再经过消化、加工、改造之后为己所用。近东文化是希腊文化的源流之一，但不是希腊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与其说是希腊文化的东方化，不如说东方文化的希腊化，从青铜时代到荷马时代、古风时代，甚至到亚历山大里亚时代，希腊人只要有机会与东方文化相接触，实际上就一直在从事着使东方文化为己所用的“希腊化”工作，只是他们是无意识而为而已。

诚然，希腊文化只是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欧洲文化犹如百川入海，容纳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并且经过长期的积淀、扬弃、革新、创造，最后在近代才形成了有基本统一文化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地域文化，并对其他地区的人类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的其他内容，如欧洲三大本土原始民族、基督教文化、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文艺复兴对于近代欧洲文化形成的作用，就是对这一文化构成因素的进一步研究。虽然这样的专题研究不可能对欧洲文化的形成过程做出全面地、系统地描述，但我们试图勾勒出欧洲文化的主要源流之所在。至于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只能恭听各位读者的评判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本书编撰的除了本课题组的成员之外，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资深副教授Henk Singor博士也欣然应邀。他以一个西方学者的视角，从宏观的层面，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做了高屋建瓴式的探讨。这是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本文原发表于《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08年总第5辑，此次收入有改动。作者：杨巨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德国】施瓦布：《希腊神话故事》，刘超志、艾英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3.【德国】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前苏联】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www.xing528.com)

5.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ation Revolution：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Massachusett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

7.Martin Bernal，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I: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8.Martin Bernal ,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9.Martin Bernal ,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Martin Bernal Response to Critics, edited by David Chioni Moor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Mary Lefkowitz and G.M.Rogers,eds.Black Athna Revisited.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6.

11.Mary Lefkowitz, 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New York: New Republic and Basic Books, 1996.

12.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2^nd Edition.Glasgow: Fontana Press.1993.

13.Rajaram and David Frawley, Vedic Aryans and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a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3^rd Edition.New Delhi: Voice of India.2001.

【注释】

(1)参见希罗多德：《历史》（VIII.144），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20－621页。

(2)指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和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

(3)参见希罗多德：《历史》（II.16.），王以铸译，第116页。

(4)施瓦布：《希腊神话故事》，刘超志、艾英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6页。

(5)《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I: the Archaeological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p.1.

(8)在《重写黑色的雅典娜》的“导言”中，马丁·波纳尔对这种宽泛形式的含义有所修正，如说它“否定古希腊人关于埃及人殖民的传统，但接受关于腓尼基人殖民的传统”，“否定埃及对希腊的影响，但接受塞姆的影响。就西南亚而言，强调美索不达米亚而非利凡特对希腊的影响”。参见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edited by David Chioni Moore, Durham & London: Duck University Press,2001.pp.7, 19.

(9)上述三种模式的介绍见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 the Fabrication of Ancient Greece 1785-1985.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7，p, 1-2.关于三种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产生的背景，尤其是雅利安模式产生的历史、文化、政治、宗教、种族背景，也可见Martin Bernal ,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pp.2-11.

(10)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I.p.1.

(11)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p.73.

(12)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Volume III: The Linguistic Evidence.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6.

(13)详见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pp.17-22.对于公元前一千代希腊与近东文化的关系，马丁·波纳尔也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如公元前800－500年间斯巴达社会埃及化；希腊城邦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奴隶社会”起源于腓尼基；埃及和腓尼基的科学、哲学、政治学理论曾在希腊传播，因为这些方面的希腊创立者大多在这两地学习过。

(14)此书实际上是对1996年出版的一本批评马丁·波纳尔观点的论文集——《重访黑色的雅典娜》（Mary Lefkowitz and G.M.Rogers, eds.Black Athena Revisited.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6）的回应。据他说，此前他获悉玛丽·莱夫科维茨和G.M.罗杰斯正在主编这么一本书，就想请他们将自己的回应文章也包括进去，但遭到拒绝。当他想在自己的文集中收入那些批评者的文章时，也被玛丽·莱夫科维茨以版权问题为由阻止。（见该书“前言”（Preface）和“导言”(Introduction))。《重写黑色的雅典娜》还有一个姊妹篇：《关于黑色的雅典娜的讨论》（Debating Black Athena），至今未见出版。玛丽·莱夫科维茨是一位美国古典学教授，因反对非洲中心主义而成名，是马丁·波纳尔观点的强烈批评者。除了主编《重写黑色的雅典娜》一书外，同年她还出版了一本《并非出自非洲：非洲中心主义如何成为把神话当作历史来教的借口》（Not Out of Africa: How Afrocentrism Became an Excuse to Teach Myth As History,.New York: New Republic and Basic Books, 1996），同样表达了对马丁·波纳尔古典文明亚非根源说，尤其是对希腊文明受埃及强烈影响说的批评。该书主要批驳了非洲中心主义者关于希腊文化来自埃及的一系列“奇谈怪论”：如希腊哲学是从埃及偷来的，希腊哲学的创造者不是希腊人，而是北非的黑人、埃及人；柏拉图曾在埃及学习，亚里士多德抢掠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剽窃了埃及的灵魂思想；希腊人模仿了埃及的秘教体系，从埃及得到了灵魂转世的观念；苏格拉底和克列奥帕特拉七世是非洲黑人的后代等等。

(15)当然，由于马丁·波纳尔本是汉学家出身，半路转向古典学领域，他的专业知识缺陷和论证不足也是他饱受讥评的原因之一。

(16)希罗多德关于埃及法老塞索斯特里斯穿过整个亚洲、进入欧罗巴，征服斯基泰人和色雷斯人的记载（《历史》(II.103)，第153页），被学术界一般视为传说而不予采纳。但马丁·波纳尔认为此人是12王朝的一位法老，对希罗德的记述基本认同。见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Volume II.pp.25-26..

(17)关于这一印度中心论的观点，可详见Navaratna S.Rajaram and David Frawley, Vedic Aryans and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a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Perspective.3rd edition, New Dehli Press, 2001.

(18)Jorg Biel, “Treasure from a Celtic Tomb”, National Geographic, Vol.157, No.3, March 1980.pp.429-438; С.И.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37－48页。

(19)参见希罗多德：《历史》（II.4, 49-52, 57-58, 123; V.57-58）， 第111，132－134，136，165； 369－370页。

(20)Oswyn Murray, Early Greece, Glasgow: Fontana Press( First Editionm,1980), Second Edition,1993.p.2, 101.本书初版于1980年。

(21)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ation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