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各民族史传中对其社会经济生活的详尽载述，对后代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司马迁不仅首创了民族史传，而且在各民族史传中对其社会经济及物产作了详尽的叙述。如《西南夷列传》记述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统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最大。其俗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这里对西南夷各族的社会经济生产做了详细的记述，其中有魋结、耕田、邑聚和大君长，即农业为主，过着定居生活的夜郎、滇、邛都为一类；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的，即从事畜牧，不定居的嶲、昆明为一类；或大君长、或农或牧、或农牧兼营、定居或半定居的冄、徙、筰都和白马为一类。这里对西南夷各族社会经济生活记述的层次非常清楚。此外，在该传中司马迁还对西南各族的经济交流做了详尽的记述：“秦时常通五尺道，诸此国（按指夜郎、滇、邛都、嶲、昆明）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闭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由此可见，巴蜀经济文化影响着西南各族社会的发展，而西南夷又丰富着巴蜀的经济文化。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又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筇筰，筰马、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对匈奴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畜牧业、狩猎业、农业、手工业及商业交换等，都做了详细的记述。
司马迁不仅首创经济史传，而且也首次将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情况载入各民族史传中，并在《货殖列传》、《平准书》这些经济史传中，首次打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将少数民族经济纳入其经济史传中一并叙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后世各史书记载民族史传和在民族史传中详细叙述该民族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在后代史书中的经济史传中载述周边少数民族建筑情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从《史记》体例一定，后代各个史书，不仅大都载述各周边民族史，而且详细载述该民族的经济状况以及商业生产流通情况，并在经济史传中将各少数民族经济纳入其内。这一功绩应归于司马迁。
（2）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为少数民族商人立传，这对后代重视少数民族商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具有重大影响。
在我国重农抑商的观念很早就出现了，并成为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秦代就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把商人和罪犯归为一类。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17]。汉承秦制，也把商人作为贱民对待。汉初规定商人另立户籍，称为市籍。对商人采取各种形式的人身污辱，如不准穿丝绸衣服、不准乘车骑马、不准携带武器、不准购买土地、不准做官等规定，违者严惩。到了汉武帝时代，又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和禁榷制度，后来又没收商人的财产，给商人以严重打击。在社会上一片贱商的声浪中，司马迁却不同凡响地为商人立传，而且为少数民族商人立传，歌颂他们的聪明才智，大讲商业活动的重要，肯定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不仅表明了司马迁在经济思想方面的远见卓识、独具慧眼，而且对后世各史书为商人立传，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史记》之后我国古代的史书，都程度不同地为商人立了传，这一优良传统便奠基于《史记》。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为商人立了传，更为可贵的是他将少数民族的商人以及其商业活动记载于史册之中，纳入大一统的封建统一国家之内来叙述，这也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这说明在司马迁的头脑中有一个统一的整体观念：无论中原汉族地区抑或少数民族地区，都是统一的封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商人的商业活动，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商业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的经济繁荣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少数民族商人——如陶朱公的商业贸易活动，已打破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形成一种生产力和时代潮流向前发展。这种远见卓识对后代的正史为少数民族商人立传以及对后代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深远而良好的影响。使后代的史书在记载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不再有陈腐的“夷夏之别”，也对后代的统治阶级注意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加强边疆和少数民族经济建设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3）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商业贸易），认为这种经济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一观点对后代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交流是伴随着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以及商业贸易而进行的。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不断地外移，少数民族也在不断地内迁。一出一进，很自然地形成了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内迁的少数民族大量地接受汉族的经济文化，乃至互通婚姻，不断地融合到汉族中去。而仍居住在边疆的少数民族，亦大量受汉族的影响。如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农业与手工业尚未发展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因此迫切需要用牲畜和皮毛换取汉族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以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各种需求，所以他们特别重视与汉族的“关市”贸易，将互通“关市”作为“和亲”的重要条件之一。对此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今单于变俗为汉物……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从景帝至武帝初，匈奴人不断与汉人互通关市，进行经济贸易。后来汉匈之间虽然发生了战争，但匈奴仍不愿放弃关市，实际上与汉的经济贸易并未因战争而停止。通过关市，匈奴人从汉族地区交换到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石器、生产工具、马具、黄金、服饰及丝织品等生产、生活和军事用品，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除和汉族有经济贸易外，匈奴人还与乌桓、羌、西域诸部族有商业贸易。(www.xing528.com)
除商业交换以外，匈奴人还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的影响。如匈奴学汉地“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即穿井数百，伐木数千”，又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并“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这对匈奴的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除匈奴之外，西南夷各族与汉族的经济交流也是十分频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说：“汉兴，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僰、僰僮。西近邛、筰，僰马、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蜀与其西南的滇、僰、邛、筰、旄诸部族的经济交流是十分发达的，特别是蜀郡的铁器输送到西南，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经济生产的极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说：卓氏在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又说，程郑亦居临邛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所谓椎髻之民，就是夜郎、邛都和滇地的少数民族居民。蜀地的铁器销售到西南夷地区，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刺激了蜀地的经济发展，以至于“巴蜀殷富”。由此可见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是互惠的。
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经济交流中，汉族也自然地接受了少数民族的很多东西。诸如氍毹、罽褥、帐幔、毡裘等毛织品，葡萄酒、葡萄、苜蓿、安石榴、胡桃、龙眼、荔枝、酒杯藤、蒜、胡麻、当归、汗血马、筰马、髦牛、羚羊、犬尾羊及郁林大猪等农作物、经济作物，药材、畜产等应有尽有，至于统治阶级观赏用的珍珠宝石、奇鸟异兽，那更多的是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运进来的。
司马迁在《史记》有关传纪中，对于汉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交流做了比较详尽的记述，并且对这种经济交流予以热情的赞颂。这一方面对后代的史书详尽地记述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后代的统治阶级重视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发展民族经济、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流，不仅增强了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吸引力，而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也更为强烈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经济交流终于冲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民族区域界限，造就了多民族封建集权国家的整体观念。从此以后，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各个封建王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始终沿着曲折的道路向前发展着。
（4）司马迁认为少数民族地区所出产的物质生活资料，丰富着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这不仅带动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与繁荣，而且进一步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
在《史记》各少数民族列传中，司马迁不仅详细记述了各民族的生活资料和物质特产，而且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又打破民族和地域的界限，将全国经济分为四大区：以长江以南为江南区；长江以北分为山东、山西两区，中以华山为界；龙门、碣石一线以北为北方区。在每一大区下面，司马迁又分为若干小经济区。山西区分为关中区、巴蜀区和陇西区；山东区分三河区、燕赵区、齐鲁区、梁宋区；江南区分东楚区、西楚区、南楚区、岭南区。对于各区的特产司马迁记述说：“山西饶材、竹、石、垆、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言东西南北各有特产，农工商贾各任其能，竭其力，以所多易所鲜，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好比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犹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符合规律，时势所使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冲破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向前发展着。
根据司马迁的观点，“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8]。又以关中而言，亦是“自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侧巴蜀……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马、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9]。此外如东楚“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南楚则有皮革、鲍、木、竹，“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20]。这类关系以空前的规模发展起来，这不仅使中原汉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加强了，而且也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源源流入中原，自然中原的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是一个总的趋势。是什么力量促成这一趋势的呢？司马迁认为这是由于士农工商的求富欲所致。他说：“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21]这种士农工商的求富欲，自然包括少数民族在内。正是这种“求富”——即发展经济的愿望，导致了汉族内聚力的强化，因为中原汉族的经济发展远高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这样，汉族以其先进的、发达的经济吸引着周边少数民族。而周边民族经济的发展及内向力的增长，从不同的方向，以不同的形式，或多或少，或轻或重，不断地参与了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为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产生巨大的促进和凝聚作用。这对后世各朝各代的统治阶级注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走上繁荣富裕的道路，加强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无疑起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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