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虽然有“尊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歧视观念，但在政治上却向来主张大一统。无论华夏或夷狄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便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大一统观念。
这种观念三千年来浸润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向心力、凝聚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渊薮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一种内容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有时要占重要地位。华夏文明照耀在天地间，使人们具有自豪感和自信心，因而是无比的精神力量。因为它在当时世界上，是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是统一中国的凝聚力。它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这“华夏”与“中国”不能理解为大民族主义，或者是一种强大的征服力量。它是民族意识的升华，是一种标准、一种水平、一种理想、一种自民族和国家实体升华了的境界。这种境界具有发达的经济、理想的政治、崇高的文化水平。这标准水平用以衡量中国的各族，达标者为中国，为华夏，落伍者为夷狄，为野蛮；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夷夏不是不变的顽石，而是可变的实体。夷、夏两系都不是孤立的封闭系统，他们彼此交往，互相渗透，于是逐渐融合一体。在这融合过程中，夷狄可以进为华夏，华夏亦可以退为夷狄。所以《论语》说：“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朱熹集注：“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可见在孔子思想中，夷狄是可以变化的。这“可变”的概念，具有极为丰富的内容，由民族实体升华为可变的概念，因而为后来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创造了广阔的前景，为中国人民增添了无比的凝聚力量。
早在周代，我国便有大一统的政治观念，虽有所谓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9]五个层次，由表及里，各有情况。但是在这个多层次的整体内，不管是要服区的蛮夷或荒服区的戎翟，都是天子辖下的一员，都是这个统一整体内的一分子。西周之后，自春秋末，特别是战国之后，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并占据统治地位，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得以建立，地主阶级借助于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改变了原来“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一统国家。汉承秦制，在地主经济更大发展的基础上，又把全国分为十三郡进行管理，对盐、铁、酒、铸钱实行垄断。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完善并强化了中央集权，把封建大一统政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秦汉大一统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人们对中原与边疆、华夏（汉）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看法有了较大变化。桓宽在《盐铁论·诛秦》中说：“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肠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助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惨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危。”这显然将“华夏”与“四夷”看作一个整体，将边疆少数民族视为“臣民”，政策所及，正朔所加。这是一个重大转折，反映了在统一封建国家确立后，政治上大一统和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
司马迁正是继承并发展了西周到春秋战国以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等列天子臣民的民族等列思想，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大一统的民族观和政治观。
首先，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与宗旨就在于为统治阶级提供大一统的理论根据。(www.xing528.com)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结束了我国长期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秦王朝建国后，由于实行极为残酷暴虐的统治，因而不久便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土崩瓦解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所以高祖即位之初，就让陆贾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10]的历史教训，寻求长久之术。陆贾在《新语·无为》中总结秦亡的教训是：秦代“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贾谊在其著名的《过秦论》中也对秦的兴亡成败做了深刻的分析，这些都在于维护汉的一统政权，为汉王朝提供治国的政治理论根据。但是仅仅“对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这一问题作政治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学术上做一综合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分析。所以从汉初到武帝时代，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始终没有停止。淮南王刘安曾纠集学者编集《淮南子》以“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进行学术综合工作，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公羊春秋》，宣扬大一统，也是做学术综合的工作。
司马迁对这一问题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创作《史记》的宗旨之一便是效《春秋》拨乱反正，综合学术为政治服务，为统治阶级提供治国安邦的理论依据，宣扬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鳞。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这里将学术总结与现实的政治紧密相连，表明了司马迁综合“学术为政治服务”的学术思想。其《史记》就是司马迁自觉地肩负起述史的任务，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述史原则，探究历史之变，回溯以往，推察未来，用以回答汉朝之所以兴以及如何巩固、发展的问题，藉以宣扬自己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其次，司马迁以大一统的政治思想来评价历史现象，这在对秦王朝历史功过的评价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司马迁在不少纪传中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秦王朝的暴政及其残酷，并对此做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对秦一统天下的历史作用不仅没有抹煞，还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当许多人一味攻击秦的暴政时，他却说：“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庭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11]由于秦统一之后的寿命不长，许多人都不能做出公正的评价，司马迁把这些人比作用耳朵吃饭，批评说：“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适，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12]司马迁之所以高度评价秦统一的功绩，不仅是其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和实录精神的反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表现了他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汉代中央集权统治制造政治舆论。
再次，赞颂天下统一、反对分裂也是司马迁大一统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待汉初的“削藩”政策上，司马迁这一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史记》中，司马迁曾多次肯定了晁错的“削藩”建议，认为晁错的作为是“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画”[13]。同时，他还歌颂了汉景帝平乱的政绩。他说：“诸侯骄恣，吴首为乱，京师行诛，七国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14]对于汉武帝实行推恩令以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司马迁也表示赞同，并多次肯定。他认为武帝的“削藩”措施是“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15]。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中，司马迁歌颂武帝的推恩令说：“盛哉，天子之德！天下赖之。”他主张天下大一统，自然就要鞭挞、批判那些分裂者和分裂现象。因此，他对淮南王刘安的评价是：“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16]又如对淮阴侯韩信，司马迁在其列传中，对韩信的奇才十分欣赏，对其战功予以充分肯定，对其遭遇寄寓了较深的同情，但在传后的“太史公曰”里，司马迁对韩信破坏统一的行径也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说：“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叛逆，不亦宜乎！”由此可见，司马迁大一统的政治观是十分明显的。
最后，认为各民族皆黄帝子孙，主张各民族统一，这也是司马迁大一统政治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在《史记》中，司马迁一再宣称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楚的先祖出自帝颛顼；越是禹之苗裔；甚至匈奴、西南夷、朝鲜等都是黄帝后代。这种说法，我们在前几章已指出，是不科学的，但它却反映了秦汉以来大一统的政治方向和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在《史记》各周边少数民族史传中，贯穿了一个主题，即东南西北各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各民族皆为大一统的封建集权国家中的一员。这种观点对后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都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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