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揭示伟大意义

一　司马迁民族思想的伟大意义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普遍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歧视观念。我国最早的典籍《诗经·鲁颂·宫》就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尚书》也说：“蛮夷猾夏。”^[1]孔子修《春秋》，其主导思想之一便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2]。“内其国”即所谓假鲁国以为京师也；“诸夏”即指鲁国和周王畿以外的其他华夏诸侯国；“夷狄”即指四方少数民族。孔子的观点反映了当时的传统观念，如春秋时的大政治家管仲就曾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3]《国语·周语下》记载周大夫富辰的话说：“狄，豺狼之德也。”《周书》记载周定王的话说：“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显然蔑视少数民族，将之诬蔑为“豺狼”。所以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5]。由此可见，春秋时期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观念是十分普遍的。

战国至秦汉时期，华夏民族的民族优越感和蔑视少数民族的观念依然十分明显。赵武灵王公子成讲的一段话便很有代表性：“中国（即主体民族华夏族）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6]战国之后直到汉代，汉尊夷贱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汉初的贾谊就把汉比作首，将少数民族（匈奴）比作足，上疏给汉文帝说：“天下之势倒悬。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7]汉武帝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也说：

《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于，嫌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8]

这里“中国”便指的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按照这种观点，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主体民族平等，甚至小夷与大夷之间也不可以平等。这样便将各民族分成了大小不同的若干个等级，在民族关系的用语中自然也表现出等级次序了。随着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正统思想定于一尊，董仲舒的这种大民族主义也便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就在这个思想上大一统的时代，司马迁却能独步史坛，慧眼独识，在其开一代新风的史学巨著《史记》中，第一次首创民族史传，为周边少数民族在正史中留得一席之位。将各个少数民族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版图之内统一叙述，认为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这个首创之功是十分伟大的。在此之前，少数民族史从来没有被详尽完整地载入正史中，《史记》之前的所有史籍中，都没有专门记载有关少数民族的篇章。即使有些史籍对某个少数民族偶尔有所述及，那也是零散的、杂乱的，是在叙述华夏族（汉族）历史时附带提及，并没有详究该族的历史。司马迁不仅在正史中首创了民族史传，而且对各个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俗民情以及语言文字等都有详尽的叙述和探究。正是靠《史记》中这些少数民族史传的记载，我们才能对汉以前的中国各少数民族情况有比较完整的了解。《史记》之后，从《汉书》、《后汉书》直到《清史稿》，我国各个朝代的正史都仿效《史记》为少数民族创立传记，记述该民族的发展情况。司马迁的首创之功为后代史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www.xing528.com)

司马迁不仅首创了民族史传，而且将这些民族史传有机地安排在七十列传之中，使其融为一体，并将民族史传和名臣将相的列传交错等列，如《匈奴列传》穿插于李广传和卫青、霍去病传之间，《西南夷列传》与司马相如传相联。而《大宛列传》除记述大宛及其周围国家的情况外，主要记述了张骞通西域和李广利伐大宛两件事情，却并未给张骞、李广利另立单传。司马迁这种因事相联的排列方法，表现了他的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以及民族等列思想。这种民族等列思想比之前人的“汉尊夷践”，“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思想显然要高明得多、进步得多。司马迁对少数民族史传的这种安排形式，也表现了他那卓越的史识义例。

司马迁之后，班固是很有史识和才华的史学家，但由于受儒家“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正统思想影响，在如何为少数民族立传的问题上倒退了一大步。他的《汉书》，将几个少数民族的史传都视为外纪，统统排在列传之末，并宣称“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认为“西南外夷，种别域殊”。这种思想比司马迁的民族等列思想显然要落后得多。自班固以下的史学家，大都效法班固的《汉书》，将民族史传侧于列传之末，使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民族等列的进步思想未能得到发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司马迁在《史记》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民族思想便是：他认为各民族皆黄帝子孙。这种观点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指出的，是不科学的，但它却反映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既然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大家都是一家人，那自然应该互相尊重、友好往来、平等相待。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当时各诸侯国经过兼并、融合而趋于大一统的结果。司马迁处于大汉帝国蓬勃向上、大有作为的时代，当时两关（阳关、玉门关）以东的大地由分散走上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司马迁准确地记录了这一趋势。所谓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这一方面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多民族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是司马迁为适应大一统帝国的政治需要所提出的，是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促进民族一统与祖国一统的民族理论。司马迁这种大一统的民族思想不仅是前无古人的，而且对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凝聚力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