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大宛列传》主要记载了武帝时期两个相互关联的历史事件：一是张骞通西域，另一个是李广利伐大宛。张骞从西域回到长安后，曾向汉武帝提交了一份有关西域诸国情况的报告，这些材料，便成为司马迁作《史记·大宛列传》的材料来源与依据。
1．《史记·大宛列传》的材料来源
西汉文帝年间，匈奴势力伸展到西域，统治了天山南北的车师后部、乌孙、龟兹、车师、疏勒等三十余国。匈奴单于派日逐王在西域设置“僮仆”都尉，经常率数千骑兵，往来于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并将当地百姓变为其奴婢，而且命西域诸国交纳赋税，为其增加财富，对西域进行压榨和掠夺。匈奴靠西域的人力和财力，经常向中原地区发动进攻，攻城屠邑，掳掠人口畜产。但“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29]。这样，被役属的西域诸国，显然与匈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汉武帝在与匈奴的战争中了解到这种情况。一次汉武帝“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30]。这一情况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他想利用大月氏和匈奴之间的矛盾，截断匈奴的右臂，以战胜匈奴。于是便募人出使大月氏，约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
建元三年（前138），汉中人张骞应募出使月氏。他与一个名叫甘父的人，率领百余人同出陇西。他们一到匈奴境内便被匈奴俘获，送到单于那里。他被匈奴拘禁了长达十余年，虽然被迫娶了当地女子为妻，并生育儿女，但始终保持汉朝特使的符节，不失通往西域的信心。后来，乘匈奴监视稍宽，得间西走，数十日，方到大宛。大宛国王对张骞很好，帮助他走到康居，康居又帮助他到达月氏。
当时，大月氏已经从伊犁河流域被匈奴和乌孙赶到妫水（今阿姆河一带），并征服了原来居住于此地的大夏，定居于此。这里水草丰足，自然环境优越，大月氏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从游牧转为农业定居。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劝月氏王东迁故土，联合抗击匈奴。但因大月氏的社会经济情况已起了变化，安居乐业，无意东返与匈奴为敌。张骞不得要领，只得东归。
张骞从大月氏出发，改走天山南道，逾葱岭，沿昆仑山下东行，想从西羌国境东归。但不料在过羌人居住区时又被匈奴所俘，扣留了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军臣单于死，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才能乘机逃回长安。他出使时带了一百多人，经过十三年历尽艰辛之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二人得以生还。
张骞是我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探险家。他走到任何地方都十分留意当地的情况，因此，他此行虽然没有完成外交使命，但对葱岭东西诸国的强弱盛衰、土俗物产、以及山川河流等都做了详细的了解与记录，并扩大了汉王朝的影响，传播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他带回的这些材料后来便成为司马迁写《史记·大宛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
张骞的“凿空”之行，不仅大大扩大了汉王朝对于世界的视线，而且是西汉王朝抗击匈奴、巩固封建经济，发展统一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汉王朝与西域诸部正式联系、相互交往的开端，并将汉王朝的统一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2．《大宛列传》所述西域诸国情况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东南有身毒国。
从上面记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对大宛及其周围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口、地理位置等，都做了详细的记述。这些国家中，有的以畜牧业为主，有的以农业为主，有的以畜牧为主但亦知田耕。大宛定居从事农业，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小麦，盛产葡萄，并可酿成美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有发达的畜牧业，饲养品种优良的汗血马。同时，大宛地处东西要道必经之地，境内有七十余座城镇，长矛弓箭等兵器齐备，说明其商业、手工业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军备能力。
3．汉对西域诸国宗主地位的确定
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派卫青出云中以西，迂回陇西，将匈奴赶出河套。元狩二年（前121），又派霍去病两次从陇西出击匈奴，俘浑邪王子，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余人降汉。自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31]。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又派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北伐匈奴，逼迫匈奴退入大漠以北。于是，汉王朝先后在河西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切断了匈奴与氐、羌诸部的联系，又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
汉经过三次征伐匈奴后，虽然漠南无王庭，但匈奴仍控制着西域的部分地区，如不把匈奴势力赶出西域，就无法巩固和扩大北伐匈奴的胜利，也无法巩固和扩大汉王朝的统一事业。在此情况下，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出使西域，欲与乌孙联合，结为兄弟，使之居浑邪王故地，以“断匈奴右臂”。
张骞这次出使带着三百人，每人备两匹马，并携带了价值数千万的金、帛、货物以及上万头牛羊。他们顺利到达乌孙，传达了汉廷的旨意，表示只要乌孙能与汉联合夹击匈奴，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但是，由于“乌孙国王老而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专制，骞不得其要领”。张骞被乌孙拒绝后，又遣副使若干人，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夏、身毒、于窴、扜罙等国去联络。张骞先由乌孙派人伴送回国，时在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回国后，西域诸国亦先后遣使与汉使同来汉朝，于是西域诸国“始通于汉矣”。
张骞两次通西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不仅为断匈奴右臂、战胜匈奴起到了促进作用，更重要的是，为开辟汉朝与西域交通，沟通与交流中西经济、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有人说“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32]。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之后，“使者相望于道……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33]。汉使的辈出，一方面加强了汉与西域各国的交流，同时也引起西域各国的厌烦。往往“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因乏食，也往往攻击之，这样便引起了矛盾。特别是楼兰和姑师，攻劫汉使尤甚，又常为匈奴耳目。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和打通使西域的道路，武帝就不能不与匈奴展开对于西域“优势地位”的争夺，因而就不能不用兵西域。
武帝用兵西域是自元封三年（前108）出征楼兰和姑师开始的。
楼兰一名鄯善，在今罗布卓尔附近；姑师亦名车师，在今吐鲁番境。此二国皆当交通要道，在匈奴指使下，时常阻拦和攻杀汉使。于是汉武帝便令赵破奴在出击匈奴之后，接着进攻楼兰和姑师，破姑师，虏楼兰王。这样就初步建立起汉王朝对于西域的优势地位，削弱了匈奴的控制，也保护了这条通道。
元封六年（前105），原为“中立”的乌孙，亲眼见到汉王朝的强大，又怕遭受匈奴的侵袭，便主动遣使者到汉廷献良马千匹，并求尚汉公主，结为昆弟。汉武帝出于联乌孙以击匈奴的战略考虑，答应了乌孙的条件，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乌孙昆莫，并赠送了丰厚的妆奁，以及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细君公主先嫁昆莫，后嫁昆莫之孙岑陬。细君死后，汉武帝又以楚王代之女孙解忧为公主嫁于乌孙。这样汉与乌孙便长期保持着一定的友好关系。
但是，由于匈奴不肯放弃对于西域的控制，西域诸国，尤其是葱岭以西的国家，对汉存有不同的看法。《史记·大宛列传》说：“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由此可以看出，匈奴对葱岭以西诸国的控制力量还是相当强大的。武帝为了争取在西域的优势地位，不仅注意葱岭以东诸国，也注意葱岭以西诸国。正因如此，才发生了太初年间（前104—前101）用兵大宛这件事。
大宛出产名马及其他名贵产品，与中国很早就有一定的贸易关系。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大宛都给予优待。对于这样友好的国家，汉武帝又为何要加诸武力呢？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认为：自张骞“开外国道”有功被封侯以后，许多贪图荣利的吏卒争相上书，讲述国外的珍奇异闻，要求出使。武帝“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遗之，以广其道。”显然，在司马迁看来，汉武帝大批向中亚派人的目的，无非是“以广其道”，就是要开发中西之通道。在武帝的支持下，西汉政府的使臣和外出谋富的商人远抵安息、龟兹（位于里海东北角）、黎轩（指亚洲极西部罗马之边地）、条支（位于阿拉伯半岛）、身毒（印度）等。“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辈，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出现了“西北外国使者，更来更去”、“使者相望于道”的现象。
之后，武帝又听曾到大宛的人说“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武帝生平喜好养马，便于太初元年（前104），“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但大宛王不肯给汉使者善马。汉使车令等人出言不逊，椎毁金马，大骂而返。宛王令其驻守东部郁成的将士，将汉使杀死，夺去财物。武帝闻讯大怒，于公元前104年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因要攻伐贰师城故名），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数万人，以往伐宛。这次伐宛，汉军在郁成城即惨遭失败，死伤惨重。李广利兵罢而回，行至敦煌，武帝遣使遮玉门，说“军有敢入者辄斩之”。李广利只好留在敦煌待命。
李广利伐宛失败引起汉廷极大震动，再加之此年夏天，汉另一支军队在浞野被匈奴打败，损兵斩将两万余人，所以朝廷公卿及议者皆主张停止伐宛，而专力攻胡。但武帝执意要再度伐宛，于是又征集大军六万，并备办牛十万，马三万多匹及驴、骡、骆驼数万头，以及大批粮草、兵弩，仍由李广利统率，二次出征。
李广利这次伐宛，兵多将广粮足，准备充分。大军分南北二路，并肩西进，声势浩大。“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汉军顺利到达大宛。宛军前来抵抗，被汉军击溃。李广利遂率军围宛都城，猛攻四十余日，破外城。驻守内城的大宛贵族看到形势危急，于是就共同计议，杀死宛王毋寡，与李广利谈判。此时，李广利亦得知内城中有汉人帮助宛人掘了水井，并储有大批粮食，有坚守的可能；又怕大宛邻国康居前来救援，就答应了大宛请降要求，立亲汉派宛贵族昧蔡为王，挑选好马数十匹和一般牝牡马三千多匹，结盟罢兵，班师回朝。这便是司马迁所记李广利伐大宛的目的和经过。
关于汉武帝伐大宛的动机，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说“天子既好宛马”，“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等。其实，司马迁这里所说的只是表面现象，没有论及到伐大宛的实质。如前所述，伐大宛的目的和实质仍在汉与匈奴在中亚地区的力量对比上。
西域地区物产丰饶，长期以来就是匈奴人力、财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匈奴转向西北，汉朝夺取河西，促使这里成为拉锯地区。对于汉王朝来说，在西部边疆首要是解决西域的归属问题。若西域问题不解决，非但东西交通阻塞，就连河西四郡也难保。汉武帝自即位后就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贯的战略方针是要控制西域，以“断匈奴右臂”。这样，可绝匈奴人、财的一大来源。从战略态势上说，又可将汉王朝后顾之忧的西域转化为匈奴的心腹之患。汉武帝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皆为达到此种目的。张骞出使西域，从军事上说，并未完成汉与大月氏、乌孙结成同盟而夹击匈奴的任务。但张骞却开通了西域道路，使汉与西域各国的交流进一步扩大。这一成果必须有一个捍卫、巩固和发展的更大行动。这个行动便是李广利伐大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李广利伐大宛以及汉对西域小国楼兰、车师用兵等军事行动，就不会导致汉在西域地区的地方政权“西域都护”的建立，“丝绸之路”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张骞通西域的成果就会化为乌有。李广利伐大宛不仅完成了“断匈奴右臂”的军事任务，而且也使这条沟通中亚交通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得以畅通。这是符合中国及西域诸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各国人民愿望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此外，自匈奴的战略重点由长城以北转向西域以后，西域诸国均采取了远汉而亲匈奴的政策。大宛又是西域诸国中的强国之一，这时已屈从匈奴。匈奴虽迁徙到大漠以北，但在西北方则与大宛勾结起来。大宛又和危须以西西域各国结成同盟，隔断东西之道。他们杀死许多西汉使臣，阻截大月氏派往长安的使臣，杀死身毒国使。因而大宛实际上承担了匈奴在西域代理人的角色。大宛对汉政府态度的变化（即由对张骞的亲善态度变为杀人越货的不友好态度）并非局部问题，而事关汉在西域政策的全局，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国家的倾向。所以解决大宛问题也就成了解决西域问题的焦点，成为打击匈奴的一个重要步骤，而且伐大宛能起到“专力攻胡”所起不到的作用。可见，李广利伐大宛绝非为“仅获骏马数十匹”而已，其确有抗击匈奴，保卫中西交通的战略意义。
大宛之役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34]。从此可以看出，武帝用兵大宛之后，在西域建立了一条防御线和交通线，东起敦煌，西至盐泽，直至轮台，沿途都有亭道的建置。同时在西域建立了屯田，并设立了管理屯田和督察西域诸国的“使者校尉”之官，这便是以后“西域都护”一职的前身。从此，汉取代匈奴成为西域诸国的宗主。
4．汉通西域的意义和作用
（1）汉武帝经营西域，替代匈奴取得在西域的统治权，这无论对西汉王朝，还是对西域诸国来说，都具有积极的作用和巨大的意义。
对西汉王朝而言，武帝经营西域的最初目的具有军事性，即企图联合月氏和乌孙夹击匈奴，或者说“以断匈奴右臂”。汉经过长期的经营，不仅取得了河西至盐泽的匈奴居地，建河西四郡，使匈奴不能再取富于西域，而且取得对西域的统治权，代替了匈奴对西域的统治。这样“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得以实现，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其在与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对西域而言，当时西域诸国分散，经济落后，它们经不起外来的侵略。匈奴自冒顿单于以来，势力强大，逐渐役属了西域诸国。《汉书·西域传序》云：“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由此可见，匈奴在天山南路的中部，设了一个专征赋税的官，名曰“僮仆都尉”。所谓“僮仆都尉”是将西域诸国看作僮仆，亦即把西域诸国视为“部落奴隶”而进行控制的意思。既然如此，匈奴对于西域诸国的控制和束缚，必然极为残酷、极为严厉。《史记·大宛列传》说：“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汉王朝取代匈奴在西域的统治权以后，虽然也有征发西域诸国人随汉军为兵，或迎送汉使充役的事，也征调西域诸国的粮米牛羊供作各种“廪给”的事，但这并非经常的、固定的制度，而是偶然的，或某一时期所为。汉在西域设官驻军，基本上采取自给的政策，屯田之设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因此，汉王朝要西域诸国做到的，主要是脱离匈奴来归于己。如果不是特殊的缘故，并不干涉它们自己的独立。当然在西域诸国投归匈奴、存有二心时，汉王朝也必然采用军事强制的手段。根据以上情况加以比较，应该说西域诸国归属于汉，比起归属于匈奴来不仅受着较轻的控制和束缚，而且能够保持它们自己较大的独立性，继续存在和发展。因此，汉武帝经营西域，有力地抵制了匈奴侵略势力的滋长蔓延，使亚洲各地少受匈奴骑兵的破坏、劫掠。这对东方世界的整个历史都做出了巨大贡献。(www.xing528.com)
（2）汉武帝经营西域之后增进了东西之间的关系，对于亚洲各地经济与生产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饶的国家之一，经济的发展不仅远在匈奴之上，也走在西域各国的前面。这样，中国与西域各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之后，不仅对于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有益，而且对于西域各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对于地中海沿岸各国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方面，商业的关系十分重要。中国与希腊、罗马之间很早就有一条商路。汉王朝只有打败匈奴，并取代匈奴重新控制西域，此商路才得以恢复，并且大大发展起来。中国的手工业制造品，如丝织品，可以不受很大阻碍而达到西域诸国与地中海沿岸诸国。西域与地中海沿岸诸国的物品，自然也贸易到中国。这种具有世界性的贸易，对于欧亚历史所起的作用不可轻视。
其次，汉武帝经营西域，对于各地的生产发展也有良好的影响。自张骞通西域后，葱岭以西各国的物产，如大宛的苜蓿、葡萄，安息的石榴以及其他各地的红兰、胡豆、胡瓜、胡桃等都传入中国。这对中国农作物的生产与染织手工业的生产，都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至于葱岭以西的琉璃以及和阗等地的玉传入中国，对中国雕造手工业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从西域诸国来说，武帝经营西域之后，中国的金属制造业传入西域。“自宛以西，至安息国……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35]。这说明，大宛等国的金属制造技术是从中国学去的。此外，中国的穿井汲水技术，也传到西域各国。司马迁说：“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36]此外，中国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通过汉在西域的屯田等渠道传入西域诸国。而中国在兴修水利方面的井渠法等经验和技术，也随着汉和西域交往的日益加深而传入西域各国。这对地处沙漠地带的西域各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然会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3）汉武帝经营西域后，对于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中国的文化，因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有了某些变化和发展。司马迁在《大宛列传》中说：“初汉使至安息……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又云：“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眩人之术，据《史记索隐》引韦昭语云：“眩人，变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轩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缚自解。小颜亦以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这是类似今日魔术的一种。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当时的觳抵戏，是眩人之术，传入中原后，汉人大大丰富了它的内容。至于西域音乐之传入者就更为丰富了。
中国文化传入西域的也不少。由于汉王朝在西域设官驻军，中国的文字、书籍传到西域的随之增多。近人在西北不仅发现武帝以后的汉简，也发现了武帝时的汉简，就足以证明。中国的文字并不一定被西域诸国采用，但在文化潜移的势力中，却起着一定的作用。至于西域诸国纳子入质，或是国王入朝，都吸收了汉王朝的礼仪、制度，对于他们的文化也有影响。由此可见，汉武帝通西域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起了巨大的作用。
【注释】
[1]［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7页。
[2]金毓黻：《东北通史》转引《海东绎史》，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版，第58页。
[3]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5页。
[4]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5页。
[5]同上书，第2986页。
[6]《逸周书·王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84页。
[7]姜涛：《管子新注·小匡》，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版，第174—175页。
[8]［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页。
[9]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10]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9页。
[11]［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页。
[12]同上书，第31页。
[13]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14]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6页。
[15]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16]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5—2960页。
[17]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9页。
[18]［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0页。
[19]［汉］桓宽：《盐铁论·诛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4页。
[20]［汉］桓宽：《盐铁论·徭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3页。
[21]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4页。
[22]同上。
[23]见《汉代武阳传含铁炉》，载于《文物》1979年第4期。
[24]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5—2977页。
[25]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7页。
[2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31页。
[27]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1页。
[28]［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
[29]［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30页。
[30]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57页。
[3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7页。
[32]狄雅可夫等著，日知译：《古代世界史》第二编《古代东方·古代中国》引俄罗斯汉学家比楚林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第224页。
[33]［汉］班固：《汉书·张骞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94页。
[34]［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73页。
[35]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4页。
[36]同上书，第3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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