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今贵州的西部、四川西南部和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中又分别将夜郎地区称为“南夷”，邛都、冄、滇、昆明等地区称为“西夷”。
1．西南夷与中原的早期关系
西南夷很早以来就与中原华夏族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相传在周代，居住在云南地区的“百濮”曾向周王朝进贡短狗[6]。春秋时期，今贵州地区的牂牁曾参与齐桓公召开的葵丘之会[7]。战国时期，西南夷与秦、楚、巴蜀的关系便进一步密切了。蜀曾经是西南地区文化较为发达的国家。在蜀王保子帝开辟长江流域以南的青衣地区时，曾经“雄张獠、僰”[8]。而且“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囿苑”，成为西南的一个中心，并联络着西南夷广大地区。这表明蜀国的势力在当时已经深入到了西南夷北部地区。
战国时期，楚国也曾与西南夷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秦灭巴蜀之后，楚威王“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9]。当然，楚人深入少数民族地区毕竟是少数，因而只有“变服从其俗”。楚文化便融合在当地民族中了。
秦与西南夷地区早在战国时亦发生了关系。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惠文王派司马错消灭了巴、蜀政权，其势力逐渐向西南夷地区发展。公元前310年，秦曾派兵伐丹、犁（今川滇边界），[10]公元前227年，秦蜀郡守张若“取筰及江南地”[11]，并置立了郡县。太守李冰“又通筰道”[12]，秦始皇时，派常修筑“五尺道”，并在云南北部设立郡县。[13]“邛、筰、冄……秦时尝通为郡县”[14]。这表明战国时，秦国的势力就已越过了金沙江达到云南地区了，同时，也标志着西南夷地区从秦代开始，便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南夷地区虽然与中原早就发生了联系，但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西南夷与中原的这种联系还不是十分密切与稳固的。可能在某些时期，西南夷地区中的某些部族与中原周、楚、秦、蜀有一定的松弛的贡属关系，但还不是这些政权的领地。即使秦国凭武力征伐，在西南边缘地区设立了一些郡县，但显然没有稳固地统治这些地区。因而到秦亡时，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秦残余政权的活动，在南中地区也缺乏秦王朝统治的史影，显然仍是当地少数民族自身的统治。
秦末汉初，汉政权忙于打仗和整顿内务，“皆弃此（诸）国”[15]，因之直至武帝之前，汉王朝与西南夷彼此了解是较少的，以致滇王和夜郎王都曾提出“汉孰与我大”的历史笑话。这也说明，当时滇、夜郎在此之前都处于相当闭塞的状态。
对西南夷各少数民族情况的调查了解是从武帝时代开始的。司马迁、唐蒙、司马相如、王然于等人先后出使过西南夷地区。他们都了解当时西南夷的情况，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比较详尽可靠的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当时西南夷社会经济状况分为三种类型：夜郎、滇、靡莫、邛都地区已经有“君长”，过着农业定居的生活；徙、筰都、冄地区的人民也有“君长”，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而嶲、昆明地区的人民却处于“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即处于以畜牧业为主的游牧民族，尚处于原始部落状况。根据司马迁所划分的三种社会状况，结合有关史料，在西汉初期，滇池地区可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的门槛。因为滇池地区早在战国时期即与蜀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参见第一、二章）蜀王曾娶朱提（昭通）女为妃，蜀商“南贾滇僰僮”，临邛卓氏的铁远销滇池地区。至于夜郎、邛都是否已进入奴隶社会，尚无定论。
从司马迁《西南夷列传》的记述来看，由于西南夷尚处于不相从属的氏族部落社会，因而它的力量是分散的、弱小的。因此，在庄蹻率军入镇、秦蜀势力深入西南地区时，几乎所向披靡，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至于王然于等声称“大国”的滇，其部落的人数也不过“数万人”，而唐蒙“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及十余万”的说法，纯属夸张之词。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来看，夜郎的核心地区牂牁郡，在建郡后有十七个县，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户，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人，其中还包括勾町、漏卧、且兰等小国。而西汉犍为郡的长江以南的部分，也不过是夜郎附近的许多小部族。因此，夜郎有精兵十余万的说法是夸张之词无疑。
汉初，西南夷地区的民族情况依然是比较复杂的。有民族聚居区，有民族杂居区，在同一个地区生活着若干民族。大体说来，夜郎地区主要是濮、獠、百越系统的民族，滇池、昆明、邛都主要是氐、羌、僰、濮系统的民族。
3．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历史必然性
在武帝时代，地处中原的汉族已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而西南夷地区的不少民族却仍停滞在原始社会末期。因此，排除边界壁垒，消除民族和部落间的隔离状态，把封闭的、不相统御的部族统一于一个集权国家以内，无疑对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历史发展的进程，会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因此，武帝时代必然要对相对落后的西南夷地区进行开发与经略。
此外，经略西南夷地区，也是当时巴蜀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前文已指出，早在战国末期，巴蜀与西南夷地区已经有广泛的民间商业贸易，巴蜀的富裕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这种经济交流。对此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中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巴蜀殷富。”经济交流自然是互惠的。巴蜀的铁器布帛和手工业品运进西南夷，促进了西南夷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这种经济交流的日益扩大，必然要求冲破政治上的隔离状态和民族、疆域的限制。汉武帝正是顺应了中原与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趋势，经略西南夷的。
最后，至武帝时代，汉王朝经略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皆已成熟。首先从经济来看，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积聚，到武帝时物质获得极大丰富，国富民强，“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其次在军事上，汉武帝实行北击匈奴，南收两越，争取西域和西南夷的战略。因此，经略西南夷是汉王朝军事战略上的需要。
4．围绕经略西南夷的争论与斗争
围绕是否应该经营西南夷，汉王朝内部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御史大夫公孙弘、赵人徐乐、齐人严安等反对派“盛毁西南夷无所用”，并危言耸听地说：“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秽州”，会导致“穷兵之祸”、“土崩之势”[16]。他们一方面是把少数民族地区看作“夷狄之民”、“无用之地”，死守着“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不放，声称动员中原地区的人力物力去经略西南夷是“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持以事无用”。另一方面，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他们沿“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的“先王之制”，提出“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17]。公孙弘之流的保守派，充分暴露了其大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和观念。
汉武帝、司马相如等人，则坚持“饬四境，安中国”的方针，反对公孙弘之流的保守立场。他们将边区和中原、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和汉族看作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汉武帝在元光二年的一次诏书中提出他消灭地方割据的大一统思想，使“日月所烛，莫不率俾”[18]。以后，桑弘羊阐发了这一主张，他说“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僭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19]。因此，只有巩固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局面，才能“四支强而躬体固，华叶茂而本根据”[20]。司马相如则直截了当地将经营西南夷的目的看作是“使疏逖不闭，阻深暗昧得耀乎光明”。司马相如从大一统的观念出发，充分肯定秦开发巴蜀的功绩，认为先进地区是“冠带之伦”，有责任以帮助“辽绝异党之地”、“夷狄殊俗之国”，“以拯民于沉溺”。
5．汉武帝对西南夷的经营策略
（1）为并南越，探明道路，经营夜郎地
汉武帝经营西南夷不是首先炫耀武力，而是派遣使者出使各个少数民族地区，与其君长和平谈判归属问题。建元六年（前135），正当汉用兵闽越时，唐蒙奉命出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曰：‘……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上许之。”[21]唐蒙发现了夜郎通往南越的牂牁江这条水路后，便向武帝建议，为了将来能够利用这条水路，便须与牂牁江上游的夜郎建立起一定的关系。武帝同意唐蒙的建议，“乃拜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蜀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22]。
（2）为通夜郎，发兵南越，先开道筑路
夜郎归服汉王朝，汉在此建立犍为郡后，为了巩固这个地方的统治，并发兵南越，汉使修筑夜郎通入南越的道路。《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云：“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不便。”官方发士卒治道，两年未成，这自然指的是官道。官修驿道未成，但原民间往来的道路还是畅通的，且唐蒙已充分利用了巴蜀、夜郎、南越之民走出来的小径。在极端的困难之下，汉虽然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但据《水经注》的记载，最终修成一条道路。《水经注·江水注》云：“汉武帝感相如之言，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錾凿之迹犹存。”此外，《史记集解》徐广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这也说明，可能通过六年的努力，才最后完成南夷道的工程。1958年在贵州赫章可乐出土铸有“武阳传舍比二”铭文的铁炉[23]。武阳即今彭山县，传舍即邮亭。汉代彭山传舍的物件带到贵州地区，也证明了当时南夷道的交通驿站制已初具规模。
（3）为通西夷，修治西夷道(www.xing528.com)
开南夷道，通夜郎，出于治越。但统治者根据客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战略全局，又开始修治西夷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述道：“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筰、冄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汉王朝修治南夷道和西夷道，役民太甚。《史记·平准书》说：“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史记·西南夷列传》亦说：“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从司马迁上述记述来看，在开通南夷道和西夷道中，一是广汉、巴蜀之民负担加重了，加之士卒死者甚众，引起了怨恨，使其难以进行；二是在这之先，关于西南夷之利，巴蜀独享，现在汉王朝插手其间，具独占之势，于是引起了巴蜀地方势力的抵制；三是在夜郎邛、筰开道置郡县，犹如在平静的湖水里投进石块，必然激起浪花，意即必然引起少数民族的反响；四是引起汉王朝内部的争论。据《史记·平津侯列传》记载：元光五年，“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公孙）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元朔三年，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疲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史记·西南夷列传》亦云：“（上）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
（4）为西通身毒、争取西域以牵制匈奴而再次经略西南夷
汉王朝罢西夷道，停止经略西南夷，只不过是疲于多头应付，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匈奴而采取的收缩战线以专事北方的策略。过了四年时间，元狩元年（前122）由于了解到经西南夷可以通身毒到大夏，于是汉王朝又重新经营西南夷。《史记·大宛列传》说：“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亦云：“元狩元年（前122），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以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步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者……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由此可见，汉为了通身毒，争取西域众多势力的支持，借以牵制匈奴，乃派使西出，重新经营西南夷地区。
（5）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
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营受到种种阻挠，其中嶲、昆明地尤甚，于是汉王朝使出了最后一招，即用武力来实现其经营西南夷的目的。这样首当其冲的便是南夷。
元鼎五年（前112），汉王朝出兵南越，路博德、杨仆等分桂阳、豫章、零陵三路兵外，还有夜郎兵为一路，逾五岭而下，南击南越。但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24]。元鼎六年（前111），汉王朝乘发夜郎兵平越之机，仗余三路兵威之势，以且兰杀犍为郡太守为借口，征服夜郎，在此设牂牁郡。
在此期间，汉在西夷诸部也推行了郡县制。《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冄皆震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犁郡，冄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南夷、西夷诸部地区设郡之后，西南夷地区还有滇、嶲、昆明诸部区域尚未建立郡县。于是“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前109），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5]
诸州郡的设立，标志着郡县制度在西南夷地区已全面确立，从此西南夷正式成为汉王朝版图的一部分。
（6）在西南夷实行郡县制下的民族故俗治
汉王朝虽然在西南夷地区设立了郡县，将其地纳入汉王朝的版图之中，但由于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皆与汉族有很大差别，因而在治理上不能同于中原地区的郡县，是“且以其故俗治”，任命少数民族自己的领袖为君长，按照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去治理其内部事务，郡县的官吏不加干涉。设立郡县后，夜郎、滇王均仍封王号，“复长其民”，“边小君”的君长也没有变动，同时还让夜郎、滇王入朝观礼，使其知道汉的广大富有。
这种郡县制下的民族“故俗治”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既有利于中央集权，也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隋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在“初郡”免征赋税，减轻其负担
秦及汉初，对巴蜀黔中郡（汉初改为武陵郡）地区的少数民族，均采取薄赋或免赋税的办法，扶持其经济的发展。如“武陵蛮”地区，“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布”。在“廪君蛮”地区，“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岁出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糇”。在“板栀蛮”地区，由于他们消灭虎患有功，秦昭王给以优待，“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汉初，因为他们从征有功，酋长们“不轻租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26]。这种免赋或征收象征性赋税的举措，对安定少数民族地区收到较好的效果。特别是“板栀蛮”因“天性劲勇”常为汉王朝从事征伐的劲旅。直至西汉末年，这些地区秩序安定，夷汉之间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即使在黔中地区“当时为盗寇，而不足为郡国患”。这种效果的取得，是与秦汉对少数民族执行薄赋税和免赋税的政策分不开的。
汉武帝借鉴上述经验，对十七个“初郡”普遍推行“毋赋税”的政策，并将新设郡县机构的办公费用及粮食，一律由内地调运。按照《盐铁论·广地》的说法，这便是“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汉武帝实行免赋税的政策，虽然目的在于扩大和巩固对民族地区的统治，但客观上却刺激和加速了这些民族地区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8）屯垦移民西南夷
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移民屯田，并不像在北方移民屯田那样，是出于“守边备塞”的需要，而是就地扩大农业生产，以解决军民的粮食需要。建元六年（前135）修筑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每运到一石粮食，途中运输要消耗六倍以上的粮食，因而大大加重了巴蜀地区人民的负担，“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借）之”。因此，汉王朝才提出“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27]。西南夷就是在牂牁犍为地区开垦土地，发展生产，就地取粮。这种办法显然比“千里馈粮”要方便得多。当然，移民屯田的政策，同样具有在民族地区巩固汉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如益州郡设置后，汉王朝为了巩固其统治，曾大量移民入滇，“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28]。在设置郡县后，除官方组织的移民屯垦外，筑路民工、士兵及商人源源进入南中地区。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夷汉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南中地区农业、手工业和矿业的发展，同时为消除民族隔阂，进一步加强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条件。
6．汉武帝经营西南夷的性质及其意义
汉王朝对于西南夷的经营，虽然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但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完成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因而，在经略西南夷的过程中，汉武帝用了强制和诱致相结合的方法，具有剥削和镇压少数民族的一面，因而曾引起了当地少数民族的不满和反抗。
但是，应该看到，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推行的一系列比较符合历史进程的民族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该地区出现了较为安定的统治局面，并大幅度地推动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如果说在武帝以前，西南夷不少地区还停滞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话，那么，在汉武帝之后，奴隶制在这些地区便发生和发展了。同时，汉族移民又给这些地区增加了封建因素，加快了该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步伐。
夜郎地区，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在武帝初郡时，还是“畲山为田”，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无蚕桑”，“寡畜产”。随着移民屯垦和铁器的流入，逐渐改变了这种落后状态，促进了该地农业生产的极大发展。
滇池地区，其农业畜牧业在汉初虽是西南夷中较进步的地区，但汉设郡县后，使该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解放后晋宁石寨山汉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便生动地反映了该地区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的繁荣景象，展示了滇池地区奴隶制的面貌。
汉在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加快了该地区交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夷汉之间、少数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民族融合。由于汉族移民日增，汉语及汉文逐步在民族地区得到推广，特别是对还没有文字的獠濮系统影响更大。后来西南地区较大的割据势力和爨民及南诏大理政权都使用汉文，西南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风俗习惯也相互影响。迄今云南、贵州及四川西部出土的文物，如铜鼓、青铜戈、钢柄铁剑等的形制上都有相似之处。在各民族杂居的地方，互通婚姻，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总之，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营，促进了西南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极大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使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成为封建大一统多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历史的发展表明，汉武帝经营西南夷的政策，有利于促进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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