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司马迁的记述来看，分布于今福建地区的闽越，是越王勾践之后建立的。越王无彊被楚威王杀害后，“越以此散，诸侯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84]。诸族子中的一支留于原地，臣属于楚；另一支则滨于江南海上。江南海上者，据张守节《正义》曰：“今台州临海县是也。”进入临海的这一支，与当地土著结合，创立了瓯越。留在原地者，经过两代之后，又遭到楚国攻伐，奔走南山。这时，浙江东部沿海之地已为瓯越所有，乃更往南行，方进入福建。
闽，原为南方部族名，《周礼·夏官·职方氏》记有“八蛮，七闽”之文，郑玄注曰：“闽，蛮之别也。”自这部分越人流入后，便和闽人合创闽越部。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浙江和福建已有瓯越、闽越两个邦国，并各立为王。
公元前223年，秦灭掉了楚国，在原吴、越之地设置了会稽郡，便将其纳入秦的版图之内，使之成为秦国的一郡。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之后，又移师百越，攻取了瓯越和闽越之地，瓯越王、闽越王皆被废为君长，以二王之地合置闽中郡（今浙江南部和福建）。
秦末农民起义，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率领两越人民追随秦番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吴芮，投入抗秦斗争。吴芮虽为番阳令，然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秦失其鹿之后，吴芮乘诸侯畔秦之机，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及秦灭亡后，项羽分封诸王，以吴芮率百越佐诸侯灭秦有功，以入关，立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县）。汉高帝即位之后，于汉五年（前202）徙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市）。并下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主。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85]当时，象郡、桂林、南海为南越所据有，长沙王实际上不过据有长沙、豫章二郡而已。长沙王传至靖王差，于文帝后七年（前157）死，无子国除。长沙王具有内诸侯的性质，所辖民族“其半蛮夷”[86]，即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各占其半。在少数民族，越人应占有一定比例，因为长沙王是由于率百越参加反秦斗争才被封为王的。
楚汉相争之际，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又统领越人辅助刘邦。因此，当汉高祖即天子位后，便于汉五年（前202）下诏曰：“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87]闽越都东冶（今福建福州市），为汉朝的诸侯外国。
汉将自己的辖区分为天子直接统治的郡县和分封子弟、功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为内诸侯，规定三岁一朝，与汉直接统治区不设关防，诸侯王左右的军政大臣，如相、内史、中尉、太傅，皆由天子任命和管理，并要统一行施中央政权制定的法律。外诸侯国除国王由天子封爵和按时朝贡之外，国王之下的一切臣僚皆由国王自行任命，与汉的辖区设有边关，也可以不行汉法。这实际上是一种藩属关系，它本身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汉惠帝三年（前192），举高帝时功臣，以越君摇功多，“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88]。辖地大致上是以瓯江流域为中心，以北为台州，以西为丽水，甚至福建东北的部分地区。景帝三年（前154），吴王刘濞举兵反汉，东瓯王为其紧邻，亦参与其间。及吴败，东瓯本应受惩罚，但因能听从朝廷旨意，诛杀逃入东瓯的吴王刘濞，因此以功折罪，事情方才平息。但是，刘濞的儿子驹逃入闽越后，经常离间闽越与东瓯的关系，意欲使闽越击东瓯，以其代报杀父之仇。因此，到了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乏食，乃遣使入汉告急。朝廷遣严助以节发会稽兵，唯太守企图拒命不发。严助杀一司马，说明意旨，于是太守出军浮海救东瓯。然而汉兵尚未到达，闽越闻之而退。同年，东瓯王“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89]。对此，《集解》引徐广之言曰：“年表曰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这四万余人主要是王族，从此融合于汉族之中。留原居住地的瓯越人并入闽越，东瓯国不复存在。
至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又发兵击南越边邑，“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击，而以闻”[90]。武帝答应南越的请求，令王恢、韩安国率兵往救南越，一出豫章，一出会稽，向闽越进发。汉兵尚未到达目的地，闽越发生了内变。闽越王郢正当发兵距险以待汉兵时，其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众附余善之计，乃杀王郢报天子。武帝于是诏罢两将军兵，并改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余善却因杀闽越王郢，威行国中，国民多属焉，乃自立为王。武帝以为余善不足再兴兵往讨，乃立余善为东越王，与越繇王并存，而实权则全落在余善手中。
元鼎五年（前110），南越反，汉武帝出兵伐南越。这时，东越王余善首鼠两端，表面上上书汉朝，请求以兵从汉击南越，实际上暗中与南越相通。南越叛乱被消灭后，汉武帝命入番禺的杨仆军在豫章梅岭待命，以观察余善的动静。余善觉，乃于元鼎六年（前111）秋，兴兵反汉。发卒抵御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攻杀汉白沙、武林、梅岭三校尉，刻“武帝玺”而准备割据独立。于是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今浙江余姚宁波间），渡海从东而进；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出梅岭，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如邪、白沙。是年冬，各路军皆进入东越之地。
这时，东越内部也起了内讧。余善部下衍侯吴阳、建成侯敖都背叛了他。吴阳策动其邑七百人，进攻汉阳的越军。建成侯敖与越繇王居股商议，杀了余善，以其众降归于汉。汉封居股为东成侯。东越被破后，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91]。
闽越之乱平定后，王族臣民北徙江淮，由于无土长统领，汉朝曾暂时撤除闽中郡县建制，并免除其贡赋负担。这样，武帝以后，在当地人民的辛勤劳动下，随着汉族流入人口的增加，福建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从崇安、闽侯（福州）、长汀、邵武等地出土的铁锄、铁犁、铁斧、铁刀等物，可以看出这些地方当时铁器使用十分普遍[92]。经济恢复使郡县制又重新建立，到昭帝始元二年（前85），首先在东冶设县，继之又将福建七闽之地并于扬州刺史部，遍置流官。从此，闽越（包括瓯越）之名号，在西汉后期便逐渐消失，不复再见。这大概是由于这里的社会经济发展已和中原地区相近，被纳入汉族文化之中了。
从上述可以看出，汉武帝对于东瓯、闽越所采取的政策是有区别的。东瓯国弱，不能自保，自动提出了内徙的要求。武帝利用了这一机会，将东瓯之民移于江淮之间，编户而居。东瓯越人，久已与汉族杂处，这次移徙，并没有多大的困难，武帝这种办法，不带有任何暴力强制性。
闽越是越族自己保持下来的一种政权，与南越稍有不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能达到一种“和平共处”的局面，是十分重要的。但无疑汉王朝要对闽越进行控制，不会允许在国内有割据势力存在，而闽越王也感到汉王朝的威胁，因此就时常发动战争。武帝为了统一全国，消灭割据势力，必然向闽越用兵，这是不可避免的。至于闽越攻南越，南越求救于汉朝，这也是汉出兵攻击闽越的原因之一，而且是直接原因。这一点也不能不注意到。
总而言之，武帝用兵两越不管采取的方法、方式有何不同，而在历史上所造成的客观事实是完成了自秦始皇以来所未完成的那种“大一统”的局面。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从历史的总进程来看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此以后，东南半壁与中原内地打成一片，交通的障碍废除了，商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各族之间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有了更广泛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加快了越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其很快摆脱了原来封闭、落后状况，而与中原汉族先进文化看齐。当然，不可否认，汉朝所派遣的官吏，时常有依势侵凌越族人民的事，激起了越族人民无数次的反抗，但不能因此而否定由于统一局面的形成所起的那些积极作用。同时，对越族的统一完成之后，也发展了内地与海外的关系。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武帝下南越后，在番禺设黄门（太监之属），有译长，专管对外贸易的事。中国商船分别到达印度支那半岛及印度半岛的沿海口岸通商。外国商船到中国来的也很多[93]。这一切对当时中国未来的发展，都起着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关于武帝用兵东越，司马迁在《东越列传》中没有作正面评论，但从其叙述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武帝用兵东越是肯定的。因为：第一，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击南越，南越求救于汉，天子才发兵的，其目的是安抚南越，并非要消灭闽越。第二，余善杀郢之后，“威行于国……窃自立为王”。这分明是一种分裂阴谋，与汉公开对抗。在此情况下，司马迁记述道：“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曰：‘余善数与郢谋乱，而后首诛郢，师得不劳。因立余善为东越王’。”由此可见，武帝对余善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尽管如此，余善尚不知悔改，于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时，“持两端，阴使南越”；之后又公开反叛，“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杀汉三校尉”；又“刻‘武帝’玺自立，诈其民，为妄言”。在此情况下，武帝才下决心发兵击东越。第三，东越余善反叛被消灭后，司马迁说：“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由此可见，武帝之所以用兵东越，是为了平息东越地区的数次动乱，并非出于侵略扩张的目的。司马迁这样记述汉越关系，无疑体现了他的民族一统思想，以为这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第四，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发兵攻南越，南越上书求助时，淮南王上疏谏阻发兵。他提出许多理由，其一，“越，方外之地，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94]。其二，他说越地设有城郭邑里，“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95]。他将越人越地说得如此阴森恐怖，这只不过是道听途说之词，是一种歪曲与诬蔑。其三，淮南王以秦时尉屠睢攻越败北之事为证，大言“中国之人不服其水土”，并盛言武帝“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所以用不着发兵争其地。司马迁在《东越列传》中没有采纳淮南王上述的谏疏，这说明，司马迁对淮南王上述的观点是不赞成的。由此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出，司马迁对武帝用兵东越，统一东南地区是赞成的。
【注释】
[1]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
[2]李镜池：《周易通义·既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5页。
[3]［宋］朱熹：《诗集传·小雅·采薇》，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7页。
[4]［宋］朱熹：《诗集传·小雅·出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0页。
[5]关于匈奴的族源问题，是国内外学者聚讼纷纭而迄今仍未获得解决的问题。一部分学者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昆夷、獯鬻，宗周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等，都与匈奴同种，实为一族。也有的学者认为，鬼方、荤粥、猃狁并非匈奴，而林胡、楼烦、义渠才与匈奴同族。还有的学者认为，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说法是可信的，匈奴即夏族的一支。（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鬼方、昆夷、犷狁考》；黄文弼《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载《边政公论》第2卷，第3、4、5期；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丁谦《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等）。
[6]参见林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
[7]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50页。
[8]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匈奴列传》。
[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89—2890页。
[10]同上书，第2893、2896页。
[11]《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7页。
[12]参见《史记·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等。
[1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0—2891页。
[1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44页。
[15]参见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第一章《北匈奴的坟墓》。
[16]同上。
[17]同上。
[18]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页。
[19]参见《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载《考古》1980年第4期；《西沟畔匈奴墓》，载《文物》1980年第7期；《西沟畔汉代匈奴墓地调查记》，载《内蒙古文物考证》1987年创刊号。
[20]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21]参见贾谊：《新书·匈奴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页。
[22]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4—2906页。
[2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0页。
[24]参见《史记·刘敬列传》、《高祖本纪》、《韩信卢绾列传》等。
[25]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2页。
[26]司马迁：《史记·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2页。
[27]司马迁：《史记·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2页。
[28]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4页。
[29]参见《史记》、《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律书》、《太史公自序》等。
[30]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0页。
[31]参见《汉书·晁错传》、《贾谊传》等。
[32]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9页。
[33]［汉］班固：《汉书·贾谊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40—2242页。
[34]［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2页。
[35]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5页。
[36]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3页。
[37]［汉］班固：《汉书·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78页。
[38]同上书，第2285页。
[39]［汉］班固：《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03页。
[40]《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旧事》，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9页。(www.xing528.com)
[41]参见《史记·匈奴列传》、《韩长孺列传》等。
[42]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7页。
[43]以上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匈奴列传》及《汉书·霍去病传》、《武帝纪》等。
[44]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36页。
[45]［汉］班固：《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7—3781页。
[46]［汉］班固：《汉书·苏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9—2470页。
[47]［汉］班固：《汉书·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页。
[48]［汉］桓宽：《盐铁论·结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1页。
[49]同上。
[50]参见林幹：《略论汉武帝对匈奴用兵的正义性质和进步作用》，收入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2—332页。
[51]朱枝富：《论司马迁的民族思想》，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11—16页。
[52]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
[53]［汉］班固：《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774页。
[54]［汉］班固：《汉书·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页。
[55]［汉］班固：《汉书·匈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32—3833页。
[56]同上书，第3807页。
[57]司马迁：《史记·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0页。
[58]司马迁：《史记·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1页。
[59]同上书，第1241—1242页。
[60]司马迁：《史记·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1页。
[61]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15页。
[62]朱枝富：《论司马迁的民族思想》，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11—16页。
[63]百越的涵义，由于历史时期不同，所在地域不同，故其涵义亦有区别。万斗云《百越的涵义及其民族来源考》一文，对此有详尽的论述，请参考。
[64]吴汝康、彭如策：《广东韶关马坝发现的早期古人类型人类化石》，载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第1卷第4期。
[65]《汉书·晁错传》载，晁错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二事曰：“杨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服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债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顾，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66]按“任嚣”原作尉佗，此据颜师古注改。其注曰：“《南越传》云，南海尉任嚣谓尉佗曰：‘闻陈胜等作乱，豪桀叛秦相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后，佗始自立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陈胜乃反，此盖伍被一时对辞，不究其实也。”所言甚是，据改。
[67]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页。
[68]［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页。
[69]《史记·陆贾列传》：“及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佗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佗魋结箕倨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乎耳。’于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陆生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生曰：‘王似贤。’复曰：‘我孰与皇帝贤？’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豪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涪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乃大说陆生，留下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陆生卒拜尉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70]《淮南子·人间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71]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9页。
[72]同上。
[73]［汉］班固：《汉书·南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49页。
[74]同上书，第3850页。
[75]同上书，第3851页。
[76]同上书，第3852页。
[77]［汉］班固：《汉书·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7页。
[78]［汉］班固：《汉书·闽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60页。
[79]［汉］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6页。
[80]司马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55—2956页。
[81]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86页。
[82]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0页。
[83]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2—2973页。
[84]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51页。
[85]［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页。
[86]［汉］班固：《汉书·南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2页。
[87]［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页。
[88]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9页。
[89]同上书，第2980页。
[90]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1页。
[91]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4页。
[92]见《福建省考古工作概况》，载于《考古》1959年第11期；《关于福建崇安汉城的性质和时代的探讨》，载于《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2—3期；《闽侯荆溪庙后山墓》，载于《考古》1959年第4期；《福建长汀河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
[93]《汉书·地理志》云：“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段文字指出当时中国商船到海外去的各个地方，而这些地方，经后人考证，是印度支那半岛和印度半岛的一些地方。并指出了当时贸易的情形。同时指出番禺是国内贸易与海外贸易互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都市。
[94]［汉］班固：《汉书·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7页。
[95]［汉］班固：《汉书·严助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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