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是秦汉之际百越[63]中较强大的一个酋邦国。其地东襟闽越，西连瓯骆，在岭南地区据重要地位。这时越族内部的组织已达到“各有君长”的阶段。所谓“君长”，很可能就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领。
1．南越政权建立之前情况
根据考古发现，在广东曲江发现的马坝人头盖骨，是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化石，距今约十余万年[64]，是迄今发现的岭南地区最早的人类祖先。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岭南地区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四千五百年，这里已进入新石器晚期，以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为代表。在曲江县马坝镇石峡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群中，明显地看出私有财产和贫富分化，大型墓穴随葬品多达百余件，小型墓穴随葬品仅十余件。
到殷商末期岭南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青铜器，除北方传来的中原和楚国青铜器外，还有本地铸造的青铜器。随着青铜文化的发展，岭南地区逐渐进入阶级社会，出现了奴隶和奴隶主两大对立的阶级。到公元前334年，楚国大败越国，越的一支进入岭南地区，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便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至战国末，秦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先后以武力平定了南越、闽越、东越等百越之地。秦始皇二十三年（前224）至二十五年，秦灭楚，悉定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又置闽中郡。会稽郡治吴县（今苏州），辖江苏南部和浙江地区，闽中郡建立之前还包括福建等地。闽中郡治东冶（今福州），辖福建等地区。三十二年（前215），秦又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广西东部）、南海（今广东）、象郡（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并以五十万罪徒谪戍于五岭以南，与越人杂处。但是，南方多雨湿，所谪北方之卒水土不服，于是“戍者死于边，输者债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65]。伍被将其视为秦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书·伍被传》称：“又使（任嚣）逾五岭，攻百越……行者不还，往者莫返，于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室而七。”[66]
然而，伍被的观点是片面的。他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秦略定南越地、徙民五十万的消极性，而没有看到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实际上，桂林、南海、象郡的建置以及徙民五十万与越人杂处的举措，不仅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上，都是重大的事件，对岭南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百越系统中居于岭南的部分也成为秦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
此外，越族人民早已与中原人民存在着各种关系。在经济上已经发生了彼此间交换生产品的商业活动，构成一定的相互依存关系。秦始皇平定南越、闽越、东越，必然加强了中原与越族之间的政治关系。同时，秦始皇在平定南越等地区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原王朝与越之间的关系。首先，秦始皇在南越等地先后设立若干郡县，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与其他地方划一起来，这就加强了与越族的政治关系。其次，秦始皇在平定这些地方之后，大量移民，这就造成越族人民与中原华夏人民交错相处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加强华夏民族与越族的融合。再次，秦始皇用兵的同时，十分注意对当地的开发与建设，大力兴修水利设施。《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用兵南越时的情况说：“秦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后人认为这次所凿的渠，便是在今广西湖南接境、沟通湘水与漓水之间的“灵渠”。像这样的水利兴修，自然会加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增进各族之间的关系。
2．南越政权的建立
根据司马迁《南越列传》的记载，南越国的创始人赵佗，本是华人（或称秦人，亦可称汉人），祖居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秦略定岭南，置三郡，徙五十万“中县之民”与越人杂处。赵佗以奉吏为南海郡龙川（今广东龙川县）令。
秦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王朝便淹没于农民起义的波涛巨浪之中。此时，面对这种时局，秦南海尉任嚣欲乘诸侯并起之机，以南粤一隅，“自备待诸侯变”，然此时嚣已身染痼疾，力不从心，故在其“病且死”之时，召龙川令赵佗面授其谋说：“‘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67]建都番禺（今广州）。赵佗改从越人装束风俗，汉、越两族便和睦相处。
3．汉初与南越的关系
汉高祖灭项羽后，由于自己的政权还不巩固，加之战争的创伤，满目疮痍，经济萧条，因之尚无力也无暇顾及南越之事，只好对其采取容忍和默许的态度。高祖十一年（前196）五月，高祖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68]
同时，高祖遣陆贾出使南越。陆贾至，赵佗以“魋结箕倨见”。陆贾以势利导，宣扬“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以明当时形势，强调中原人众，地方辽阔，万物殷富，尤其是“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进而以二者作比较，说南越“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最后劝告赵佗不要“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并以“掘烧王先人冢，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相威胁，总的目的是希望赵佗“北面称臣”。这样，通过软硬兼施的外交手腕终于说服了赵佗，“卒拜赵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69]。
由司马迁的记述可以看出，刘邦拜赵佗为南越王，实际上是统一战争的继续，只不过形式不同——使用和平的外交手段罢了。陆贾大言可以派多少兵一举击灭南越，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当时楚汉相争刚刚结束，汉王朝百废待兴，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和周边环境，这对汉王朝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时以外交手段争取南越是上策。
高后时，出于“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惧怕南越经济强盛，难以制约，便允许有司所请，采取了严禁铁器到南越和牲畜只给牡不给牝的举措，于是引起了南越的不满。赵佗虽然雄长异邦，却认为自己本为汉人，不应自外于中原，故三次遣使请罪，然皆未得到回答。与此同时，赵佗又误闻其父母坟茔被毁，亲族或刑或诛，乃自号为南越武帝，并发兵攻打长沙王边境，败数县而去。
高后七年（前181）九月，汉遣隆虑侯灶去镇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遂停驻于湘、粤边界，未与南越交锋。第二年，高后崩，只好罢兵。赵佗于是采取以兵威、以财赂的办法，将闽越、西瓯、骆越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西瓯与骆越，有时连称，有人认为是同一族体，有人认为是不同族体，至今尚无定论。但以其居地和所指民族来看，无论是分称还是连称，都应是指同一族体。西瓯、骆越分布在今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地区。在赵佗役属骆越之前，该族已建有自己的政治组织。秦征骆越所杀“西呕君译吁宋”[70]，就是这种组织的一个代表人物。《太平寰宇记·南越志》曰：“交趾（即治河内）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以其田曰雄田。后蜀王之子将三万兵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其国城在今平道县东。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阜。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杀安阳王，兼其地。”秦征定西瓯骆越，以其地为象郡，赵佗征服西瓯骆越，其地也就成为南越的一部分了。于是南越以兵威边，“东西万余里”[71]，所辖范围东及闽越，北抵衡阳，西兼广西，南尽海南。赵佗乃“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72]，并对汉提出“求亲昆弟，罢长沙两将军”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赵佗还不愿断绝退路，给自己留了一条内附称臣的后路。
汉文帝即位后，尽管赵佗称帝，但仍采用了和缓的政策。首先“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73]，并罢了博阳侯，满足了赵佗的要求。其次，又遣陆贾入南越，同时在给尉佗的书中强调了“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74]。其核心是让赵佗取消帝号，恢复南越王号。
陆贾到南越后，赵佗“顿首谢，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还下令国中曰：“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并上书表白原来称帝发兵，事出有因：一是高后听信谗言，为别蛮夷，于是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二是“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由于“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75]。这些因素虽然是激成赵佗称帝发兵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赵佗其人割地自雄，扩大地盘的野心，实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色。因此，禁止与南越关市铁器等只不过是诱发赵佗称帝的借口之一。(www.xing528.com)
那么，“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的赵佗，又为什么愿意北面称臣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据他自述：“不敢背先人之故。”[76]赵佗本真定人，念祖思亲是其亲汉称臣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他也必须考虑到，南方与北方自古就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尤其是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后，越五岭，几十万人戍守南越，他们与越人杂居，发展生产，说思亲念旧，那是几十万人的心声。况且，南方需要汉朝的精金良铁，而高后禁止关市铁器，促使赵佗称帝而无阻挠，正是这种经济联系性在政治上的反射。
4．武帝时期汉与南越的关系
文景之世，南越称臣，汉比之诸侯。武帝建元四年（前137），赵佗死，其孙赵胡继立为王。建元六年（前135）八月，闽越又发兵进攻南越。南越不敢擅自出兵，上书求援。武帝“多其义，大为发兵，遣两将军诛闽越”[77]，一出豫章，一出会稽。这时淮南王刘安上书阻止，武帝不从。闽越王据险阻汉军。面对汉军压境，闽越王弟余善同宗族谋，以为王擅自发兵攻南越，所以天子发兵来诛，“汉兵众强，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灭国乃止。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罢兵，固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之海”[78]。谋者皆称善，于是杀闽越王郢，派使送其头给王恢，汉于是退兵。
汉军退后，武帝又遣严助到南越去，令其“内属”，赵胡遂遣太子赵婴齐入侍宿卫。婴齐到长安后，娶邯郸女摎氏为妻，生子兴。十余年后，赵胡病危，婴齐与其子兴回南越。胡死，婴齐继立为南越王。并上书请立摎氏为后，兴为太子。
婴齐虽然对汉王朝接近了一步，但仍想保持其政权的独立性。武帝屡次遣使，要婴齐入朝，婴齐只遣其子赵次公入侍，自己不肯去。婴齐死后，其子兴继立为南越王。
这时，南越内部已酝酿着反乱。作为南越三世相的吕嘉，安插其宗族为贵长吏的达七十余人，男全娶南越王女，而女全嫁南越王子弟宗室，又同苍梧秦王相连，里里外外形成了吕氏权势集团，南越王已实际已成为傀儡。
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遣使入南越，谕告南越王兴及太后入朝。虽然太后及南越王兴欲借朝廷势力以固其位，愿意入朝，但权臣吕嘉怕南越归服汉朝后，自己的势力保不住，因而坚决反对，不愿内属，并以其所握权柄联合宗族显贵，公开与王、太后和汉朝使臣为敌，并扣留汉朝使者。元鼎五年四月，吕嘉反叛，下令国中说：“王年少，太后中国人，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取自脱一时之利，亡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之意。”[79]于是并同其弟将兵杀太后及南越王兴，汉使全被杀戮。接着，吕嘉派人告知苍梧秦王赵光，以及所辖诸郡县，另立明王长男粤妻子术阳侯建德为王。在此情况下，武帝命韩千秋与王太后弟摎乐率二千人入南越境，韩千秋攻破几个小邑，但在抵达番禺时遭到越军围歼，致使全军覆没。
武帝闻之大怒，遂于这年秋天，正式出兵南越。武帝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今广东连县），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今江西南昌），下横浦；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今广西全州与兴安间），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今广西梧州市）。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今红水河），皆会番禺。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陿，于元鼎六年（前111）冬，攻下番禺城附近的一个据点石门。不久路博德之兵亦至，二帅围攻番禺，城破。吕嘉、赵建德逃入于海，旋即被俘。南越割据势力至此被消灭。
汉灭南越后，在此设置了儋耳、珠崖（二郡在海南岛）、南海（今广州）、苍梧（今广西梧州市）、郁林（今广西桂平）、合浦（今广东合浦）、交趾（今越南河内）、九真（今广东始兴县清化）、日南（今越南广治）九郡。其中南海为南越之地；郁林、苍梧、合浦为西瓯之地；儋耳、珠崖为瓯人之地；交趾、九真为骆越之地；日南为裸国之地。这样，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的南越地区，实现了中央集权。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南越列传》等的记述可以看出，他对赵佗的功绩还是有所赞颂的。他认为，赵佗以一汉人身份入主南越是中国扰乱时的一种权宜措施。他使南越经济较前有所发展，一些落后习俗也有所改变，这是应该肯定的。对此，班固在《汉书·高帝纪》中，借高祖的诏书予以肯定。“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之民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屠睢征越失败，秦又让龙川县令赵佗带领士众戍守越地[80]，为使戍卒安心，他“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81]，深得戍卒赞颂。为此，南海尉任嚣才托之以代行尉事。在此期间，甚得这批士卒之力，乃至自立为南越武王后，赵佗并不以身处蛮夷为耻，在回汉文帝书中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82]。同时，在开发当地资源、引进各地生产工具方面，均不惜余力。正是由于赵佗的统治，南越才迅速地摆脱落后状态，并得以下传三世，历时九十三年。所以司马迁在《南越列传·赞》中不无遗憾地说：“吕嘉小忠，令佗无后。”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赵佗基本上是肯定的。
5．武帝对南越之战的性质与司马迁的态度和评价
南越早在秦时已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成为秦王朝的郡县。汉承秦制，重新控制南越之地是顺理成章的。汉初，对南越采取置国封王的办法加以安抚，是符合当时汉王朝的国情的，也是符合汉、越两族人民利益的明智举措。它有利于两族的统一。
武帝时期，南越割据势力不断扩大，南越内部也发生分裂和动乱。南越丞相吕嘉依仗其在南越权重的地位，极力反对南越王兴及太后内属于汉，“乃阴与大臣作乱”，“有叛心”[83]。吕嘉的分裂阴谋，既不利于汉越的统一，也不符合南越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蠢之举。这样，南越王、王太后谋杀乱臣吕嘉以达内属的目的，有利于民族的统一和南越局势的稳定及南越人民的利益，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武帝出兵南越，对南越之战，应视为争取南越回归祖国的统一战争，是应当肯定的。
司马迁对武帝用兵南越，虽然没有给予正面的评论，但从其对汉越关系的具体叙述中，特别是对吕嘉的反叛及武帝用兵南越的前后经过的具体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武帝统一南越的战争是赞同的。
从司马迁的记述可以看出，高祖、文景时期对南越的安抚政策，使南越王深受感动，他表示“愿长为藩臣，奉贡职”。司马迁对此是非常欣赏的。他这样记述汉越关系，反映了他的民族一统思想。
武帝之所以用兵南越，是由于南越的内乱与分裂引起的。吕嘉出于个人目的，为了个人私利，阻止南越王兴和太后内属于汉，企图分裂祖国，并藉其手中的权柄，杀害了南越王、王太后及汉朝的使者，在此情况下，武帝才发“楼船十万师往讨之”。由司马迁对南越内乱及武帝发兵南越的详细经过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认为武帝发兵南越，讨伐乱臣吕嘉的分裂叛乱，完全是除暴安良的正义之举，对此他是完全肯定的。而对吕嘉的分裂反叛，司马迁却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所以他在本传赞中说“吕嘉小忠”。由此可见，那些认为武帝用兵南越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说司马迁反对武帝用兵南越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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