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创匈奴列传：揭秘匈奴发展史

一　首创匈奴列传，详究匈奴发展史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述是不科学的，但它却反映出匈奴族的祖先很早就与华夏族发生了密切联系这一事实。

1．匈奴的来源及其活动区域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根据文物资料和文献记载，我国境内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远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活动。战国之前，这里曾先后出现过戎、鬼方、猃狁、郂、荤粥、狄等氏族或部落。他们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争战、融合，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华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司马迁说，黄帝时曾“北逐荤粥，合符釜山”^[1]。这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在遥远的传说时代就与中原华夏族接触的事实。到了夏代，荤粥与夏族为邻，自然有密切的交往。殷商时鬼方强大起来，成为殷商的强敌，“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2]。西周时猃狁又强大起来，并经常侵扰周朝，给中原人民带来许多灾难，当时的诗人曾为之哀叹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处，猃狁之故”^[3]，征伐猃狁成了周王朝的一件大事。到周宣王时周朝才多次出兵抵御猃狁的进攻，并在朔方建筑城堡，诗人曾这样写道：“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4]天子安定了居民，制止了侵略。春秋战国时，荤粥、猃狁、鬼方的名称在史书中逐渐消失了，文献上出现了戎、狄。他们有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有的活动于大漠南北。当然，戎、狄的出现不是凭空产生的，而荤粥、猃狁、鬼方在史书中的消失也并不表明这些民族消失了。戎、狄便由荤粥、鬼方、猃狁等发展演变而来，是名称的变化，并非本质的变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名称的变化反映了各族间相互交往、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在长期的互相接触、战争和融合的过程中，有的戎、狄消失了，有的则发展壮大起来。到了战国时期，居住于黄河流域的戎、狄，除了在今河北境内剩下一个建立“中山国”的鲜虞族（白狄的一支）以外，其余大部分都被华夏族各诸侯国兼并；有的则迁至大漠南北，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戎、狄融合在一起。到了战国末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北方许多互不统属的氏族、部落逐渐趋于聚集、融合，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出现了一些较大的部落联盟，其中主要的两个族系不同的部落联盟便是匈奴族与东胡族。

由此可见，匈奴的族源^[5]应包括荤粥、鬼方、猃狁、戎、狄、胡在内的所有原先活动于大漠南北的各族。所以，匈奴并不是来源单一的氏族或部落。在匈奴族形成的过程中，被称为“匈奴”的那一部分，由于社会生产力较之其他部分先进，力量强大，因而在整个部族的形成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随着部落的形成和发展，“匈奴”那一部分遂以它本部族的名称总括和代表整个部族了^[6]。

至周赧王初年（前310年左右），匈奴骑兵出现在燕国附近，并驱驰于楼烦之下，还越过黄河夺取了河套以南的大片地区，势力达到秦、赵、燕三国的边境。赵国因受到匈奴骑兵的侵扰，北部边疆无法田畜，于是派大将李牧常居代郡雁门戍卫北部边疆。赵孝成王元年（前265），李牧大破斩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单于奔走”^[7]。此后十多年间匈奴不敢侵扰赵国边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前215年命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攻占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盟一带）。第二年又渡过黄河，夺取了匈奴控制的高阙（今临河西北石兰山口）、阳山（今临河县西北的狼山）、北假（今河套以北、大青山以南地区）等地。在秦国大军的压力之下，匈奴头曼单于不得不放弃河套地区及其政治中心头曼城，向北退却七百里。于是秦朝在匈奴退出之地设置郡县，因河为塞，建筑了四十四个县城，并将内地人民迁移到河套地区进行屯垦。同时又将原来秦、赵、燕三国所筑的长城重新修整并连接起来，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至河套，延绵近万里，并使蒙恬将兵三十万，坐镇上郡^[8]，以防止匈奴卷土重来。

头曼之子冒顿继立为单于之后，乘“诸侯畔秦，中国扰乱”和楚汉相争无暇顾及北边之机，“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畜产”，“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9]。这样便建立了一个东接朝鲜，西接月氏、氐羌，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空前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后来，又“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10]，几乎北方的“引弓之民”和西域城邦之国，皆臣服于匈奴。匈奴奴隶制政权的建立，也标志着匈奴民族的形成。这便是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对匈奴族的来源及其发展变化的记述。司马迁的记述，至今仍是我们研究匈奴史的主要参考资料。

2．匈奴的社会政治结构

（1）氏族组织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不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匈奴的来源及其历史发展情况，而且对匈奴的社会政治结构，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述。由司马迁的记述可以看出，匈奴人虽然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直至头曼单于之前，这种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组织尚不够稳定，所以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

春秋战国之际，在匈奴的氏族公社组织中出现了个体家庭占有牲畜的独立的个体经济单位。但这时牧场的游牧地仍属于氏族公社所有。其氏族公社的特征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军事组织。《史记·匈奴列传》说：“士（及令丁壮）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尽数编为骑兵）；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又说：“匈奴明以战攻为事。”这正反映了匈奴氏族中这种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情况。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私有财产的出现和阶级的分化。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贵族死，其“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文物考古资料也恰好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述。在杭锦旗发掘的公元前三至二世纪的匈奴墓群中，一个小孩死后殉葬的羊头骨就多达四十二具，马头骨三具，牛头骨四具和其他各种殉葬品。还有些匈奴墓中发掘出了很多金、银、钢铁等器物。而另一些墓的陪葬品却极为简陋，除仅有一两件日用陶器外，没有任何其他殉葬品。这说明匈奴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和贫富悬殊的现象已很明显，氏族组织已经解体。《史记·匈奴列传》对此记载道：“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计。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这便是匈奴社会已由氏族公社过渡到阶级社会的真实具体的写照。这也表明，其时私有制已为社会所确认。由于私有牲畜、奴隶的出现，产生了按人口、牲畜课税的制度。又由于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社会上出现了因贫穷而多盗的现象，并产生了相应的惩罚偷盗、保护私有制的法律。

（2）奴隶制的形成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私有制的出现，社会对大批新的劳动力的需求就变得极为迫切。恩格斯指出：“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11]匈奴的新的劳动力来源正是将“俘虏变成了奴隶”。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由于他们能在战争中“得人以为奴隶”，所以匈奴士卒都尽力掳掠人口，变战俘为奴隶。在战俘中，有汉人也有其他民族人。仅以汉文帝三年（前177）至昭帝元凤三年（前78）这一百年间，匈奴在汉朝沿边掳去的汉人至少在十万口以上^[12]。至于从东胡、乌桓、鲜卑和西域各族掳去的人口尚未计入。匈奴在征服一些部落后，甚至把整个部族都变为自己的奴隶，如乌桓和西域各族。

匈奴奴隶主贵族逼迫奴隶从事生产劳动，并按奴隶的民族特点，让奴隶分工生产：来自游牧部族的丁零、胡、羌、乌桓人主要承担畜牧业，其中西域胡人历来以经商著名，他们又被作为贾奴“远驱牛马与汉合市”；来自农业地区的汉人则让他们耕种，而其中长于手工业工艺的则让他们从事手工业劳动。正因为汉族人口的被掳入，才使匈奴人开始懂得了农耕技术和金属器、陶器的制作等。《汉书·匈奴传》说，汉降将李广利被卫将军杀后，“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史记·骠骑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前119）春，卫青出塞击匈奴，“遂至窴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汉书·匈奴传》又说：昭帝时，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而在窴颜山出土的匈奴铁器，模仿汉式铸造的很多，这也无疑是匈奴役使汉族奴隶制造的。由此可见，汉族及各族被俘作为奴隶的其他人民，为匈奴社会的发展进步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对待各族奴隶都是比较残酷的，奴隶可以随意买卖或被杀戮。《史记·匈奴列传》便记载了匈奴奴隶主任意杀害奴隶作为陪葬的事实：“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这“近幸臣妾”盖即指具有奴隶身份的人。

（3）匈奴奴隶制政权的建立　随着私有财产和奴隶的出现，其世袭权力也出现了。根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匈奴的这种世袭权力逐渐形成，至公元前209年冒顿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时，便最终作为一种制度而确立了。从此，单于的最高统治权力集中在挛鞮氏这一显贵氏族手中，并由此而继承下去，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其他王、侯、大将、大都尉、大当户等高官贵职，也由一些显贵氏族或家族世袭。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说：“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匈奴这种世袭权力，特别是单于的世袭权力的建立，使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机构作用消失了。《史记·匈奴列传》载，冒顿自为单于以后，独断独行，有时甚至把与他意见相左的首领斩首。同时，单于还对各个部落首领发号施令。像冒顿单于的这种权力，绝不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联盟首领所具有的，他已完全成为一个阶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了。

匈奴在冒顿单于时期，势力空前强大，先后征服了许多部族和国家。《史记·匈奴列传》说：“大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后又“夷灭月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控地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尽辽河，西逾葱岭。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展，大批的奴隶和贡纳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私人的财富也迅速增值起来，为了保护这些财富，镇压奴隶和被征服的部落或部族，于是一个强大的匈奴奴隶制的政权产生了。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等古籍记载，匈奴的国家政权机构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单于庭，辖匈奴中部；二是左贤王庭，辖匈奴东部；三是右贤王庭，辖匈奴西部。单于是匈奴王朝及其政权的最高首领，总揽军政一切大权。左、右贤王是下属的地方最高长官。左贤王管辖东部地区，其南当汉地的上谷郡，东面连接秽貉和朝鲜。右贤王辖西部地区，其南当汉地的上郡，西接月氏和氐羌。匈奴人尚左，单于以下，即以左贤王为尊贵，因而其权力和地位也较右贤王为高。故左贤王是单于的当然继承人，多由太子充任。左、右贤王以下为左右谷蠡王。左右谷蠡王亦各建庭于其驻牧之地。谷蠡王以下则有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等“二十四长”，他们被称为“万骑”（万骑长）。那二十四个万骑长亦各自置千长（千骑长）、百长（百骑长）、什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13]。这些都尉、当户、且渠等也都是带兵官。他们“各以权力优劣、部众多少为高下次第”^[14]。形成了一个具有游牧民族特点的奴隶制政权统治机构。此外，它还制定了法律，设立了监狱，组织政府，设置官吏等一套完整的统治职能机构。

匈奴政权是我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北方的匈奴社会，已由原始氏族公社迈入奴隶制社会。匈奴政权的建立，结束了我国北方有史以来上百个游牧氏族、部落互不相属的长期的分散局面，实现了我国北方地区的统一，并为开发这片土地和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也必须注意到，匈奴政权的建立同时也给各族人民带来痛苦和灾难。这痛苦和灾难的根源便在于匈奴奴隶制政权对内统治的残酷性和对外的掠夺性。

3．匈奴的社会经济生活

（1）狩猎与畜牧业在匈奴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匈奴人长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畜牧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畜群是他们的主要物质财富，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匈奴人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畜羔的生产十分繁盛，品种丰富，除马、牛、羊、骆驼、驴、骡外，还有珍贵的驹骔、等奇“畜”。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高祖七年（前200），匈奴冒顿单于以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匈奴便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此外，在汉匈战争中，汉朝常一次就捕获牛羊数十万、百余万头，甚至有时获其牲畜千百万头。由此可见匈奴的畜牧业是相当发达的。

（2）除畜牧业外，狩猎在匈奴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的记述，匈奴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因此，头曼单于、冒顿单于、且鞮侯单于等都曾时常率领其士卒出外打猎。但是到秦汉之际，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狩猎已退居次要地位，仅仅成为一种食物补充，有时甚至变成士卒休息、娱乐和练习骑射的手段，成了一种民族习惯与喜好。

（3）匈奴的农业生产　匈奴虽是游牧民族，但在与中原华夏族（汉族）的长期交往中，逐步地掌握了中原的农业生产技术，开始从事于农业生产。《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曾记载，元狩四年（前119），卫青出击匈奴，在赵信城获得匈奴储存的大量粮食。已发现的考古资料也证明了司马迁的记载，说明匈奴人很早就开始从事于农业生产。在属于公元前三世纪之前的匈奴方形古墓中，发现了与农业有关的石臼^[15]。在属于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的诺颜山第23号匈奴墓中发现了农作物的种子^[16]。许多匈奴墓中都发现了不少谷物、农具及盛贮谷的大型陶器^[17]。由此可见，农业在匈奴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4）匈奴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交换　根据《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和出土文物来看，匈奴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为冶铁业。匈奴人对于铁器的制造和使用从公元前八世纪前后开始，已经逐渐地广泛深入到生产、生活、军事活动的各个领域了。“从铁器能自行冶炼及制作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各方面推断，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18]。《史记·匈奴列传》也说，匈奴人的兵器，“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铤就是一种带铁柄的小铁矛。

匈奴人也曾长期使用青铜器。从窴颜山、内蒙古及其它地区出土的大批铜镞、铜刀、铜剑、铜斧、铜炉、铜勺、铜壶、铜钟、铜铃、铜鼎、铜环、铜马、铜鹿、铜镜等，可以看出其生产规模和制作技术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水平。战国秦汉之际匈奴也开始有了金银铸造业。在内蒙古和漠北发掘的战国至西汉初期的匈奴墓中，普遍发现了金银器物，如金项圈、用金丝制成的耳坠、用金片叠压而成的金指套、印有各种兽纹或云纹的金饰片、造型复杂的金头饰等等^[19]。不仅数量、种类丰富，而且形制复杂，设计精巧，已达到较高的工艺层次。这说明匈奴历史上可能已有专门从事金银铸造的手工艺人与作坊。

匈奴的另一手工业便是陶器制造。在窴颜山等地发掘的匈奴墓葬中出土了大批体积不等、形状和色泽不一的各种各样的陶器，其造型繁多、花纹复杂、质地精良，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这说明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后，制陶业已成为匈奴手工业生产中一个重要的部门。

由于匈奴人“食畜肉，衣皮革，被旃裘”^[20]，因而其毛织业和皮革业也比较发达。此外，匈奴的木器制造业、车辆制造业等都已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水平了。

匈奴的商业交换主要是与中原汉族和乌桓、羌及西域各族。由于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农业与手工业尚未发展到自给自足的层次，因此他们迫切需要用牲畜和皮毛换取汉族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因而匈奴十分重视与中原汉族的“关市”贸易（参见第四章第四节）。早在汉文帝时，贾谊就认为关市是匈奴人所迫切需求的，如汉朝派遣使者与匈奴和亲，允许他们通关市，那么匈奴人都愿投聚到长城下^[21]。事实上从景帝至武帝初年，匈奴人千方百计地不断与汉互通关市。关市吸引着匈奴各阶层人士，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后来汉、匈之间虽然发生了战争，但匈奴仍然愿意通关市，以其物品交换汉族地区的产品^[22]。

通过关市，汉族的铁器、铜器、陶器、木器、石器以及生产工具、马具、黄金、服饰及丝织品等生产、生活军事用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匈奴，促进了匈奴经济的发展。

4．武帝之前的汉匈关系

白登之围——汉匈的初次交锋：西汉初期正是匈奴奴隶主势力空前强大的时期，在冒顿单于的统领下，“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3]，不断向邻族实行侵扰。他利用楚汉相争、中原内乱的时机，南越长城，袭扰中原的今冀北、山西、陕西及河套一带，给刚刚诞生的西汉王朝新兴政权以巨大的威胁。

高祖六年（前201），匈奴冒顿单于又率大军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驻守马邑的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匈奴遂引兵南逾句注山（在今山西原平县北），攻太原，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下。高祖七年（前200）冬，刘邦亲自将兵前往抵御。结果在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南）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围攻七日七夜，汉军的内外接应被切断。在形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刘邦采用陈平的计策，使人暗中以厚礼疏通冒顿单于的阏氏，方得解脱。^[24]

汉匈和亲——双方和平相处：汉高祖经过这场白登之围后吃尽了苦头，又眼看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经常掳掠边地，但由于此时汉朝内部统治还不巩固，社会经济尚未恢复，战争的创伤依然存在，所以他是欲战无力，欲罢不忍，故问策于刘敬。对此，司马迁在《刘敬列传》中记述道：“高帝罢平城归……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適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使刘敬往结和亲约。”刘敬以为一旦长公主下嫁就建立了子婿关系，就是婿死，则有大父与外孙的关系，使“久远子孙为臣”的目的可以实现。这未免带有浓厚的书生气的天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匈之间保持亲善和平关系，对于汉王朝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政治局势、恢复发展生产是极为重要的。所以汉高祖权衡利弊得失，还是采纳了刘敬与匈奴和亲的建议，以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赠送匈奴大量的絮、缯、酒、食物等等。并和匈奴约为兄弟，双方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25]。此外，汉、匈还商定在边界“通关市”，使相互间存在的贸易往来得到保障和发展。

高祖与匈奴的和亲，是在汉、匈力量对比悬殊、汉朝不得不委曲求全以期暂时避免匈奴不断侵扰的情况下产生的。虽然带有一定的屈辱退让色彩，但这种和亲政策带来的暂时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局面给汉、匈双方都带来巨大的利益。特别是这种和亲政策的实现，对于以往“务安诸夏，不事要荒”，“毋亲夷狄，以疏其属”，“内诸夏而外夷狄”等传统观念，是一个开创性的伟大的突破。这对于巩固和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而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司马迁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虽然未对高祖与匈奴的和亲作正面评论，但从他详细记述高祖与匈奴和亲的前后经过以及刘敬献策的内容来看，司马迁是侧重于“大一统”和汉、匈一家的，对高祖的和亲政策是肯定的。

这种和亲政策从汉高祖开始实行，经过惠帝、高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初年并没有大的改变。只不过，匈奴并未因为汉朝“约为兄弟”的和亲而放弃了对汉的进攻，仍不时地骚扰汉朝边境。所以，文帝时不得不采用灵活的政策来对付匈奴：一方面继续与匈奴和亲，希望友好相处；另一方面加强对匈奴侵犯的反击。对此，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云：“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掠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今甘肃平凉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南），杀北地都尉卬”，抢掠大批人畜财产，并进抵彭阳（今甘肃镇源），焚毁回中宫，游骑至雍、甘泉一带。在此情况下，文帝“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

从上述《匈奴列传》的记述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匈奴负约不断侵扰汉朝边境、杀虏人民、掠夺财物的侵略战争采取了揭露批判的态度。但他关于文帝对匈奴采取和亲与反击相兼顾的“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26]的策略则是赞赏的。正由于文帝采取了和亲与反击相兼顾的灵活政策，所以才使“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27]。司马迁对此在许多篇章中予以热情的称颂。

景帝遵文帝之业，在位十六年间，匈奴与汉没有大的冲突。司马迁记述说：“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28]

综上所述，汉初六七十年间与匈奴的和亲，为汉朝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增强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比较安定的周边环境，也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因而才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兴盛气象。司马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坚持和亲的汉初四帝给予高度赞扬^[29]。但对匈奴在此期间常常背约犯境，杀掠汉朝吏民的非正义行为，及其对汉、匈两族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予以深刻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能够这样辩证地看待汉、匈关系，能认识到争取一个安宁的周边环境对发展经济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非正义战争给汉、匈两族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见识是高明的，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来看问题的。

5．汉武帝与匈奴之战

汉、匈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武帝时代，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汉与匈奴长期矛盾斗争的积累与结果。它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当然，至于这一战争的具体原因和目的，对于双方是有不同情况的。

从汉王朝方面来看

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也具有不可避免性。它既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又有汉内部的原因；既有反侵略、正当防御的性质，又有报复和臣服的欲望，下面分述之：

第一，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是在匈奴强大的军事攻势下产生的。其时，汉朝政权还不稳固，战争创伤依然存在，经济十分萧条，没有综合国力和力量去对付匈奴的不断侵扰，所以不得不与匈奴和亲，以求得和平相处、治愈战争创伤、发展经济的和平环境和时间。但汉、匈之间的和亲，是以汉用宗室女为公主嫁给单于和每年向匈奴贡纳大量的实物为前提条件的，这对汉来说，不但不公平，而且带有屈辱性。

但是，到武帝时代，汉廷通过七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与休养生息，经济获得极大的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增强。“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30]。汉朝已经具备了对匈奴进行反攻的力量。

第二，早在文帝之世，随着经济的逐渐恢复，为抵御匈奴的侵略便做了许多准备工作。首先，加紧西边、北边诸郡的守备。针对备塞的人“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31]的情况，汉采取了募民实边的措施，加强了边备力量。其次，针对屯戍者不断增多，边粮不足的情况，汉“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32]。这一政策有力地刺激、吸引了不少人，使其向边地贡献粮食，为加强边备力量做出了贡献。这就为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如前所述，汉与匈奴的和亲对汉具有不平等性和屈辱性。到此时，随着汉政治经济的繁荣昌盛，综合国力的增强，朝野内外抗击匈奴的呼声越来越高。早在文帝时，贾谊就曾上疏说：“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悬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33]这番话虽不免有歧视夷、狄的《春秋》大义思想，夹杂着君臣尊卑意识，但他已经认识到汉、匈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两个民族不在同一个层次上。落后的匈奴常常侵扰汉边，和亲、奉赠已不能维持和平局面，反而长养祸害，没有个尽头。只有敢于“猎猛敌”，改变“天下倒悬”的被动局面，才是唯一出路。这种看法和观点，不但很有见地，而且代表了当时的思想潮流。这是汉民族的人心所向。这表明，到了武帝时代，汉朝为反击匈奴侵略在精神上也有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匈奴的不断侵扰也是武帝下决心反击匈奴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上面已经谈到，自高祖至武帝初，汉对匈奴一直执行和亲政策，但这种和亲政策，并没有终止匈奴对汉边的不断侵扰。他既要汉朝之公主财物，又不断地在汉朝边境杀掠人民、掠夺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已不愿再奉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而要彻底解决汉与匈奴的矛盾，解除匈奴对汉边的不断侵扰和对汉王朝的威胁。所以，他说“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击之”^[34]。这样，汉、匈之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从匈奴方面来看

匈奴进行战争的目的，虽然不像汉统治者所说的“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35]，“以盗窃为务”^[36]——因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以“行盗”、“盗窃”为务、为业。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与生存依据，自然应该都是自己的生产活动，匈奴也不例外。匈奴以畜牧和狩猎为务、为业，这才是他们存在的基础和生活的主要来源——但是，也不可否认，匈奴在与汉和亲的过程中，经常背约，侵犯汉边，掳掠屠杀汉民和财物。“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37]。匈奴自冒顿单于起，统一了整个蒙古草原，“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这时正是其奴隶制社会迅速发展时期。匈奴只从事畜牧业的单一经济，加上无“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38]。如果遇上恶劣天气，畜群易灾，这样，他们势必要靠掠夺来生存，因此其掠夺战争就更加频繁。这是匈奴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掠夺性使然，而经济财富丰饶的中原自然是其最好的猎所。由此可见，汉与匈奴的矛盾，实际上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是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落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矛盾。这一矛盾此时已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即便再和亲，也不能缓和其矛盾。于是，汉、匈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就再也不可避免了。这是其一。

其二，汉、匈之间的领土之争也是战争的原因之一。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自商周以来就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区。这片广大的地区以及晋、陕北部，商时有土方、鬼方，周时有猃狁、犬戎，战国时为匈奴占有。秦使蒙恬击匈奴，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武帝击匈奴又取河南地，置朔方郡，复秦时所为塞，并渡河以北取阴山之地。“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39]。再如，甘肃河西走廊，武帝以后也为匈奴所有，为浑邪王、休屠王的游牧地。武帝时，征破之，降浑邪之众，置四郡。匈奴对此也是极不甘心的。匈奴失祁连山、焉支山后，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蓄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40]上述地区的得失和争夺，当然是汉、匈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对此记载说：“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掠吏民甚众。”

由上可见，汉、匈战争是汉封建地主经济冲破地域、民族界限的兼并性同匈奴奴隶社会的掠夺性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结果。(www.xing528.com)

汉匈战争

武帝时代，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大致经历了由反侵略的防御战争到以臣服匈奴为目的的大规模反攻战争的不同阶段，兹分述如下：

反侵略战争的开始阶段（约前140—前129年）

武帝于公元前164年即位之后，虽然开始计划对匈奴多年的侵扰进行反击，但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武帝不能不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因此，文景以来的和亲政策还不能放弃。到了元光二年（前133），武帝采用主战派王恢之计，诱击匈奴，未得成功^[41]。武帝为此大怒，杀了王恢，和亲政策从此破裂。

从马邑之战后，汉与匈奴进行交换的关市虽然没有终止，但匈奴却常常内侵，外患更严重了。元朔六年（前129），匈奴大举入侵，掳掠上谷郡。武帝命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各率万骑全面对匈奴进行反击。结果只有卫青一路获胜，余皆失败^[42]。此年冬，匈奴又大举入侵，杀辽西太守，又败渔阳太守军，并围困韩安国于渔阳，情况危急时，恰有燕救兵至，匈奴兵乃撤去。这十二年中，可以说是汉对匈奴反侵略战争的开始时期。

由反侵略战争转入“臣服”战争阶段（前128—前117年）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二万骑入侵汉边境，杀辽西太守。之后又侵入雁门，杀掠千余人。这次匈奴侵略的气焰很盛，使沿边数郡都受到很大的灾害。于是武帝派遣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郡，总算击退了匈奴的侵略。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再次率兵击匈奴。卫青自云中出兵西至高阙、陇西，击匈奴的楼烦、白羊王，得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收复秦时的河南地，并在此建朔方郡和五原郡。为确保其地的平安，武帝又发十余万人筑朔方城，加固、修葺秦时旧塞，并迁徙十余万人以实边。这次胜利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国土的恢复，而在于扭转了对匈奴的局势。因为汉王朝也放弃了上谷郡伸出于匈奴境内的造阳之地。最主要的是，这次战役解除了匈奴对京都长安的威胁，迫使匈奴将单于王庭迁到大漠以北。这样，几十年来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到这时才算是基本上解除了。

但是，匈奴并未因这次失败而停止对中原的侵略。元朔三年（前126）夏，匈奴数万骑又侵入代郡，杀了太守共友，掠去千余人。秋，又侵入雁门，杀掠又千余人。元朔四年（前125）冬，匈奴又以数万骑分别侵入代郡、定襄、上郡各地，杀掠的人也很多，同时又侵入河南，多方进行破坏。对此，元朔五年（前124）春，武帝又命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击败匈奴右贤王，俘获匈奴兵一万五千余人、裨小王十余人。这年秋天，匈奴又侵入代郡，杀都尉朱央，并掠去千余人。第二年（元朔六年）春，武帝又命卫青、侯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等六将军率十余万骑……出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围匈奴，斩虏首近二万，汉亦死伤三千余骑，损失惨重。这四年拉锯战的形式，给匈奴以沉重的打击。这时，汉不再是被动挨打，而转向主动出击了。

元狩元年（前122），匈奴又侵入上谷，第二年春，武帝再次命霍去病率兵出征。霍去病自陇西出兵，过焉耆山，西入匈奴境内千余里，大败匈奴，并获得了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自北地出兵，西至居延海，南向祁连山，对匈奴进行了一场包围战，使匈奴受到沉重的打击。

由于匈奴遭受这次沉重打击，引起了内部的分裂。匈奴单于对于分领这一带地方的浑邪王、休屠王不满，想杀他们。浑邪、休屠王惧，有降汉之意。后来，浑邪王与休屠王又发生分歧，浑邪王杀休屠王，率四万众降汉^[43]。

在这一年内，匈奴也曾侵入代郡和雁门境内，武帝命张骞、李广从右北平出击匈奴，双方互有伤亡，未有大的胜利。但就战争全局来看，霍去病这次出兵所获得的胜利及浑邪王率众来降之事，对于当时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休屠王身死与浑邪王降汉后，匈奴单于似乎放弃了他们二人原有的领地，因而这一带出现“空无人居”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制止匈奴的侵略势力卷土重来，必然要乘机占领此地。如果说武帝在当时有扩张领土的欲望，那么，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起的。武帝占有了这块地方后，先后设立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郡，史称河西四郡，使之正式成为当时汉王朝版图的一部分。

这次战争的意义，一是打通了西域道路，使汉王朝联合西域诸国以孤立匈奴的外交政策得以实现，并使中原与西域诸国的文化与经济关系日益增强；二是隔断了匈奴与西羌（今青海境内）的联系，减少了西边的外患；三是汉王朝占有此地后，大量移民，兴建军民屯田，修整水利，使农业生产大大发展起来，改变了旧日落后荒凉的面貌。这一切不仅对于中国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使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

汉武帝志在打垮匈奴势力、以“臣服”为目的而对匈奴进行的战争，当在元狩四年（前119），汉、匈双方主力大决战的那一场战役。

汉控制了河西走廊后，匈奴除用一定数量的兵力仍对右北平、定襄等地进行骚扰外，其主力则布阵漠北，乘机待发，与汉决战。而汉军此时士气正旺，于是元狩四年（前119）春，汉武帝派遣卫青、霍去病各统领五万骑以及步兵和辎重兵数十万出征。卫青自定襄出发，穿过大戈壁，到了漠北，与匈奴单于兵对阵。卫青乘风势向匈奴攻击，匈奴兵败，单于领数百骑突围逃走。卫青追至窴颜山赵信城而还，得首虏二万级。霍去病自代郡、右北平出兵，深入二千余里，与匈奴左方诸王战，匈奴大败。霍去病“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瀚海（贝加尔湖）。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44]。这次战役，汉深入到匈奴腹地，匈奴伤亡近十万人，损失惨重，实力大减，其精锐几乎伤亡殆尽。从这场战争的规模来看，汉虽然没有扩张领土的意念，但显然目的为打垮匈奴，使之处于臣服的地位。当然，汉王朝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双方再也无力组织这样的大规模战争了。这表明，汉王朝也不是轻易要发动这次战争，而是想以这次战争彻底臣服匈奴，使之不敢轻易南来犯边。

汉匈双方展开政治斗争期（前116—前101年）

在这十六年中，匈奴因为多次遭受沉重打击，采取了暂时休养士马的保守政策，不仅不敢再犯汉边，而且避免与汉军再次正面作战。据《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条载：汉曾遣公孙贺出九原，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这显然是匈奴有意回避与汉军作战。而此时，汉王朝因忙于对南越、闽越、朝鲜以及西域等地用兵，也愿意与匈奴罢兵言和。不过，双方和议的前提条件不同：匈奴和议的条件是要恢复旧日的和亲；而汉王朝提出的和议条件是要匈奴为“外臣”，不得侵犯汉边。

和议是先由匈奴提出的。伊稚斜单于遣使来汉，请求和亲，武帝则派遣任敞出使回报，令其为外臣朝诸于边。单于对此大怒，便将任敞扣留，从此以后，和议暂时停止。

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亲率大军巡视朔方，又命郭吉出使匈奴，谕其称臣。匈奴又将郭吉扣留，并迁之北海。但匈奴又遣使请和亲。武帝亦先后命王乌、杨信出使谈判。汉提出的条件是匈奴必须先遣太子入质，而后再议和亲。匈奴不肯，亦无结果。

元封四年（前107），武帝又遣王乌出使匈奴，乌维单于伪称愿入汉朝请。王乌归报，武帝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城，并遣人迎招之。乌维单于不肯自来，别遣一匈奴“贵人”入汉。匈奴贵人至长安，患病死，武帝命路充国以厚币送丧，匈奴疑为汉所杀，留路充国不返。

由上述可以看出，汉武帝对于和议是有诚意的。他知道对于匈奴用兵是困难的，非迫不得已，不肯用兵。只要匈奴单于以外臣自居，不再犯疆，那就满足了。当然，要匈奴单于为外臣，这也是以“大国”、“天子”自居的态度。

和议陷于中断后，匈奴又时常犯边，而汉亦改变了对待匈奴的办法。这时汉武帝采用的办法是：一方面分化匈奴势力，另一方面加强边防工事，防御匈奴侵犯。但匈奴此时仍然对五原、朔方、张掖、酒泉诸郡不断进行侵扰。

汉匈战火再起时期（前100—前87）

天汉元年（前100），武帝已击败大宛，“威震外国”，想乘此机会对匈奴再度加以制服。而匈奴方面，则仍假意言和，希图厚利。此时且鞮侯单于放回扣留在匈奴的汉使路充国，并遣使入汉求和。武帝遂又命苏武出使匈奴，匈奴又拘禁了苏武。苏武在匈奴十九年中受尽折磨，但坚持气节，始终不肯屈服投降。武帝了解到苏武被拘以及单于的真实意向和态度之后，便决意再对匈奴用兵。

但从此以后，汉对匈奴的用兵却常常失利，概括来说，先有李陵之降，后有李广利投降匈奴。

天汉二年（前99），武帝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李广利被围，士卒死亡十之六七，几乎是只身而回。汉又遣公孙敖出西河，与路博德会涿邪山，共击匈奴，亦无功而还。这时，李陵将五千步兵，出居延之北，至浚稽山与匈奴相会。李陵虽然苦战，获得几次胜利，但终因力量相差悬殊，不得不南退。匈奴以八万骑来追，李陵且战且退，伤亡甚众。退到遮虏障时，匈奴乃以全力围攻李陵。这时李陵的兵士已不多，而且弓矢且尽。李陵力战，终不能突围而出，乃降匈奴。

李陵降后，武帝闻之大怒，杀李陵妻母。司马迁为李陵上书讼冤，亦被武帝盛怒之下下蚕室，处以腐刑。司马迁认为李陵在极穷迫的情况下投降匈奴，必有其隐衷，也有可原谅之处等等。关于司马迁为李陵辩解一事，后世有不同看法。笔者以为，李陵作为名将李广之后，是英勇善战的将才，这不可否认。说他是在极穷迫的情况下才投降，此亦不假。但他毕竟投降了敌人，而且在投降之后，娶了单于之女为妻，受了单于的“右校王”之封，与卫律狼狈为奸，同为单于宠臣，而且征和年间还奉单于之命帅匈奴兵击汉军^[45]。在苏武困辱于北海时，又劝苏武投降^[46]。这一切都是不可以原谅的。司马迁为之辩解，不能不说是受了个人感情的影响。

天汉三年（前98），匈奴乘汉军之败，再度侵入雁门，大肆劫掠。天汉四年，武帝命李广利、路博德、韩说、公孙敖共率二十万之众分别出击。李广利兵至，因匈奴有备，未获胜利而还，其他二路未获任何战果。此后几年，匈奴未入侵，汉亦未出兵。

征和二年（前91），匈奴又大举入侵，杀掠甚众。征和三年武帝又遣李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李广利进至夫羊句山与匈奴遇，败之，乘胜追至范夫人城。时李广利闻其妻子以巫蛊被收，部属胡亚夫劝他降匈奴，李广利不肯，并想更立战功，以赎妻子。于是又引兵北追匈奴，至郅居水上。这时，李广利的部下有的认为李广利冒险进军，终必溃败，想执李广利以降匈奴，李广利觉，遂引兵退。还至燕然山，匈奴来追，力战而败，降匈奴。李广利降后，单于亦以女妻之，官至上位。李广利本非将才，徒以李夫人的关系而位至将军，当他闻妻子被收，而不从部属之言降匈奴，反想立功以赎罪，这还是十分可贵的。

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匈奴更傲慢起来，遗书汉朝，要求开关市，娶汉女，岁给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其他如故约。武帝虽未答应，但此后不再用兵匈奴了。

由上述可见，武帝末年对匈奴的用兵，虽然具有征服或臣服匈奴的意味，但也含有反侵略性的意义，因为不少战争是由匈奴犯边而挑起的。这些战争总的来看，汉处于失败的境地。虽如此，但从汉对匈奴战争的效果来看，匈奴的势力毕竟因此削弱了。此后远徙西北，去汉较远，使当时中国的边患大大减轻了。而且由于匈奴衰弱，内部分化增强，以致到宣帝时，匈奴五单于争立，互相攻击，不复为国，由此便彻底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

关于汉匈之战的性质及其意义

对于武帝时汉匈之战的性质从来就有不同的评论。武帝死后，昭帝继位，霍光辅政，时“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47]，乃召集官吏和贤良文学之士，对武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讨论，旨在存利除弊，以求适合时务的政策。在讨论中，对于武帝与匈奴之战，官吏们是完全肯定的。认为“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断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外”^[48]。贤良文学之士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远文任武，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民不能自守，发屯乘城，辇而赡之。愚窃见其亡，不睹其成”^[49]。上述评论各持一端，皆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不实际和错误之点。

从汉至今，对于这一问题仍然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概括起来，大致不过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武帝对匈奴之战，属于正当的反侵略的防御战争，是正义战争。该观点认为“由于武帝在即位初期所建立起来的和平关系被匈奴贵族破坏，迫使武帝觉得‘金帛文绣赂之甚厚，（仍）侵盗不已’，才不得不发动战争。由此可见，破坏和平关系的责任应在匈奴贵族，不在武帝”。并认为“汉朝在给匈奴以一定程度的打击之后，在能够确保边境安宁的前提下，原亦不拟深入穷追。只要它不再骚扰边境，也就不一定要和它长期兵戎相见。但匈奴贵族既不肯放弃勒索，更始终没有停止军事入侵，那么当然只有继续反击”。并总结说：“武帝及其以后对匈奴战争的正义性质和进步作用，于此可见。”^[50]第二种观点认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并认为汉匈战争是汉王朝“有预谋、有组织，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汉王朝一边”^[51]。第三种观点则折中了上述两种观点，认为“武帝与匈奴之战，在前期（指前119年之前）应认为是防御性的、正义的，但到了中后期，以臣服甚至以灭匈奴为目的时，便转化为反面，就具有非正义和黩武的性质了”^[52]。

上文我们已经指出了武帝时期汉、匈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并具体分析了武帝时期对匈奴战争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实际上是反侵略、反掠夺的正义战争。因为汉初几十年和武帝初年的和亲政策，不仅没有阻止匈奴对汉王朝的侵略，反而助长了匈奴奴隶主侵略与掠夺的气焰。在汉初几十年的和亲时期，匈奴依然岁岁进行大小不等的侵略与掠夺，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此情况下，武帝对匈奴进行反击，完全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根本不存在什么“掠夺”，也并不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非正义战争”、“战争的责任，完全在汉王朝一边”。恰恰相反，通过上面对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和战争经过的分析，显然，这场战争的责任完全在匈奴一边，是匈奴奴隶主贵族无数次地侵略掠夺而引起的。

有的论者认为元狩四年（前119）以前汉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而之后的战争则属非正义的扩边战争，是以臣服、甚至消灭匈奴为目的。这种观点也有可商榷之处。元狩二年及元狩四年汉对匈奴两次决定性的出击之后，匈奴大败，汉军也受到巨大损失。汉在能够确保边境安宁的情况下，原本亦不拟深入穷追，再击匈奴。因为汉朝一向认为“匈奴负戎马之足……迁徙鸟举，难得而制”。只要匈奴不再骚扰边境，也就不一定要和它长期兵戎相见。但匈奴贵族始终没有放弃侵略汉朝的野心。两次大败后，匈奴表面上表示愿意和好，因而“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请和亲”，并对汉使王乌“详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但随即反口说这样的条件“非故约。故约，汉常遣公主，岁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汉朝自然不愿再接受这种无理的勒索，因此，这个时期的和谈并无结果。实际上，匈奴的和谈及其对汉使的言辞全属骗局。当王乌二次出使匈奴时，“单于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绐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武帝信以为真，在长安为单于专门修建了一座宾馆，以便接待。但“单于特空绐王乌，殊无意入汉，遣太子来质。于是匈奴数使骑兵侵犯边”^[53]。狐鹿姑单于则直接声称“汉开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这句话直说便是：你若给我送公主和财物，我便不盗边；否则照盗不误。这岂非强盗逻辑！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汉朝开了大关，送了公主，给了财物，匈奴贵族并不能真正守约“边不相盗”。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自然只有继续反击，彻底解除匈奴对汉边的侵略和掠夺这一祸患了。因此，元狩四年（前119）之后的汉匈战争，仍然是由匈奴贵族的侵略引起的。对汉王朝来说，仍然是为了彻底解除边患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

武帝时汉匈战争的意义。关于这一问题，在上文中我们已有所论及，这里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武帝时期汉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虽然使汉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54]的巨大代价，但由此基本上消除了长期以来匈奴对汉王朝的巨大威胁，有力地遏止了匈奴对汉朝边境人民生命财产的侵略与掠夺，捍卫了国家、民族的安全。如果没有这场反侵略战争，就不会出现“至孝宣之世……（北方边境）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55]的和平兴盛景象。同时，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也给匈奴人民带来了安宁、和平与利益。呼韩邪颛渠阏氏就曾说：“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56]这说明，它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

第二，汉、匈战争不仅解除了匈奴对汉族的侵扰，而且解除了乌桓、丁零、乌孙和西域各族人民所受匈奴贵族的奴役和剥削，使他们脱离匈奴落后的奴隶制的束缚，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加强了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接触和交流。

第三，汉、匈战争及其在战争过程中武帝所采取的移民垦殖、屯边等政策，增加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密切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了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各民族的融合，这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武帝时期对匈奴的战争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各民族人民利益的，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它既是汉和匈奴在各自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必然产物，也是双方相互联系、趋向统一、逐步融合的过程。从此，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又增添了一个新成员。

司马迁对汉匈战争的态度

由于司马迁对武帝时期的汉匈战争不曾做正面的评论，所以，对于这一问题，后世论者意见颇为分歧，各持一端，至今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司马迁对武帝期间发动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否定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司马迁对武帝期间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是肯定的；还有人认为司马迁对武帝期间的汉、匈战争并不反对，但也不满于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战争扩大化等等。上述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也都有其充分的论据，但详细考察，则不免都偏执一端。持肯定论者，多以武帝期间汉、匈战争的积极结果立论；持否定论者，多以汉、匈战争的消极结果（即汉、匈战争使汉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且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等）立论。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司马迁对武帝与匈奴之战的前期（前119年之前）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肯定的，对中后期的非正义战争则是否定的。

笔者认为，司马迁对武帝期间汉与匈奴的战争是肯定的。他意识到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看到了这场战争的进步作用与历史意义，对这场反侵略的统一战争所带来的积极意义是赞颂的。但他同时对这场战争给汉匈双方人民所带来的灾祸与经济损失是否定的。他认为带来灾祸的这场战争的原因在于匈奴的背约侵略。而把这场战争给汉所带来的经济萧条“户口减半”之因，归咎于在战争中武帝用人之不当。下面就此简要论述之：

司马迁对战争的认识。司马迁虽然提倡德治，但他并不反对战争。他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齿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57]可见他是从为了生存而竞争这一角度认识战争的，因此他认为战争是“情性之理”。既然是“情性之理”中事，那自然是免不了的了。所以，他说“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都离不开战争。由此可知，他对战争并不完全反对。

但司马迁并不是对所有战争都不反对，都持肯定态度，而是有所分析和区别。他认为战争分两种：一种是正义的战争，一种是非正义的战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58]。那么，什么是正义战争呢？他说：“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即是说，诛暴、治乱、平险、救危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都是圣人所提倡、所奉行的。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进一步说：“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这就是说，黄帝、商汤、周武王的富国强民的统一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因此获得成功。他在《律书》中举例说：“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这些战争都能做到“用之有巧”、“行之有顺”，是圣人之所兴作，符合天理，顺乎民意，是正义的战争。而且这些正义的战争给社会带来了进步。

所谓“非正义”的战争，在司马迁看来，即是指那些“用之有拙”、“行之有逆”的战争。这些战争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对社会和百姓带来灾难，是注定要失败的。他说：“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59]对那些穷兵黩武、贪得无厌的侵略战争，他认为都是非正义的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

由此认识出发，他对那些“世儒”侈谈什么德化，一概反对战争的作法予以尖锐的批评与辛辣的讽刺。他说：“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60]在具体叙述时，韩信率军攻赵，成安君不听广武君之计，奇袭韩信的后军，结果大败。司马迁认为：“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61]这说明司马迁并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而是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对于“诛暴”、“统一”之类的正义战争，他是支持和赞颂的。所以他反对“世儒”那种“暗于大较，不权轻重”，一味强调“德化”，不主张用兵的观点。如果按照他们的想法，其结果只能是丧权辱国。因此，他强调“诛伐不可偃于天下”，但要注意“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

司马迁对武帝与匈奴之战的态度。总的来看，司马迁对武帝与匈奴的战争并不反对。他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赞》中说：“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备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不少论者以为司马迁这段话是“明颂暗讽”，表面上是歌颂汉王朝征服四夷，将军为之立功封侯，实际上是说，汉王朝恃强惹是生非，不以边境安宁、国家无事为目的，而是想在征伐中立功受封^[62]。这种论点是毫无事实根据的，疑为论者的主观臆断。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明颂暗讽”之意。“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是历史事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也是历史事实。在“二夷交侵”又“当盛汉之隆”时，难道对“交侵”的侵略者不应予以反击么？上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司马迁赞颂汉初的和亲政策，但他并不反对以武力消灭“侵暴”。汉初的和亲政策是在汉弱匈奴强盛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符合当时汉朝的国情的，所以司马迁是赞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赞成汉初的和亲政策就要反对武帝时期的反侵略战争。况且汉、匈战争是匈奴方面屡次背约侵犯所引起的。当武帝期间“盛汉之隆”时，汉对匈奴的侵略予以自卫反击，岂非正义之举？司马迁何以要反对？有战争便自然有因军功而受封者，司马迁又何以要“讽刺”呢？况且，如果说这是“明颂暗讽”的话，那么，对“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又当如何理解呢？这难道也是“明颂暗讽”吗？而司马迁对上述人物在各自的传纪中显然是歌颂的，并不存在什么“明颂暗讽”之意。至于“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备文武，席卷四海……”数句，仍然是史实的叙述。汉武帝的时代，无疑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形成和巩固的时代，而武帝本人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兼备文武”、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期间使汉王朝国力达到鼎盛，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各个方面都获得极大的发展。由此可见，司马迁在这里纯然是客观事实的叙述，是由衷的赞颂，并不存在什么“明颂暗讽”之意。所以他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

正因为司马迁对武帝期间汉对匈奴的反侵略战争是赞同的，所以，他在《匈奴列传》及有关许多纪传中，一方面对匈奴奴隶主常常负约背汉、侵扰边境、杀掠人民、抢夺财物，使汉朝边境不得安宁、人民深受其苦的侵略罪行予以深刻而翔实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对汉武帝所采取的优待匈奴的民族政策（如优待匈奴俘虏、为匈奴单于在长安兴建馆邸、为病死的匈奴使者治病并在死后厚币送还其丧等等）予以赞颂；再一方面对这场反侵略的统一战争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如增强了民族了解，加强了民族友谊，促进了汉匈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加快了汉、匈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等）也予以热情的歌颂。

当然，司马迁对这场战争的后果并不是全部肯定的。他在许多纪传中对这场战争给汉王朝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危机予以揭露和批判，并指出了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原因是武帝用人不当的结果。他在《匈奴列传》中说：“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他首先指出，由于武帝用人不当，所以在汉、匈战争中汉虽取得了胜利，但“建功不深”，意即汉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武帝在汉、匈战争中重用的是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人，卫青、霍去病皆因武后卫子夫的关系而被重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同母弟，霍去病是卫子夫姊卫少儿的儿子。司马迁对这两个因裙带关系而获重用的人颇多微词。他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说：“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可见，司马迁对其虽处尊贵之位，不修名节，不招贤士，对主上和柔自媚颇多讥讽。所以清人王鸣盛说：“其（卫青、霍去病）人本庸猥，用兵制胜，皆竭民力以成功，岂真有谋略？”并认为“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十七史商榷》卷六）。至于贰师将军李广利也不过庸碌之辈，并无什么将才，只因李夫人之缘故，得以为将军。天汉二年，武帝为了要让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酒泉，攻打匈奴，命李陵替他管辎重。这个靠裙带关系身居高位的将军，本无将才，却要带兵打仗，所以常吃败仗，最后终于投降了匈奴。司马迁对他也颇多不满。

武帝时，无能之辈或靠裙带关系，或凭阿谀之功得蹑高位，而像李广这样真正具有帅才的将军却得不到重用。这便是司马迁所批评的武帝用人不当之处。他在《平准书》中说自“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这说明，连年不断的汉匈战争，不仅使汉兴七十余年的财货积蓄荡然无存，而且入不敷出，司马迁看到战争造成这样惨重的损失，十分痛惜。在许多纪传中如实地记载了这一笔笔损失。在《平准书》中，他记述到，元朔五年、六年，卫青两次出击匈奴，共获首虏三万四千级，“辅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元狩四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在《匈奴列传》中说：“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此外，还有对浑邪王等匈奴归降者的赏赐，筑卫朔方等，所费都以百万计。战争给西汉王朝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既然战争造成了社会经济的极度变化，“赋税既竭”、“财赂衰耗而不赡”，那么，统治阶级要解决上述问题，缓和经济危机，就不免要任用兴利之臣，巧取豪夺了。司马迁对此也做了大胆的揭露与深刻的剖析。他在《平准书》中说：“……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在这种情况下，武帝任用“兴利之臣”桑弘羊等，实行更钱造币、垄断盐铁和酒的专卖、算缗造缗、均输盐铁等一系列“与民争利”的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积极意义，促进了当时社会上的封建制，并暂时缓和了阶级矛盾，充裕了汉王朝的财政，使武帝得以继续实现其对内对外政策，但同时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司马迁对此在《平准书》中记述到：“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一遇到天灾“人或相食”。

兴利之臣“与民争利”的结果，必然要引起百姓的破产与反抗，于是这便使那些“酷吏”及其“严刑峻法”之臣得到重用。为了强制推行上述措施，武帝重用酷吏张汤之流，以严刑峻法对百姓敲骨吸髓。张汤是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所写的重点人物，其“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他“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这并不是说张汤有所识见，而是为了阿谀主上。结果得到赏识，“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但天下人对他却深恶痛绝，“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除张汤外尚有公孙弘，司马迁在其本传中说，公孙弘出身“狱吏”，“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胶西，皆弘之力也”。就是这样一个人，因学《公羊春秋》被任为丞相，封平津侯。司马迁在《平准书》中进一步揭露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于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他们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诛杀反对“兴利”的人，结果使百姓被迫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说：“百姓不安其生，骚动”，“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由此可见社会矛盾已尖锐到何种程度。当然，造成上述种种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并非只是汉、匈战争的消极后果，而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