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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史记体例呈现一统思想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五《史记》等列天子臣民的体例安排表现了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司马迁的《史记》是开一代新风的历史巨著,郑樵称赞说,《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9]。这便意在说明汉对匈奴的反击战争,是民族统一战争。他认为民族史传只能排列于列传之末,决不能与朝臣等列,这显然体现了他的大汉族主义偏见。

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史记体例呈现一统思想

五 《史记》等列天子臣民的体例安排表现了司马迁的民族一统思想

司马迁的《史记》是开一代新风的历史巨著,郑樵称赞说,《史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19]。赵翼也说“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0]。《史记》体例固然在许多方面是伟大的创造,但司马迁将汉代周边少数民族史传与有关人物传记排列在一起,等列天子臣民,同样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在《史记》中,从司马迁谈到作《匈奴列传》等六篇周边民族史传的原因来看,他认为这些周边少数民族,或奉藩贡职,或葆守封禺为臣,或葆塞为外臣,或请为内臣,或通使往来,它们都是汉封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同汉帝国关系密切。因此,他将这些民族史传分插在名臣将相的列传之中,与相关的人物并列,等列天子臣民。这显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四海一家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表现。如对匈奴一组的安排,从《韩长孺列传》到《平津侯主父列传》一组五篇,完整地表达了司马迁虽然赞成武帝反击匈奴,但却批评其因用人不当所造成的危机的思想。

韩长孺是武帝时人,曾为御史大夫。在汉武帝提出“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无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21]时,大行王恢率先响应,而韩长孺则认为“击之不便,不如和亲”,死抱着汉初的和亲政策不放,不懂得时移世易。韩长孺的保守态度代表了当时保守派的意见,因而得到保守派的响应和附和。武帝在保守派势力强大的情况下,乃许和亲。但是,和亲并没有终止匈奴的不断侵边犯境。事实证明韩长孺的保守意见是迂腐而不合时宜的。因而司马迁将他列为这组列传之首,实际上就是对匈奴不断侵扰边境的抨击和对保守派的讽刺。虽然司马迁极力称颂汉初的和亲政策,但时代发展到武帝时期,汉王朝经济得到恢复,综合国力大大加强,这时有足够的力量抗击匈奴,彻底解除匈奴长期以来对汉王朝的巨大威胁。因此他对韩长孺之流的保守派意见虽然未做正面的批评,但却通过匈奴不断犯边的事实,予以否定,这便是司马迁论断于史的批评方法。

韩长孺之后,继为李广作传,表彰李广的战功和品质。司马迁写李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其才气天下无双,骁勇善战,机智勇敢,胆识过人,指挥若定,善于应变,具有轻财爱士等优良品质,但却得不到汉武帝重用,默默不得志,最终由于大将军卫青的偏心和由此造成的李广军失道后期,终于迫使一代名将悲愤自杀。司马迁十分同情李广的遭遇,赞颂其人品高尚,治军有方。一方面是对李广反击匈奴的肯定,另一方面包含了对汉武帝用人不当的讽刺,故将《李将军列传》列于《匈奴列传》之前。《匈奴列传》则详叙匈奴史以及汉匈和亲、争战史,并堂而皇之地说,匈奴也是黄帝子孙。这便意在说明汉对匈奴的反击战争,是民族统一战争。但在本传的结尾中,司马迁对好战邀功请赏之臣也给予含蓄的批评,再次对武帝用人不当、建功不深流露出讥讽之意。

《卫将军骠骑列传》则排于《匈奴列传》之后,司马迁写他们是武帝外戚,受宠重用,立功封侯,扬名天下,成为抗击匈奴的名将。把他们列于《匈奴列传》之后,一方面表明抗击匈奴告一段落,双方都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另一方面自然也对他们带有一定的讥讽之意。后作《平津侯主父列传》以谏伐匈奴结束,对汉匈战争予以总结,指出战争给双方带来的重大损失和危机。

《平津侯主父列传》之后,司马迁依次写了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史传,并将《司马相如列传》排在《西南夷列传》之后,这便是所谓“以事相连”,照顾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愿望。因为司马相如力主通西南夷并出使该地区。司马迁用这种“因事相连”的排列方法,不仅反映了他那匠心独运的史识义例,而且更为突出地表现了其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

至于《大宛列传》,司马迁将它排列在类传中,而没有和东越、西南夷等排列在一起,这更是值得注意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我们将他所说的作《大宛列传》的动机与作东越、南越、西南夷等传的“请为内臣受吏”、“葆守封禺为臣”等等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之所以将《大宛列传》排在列传中的原因。在司马迁看来,大宛以东,敦煌以西,是匈奴故地,属于中国境内民族,而大宛以西,即葱岭以西中亚的乌孙、康居、龟兹、大月氏、安息、条枝、大夏之属,皆中国之外的民族。所以,他在此传中,虽首尾皆叙述大宛,而上述中亚各国的情况穿插其间,是以附传的形式记载的。这明显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大宛不同于国内民族,故排列在类传之中。既然是国外民族,而又何以为之作传呢?这是因为他认为大宛及其周围国家与汉关系密切,“引领内乡,欲观中国”的缘故。此外,《大宛列传》记载大宛的文字并不多,更多的文字记载了以大宛为基点的周围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情况都是通过张骞给汉武帝的述职报告讲出来的。正因为前有张骞的出使西域,才后有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伐大宛,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宛列传》实际上记述了张骞通西域和李广利伐大宛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司马迁把它置于《游侠列传》、《佞幸列传》之前,《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之后,其用意似乎亦在说明,他写的是人物类传。司马迁这样安排,而不为博望侯和贰师将军另立其传,这不仅反映了他不信邪、不屈从于豪势之下,敢于“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也表现了其卓越的史识。

司马迁的这种卓越的史识义例,却遭到后代一些封建史学家的指责。清代史学家赵翼没有详究司马迁之史识义例,批评司马迁编次杂乱无章,是“随得随编”,甚至认为“朝臣与外夷相次,已属不伦”[22]。他认为民族史传只能排列于列传之末,决不能与朝臣等列,这显然体现了他的大汉族主义偏见。班固乃司马迁之后很有才华和史识的史学家,但他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为少数民族立传问题上,抛弃了司马迁的史识义例,倒退了一大步。他的《汉书》,不仅将司马迁作为国外民族处理的《大宛列传》改为不分内外的《西域传》,将葱岭东西广大地域统统纳入一传之中,而且把几个少数民族的史传也都视为外纪,统统排在列传之末,作为附录形式出现,并宣称“于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风》、《雅》”。又说:“西南外夷,种别域殊”,“王师啴啴,致诛大宛”[23],这显然是传统的所谓“夷夏之辨”、“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表现。

自班固之后,大多数史学家都效法班固《汉书》,将民族史传附于列传之末,使司马迁的民族一统的进步民族观未能得到发扬。至于陈寿的《三国志》,虽有信史的美誉,作者也有良史之才的美称,但其书中却不为少数民族建立史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当然,后世的大多史书还是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为少数民族立了史传,尽管有许多史书仿效《汉书》将民族史传排于列传之末,但它们毕竟为少数民族立了传,这说明司马迁为少数民族立传的思想在正史中被肯定下来了。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史记》的体例结构正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一统思想,而这种民族一统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及其史书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

【注释】

[1][宋]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3页。

[2][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熙华整理:《史通通释·本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页。

[4]《史记·礼书索隐》,见《史记·礼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7页。

[5]《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见《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45页。

[6][唐]刘知幾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熙华整理:《史通通释·世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7]朱东润:《史记考索·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上海:开明书店1943年,第15页。(www.xing528.com)

[8]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0页。

[9]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索隐》,见《史记·伯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21页。

[10]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11]同上。

[1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13]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页。

[14]司马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9页。

[15]同上。

[16][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与梁耀北论史记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

[17]张大可:《从司马迁写当代史看他的政治观》,载于《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109—120页。

[18][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与梁耀北论史记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页。

[19][宋]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3页。

[20][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2页。

[21][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2页。

[2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5页。

[23][汉]班固:《汉书·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267—4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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