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的体制结构来看，《史记》的篇目结构明显地表现出尊汉的倾向。根据张大可先生《史记研究》的统计，“《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其中专载汉史的有六十二篇，兼及汉史的有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这“载述汉史的七十五篇，计本纪六篇，表七篇，书八篇，世家十三篇，列传四十二篇，纯言汉史的字数二十五万多”[17]。《史记》这七十五篇记述了仅百年汉史，司马迁对这百年汉史的记述充分体现了详变略渐的原则。高祖时期仅十二年（前206—前195），便有二十五篇，九万余字。这是民族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也是社会由动乱到安定的时期，因此，司马迁记述这十二年间史事便占了二十五篇，计有本纪二篇，世家八篇，年表三篇，列传十二篇，而惠景时期六十年（前194—前135），却仅用了十三篇约五万余字，计本纪三篇，年表一篇，世家二篇，列传七篇。因为惠景年间是所谓无为而治的安定时期。武帝期间三十四年（前134—前101），共有二十篇，此外还有四篇重点记述武帝时史事，约十万余字。这三十四年间是武帝对内兴作、对外征伐的时代，故司马迁记述又详于惠景时期。由上可见，司马迁详变略渐的原则是十分明显的。
从《史记》的纪年和篇目结构来看，《史记》载述了约二千三百多年的史事，但仅有百年左右的汉史，竟占了全书篇目和字数的一半，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尊汉观念。钱大昕曾指出：“《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18]司马迁在回答壶遂撰《史记》的宗旨时也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尊汉观念是十分明显的。所谓“汉兴以来，至明天子”，无疑指汉兴以来到武帝时代多民族国家空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www.xing528.com)
司马迁之尊汉，并非大汉族主义的狭隘的正统的民族观念，而是尊重历史的发展方向，拥护多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统治。他之所以认为汉武帝是“至明天子”，就是因为汉武帝雄才大略，对内兴作，对外征伐，巩固了中央集权制度，完成了四海一家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对汉武帝的统一功德，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热情地称赞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尽管司马迁和汉武帝之间有一定的隔阂和矛盾，并惨遭宫刑，但他对武帝的统一民族之功还是十分崇奉的。司马迁以大量的篇幅、高蹈的激情记述西汉盛世，颂扬伟大的时代，歌颂武帝的雄才大略，乃是赞成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局面，是其进步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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