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五体结构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形象的体系，它们不仅各具笔法，自成系统，而且又是一个严密的整体。五体结构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编纂方法，而且更是一种司马迁民族思想的表述法。它形象地反映了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反映了武帝时代加强中央集权、消灭割据势力的时代要求，而这一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确立和巩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割据与战乱，使封建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司马迁正处于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的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他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大一统理论，用以作为考察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而又系统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希望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一统局面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切以君主为中心，或扩大一些说，即一切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这种以帝王为中心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史记》五体结构的特点。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史记》五体结构的各自特点：
（1）本纪。《史记正义》引裴松之《史目》解释说：“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张守节更进一步发挥说：“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刘知幾也说：“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论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又说：“盖纪之为体者，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2]由此可见，“本纪”纲纪庶品，为全书的提纲，它以王朝的更替为体系，用编年的形式记载天子国君之言事，排比一代大事。这反映了司马迁以帝王为中心的民族大一统思想。当然，司马迁并不拘泥于此，而能从实际出发，有所谓“破体为例”的卓越史识，如为项羽和吕后立本纪，便是其例。这一问题前人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史记》中的十二本纪，根据义例和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三类来论述。
《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为一类，主要阐明以德统一天下的思想。《五帝本纪》以黄帝为首，将黄帝说成是中国各民族的祖先，而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后裔。这便是司马迁诸族同祖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反映。所以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明德”二字也反映了司马迁对“三王”、“五帝”以德统一天下的总看法。至于夏、殷、周各本纪，司马迁也一再强调以德统一天下的可贵，如“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正因为汤修德才能统一天下，取代不修德而使诸侯反叛、天下分崩离析的夏桀。而殷纣王不修德，同样使天下分裂，战乱日滋，故被周文王、武王所灭。这都反映了以德统一天下的思想。
《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为一类，主要揭示秦统一各民族的历史过程。司马迁详细地叙述了秦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最终以武力征服天下，统一各民族。秦始皇统一中国各民族，“成功大”，但他统一天下后，仍依赖武力实行残暴统治而不施德治，因而加速了秦的覆亡。项羽亦如此。在这三个本纪中，司马迁通过叙述历史事实得出：以武力统一天下是应该的，但以武力治理天下必然会走向灭亡的结论。对秦的统一之功予以由衷的赞颂，对其残暴统治却做了无情的批判。
《高祖本纪》以下五篇为一类。《高祖本纪》意在说明，结束天下分裂的局面，完成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一，仍不能不用武力，而吕后、文、景本纪意在说明，天下一统之后，便必须施行德治。
（2）表。司马贞在《史记·三代世表索隐》中说：“《礼》有《表记》，而郑玄云：‘表，明也。’谓事微而不著，须表明也，故言表也。”赵翼解释说：“《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裁，莫大于是。”[3]由此可见，表是用谱牒的形式记载史事，它可以使隐微之事变得更加鲜明，扩大纪传的记事范围，表现出历史的线索。
《史记》十表，司马迁采用世表、年表、月表和各种专表的笔法以详今略古。在十表中，司马迁将古代约两千三百年的史事分为古代、近代、今世三个段落、五个时期：
《三代世表》从黄帝到西周共和，表现积德累善得天下的礼治时代，民族统一。《十二诸侯年表》从西周共和到孔子卒年（即前841—前476）表现王权衰落的霸政时代，天下分裂。这是古代史。(www.xing528.com)
《六国年表》以周元王元年到秦亡（即前475—前207）表现力征兼并得天下的时代，民族由分裂走向统一。《秦楚之际月表》从陈涉起义到刘邦称帝（即前209—前201）著月表以表现八年之间天下三嬗的剧烈变革时代，各民族由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这是近代史。
汉兴以来六表，分类著录，表现加强中央集权的民族大一统时代。这是今世。
司马迁的十表，创立了我国古代的年代学理论，这是其中一项伟大的贡献。
（3）书。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是分门别类的典章制度文化史，所以司马贞说：“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4]在八书中，司马迁不仅记述了各种典章制度的历史变化，而且借此抒发了他对社会现实的种种看法。
（4）世家。对于世家，司马贞解释说：“系家者，记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故孟子曰：‘陈仲子，齐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为家也。’”[5]刘知幾也说：“秦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又说：“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6]由此可见，世家是记载诸侯及家世的，它和本纪一样也是编年纪事。只不过本纪记天子之事，而世家记诸侯之事。
但是，这种解释似乎不尽符合司马迁的原意和《史记》世家的实际。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明确地说过：“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这明确地说明，世家是记载那些“辅拂股肱”、“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之臣。所以，陈涉、孔子均非“开国世家，世代相续”之人，也被列入了世家。对此，朱东润先生曾指出：“凡能拱辰共毂，为社稷之臣，效股肱辅弼之任者，则史迁入之世家；开国可也，不开国可也；世代相续可也，不能相续亦可也；乃至身在草野，或不旋踵而亡，亦无不可也。”[7]
在司马迁看来，孔子、陈涉等虽并非诸侯，但都有功于国家的统一，如孔子“悼礼废乐崩，追修经述，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8]。这就是说，孔子乃“辅拂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有利于国家统一的“社稷之臣”，故将之列入世家。至于陈涉，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弘扬其反秦首功。“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因此有功于汉室。其余各世家，有的是统一天下的开国功臣，有的是汉家宗戚，都对统一天下、完成和巩固各民族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做出过贡献，故列入世家。
（5）列传。司马贞解释说：“列传者，谓叙列人臣事迹令可传于后世，故曰列传。”[9]司马迁自己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10]可见，列传记载功臣贤人之言行以表示人臣拱卫主上之意。
综上所述，《史记》的五体结构，形象地反映了司马迁大一统的思想。本纪编年，记载天子军国大事，是全书的大纲，“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11]。从黄帝至汉武帝，用王朝嬗递和帝王兴替作为科分条析的大纲，以象征历史发展趋向统一的走向。世家述开国承家诸侯，“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12]，作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列传叙人臣之事，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以象征君臣之道。这表现了他的民族一统和等列天子臣民的思想。他打破了“别种殊域”的界限，把民族区域纳入统一的封建帝国体系、版图之内来叙述，视各民族皆为天子臣民，皆为黄帝子孙，这充分显示出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光辉。当然，《史记》的五体结构，也显然体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这是我们不可讳言的。但这种等级秩序的象征，也正是司马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一种曲折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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