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民族思想：对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赞颂

四　对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赞颂

司马迁在《史记》中，详细探究了周边各民族与中原华夏族（汉族）交往的历史，详述了周边民族与中原华夏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并详细记述了周边各民族与中原华夏族之间的民族融合，认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促进了民族统一。这也是司马迁民族一统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周边各民族与中原华夏族的关系始终是密切的。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始终是比较频繁的（参见第一章）。秦汉之后，随着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出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发展，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则更为频繁。这对促进民族友谊，加强民族了解与融合，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无疑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因此，司马迁在其《史记》的许多传记中予以详细的记述和热情的歌颂。

1．汉族（华夏族）与匈奴及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汉初七十年间，匈奴与西汉王朝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大小战争接连不断，但双方和平相处的时间仍多于战争的时间。在和平相处的时候，双方发生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即使在战争期间，这种关系也没有中断，甚至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还在加强。

由于匈奴人主要依靠畜牧业为生，农业与手工业尚未发展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因此迫切需要用牲畜和皮毛换取汉族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以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各种需求，所以，他们特别重视“关市”贸易。汉文帝时，贾谊就说过：关市是匈奴人所迫切需求的，如果派遣使者与他们和亲，允许他们通关市，那么匈奴人都愿投聚到长城下^[33]。事实上，自景帝至武帝初，匈奴与汉之间的贸易、交换始终很频繁，这既有汉王朝与匈奴“和亲”中的交换，也有民间的大量经贸关系。如在高祖与匈奴和亲时期，汉朝不仅要送“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而且要在沿边各地大开关市。刘敬建议高祖与匈奴冒顿单于和亲时所说的“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遣”^[34]，所谓“以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便是汉与匈奴互通有无和开关市之意。文帝时匈奴单于遗汉王朝书曰：“献橐他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35]文帝遗匈奴单于书云：“（献单于）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36]等等。不只单于好汉物，匈奴人民也喜欢汉物。这种现象曾引起匈奴统治者中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恐惶。司马迁说：“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37]这表明当时流入匈奴的汉物之多。但中行说的这种建议，毕竟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并不能阻止客观存在的汉、匈之间的经济联系。例如，即便在马邑之战后战争经常发生的时候，匈奴仍需汉财物，尚乐关市，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通过这些关市，汉族与匈奴人之间长期发生了频繁而大宗的交换，其中包括铁器、铜器、陶器、木器、漆器、工具、马具、黄金、服饰及丝织品和军事用品等。这些输入匈奴的生产、生活和军事用品，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

此外，在文化方面，匈奴及西域诸族也大量地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乃至互通婚姻，诸如匈奴学汉族的“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即穿井数百、伐木数千”；又如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38]；又如西域诸族接受了汉族穿井、种田等技术，这是因为汉在西域屯田之故。而更为突出的是，西域很多地方能冶铁、制作兵器或生产工具，而其生产工具水平是很高的，这显然也是从汉族地区传过去的冶炼技术。在文化习俗方面，匈奴也显然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如匈奴没有文字却经常与汉有书信来往^[39]。这些书信无疑是用汉文书写的。匈奴在与西汉政府交往中用汉文书写的这些书信，不管它出于何人之手，都表明匈奴借用了、掌握了汉字。此外，自呼韩邪称臣于汉之后，也仿效汉谥帝为“孝”，故以后的单于都加“若干”。“若干”即汉文“孝”之意也。

当然，中原汉族亦接受了匈奴及西域的许多东西，如毹邓、阂褥、帐幔、毡裘等毛织品，葡萄酒、葡萄、苜蓿、安石榴、胡桃、龙眼、荔枝、酒杯、藤、蒜、胡麻、当归、汗血马、筰马、髦牛、羚羊、犬尾羊及郁林大猪等^[40]。农作物、经济作物、畜产、药材，应有尽有，至于珍珠宝石、奇鸟异兽，则更多的是来源于西域。此外，汉族文学艺术中也接受了匈奴及西域的不少影响，如胡笳、琵琶、羌笛等等。

至于汉和匈奴、西域诸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就更多，“和亲”政策本身就是政治交往的产物。除此之外，汉朝不少达官显贵、将军投奔匈奴，如高祖时的韩王信降匈奴^[41]，其子颓当、孙婴俱官至匈奴相国。卢绾将其众亡入匈奴后，匈奴以为东胡卢王，至其孙仍为东胡王^[42]。还有中行说、李陵、李绪、赵信、李广利、卫律等人。李陵降匈奴后，单于以其女妻之，立为右校王。赵信降匈奴后，单于封为“自次王”，地位仅次于单于。李广利、卫律等皆得单于宠信重用。同样，匈奴贵族统治者中的王、相国、王子等战俘降汉的就更多，仅元狩二年秋，匈奴浑邪王将其众数万降汉，“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封其裨王呼毒尼为下摩侯……”^[43]封侯者五人。由此可见一斑。

2．汉与西南夷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西南夷少数民族与中原华夏族（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很早就十分密切。早在先秦时期，周慎靓王五年（前316）秦灭蜀、巴并建郡之后，西南夷就与秦发生了直接关系。秦蜀郡太守张若“取筰及其江南地”^[44]。太守李冰“又通筰道”^[45]。“筰”在今四川盐源、盐边和云南华坪、永胜、宁蒗地区，“江南地”即金沙江以南之西南夷地区。“通道”即指开凿了“荚青衣道”，由青衣（今芦山）沿青衣江至荚道。这表明战国时期，秦国的统治势力就已经越过了金沙江，深入到了西南夷地区。

战国时期的楚国也与西南夷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在秦灭巴、蜀之后，楚威王也“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46]。秦统一“诸夏”、北却匈奴、南置三郡，也注意了对西南民族的开发和建置。秦时“常颊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47]，“邛、筰、冄、……秦时尝通为郡县”^[48]。所谓“五尺道”是在“僰青衣道”的基础上开拓的，由僰道过石门（今云南盐津豆沙关），经朱提（今昭通）达味县（今曲靖），再由此转滇池（今晋宁），因山路险峻、路宽五尺故称。这是由官方组织修筑的入云南的第一条道路，它为秦与西南夷的经济文化交流铺平了道路。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萧条，北有匈奴的威胁，无暇顾及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使秦在这一地区所置吏皆废之，虽然政府放弃了对西南的直接统治，然而民间经济交流并未因此中断。司马迁对此记述道：“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49]“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筰马、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50]蜀之商贾甚至达到了“昆明之属”西可远千余里的“乘象国，名曰滇越（今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傣族和掸邦地区）”^[51]。蜀布和邛竹杖就是通过滇越这条道路，再转运到“身毒”（今印度），又转运到“大夏”（今阿富汗地区）的。这都表明，巴、秦经济文化影响着西南夷各族社会的发展，而西南夷各族又丰富着巴蜀的经济文化。他们以所多易所鲜，不仅繁荣了彼此的经济、促进了彼此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而且进一步密切了西南夷与内地的联系。

汉武帝时，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财物有余，士马强盛。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武帝初欲开南中，打通僰青衣道未成。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出使南越，发现从蜀地经夜郎到南越的通道^[52]。元光五年，唐蒙上书朝廷交好夜郎国，前后夹击南越。同年，武帝遣唐蒙将军千人，食重万余人至夜郎，赠送丰厚礼物，谕以威德，劝夜郎归附。夜郎听从劝告归服汉朝^[53]，遂置犍为郡（治僰道）。为了通夜郎，发兵南越，先开筑道路，汉“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54]，然而“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55]，又加西南夷数反，乃于元朔三年（前126）“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葆就”^[56]。至此，汉王朝对西南夷近十年的经营暂时告一段落。

然而，汉王朝停止经略西南夷是暂时的。这既非统治者的本意，也不符合各族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要求。过了四年，元狩元年（前122），张骞出使大夏归言：“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57]。武帝为求身毒国，遣使“四道并出：出，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巂、昆明”^[58]。使者至滇，西出求道，亦闭昆明。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南越，乃命中郎将郭昌、卫广将兵击且兰，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遂入朝，汉以为夜郎王。后来汉又以邛都为越嶲郡（治邛都，今四川西昌市）、筰都为沈犁郡（治今四川汉源县）、冄为汶山郡（治汶江，今四川藏汶羌族自治县）、白马为武都郡（治武都，今甘肃西和县）。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调发巴蜀兵击灭与滇同姓相扶的劳浸、靡莫，滇王归附。汉以其地为中心设置益州郡，赐滇王金印，继续充当滇王。

随着汉朝政治的发展和建置，西南各族与中原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自然更频繁了，关系更密切了。过去的关卡拆除了，并加修了道路，过去“出徼”经商被视为“奸商”，现在交换合法化了。对此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由衷的赞叹道：“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冄、、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并在《货殖列传》中说：卓氏在临邛（今邛崃）“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又说：程郑亦居临邛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所谓椎髻之民，就是夜郎、邛都和滇的居民。蜀地的铁器，主要是生产工具，销售到西南夷地区，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西南夷的筰马、髦牛之属流入内地，自然也促进了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了汉与西南夷各族的关系。

3．汉与南越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南越与中原华夏族（汉族）的政治关系始终十分密切。南越国的创始人便是中原华夏族（亦可称秦人或汉人）的赵佗。赵佗祖籍是真定（今河北正定县）。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略取岭南地，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并徙五十万“中县之民”与越人杂处。赵佗以秦吏为南海郡龙川（今广东龙川县）令。这说明南越地区在秦时已纳入中国版图，成为秦时的南海郡，其首领为汉人，且与汉族杂处。

陈胜吴广起义反秦之后，南海尉任嚣临终时对赵佗说：“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59]“颇有中国人相辅”说明当时在南越的“中国人”（即中原地区的秦人或汉人）不少。

秦灭之后，赵佗便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60]，建都番禺（广州）。赵佗改从越人装束、风俗，汉、越两族和睦相处。汉高帝十一年（前196）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佗为南粤王。”^[61]汉遣陆贾使南越，册封赵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62]，佗“稽首称臣”^[63]。双方开设关市，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互通有无，南越定期向汉朝纳贡。可见高帝时南越与汉仍和平相处，政治上联系密切。

高后五年（前183），出于“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的目的，高后允许有司所请，采取了禁止同南越的关市、禁止铁器到南越和牲畜只给牡不给牝的措施，使南越举国皆怒^[64]。赵佗趁此自立为南越武帝。并发兵攻击长沙王境。由此可见，南越十分重视和汉的关市贸易及铁器交换。

汉文帝为安抚四夷，对南越仍采用了和缓的政策。首先修复赵佗在真定的先人冢墓，并设专人守护，岁时祭祀，继又搜访其宗族，优给属官厚禄。再以赵佗熟悉之陆贾二次出使南越，并持信函以问候。赵佗顿首谢，表示“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65]，并献重礼以祈消除前愆。自是直至武帝时，南越诸王皆向汉称臣，双方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

南越虽然处于越人分布地区，但它不是单一的越族，而是越族与汉族，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与杂居。它的统治集团则是汉人官吏与越人贵族的联合体。自汉武帝灭南越置郡县之后，南越就完全成为汉朝统治下的民族了。南越与汉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闽越瓯越与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分布于今福建地区的闽越是越王勾践之后建立的。战国时，楚威王伐越，杀越王无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66]，闽越就是其中的一部。秦灭六国，废闽越王无诸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秦乱，无诸“从诸侯灭秦”。楚汉之争，又佐汉击楚。因此，汉当高帝即天子位后便下诏曰：“故粤王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无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67]。孝惠三年（前192），“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68]。辖地大体上是以瓯江流域为中心，以北为台州，以西为丽水，甚至包括福建东北的部分地区。闽越王则据有闽地绝大部分及沿海诸岛屿。

景帝三年（前154）东瓯王参与了吴王刘濞的叛乱，吴王兵败，东瓯本应受处，但因能听从朝廷旨意，诛杀逃入境内的吴王，事方平息。刘濞之子刘驹逃到闽越后，经常离间闽越与东瓯的关系，意欲使闽越击东瓯，以其代报杀父之仇。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乏食，乃遣使入京告急，汉王朝派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东瓯，兵尚未至闽越，闽越便闻风而退。同年，东瓯王“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69]。对此，《史记集解》引徐广的话说：“年表云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这四万余人主要为王族，从此融合于汉族之中。留在原来居住地的瓯越人又并入闽越之中。从此，东瓯国不复存在。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发兵击南越，南越向汉王朝求援，武帝发兵征讨闽越。闽越王郢被其弟余善所杀，王国分治，于是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立余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70]。

元鼎五年（前110），南越反，东越王余善首鼠两端，阴使南越，汉武帝命入番禺的汉军杨仆部待命豫章。元鼎六年（前109）秋，余善闻汉兵欲诛之，遂刻“武帝”玺自立，发兵抵御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71]。余善凭借其军力和所处的地理位置，没有战败，但因余善这一举动不得人心，故引起部众的反对，第二年冬，乱事被平息。在余善谋乱过程中对汉王朝有功的将领，如居股、敖、吴阳等，皆被汉廷赐爵分封。与此同时，武帝又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为由，“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72]。

司马迁在《东越列传》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东越的历史及社会情况，由此可以看出，他对百越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及其社会的发展是极为重视的。事实正是如此，秦汉对百越地区的开发和建置，客观上不仅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而且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南海、苍梧、郁林、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共有编户二十万五千户，一百三十七万二千人。郡县的“编户”，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当然也可能包括少数汉化了的越人。大量汉人的迁入，自然对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重大的作用，对当地越族也有重大影响。据《后汉书·循吏传》记载：建武中，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欲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识对匹，不识父子之姓、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子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初平帝时，汉中赐光为交趾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通志·四夷南蛮传》亦云：“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这些记载虽不免有一定的片面性，却也反映了汉族文化对岭南某些民族的影响。

从越南的考古资料来看，在秦汉设郡之前，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区是所谓“雄王时代”的文化。雄王时代的文化是青铜器文化，表现这一文化特征的出土文物有斜斧、对称斧、刀、镖、匕首，有船形和骆鸟纹饰的铜鼓，有吹鼓手像的铜勺等等。“雄王文化发展到公元初期（当前汉末后汉初），似乎突然停止不前了。不论考古学家们的锄头挖到哪里，发现的都是遍布各地的汉式古砖墓，随葬品也全是汉式的……在越南国土上，这种墓出现最多的是在东汉至六朝时期……它代表一种文化。那时，这种文化在我们国土上似占据着统治地位。至于这种墓的主人，我们很容易地分辨出来，主要是汉人，还有一部分是已经汉化了的本地人。”^[73]这种考古文物的发现，也非常清楚地表明，汉族文化对西瓯、骆越地区各民族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和巨大。

5．朝鲜与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朝鲜族与中原华夏族或汉族很早就发生了关系。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74]。至战国时，燕“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属燕”^[75]。秦末汉初，当中原多事之秋，燕人、赵人、齐人为逃避劳役战祸，亡命朝鲜者数万口。在这些亡命者之中，有燕人卫满者，“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属真番、朝鲜及故燕、齐亡命者”^[76]，并乘朝鲜国大乱，击败朝鲜王准而自立为朝鲜王，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77]。司马迁在《史记·朝鲜列传》中的这些记载，不但记录了朝鲜的一段历史，也表明中原华夏民族中的秦人、汉人与朝鲜的关系；不但卫满夺了朝鲜王位，成为朝鲜国王，而且中原大量的华夏族（汉族）人也进入朝鲜并融入于朝鲜民族之中。

从现有的出土文物可以看出，朝鲜族的冶炼业和金属加工业也受到中原华夏族的一定影响。出土的青铜剑，剑身短，刃薄，脊较粗厚，锋利结实。青铜冶炼使用了铜与锡按比例下料，生产出不易生锈的合金制品。冶铁水平也比较高，辽阳、鞍山、抚顺、旅大、清源等地出土的战国铁器，据化学分析，都是采用“高温液体还原法”铸造的，与中原的铸造方法基本相同。冶炼工艺也与中原相似。制陶技术也比较发达，早期陶器的特点是薄胎，同山东的龙山文化相似。

朝鲜族与中原华夏族也有一定的商业贸易。《管子》一书记载了齐国同朝鲜族的商业交换。而朝鲜的纹皮魉服^[78]也进入齐国市场，成为齐国人民所喜爱的商品。从朝鲜族居住地出土的货币，都是来自燕、赵、齐等诸侯国。

朝鲜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也是比较频繁的。箕子封于朝鲜时带去许多手工业奴隶，“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79]。而朝鲜丰富的神话故事，婉转悦耳的音乐、歌谣、轻快多姿的舞蹈，如有一个名叫丽玉的妇女创作的歌谣《箜篌引》，也传入中原地区，受到华夏（汉）族人们的喜爱。

【注释】

[1]陆贾、扬雄、桓宽、皇甫谧都认为，大禹生于石纽，长于西羌夷人（参见《太平御览》卷八十二，扬雄《蜀王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桓宽《盐铁论·国病》）。石纽在今四川北部的汶州、茂汶地区。按，这一说法虽为众书所云，但从禹父鲧的活动地区来看，却不可信。对此，顾炎武在其《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十五《四川》中也有论述。实际上，司马迁禹出自黄帝祖于颛顼的说法是可信的，这里引用陆贾等人之说，只是说明历史上有这种说法，为司马迁所不取。

[2]《帝王世纪》云：“高辛氏，姬姓也……纳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台氏女，曰姜螈，生后稷，次有蜮氏女，曰简狄，生禹，次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鲰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

[3]参见梁玉绳《史记志疑》、《越王勾践世家》及《东越列传》。

[4]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8—3289页。

[5]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0页。

[6]［宋］朱熹：《诗集传·鲁颂·閟宫》，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2页。

[7]如《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越蛇种也，故字从虫。”这种解释虽在司马迁之后，但说明这种观点早在司马迁之前就早已存在。这种侮辱之辞为司马迁所不取。至于其他对少数民族带有蔑视和侮辱性的话就更多，详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之四《周朝的民族观与民族政策》。

[8]［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9]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03页。

[1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滕文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1页。

[1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1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13]《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集解》云：“异姓国八王者，吴芮、英布、张耳、臧荼、韩王信、彭越、卢绾、韩信也。”《索隐》云：“非同姓而王者八国，齐王韩信，韩王韩信、燕王卢绾、梁王彭越、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临江王共敖、长沙王吴芮，凡八人。”两书记载不一致。

[14]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1页。

[15]同上书，第802页。

[16]同上。

[17]同上书，第803页。

[18]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7页。

[19]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2970页。

[20]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9页。

[21]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0页。

[22]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6页。(www.xing528.com)

[2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2页。

[24]司马迁：《史记·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2页。

[25]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7页。

[26]同上。

[27]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4页。

[28]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2页。

[29]司马迁：《史记·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3页。

[30]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0页。

[31]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1页。

[32]《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西河旧事》，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9页。

[33]［汉］贾谊《：新书·匈奴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3页。

[34]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719页。

[35]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6页。

[36]同上书，第2897页。

[37]同上书，第2899页。

[38]同上。

[3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37—641页。

[40]参见《史记·匈奴列传》、《大宛列传》等。

[41]参见《史记·韩信列传》、《惠景间侯者年表》等。

[42]司马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37—2639页。

[43]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33页。

[44]［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页。

[45]同上书，第31页。

[46]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47]同上。

[48]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6页。

[49]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50]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3261页。

[5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

[5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4页。

[53]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4页。

[54]同上。

[55]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46页。

[56]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5页。

[57]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

[58]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

[59]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页。

[60]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页。

[61]［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页。

[62]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7页。

[63]［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页。

[64]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9页。

[65]同上书，第2970页。

[66]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51页。

[67]［汉］班固：《汉书·高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3页。

[68]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9页。

[69]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0页。

[70]同上书，第2981—2982页。

[71]同上书，第2982页。

[72]同上书，第2984页。

[73]［越南］杜文宇：《发自地下的声音：四千年的文化》，译载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编《考古学参考资料》第1集，第149页。

[74]［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东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7页。

[75]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5页。

[76]同上。

[77]同上书，第2985页。

[78]纹皮，即虎皮，魉服，一种翻毛皮衣。

[79]金毓黻：《东北通史》转引《海东绎史》，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