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
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它贯穿于《史记》的始终，特别是在一百多年的西汉历史记述中尤为突出。
秦统治时期，中国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西汉立国后，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加强，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有了进一步加强，统一的趋势日益发展。但是，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封国林立；二是“四夷”未宾，构成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因此，打击封国割据势力，安定“四夷”是巩固西汉中央集权，维护其一统天下的首要任务。
早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为了打败项羽就曾封韩信、英布、彭越等人为王，所以，至刘邦登基后，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韩王信、长沙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闽越王无诸、南越王赵佗等，均据地称雄。司马迁说：“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国。”[13]这些异姓王成了关系着当时汉政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局虽立，惟统一尚未完成。刘邦后来或用政治手段，或用战争手段消灭了异姓王。前者如用陈平计废杀楚王韩信，后者如用战争消灭了韩王信等。
刘邦铲除一些异姓王之后，又封其“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14]。但是，这些诸侯国“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15]。他们“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16]对西汉政权又构成严重的威胁，终于在景帝三年（前154）正月，爆发了以吴王濞为首，楚王刘戊、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等七国联兵反叛，并南结闽越、东越，北连匈奴。七国叛军虽然被击败，但朝廷对此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由此，统治者采取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和限制其权力的种种措施，特别是通过景帝的“削藩”和武帝的“推恩令”，使封国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对此，司马迁肯定道：“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务得其所矣。”[17]所谓“强本干而弱枝叶”，即消灭或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大一统。司马迁能明确地指出封国的危害，并称赞“削藩”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表现了他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1．对于汉初七十年间，汉与周边民族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相安无事的歌颂
汉初，由于连年战争，兵连祸结，经济萧条，满眼疮痍，以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18]。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汉统治者忙于经济的恢复和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对周边民族不便加兵，便采取“安抚”政策，对匈奴采取“和亲”，对夷、越采取置国封王的策略。
西汉的周边民族主要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和西域诸国。这些周边民族，除匈奴外，在秦朝时有的已纳入版图，如南越、东越、西南夷中的僰中、曲靖、夜郎、滇等，并在这里置郡县，有的与中原王朝保持密切关系。北部匈奴的崛起，对汉王朝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安定周边民族，确保与他们和平相处，成为西汉王朝急需解决的问题。
汉初，对南越和东越采取置国封王的办法加以安抚，以保证与之和平相处，争取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以利于经济的恢复。对南越：“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及孝文帝元年……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19]。对东越：“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20]。西汉统治者对两越的安抚政策，使两越王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愿长为藩臣，奉贡职”[21]。这种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关系，有利于边疆的安定，有利于西汉王朝经济的恢复，司马迁对此予以肯定。他在两越列传中这样记述汉越关系，反映了他的民族大一统思想。
司马迁对朝鲜与西汉王朝关系的记述有别于两越：“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属燕……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22]从司马迁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西汉王朝是“约满为外臣”，使之担负“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其目的是保持西汉与朝鲜外臣的统属关系。这种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相安无事的关系是司马迁所称颂的。
西汉王朝安定了这些周边民族之后，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对西汉王朝的主要威胁来自北边的匈奴。
匈奴生活于西起今甘肃河西走廊，东至今东北，北抵漠北，南据河套的广大地区。汉初，匈奴已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匈奴奴隶主为了掠夺财物和人口，经常侵扰西汉边境。汉高祖六年（前201），匈奴单于冒顿围攻马邑（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接着又在第二年南下围攻晋阳（太原）。刘邦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迎战，在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南）被匈奴精骑围困七日七夜，形势危急。后用陈平之计，使人暗中以厚礼疏通单于的阏氏，方得解脱。之后，匈奴仍时常向南攻掠。当时，汉朝尚无力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反攻，只得采取“和亲”的妥协政策，以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每年赠送大量的絮、缯、酒、食物等等。并和匈奴约为兄弟，双方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23]。汉和匈奴还商定在边界“适关市”，使相互之间已存在的贸易往来得到保障和发展。
惠帝、吕后时，继续高祖的“和亲”政策，仍与匈奴“约为兄弟”，“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双方各守其境。但是，匈奴并不守约，常常在汉边境侵略，“杀北地都尉”，“杀略甚众”。对匈奴这种负约犯境、掳掠屠杀的行为，文帝采取了正当的还击。司马迁称赞文帝这种策略的结果是“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24]。并引用孔子“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25]之语来赞之，并认为“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26]。(www.xing528.com)
景帝遵文帝之业，在位十六年间，“复与匈奴和亲……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27]。武帝即位初期，仍执行和亲政策，“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政策，从高祖始，经惠帝、高后、文帝、景帝，直到武帝初年始终没有改变。“和亲”是在汉王朝政局未稳、国力空虚、敌强我弱的特殊情况下所采取的政策。它以有限的牺牲来换取整顿内政、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的时间。和亲暂时缓和了汉与匈奴间的矛盾，减少了匈奴贵族野蛮的军事掠夺，避免了汉、匈两方大规模的战争，促进了中原与匈奴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使双方形成相互依存、和平相处、友好往来的密切关系。司马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对汉初坚持和亲的四帝给予高度赞扬：“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28]，“海内殷富”[29]，在这些赞语中，司马迁突出了一个“安”字，国家安定，无杀伐之苦，无多徭役，这乃是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由此认识出发，他对西汉初年匈奴的背约犯境、杀掠吏民的非正义的侵犯掠夺予以严厉的谴责。
2．司马迁对武帝年间汉、匈之间的民族战争给双方带来的灾难及经济倒退萧条的局面予以否定
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并没有彻底消除匈奴对西汉的威胁，匈奴尽管与汉“约为兄弟”，但始终没有停止对汉边的掳掠。武帝时，社会生产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30]的“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的繁荣局面。政治上经过平定“异姓诸王”叛乱及文景削藩，使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封建统治日益加强，具有了抵抗匈奴大规模侵略的力量。
从公元前133至前119年，汉武帝先后对匈奴发动了十几次反击战，特别是前127、前121、前119年三次大规模反击战的胜利，使匈奴遭到沉重打击，力量大为削弱，“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31]。从此，匈奴再无力南下大规模侵扰汉朝边境。随着三次战争的胜利，汉武帝迁徙了上百万人到北方边境屯垦戍边，仅元狩四年（前119）一次就迁徙移民七十余万。东起朔方、西至今居延（甘肃永登）的漫长边境，屯田垦殖，官给牛犁谷种，开垦了大量良田，巩固了西汉封建大一统的局面。战争中大批匈奴人内服，也促进了民族的进一步融合。所以，司马迁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赞》中说：“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闽越擅伐，东瓯请降。二夷交侵，当盛汉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于祖考矣。何者？自《诗》、《书》称三代‘戎狄是膺，荆荼是征’，齐桓越燕伐山戎，武灵王以区区赵服单于，秦缪用百里霸西戎，吴楚之君以诸侯役百越。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对武帝一统之功，予以热情歌颂。
但是，汉和匈奴之间的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以汉而论，战争中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致使国内财富耗减，户口减半。不仅使汉兴七十多年的财货积蓄荡然无存，而且入不敷出，甚至力不能支。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军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平准书》）
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平准书》）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卫将军骠骑列传》）
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列传》）
《汉书·汲黯传》也写道：“匈奴浑邪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亡钱，从民贳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举兵诛之，死伤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战争对汉王朝带来的损失和造成的恶果由此略见一斑。至于这场战争给匈奴人民带来的灾难就更加沉重了。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等传记中也有明确的记述：公元前127年一战，匈奴被俘三千余人，被获牛羊百余万头。前124年春一战，匈奴被俘万五千余人，裨小王十余人，并损失大量牲畜。公元前123年一战，匈奴被斩二万余人。公元前121年春，汉“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金甲，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公元前119年一战，卫青获匈奴首级二万余，而霍去病获匈奴首级七万四百余。从公元前121年至前119年，匈奴士卒损失达十三万有余。冒顿时控弦之士本有三十余万，至此几乎损耗了一半。其精锐伤亡殆尽，乃至无力在漠南置单于庭了。更为严重的是，匈奴因战败退出了富庶的焉支山、祁连山区，不得不远走漠北苦寒无水草的地方，严重影响了畜牧业生产，所以匈奴有民谣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32]《汉书·匈奴传》也说：“匈奴失阴山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司马迁通过武帝期间这场汉、匈之间民族战争的详细记述及对战争给双方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揭露，表现了他坚持民族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歌颂民族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往来、反对民族侵略的大一统民族观。在他看来，不管是哪一方、哪个民族，无论是汉抑或匈奴，实行民族侵略都是不对的，是应当受到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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