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成果

二　司马迁的民族等列思想

所谓民族等列思想，并非今天所说的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均处于平等地位并享有平等权利的民族平等观。周秦以来，在民族问题上，统治阶级与儒家的正统思想一再宣扬“夷夏之辨”，实行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以中原华夏民族为冠带之国，贬称周边少数民族为夷、蛮、戎、狄，以区分种族贵贱。从《诗经》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到孔子修《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再到董仲舒说：“《春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与相臣之辞也。是故小大不逾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8]这样，华夏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贵贱分别就日益严格与明显，诸侯不能与天子平等，大夷、小夷不能与华夏平等，甚至小夷与大夷之间也不能平等。在这种大汉族主义逐渐形成的时代，司马迁只可能站在时代的前列，不可能超越历史时代打破封建伦常秩序而形成所谓的民族平等观念，他的民族观的进步之处在于：他第一次打破了“种别域殊”的内外界限，破除了唯我独尊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而视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为一个统一的密切联系的整体，也把中国和其他国家视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认为华夏周边各民族都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天子臣民，他们是平等的关系。

1．各民族皆为天子臣民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华夏之外的各民族，如吴、楚、越、南越、闽越以及匈奴、西南夷、朝鲜等。司马迁把这些民族都看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置于民族一统的范围之内，认为东南西北各少数民族，都是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是走向统一的。对此，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筰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集杨越以保南藩”、“葆守封禺为臣”、“集真藩，葆塞为外臣”、“请为内臣受吏”、“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从这些民族史传的撰述主旨可以看出，司马迁将这些周边民族都看作是汉王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汉王朝的藩臣，汉王朝的臣民，甚至是其四方藩卫屏障，对汉之长治久安与繁荣富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唯如此，司马迁还认为这些民族愿为汉之臣吏，这体现了汉之强盛有力，成为民族一统的中心。这些民族，作为天子臣民都是平等的关系。

司马迁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周边各民族是这一统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他在《史记》中对那些奔走于不同民族、不同诸侯国的人物并没有予以贬低，而是满怀激情地予以歌颂。如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对范蠡三迁的称颂便是其一。对范蠡事越，司马迁热情地写道：“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称上将军……”后来范蠡离开越国到了齐国，司马迁写道：“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后来范蠡又归相印，尽散其财止于陶，“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无论范蠡在越还是在齐，都干得非常出色，对此司马迁十分赞赏地说：“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再如，司马迁对屈原的感叹则更为突出。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9]司马迁对屈原之文章与为人，十分敬佩，而对屈原“自沉渊”十分惋惜，故有“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的慨叹。这说明在司马迁的意识中有一个整体观念：不管秦、楚、越、齐……：都在一个整体之内，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是黄帝子孙，都是一家人，屈原为何寻其短见呢？其感叹是深沉的，这也反映了司马迁各民族作为天子臣民是平等的大一统民族思想。

2．各民族皆有其优良传统与文化，对中华民族都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www.xing528.com)

司马迁撰述各民族的历史都是自成体系的，对这些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以及藩卫汉朝的英勇行为是肯定的、赞扬的，有的甚至不亚于对华夏民族历史人物的赞扬，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民族等列思想。

在《秦本纪》中，司马迁写戎王使由余于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认为：“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反映了戎人的机智。接着写秦缪公问戎夷之治，由余答曰：“（戎夷）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而中国“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反以小名。”司马迁通过由余之口，肯定了戎夷之政。在《南越列传》中，司马迁写南越尉佗称王是中国扰乱时的权宜措施，是近乎明智的举动。佗在秦时为南海龙川令。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分析中国形势说：“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后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兴后，“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无为南边患害。”从这里可以看出，南越王的自立完全是出于一种防止盗边侵略的正义行为，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

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中，写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复仇灭吴，充分显示了一种民族精神，写得十分生动感人。勾践被吴王夫差击败，困于会稽山下，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谋臣大夫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耳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五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吴王赦越，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苦。”后终报其仇。司马迁对这种民族光复精神极为赞扬，所以，他在此传的结语中说：禹“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勾践困彼，乃用种、蠡，嘉勾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其赞扬之情不可谓不深。这不只是对勾践的赞颂，而是对一种民族精神的歌颂。这说明司马迁并没有将越看作“南蛮舌之人”^[10]而加以蔑视、侮辱，而是将之和其他民族等量齐观的。

司马迁认为，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有其形成的种种经济的、地理的原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不可妄加菲薄。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除着重阐述匈奴与汉朝的争逐、进退情况以及对匈奴民族的历史发展予以详究外，在开头一段仅用了二百多字就把匈奴民族生活的地域、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介绍了出来。尽管匈奴内部的民族成分十分复杂，但他们都长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匈奴人民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旃裘，住穹庐。其畜产多马、牛、羊等，奇畜有骆驼、、驹等。游牧生活，驰逐草原，养成了匈奴人善战的天性。其俗“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由此可见，司马迁在本传中多多少少抓住了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化习俗等民族共同特征。

在《匈奴列传》中，司马迁还写了中行说其人，并通过此人之口，表达了他的民族等列思想。

中行说本燕人，习边事。匈奴老上单于初立，汉文帝要送一位宗室公主去作单于的阏氏，便派他陪伴公主前去。中行说到匈奴后便降了匈奴，给匈奴出了不少主意，深得匈奴单于的信任，成了匈奴的代言人。有一次汉朝使节鄙薄匈奴的风俗，讥笑匈奴轻贱老人，中行说反问道：“‘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娶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攻，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当？’”

中行说的这段议论，道出了每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都自有其形成的原因，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样一个真理。明白了这一点，无论哪一个民族，即使是先进的民族，也不应以自己的习俗为标准去衡量、要求别人，轻易把人家视为落后、甚至野蛮而加以鄙薄与歧视。中行说的这段议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司马迁很有兴趣地把它记载下来，这就说明他非常赞同中行说的观点，认为民族无论大小、习俗文化落后与先进，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以我为中心，横加指责、歧视。这是视野扩大、观念转变的一种表现，这对于扭转汉族中历来存在的以我为中心的传统观念，无疑是具有很大启发意义的。这也表现了司马迁的民族等列思想。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有一个很突出的观点，这就是各民族作为天子臣民是平等的，他们对促进汉帝国的繁荣昌盛、对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写道：“山西饶材、竹、谷、鲈、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言东西南北，各有特产，农工商贾，各任其能，竭其力，以所多易所鲜，以满足各自的需要，这好比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犹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符合规律，时势所使然。这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它冲破了地域和民族界限向前发展着。

当时，“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1]。又以关中而言，亦是“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髦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2]。这类关系以空前的规模发展着，这不仅使中原汉族内部的相互联系加强了，而且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产资源流入中原。不言而喻，中原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这不仅增进了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也自然增进了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