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继承父志,颂扬汉家一统
对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是其父司马谈临终遗言。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三十六岁。这一年汉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太史令司马谈随从东行。不幸的是,司马谈到了洛阳便病倒了。正在这时,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他赶到洛阳,见到了病危的父亲。司马谈握着司马迁的手,父子诀别说: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2]
这是司马谈临终留给司马迁的遗言。从这段遗言里可以看出:司马谈对于史官的地位和职责异常重视,对著史立说也看得很高。他要司马迁完成这个任务,“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同时,在这段遗言里也透露出司马谈为撰述《史记》已做了一些准备工作的信息。所以他才说“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此外,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谈作史的指导思想有三:一是效周公,“论歌文武之德”;二是继《春秋》,“修旧起废”,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三是颂扬汉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综观此三点,即构成了以人物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纪传史,以颂扬汉家一统的局面与威德。这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符合逻辑的反映,也就是当时民族大一统的思想。
司马谈的大一统思想和作史的指导思想对司马迁自然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面对父亲的临终教诲,司马迁也向父亲立下誓言,泪流满面地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13]司马迁守丧三年后,果然继任为太史令。做太史令后,司马迁始终不忘父亲的遗言,认真整理阅读“百家金匮之书”,使“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积极撰述《史记》。以此来颂扬汉武帝文治武功的辉煌业绩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表现出其民族大一统思想。
此外,这里需要附带提一下,在司马迁的人生道路上,对司马迁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遭李陵之祸而受腐刑。因为这一点古今学者多有论及,所以这里不展开论述。
李陵之祸本来是司马迁命运中一桩极大的不幸,然而艰难坎坷玉汝于成,它却给司马迁的思想及其创作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和提升。对司马迁本人来说,经历了这场灾祸等于是经历了一番精神的炼狱、一次生命的淬火。这场灾祸,这场由痛楚、愤怒、屈辱所凝聚的肉体和精神的煎熬,促使司马迁思考了社会和人生的许多根本问题,获得了在一般平静的生活里所得不到的体验和思想升华。
就司马迁对社会的认识来看,如果说李陵之祸前,司马迁是以天真向上的眼光只看到生活中的玫瑰色的话,那么经过这场灾祸的无情打击,体验过世态的炎凉之后,就使他冷眼看世界了,使他看到社会的黑暗和溃瘢。司马迁前期的生活道路是平坦的、光明的,他的眼前是灿烂的朝霞,是充满幻想的绮丽的色彩,而李陵之祸便把他一下子从朗朗乾坤,打入了愁云惨雾的黑暗地狱,使他进一步看到官场的狰狞、残忍、狡诈、可恶。这场灾祸使他的身心都蒙受重大戕戮,使他看出了社会的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更看出了一些专制主义的弊端,使他的立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而使他的思想中增添了批判的精神和同情人民的苦难以及揭露专制主义罪恶的勇气。因此,这场灾祸对他的思想和《史记》的创作,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49页。
[2]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27页。
[3][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www.xing528.com)
[4]参见张大可:《史记研究·论史记取材》,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页。
[5]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6页。
[6]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89页。
[7]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86页。
[8]司马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59页。
[9]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3页。
[10][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史记通鉴·兵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8页。
[1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3页。
[12]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95页。
[1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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