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西南考察与民族思想研究

二　实地考察与出使西南

司马迁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古籍，继承了前人的优秀成果，对历史做了详细的考察，更为可贵的是，为了增长见识，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他不辞艰险和辛苦，在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他二十岁时，进行了一次全国漫游的实地考察。之后，他又随武帝巡行各地，对许多历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考察。接着元鼎六年（前111），他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9]，对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这不仅有助于他“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对于许多历史问题、民族问题获得第一手的感性材料，而且对于其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影响。

1．大江南北的漫游

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司马迁二十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更好地熟悉历史和研究历史，在父亲的支持和指导下进行了一次全国漫游。司马迁这次游历的重点地区是江、淮一带，所以他自述说：“二十而南游江、淮。”此外见于《史记》记载的还有不少，他说：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史记·河渠书》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史记·齐太公世家》

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史记·魏世家》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

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史记·伯夷列传》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史记·孟尝君列传》

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史记·淮阴侯列传》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www.xing528.com)

从上述记述可以看出，司马迁这次漫游的路线大致是：从京城长安出发，向东南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达江陵；渡江辗转到汩罗江畔，凭吊屈原所自沉，又折向东南到九嶷，考察舜的葬地和事迹；登庐山，了解大禹疏九江的传说；辗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由越至吴，登姑苏，望五湖；参观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再渡江北上，过淮阴，走访淮阴父老，了解韩信的传闻事迹；然后，“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向西到秦汉之际一些风云人物的故里访问，再到楚汉相争的战场实地考察；最后“过梁、楚以归”长安。

司马迁这次漫游是一次壮举，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其思想的形成和《史记》的编纂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首先，他这次有目的、有计划的漫游，表明他已不满足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书本知识，而注意到实地考察、获得感性知识和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

因此，他到鲁地后对孔子的身世及其学术等方面进行了认真的考察：“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通过对鲁地孔子遗风的实地考察，印证了古书中的有关记载并实现了其“余读孔子书，想见其为人”的夙愿。到了薛地，通过实地调查了解与亲身感受，确证了孟尝君“好客自喜”的传闻是真实可信的。对于历史事件，大至秦始皇的破魏战争，小至魏国的一个城门名，他都要一一考察印证。由此可见其调查内容之广泛和研究问题的精细、认真程度。正是由于他这种求实的严肃认真的精神，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弥补了不少史料，也纠正了文献和传闻之中的一些谬误。这对其后来《史记》的创作及其思想的形成，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通过这次漫游、实地考察，司马迁掌握了大量的、生动具体的历史史料。

司马迁在这次漫游中，不仅印证了书本上记载的史实，而且也注意挖掘流传在民间的那些生动而丰富的材料。他曾“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搜集调查了关于“五帝”、“三代”的古史传说，这不仅为他后来写《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积累了资料，做了准备，而且对其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淮北地区，司马迁着重对秦汉以来的历史作了深入细致的寻访调查。如陈涉少为庸耕有鸿鹄之志的慨叹，项羽要代秦始皇的雄心壮志，刘邦的好色劣行，韩信受胯下之辱，樊哙屠狗，曹参为狱掾，萧何为主吏，张良亡下邳，陈平为社宰，韩信贫居葬母高敞地，周勃织薄曲等等，这些都是书本上不可能有的知识，是通过这次实地考查、了解才获得的生动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些生动的感性材料，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绝不会把陈涉、项羽、刘邦、樊哙、周勃、萧何、张良、韩信、陈平这些风云人物写得那么绘声绘色，神采毕现。

除历史事件外，司马迁对一些人物逸事、民间俚语歌谣、山川地理、风土人情都进行了细致的搜集和整理。至于山川地理，古今战场更是了如胸中。所以，顾炎武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及也。”^[10]司马迁之所以“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便是深得游历之助的结果。由此可见，这次漫游对他“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也是有深刻影响的。

2．奉使西南和护驾随访

司马迁这次漫游之后，又过了几年，被选到朝廷里做了郎中。郎中是郎官中最低一级的小官。级别是“比三百石”，其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这一职位，虽然地位不高，但却因是皇帝的随从，接近皇帝，容易受到提拔和重用，所以，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还是很荣耀的。

此时，正是武帝文治武功臻于极盛的时期，汉武帝经常到各地巡游。司马迁作为郎官自然扈从相随，因而有机会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有助于他积累、辨别史料，增加感性知识。元鼎四年（前113），武帝开始出巡郡县。先到雍（今陕西凤翔县），祭祀“五帝”。之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在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的汾阴（今山西荥河县北），立后土祠，举行祭礼，一切仪式都是由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西返，到了洛阳，下诏说：“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武帝这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迁父子都是跟随的。

第二年（前112）冬十月，武帝照例到雍祭祀“五帝”。之后，又西过陇坂（山名，在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登了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和数万骑兵一起打猎于新秦中（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地），然后回到甘泉（宫名，在今陕西淳化县甘泉山）。武帝这次巡游，司马迁父子自然仍是随从的。正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司马迁才能对历史上的问题进行广泛深入地考察，有助于《史记》的撰写和其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如对于“五帝”事迹的记载，史书记载很少，传说也颇为不同，司马迁到崆峒等实地考察之后，便搜集了不少第一手材料，这对其《五帝本纪》的创作，无疑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在《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这次扈驾随行，曾到过边疆地区，他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次亲自了解的。

从崆峒回来的第二年（前111），司马迁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南，代表西汉王朝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这是汉朝与西南夷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武帝为了“通西南夷”，元光五年（前130），曾派唐蒙率兵从巴蜀一带分兵入夜郎国，遂建立了犍为郡。为了经营西南，汉朝曾动员几万巴蜀人民，修筑从宜宾到北盘江（当时叫牂牁河）的道路。巴蜀百姓对如此沉重的负担纷纷不满，于是武帝又派司马相如等前去安抚。司马迁这次出使时，西南地区已建立了五个“初郡”。他从长安出发，南出汉中（今陕西汉中南），经巴郡（今重庆市北）到犍为郡（今四川宜宾县），由犍为郡到牂牁郡（今贵州黄平县西），然后到蜀郡（今四川成都市），出零关道（今四川芦山县东南），过孙水（今安宁河）桥，到越嶲郡（今四川西昌县东南），再到沈犁郡（今四川汉渠县东南）。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奉使巴蜀以南，南略邛（今西昌）、筰（今汉源）、昆明（今云南保山、腾冲、顺平等地）”^[11]的具体路程。这次出使，司马迁不仅出色地完成了经略西南的任务，而且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对西南夷各个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及风土人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这对其后来《史记》中的《西南夷列传》和《货殖列传》的创作无疑积累了最为生动、丰富的资料。因此，他才能在《西南夷列传》中对西南各少数民族叙述得那么详细、层次分明、条理清晰，才能在《货殖列传》中对西南夷的商业贸易、物产叙述得如此翔实。通过这次实地考察，自然也有助于他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司马迁出使西南夷的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为了显示自己的巨大功业，决定到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武帝到了山东，先东巡海上，命数千人入海到蓬莱山求神仙，而后在泰山上下祭祀了天地。礼毕之后，仍希望遇到神仙，复东至海上，沿海北上，至碣石山（在河北昌黎县境）。又巡辽西郡（今河北卢龙县东），历北边，至九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五月，回到甘泉。这次封禅，司马迁恰好出使西南归来，到洛阳和病危的父亲诀别后，便赶往山东向武帝复命。司马迁随从武帝此次封禅，考察了长城内外，对北方各少数民族更有了新的认识和感受，这无论对其后来《匈奴列传》的创作，还是对其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都具有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