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采博取，独树一帜的分析介绍

一　广采博取，自成一家

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不单由于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大一统局面的出现，而且还由于司马迁出生于世代相传的史官家庭，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还由于他本人不断地主观努力和积极探求，所以他才能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史记》的创作，提出进步的民族观。

1．家学渊源和师承

司马迁在其《太史公自序》中首先追叙了他久远的先世。他将颛顼传说时代的重黎氏引为自己的先祖，大概是为了说明自己有一个悠久的史官家世。重黎氏历经夏、商，世代职掌天地。到了周宣王时，重黎氏的后代有个封于程的名叫休甫的伯爵，做了司马这个官，从此，程伯休甫一支便姓司马了。司马氏世代为史官，至东周惠王、襄王时期，因王室内乱，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在晋国各地定居。公元前621年，司马迁祖上这一支，由于晋室内乱，又由晋迁到了秦地，居于少梁，即今陕西韩城。

司马迁的八世祖是司马错，和张仪同时，而且两人曾展开过辩论，曾任秦惠王的蜀郡守。六世祖司马靳曾为秦将白起的部下。司马靳之孙司马昌，为秦始皇时的主铁官。司马迁曾祖司马无泽做过汉市长，祖父司马喜，父司马谈，便是当朝的太史令。

在众家族中，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自然莫过于他的父亲——太史令司马谈了。司马谈在武帝初年任太史令。这一职别虽然级别不高，俸禄六百石，仅与一个博士官的俸禄相当，但司马谈十分爱重这一职业，将它视为自上古以来的世传祖业。据《太史公自序》说：“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唐都、杨何、黄子三人，都是西汉时代活跃于朝廷的大学问家。《史记》说：“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1]杨何“以《易》，元光元年（前134）征，官至中大夫……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2]。又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黄子曾与博士辕固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汤武是否受命的问题。在这三人的教育下，司马谈成为一个通晓天文气象、阴阳吉凶，信仰黄老之学的学识渊博的人。司马谈将这些知识自然地又逐渐传授给了他的儿子司马迁。

这里还需一提的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篇不朽的学术论文。在论文中，作者以概括的手法和简练的文字，分析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之短长，充分显示出他那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不凡的才识。文章开篇便指出：“《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作者敏锐地看出，各家学说都可以“为治”，只是说法不同，虽殊途而同归。当然，他还是最推崇道家思想的。但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汉统一的中央专制政权，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因而强调各家的融合贯通，这也是大一统的时代需要。司马迁能够兼釆诸家之长，形成其民族大一统的思想，是与其父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

司马迁随父亲到京师后，曾拜古文学大师孔安国、今文学大师董仲舒为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在《史记》中多所引征。最主要的是，他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接受了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

为了适应汉武帝大一统政治的需要，董仲舒鲜明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思想。他对《春秋》作过这样的解释：“《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据《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他向武帝上书的《天人三策》中提出了建议：“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的中央集权统治完全合拍，因而得到武帝的采纳。而这种大一统思想也直接为司马迁所接受。

当然，司马迁虽师从于董仲舒，也接受了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司马迁完全接受了董仲舒的思想。事实上，司马迁对董仲舒的五行灾异之说是不满的和有所批判的。如他在《儒林列传》中写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首先写出董仲舒弟子吕步舒认为其师的书是“下愚”；其次写出董仲舒经打击后，“竟不敢复言灾异”，说明灾异之说本不足信，因之董仲舒也不敢再坚持了。这就明显地表现了司马迁对董仲舒的某些思想是不赞成的。他只接受了董氏思想的合理内核，而抛弃了其思想中的糟粕和迷信成分。

2．广泛涉猎，兼收并蓄

司马迁虽然师从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接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并不局限于儒家学说，而是广泛涉猎，兼收并蓄，对各种书籍他都感兴趣，并能认真研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即所谓“成一家之言”。这对其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产生无疑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司马迁从小就喜欢读书，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古文的诵读，为他进一步阅读先秦古籍打好了坚实的基础。随后他便阅读了大量的典籍，他在《史记》中对自己所读之书述及的有：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史记·孔子世家》

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史记·商君列传》

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史记·管晏列传》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史记·老子韩非列传》(www.xing528.com)

《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史记·游侠列传》

除遍观先秦诸子之书外，司马迁还学习了《六经》及其训解之书二十余种^[4]。

“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5]

据张大可先生《史记研究》归纳，司马迁所读经书及其训解有《春秋》、《国语》、《左氏春秋》、《穀梁春秋》、《公羊传》、《春秋灾异之记》、《春秋繁露》、《春秋杂说》、《易》、《周礼》、《礼记》、《大戴礼记》、《仪礼》、《汉礼仪》、《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周书》、《诗三百篇》、《孝经》等二十三种；读诸子百家及方技书达四十六种之多；读历史地理及汉室档案达二十种之多；读文学之书计有七种。

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就说明，在司马迁心中有一个全局观念，统一意识，无论楚、晋、秦、魏，都是天子之国，皆为黄帝子孙。

在《三代世表》中司马迁说：“余读《谍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在《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记》……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在《大宛列传》中说：“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由此可见，司马迁不仅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对历史予以详细的考究，而且能够对前人的成果有批判地继承和吸收，继承其合理的内核，而对其荒诞不经或不可征信者，皆予以舍弃。这种勤奋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对其以后的《史记》创作和“一家之言”的形成，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汉初至武帝时代思想上的大一统要求是司马迁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表现时代和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代表思想。秦朝的很快覆亡，证明了秦代所奉行的法家思想，即靠残酷的刑罚来惩治人民，具有很大的弊端。秦亡汉兴之后，面对秦朝很快覆亡的教训和经济残败的局面，新兴统治阶级一方面不得不反思秦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直面凋敝的经济现实，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自己的思想武器，重新确立新的适应现实需要的统治思想。

在这种时代的需求下，汉初统治者选中了黄老之学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黄老之学在战国时代，其影响远不如儒法思想，但是，黄老之学“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6]。能够兼采百家之长，因而与时迁移，应物变化，适应统治阶级的各种需求。此外，黄老之学主张“无为而治”，正好适应了汉初社会经济状况。汉初由于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不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不恢复经济生产，社会就无法稳定、政权就难以巩固，就连统治阶级最起码的物质条件也无法满足。因此，黄老之学之所以能成为汉初的统治思想，那是时代的要求和召唤。

汉初以黄老之学为其指导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国力逐渐增强，但是也暴露出“无为而治”的局限性。特别是七国之乱的爆发，更加反映出黄老思想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到了武帝时代，在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新生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的情况下，极力想有所作为的汉武帝，已不再满足于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而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理论武器。

这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他们打着孔子的儒家招牌，适应时代的需要，正式登上了政治、思想舞台，成为武帝时期的统治思想。董仲舒在哲学上宣扬神秘的天人感应学说，主张君权神授的观点，自然会赢得封建统治阶级的欣赏。在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理论，这不仅符合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为司马迁所赞同。在经济上主张限民名田、释放奴婢，想以此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政权。在思想上，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时代儒学虽然取得“独尊”的地位，然而，事实上“百家”并未彻底被“罢黜”，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只不过儒学此时代替了汉初的统治思想——黄老之学，而成为武帝时代的统治思想而已。

武帝时代，实际上是以儒学为主，博采百家，为我所用。如司马迁曾在《汲郑列传》中记载了信奉黄老思想的汲黯对武帝的批评：“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但事情过后，武帝不但没有惩处汲黯，相反还认为他是“社稷之臣”。此外，据《史记·龟策列传》说：“至今上即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绝伦超奇者为右，无所阿私，数年之间，太卜大集。”由此可见，武帝时代，实际上是“百端之学”俱兴，各种学派、学说依然流行。这种学术的繁荣、思想的活跃，对司马迁思想的形成自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只有在这样思想活跃的时代他才能够广纳百家，兼采众长，形成自己独到的思想。他在总结秦亡汉兴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秦朝的暴虐统治作了无情的批判，但却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统一之功，说秦的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7]。这种思想便是对贾谊、贾山、晁错、陆贾等人对汉兴秦亡历史教训总结的继承。对武帝时中央集权的空前加强，天下大治的汉家一统局面的巩固，司马迁也是极力歌颂的。他说：“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8]可见，司马迁看到了历史走向统一的方向。而他这种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产生，就是在总结历史经验以及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