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对我国主体民族形成的思想研究结果

五　我国主体民族的形成

在第一章我们已经述及，夏族形成于“五帝”时期之末，夏朝的建立是夏族形成的标志。夏族这个族称因夏朝的建立而确定之后，便随着夏朝势力的发展和影响的扩大而发展壮大起来。经过夏朝四百多年的统治也就牢固地确定了。

商灭夏建立商朝之后，朝代名由“夏”改为“商”或“殷”，但是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却不因商朝代替夏朝而有所改变，它仍是夏朝所称的“夏族”。商代夏而立，不是一个民族代替另一个民族，更不是一个民族消灭另一个民族，只是夏族内部矛盾与斗争的结果，是改朝换代的一场政治斗争。孔子说：“殷因于夏礼。”^[69]夏族经过商代五百多年的发展，较夏时又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一民族共同体所统治的领域进一步扩大，文化不断进步，共同体内部的地区差别也愈来愈缩小，民族共同体从而更加巩固。

周代商而兴，夏族或华夏族仍然是周朝的主体民族。对这一主体民族的称谓有“夏”、“华”和“华夏”等不同称谓。“夏”仍沿原来的含义，具有大国和中土之意。“华”则因服饰习俗的特点而得名，即所谓“冠带之国”和蓄发右衽。作为人们共同体，“华”与“夏”是没有区别的，华夏是将同义的“华”与“夏”合一而称。在《左传》等古籍中，又有所谓“诸夏”和“诸华”之称，“诸”是指同一华夏族的众多的诸侯国。

华夏作为人们共同体的名称是春秋时代的事。春秋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代，因而也是民族大迁徙、大分争、大融合的时代。“夷”与“夏”和“华夏”对举，“戎”与“华”对举，“华夏”与“夷蛮戎狄”对举，在春秋时屡见不鲜。这时“华夏”民族与夷蛮戎狄的区别也就越来越明显，《礼记·王制》云：“中国（按实指华夏）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皮，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周礼·旄人》云：“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疏云：“夷乐，四夷之乐者，即《孝经纬》云：东夷之乐曰韎，南夷之乐曰任，西夷之乐曰株离，北夷之乐曰禁。”^[70]《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言语不达。”《战国策·燕二》云：“胡与越人，言语不相知，志意不相同。”由此可见，华夏与夷、蛮、戎、狄言语不同、习俗不同、经济文化不同、地域自然也不同。南蛮、东夷还存在“不火食者”，表明其落后；北狄与西戎则有“不粒食者”，表明其游牧与狩猎生活。此外，《淮南子·坠形训》还对五方之民的形状、性格、物产予以细致的描述。

正因为华夏与夷蛮戎狄存在诸多差别，华夏先进而夷蛮戎狄相对落后一些，所以《论语·八佾》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认为夷狄在政治与文化上不能与华夏等同。《公羊传》更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不以中国从夷狄”^[71]。这种维护华夏族利益与地位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正是华夏族这一人们共同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战国末期，原被看作西戎的秦国与被当作南蛮的楚国，不仅与韩、赵、魏、燕、齐等诸侯国同称诸夏，而且成为中原两个最强大的诸侯国。七雄的兼并战争促进“诸夏”统一的趋势。同时，大量进入中原华夏族居住区的戎、狄、蛮、夷逐渐与华夏族不断融合，使华夏族的地域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多，民族意识不断增强，这预示着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即将形成。

汉族共同体的形成

先秦时期，我国的主体民族称为“夏”、“华”或“华夏”，同时又以朝代名分之。在华夏这一人们共同体内，又有以地区名或国名分称之，如周人、晋人、燕人、鲁人、楚人、齐人、秦人、赵人等等。秦统一六国后，“夏”或“华夏”又总称为秦人了。汉朝建立后，“夏”、“华夏”、“秦人”这些族称依然存在，同时又产生了“汉”这个族称。

“汉”这个族称是因为汉朝的建立而产生的。汉王朝的建立，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也使华夏民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秦汉时，封建地主经济取代封建领主经济成为主要的经济成分。地主经济的生产力远远高于领主经济的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中的较大部分变为商品，手工业生产者大部分成为商品生产者。自给自足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削弱，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经济上各地孤立、闭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加之土地的自由买卖有力地刺激了人们对土地的追求，使领主经济迅速土崩瓦解。于是诸侯分立的局面失去了经济基础，但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经济条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秦汉王朝的建立又反过来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汉民族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华夏民族从此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这一民族名称的改变，并不是这一人们共同体的改变，更不是新民族的形成，只不过是名称的变化而已。但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较之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居住区域进一步扩大，人口增多、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为发达。

西汉王朝建国之初，以中原汉族为核心，其周边仍然存在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各族人口有多有少，居地有大有小，社会发展也极不平衡。汉族已发展为高度发达的地主经济，而其余少数民族或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或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部落联盟阶段，或处于奴隶社会。同汉族杂居于中原的少数民族，其社会形态与汉族则相差不远。各民族的语言、习俗、经济也各异。不少少数民族尚未臣服于西汉王朝。这是与大一统的愿望不相适应的。于是掌握封建国家权力的地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希望进一步突破地域和民族界限限制的大一统思想应运而生。对此，《汉书·韦贤传》说：“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急，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余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岁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掠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余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这里难免有不切实际之辞，但开创拥有多民族、多层次、多制度、土地辽阔的封建大一统国家，为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壮大，为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打下“万世之基”，则并非言过其实。

伴随着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和壮大，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也随之而逐渐形成。这种民族意识的最突出特点便是大一统的观念。汉代思想家发挥先秦儒家大一统的观念，将《春秋》大一统当作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义，使“大一统”成为立国的指导思想，也成为汉民族自身稳定和发展的根本原则。在“大一统”观念的指导下，汉族居于中央，少数民族分居四边，也就是四裔，人们不再把四夷少数民族所居的地方看成是“外国”，也不再维护“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而宣扬天下一家的观念。《淮南子·俶真训》说：“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父母而阅一和也。是故，槐榆与桔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是故，自其异者视之，肝胆胡越，自其同者视之，万物一圈也。”由此可见，他们不再强调夷夏之辨，而宣称各民族是兄弟，大家皆为一家人的观念。这正是“大一统”观念下汉民族意识的新特点，也是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指导思想。

汉族人们共同体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人们对少数民族有了更深入、更系统的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首次为少数民族立传，对周边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以及与中原各王朝、民族的关系，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和探究。司马迁论述这些少数民族的特点是与汉族比较而显现出来的。从而也就对汉民族的自身特点有了新的认识。司马迁看到了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落后于汉族，但他并不歧视这些少数民族，也不计较什么“夷夏之别”。他说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目的便在于宣扬大一统的思想。又说：“大禹出于西羌，而为夏后氏之祖。”周的先世来自“西戎”，秦国曾是“诸夏宾之，比于夷狄”，匈奴乃“夏后氏之苗裔”。在《吴太伯世家》中又说：“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在《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也，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由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看来，既可以“用夏变夷”，亦可以“以夷变夏”。司马迁以史书的形式表明汉族形成与夷、蛮、戎、狄的关系，汉族虽是华夏苗裔，但也与戎、狄、蛮、夷有着同为一家兄弟的密切关系。这表现了他的各民族皆为兄弟的民族大一统思想。他的这种民族大一统思想产生的客观基础，便是本章各节所叙述的客观历史存在的产物。

【注释】

[1]［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23页。

[2]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10页。

[3]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2页。

[4]同上。

[5]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

[6]同上书，第253页。

[7]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1—802页。

[8]同上书，第802页。

[9]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03页。

[10]［汉］班固：《汉书·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27页。

[11]同上。

[1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54页。

[1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5页。

[14]［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8页。

[15]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7页。

[16]同上书，第2896页。

[17]同上书，第2904页。

[18]［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2页。

[1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1页。

[20]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57页。

[21]同上书，第3167页。

[22]同上书，第3168页。

[23]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1页。

[24]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25]同上。

[26]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4页。

[27]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6页。

[28]［汉］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41页。

[29]同上书，第3842页。(www.xing528.com)

[30]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51页。

[31]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9页。

[32]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80页。

[33]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5页。

[34]［汉］班固：《汉书·两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59页。

[35]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5页。

[36]［晋］陈寿《：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1页。

[37]同上。

[38]［唐］房玄龄等：《晋书·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32页。

[3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3页。

[40]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

[41]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7页。

[4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7页。

[43]［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28页。

[44]秦称属邦，汉为避高祖刘邦讳，改为属国。

[45]［汉］班固：《汉书·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6—2288页。

[46]［汉］班固：《汉书·晁错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86页。

[47]［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页。

[48]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39页。

[49]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1页。

[50]［汉］班固：《汉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页。

[5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76页。

[52]司马迁：《史记·河渠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4页。

[53]司马迁：《史记·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9页。

[54]［汉］班固：《汉书·景帝功臣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35页。

[55]司马迁：《史记·汲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09—3110页。

[56]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5页。

[57]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21—2949页。

[58]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4页。

[59]同上书，第2993页。

[60]陈直：《三辅黄图校正》，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4页。

[61]［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16—3917页。

[62]同上书，第3905页。

[63]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1页。

[64]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4页。

[65]同上书，第2905页。

[66]马长寿：《论匈奴部落国家的奴隶制》，收入林翰编《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7页。

[67]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18页。

[68]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33页。

[69]［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为政》，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70]［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页。

[71]［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