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向与司马迁民族思想研究

二　秦汉边疆少数民族的内向

秦灭六国后，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束了战国割据称雄的局面。秦建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之后，又南越五岭，统一了南方和东南大部分地区，北收匈奴地，增郡亦多。秦亡汉兴，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大大前进了，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上下左右互相间的关系密切了，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内聚力，从而锤炼出了一个摧不垮、砸不烂的统一的中华民族整体。这一切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分难解的大一统局面。司马迁恰好处于武帝时期西汉最繁盛的时代，目睹了这一大一统局面，这对其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自然也有最为直接的影响。为了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先对秦汉时期的边疆少数民族情况做一简要的叙述。

1．北部边疆的少数民族

秦的北部边疆，包括高阙、阳山、北假中，并阴山至辽东。这时，在我国北部辽阔草原上许多游牧民族中，匈奴的势力最为强大。

秦亡汉兴，匈奴南下，进入河南地，还不时侵袭汉之代郡、雁门、云中各地。这时，汉百废待兴、经济萧条，尚无力还击匈奴的侵扰。因此，汉朝每年要输送大批的粮食、缯帛，履行“和亲”之约。但是，这种“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止匈奴对汉北方边境的掠夺。正如汉文帝在给冒顿单于的书中所说：“倍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15]单于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单于为了处罚右贤王，责令西击河西走廊的月氏，最后夷月氏，将“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16]，统治了河西和西域地区。

武帝即位初，仍然“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17]，想以此阻止匈奴的侵扰，但无效果。匈奴截留了汉使张骞出使月氏携带的大批财物，并扣押全部出使人员百余人。在此情况下，加之汉朝经济至此时已得到恢复，综合国力较前得到极大的发展与强盛，武帝便下诏问诸公卿：“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18]于是策划了马邑之战，结果汉军失利。元光六年（前129），匈奴又入侵上谷，汉朝发兵反击，从此汉匈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了。

元朔二年（前127），卫青收复河南地，起朔方，因河为固。元朔五年出高阙，败匈奴右贤王。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两次出兵河西，败匈奴右方王将须卜氏、折兰氏部，浑邪王等首领率其众数万人降汉，为汉朝经营河西开辟了道路。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出兵大漠南北，单于遁走，汉军在今克鲁伦河和土拉河上游“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19]。从此，匈奴力量大为减弱，再无力大举南侵汉边，使其“幕南无王庭”。

经过这几次大战，汉朝的北部边疆达到阴山以南地区，汉匈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扭转了汉朝数十年来的被动局面，双方进入相持阶段。从此，汉朝的北部边疆开始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形势。这自然有利于各民族的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有利于各民族的经济发展。

2．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

秦昭襄王北筑长城，设陇西、北地郡，秦的西部边疆限于黄河以东，但与河西、西域保持着传统的交往联系。

汉初，匈奴南侵，汉出兵反击，加强行政管辖，保卫西部边疆。但匈奴奴役西羌，统治河西、西域，使汉朝与河西、西域的联系中断，匈奴右方王将还从西部威胁汉朝的安全。武帝初年，汉从匈奴人口中得知，“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20]，于是汉派遣张骞出使月氏，共结抗击匈奴的联盟。但张骞中途被匈奴拘留，十年后才逃出匈奴，到达西域，在大宛王的协助下，转入大月氏。但大月氏安于新居，不愿东返河西走廊故地，结盟未成。

张骞出使月氏，结盟虽然未成，但他回朝后却给汉朝带来了匈奴、河西、西域的消息，同时也反映了西域各国同汉结好的愿望。此时，汉朝正与匈奴进行着激烈的战争，汉朝为了从侧翼夹击匈奴，于元狩二年（前121）派骠骑将军出兵河西，河西匈奴诸王降汉。从此，“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1]。汉朝的西部边疆扩展到河西地区。

元狩五年（前118），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其首要任务便是招乌孙东还，“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以“断匈奴右臂”^[22]。但乌孙王因年老胆怯，畏匈奴不愿东返，但却愿与汉通好，并派使臣随张骞至长安，后来还提出求得汉公主的请求。汉与乌孙友好关系的建立，在西域影响很大。当时，西域为匈奴所统治，右贤王、右谷蠡王通过设置在车师的右日逐王和设在焉耆、库尔勒地区的僮仆都尉管理西域天山南北，“赋税诸国，取富给焉”。张骞使西域后，汉与西域各国之间使臣的频繁交往，自然会引起匈奴的极大不满与不安。当汉朝为乌孙王选送公主的时候，匈奴抢先把阏氏女送至乌孙。从此，汉与匈奴在争取西域过程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匈奴虽然失去了河西，但不断派“骑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23]。此外，楼兰、车师又是通西域的咽喉要道，匈奴又唆使其王阻拦汉使通过。

在此情况下，为了保卫这条通道，汉朝从元鼎六年（前111）开始，不断出兵河西北侧抗击匈奴，又于元封三年（前108）派赵破奴从河西走廊以北进入西域，击败车师和楼兰王，疏通道路。至武帝天汉年间（前100—前97），汉基本上掌握了天山以南的交通。(www.xing528.com)

3．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战国末期，秦、楚的势力已发展到达西南边疆地区。楚威王时，楚略巴蜀、黔中以西，至昆明、滇池，在此方圆数千里的沃野上建立统治机构。秦惠王时统一了今四川西北地区。昭襄王时，秦因蜀攻楚黔中，控制长江三峡，使庄与楚国的交通中断。庄无法回归楚国，遂“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24]。昆明滇池一带的诸少数民族均归庄管辖。秦统一中国后，所设三十六郡中，包括西南的蜀郡、巴郡、黔中郡。为了通滇池，在蜀郡之南开五尺道，统一滇池地区，“诸此国颇置吏焉”^[25]。汉初，汉领有蜀、巴之地，高祖并利用巴、蜀的人力、物力，建立起统一的大业。

武帝时，番阳令唐蒙得知蜀郡南夜郎国有牂柯江可通番禺，即上书求使夜郎，武帝以其为郎中将率众往使。唐蒙到达夜郎，与其王及旁邑首领相见，“约为置吏”，各以其子为令，遂于其地设置犍为郡。接着，司马相如建议：“西夷邛、筰可置郡”，武帝便派相如往谕邛、筰，“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26]，由蜀郡西部都尉协助郡守治理。元狩（前122—前117）初年，武帝听张骞言，从蜀郡向西南，可通印度、大夏，于是“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27]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28]。元鼎五年（前112），司马迁“奉使出征巴蜀以南，西界邛、筰、昆明”，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在其《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直接的反映。是年，犍为郡且兰部首领起兵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汉出兵平定，以其地设牂柯郡。接着在冄、丑等首领的请求下，于邛都置越嶲郡，筰都置沈黎郡，冄、骁置汶山郡，广汉西白马置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29]。从此，汉西南边疆连成一片。

4．东南边疆少数民族

江汉以南的东南地区，原为吴、越、楚和百越之聚居地。前473年，越灭吴兼有其地，前334年，越又伐楚，反为楚所败，楚杀越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30]。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定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九江等三郡。前214年，继续向南开拓，增桂林等三郡。次年设闽中郡，秦的东南边疆已达东海、南海。

秦亡之后，赵佗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祖十一年（前196），汉使陆贾至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令其和集百越，勿为南边患害。高后时，赵佗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31]。至此，西汉王朝不仅完全控制了秦的东南边疆，而且大为发展，使东越、南越连成一片。

建元二年（前139），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王向汉告急。事平之后，“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32]。建元六年（前135），闽越击南越，南越王赵胡上书汉廷告急。汉出兵相救，兵未至，会闽越王郢弟余善杀郢来降，汉于是以余善为东越王，繇君丑为越繇王。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内部矛盾激烈，其相吕嘉反。次年，汉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弋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33]。元鼎六年（前111），诸军至番禺，围攻吕嘉、建德，遣使招降，吕嘉乘夜逃入海上，余众降。接着，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四十余万人归汉，东南越事遂平。之后，汉“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34]。九郡中南海、苍梧、合浦、郁林，在秦南海、桂林、象郡之地，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为南越王赵氏经营和瓯、骆越归降之地，至此统归汉郡县管辖。西汉治理的东南边疆，从东海，南海之滨深入到海南诸岛和越南半岛地区。这就使汉的东南疆域较秦进一步扩大，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统一的局面。

5．东北边疆少数民族

《史记·匈奴列传》说：“燕北有东胡、山戎。”秦统一前，东北属燕国，燕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35]。可见燕的领土不仅东达辽东，而且与北方的乌桓、夫余，东方的秽貉、朝鲜、真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后汉书·乌桓传》记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汉初，乌桓受制于匈奴，每年交纳牛、马、羊及皮毛为税，过时不贡，则要遭受匈奴的劫掠。由于匈奴民族压迫之残酷，因而曾发生过乌桓人挖掘匈奴单于祖坟的事。元狩（前122—前117）间，汉兵破左贤王地，乌桓臣汉。

夫余也是秦汉时期东北一个较大的民族，位于辽河以东。《史记·朝鲜列传》载：“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水（鸭绿江）为界，属燕。”夫余所在本为秽地，“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36]。玄菟即今辽宁铁岭南唐王营城，由此可知，夫余的地理位置当今吉林长春、延吉地区。夫余在文化上深受中原影响，“食饮皆用俎豆”，“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37]。“会同揖让之仪有似中国”^[38]，发式冠弁近于华夏。由此可见，夫余与中原经济、文化各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与频繁的交往。

秽貉也是秦汉时期东北边疆较大的少数民族。它是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诸部的总称，也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秽貉是由秽和貉两个民族融合而成。战国时，秽貉属燕。秦灭燕后属秦。秦汉之际，中原大乱，燕、齐、赵人到此避难者达数万口。汉高祖统一中国后，以卢绾治理燕，与朝鲜以水（鸭绿江）为界。卢绾叛汉逃入匈奴，燕人卫满聚众千余人，椎结蛮夷服，东渡水，击破朝鲜王准而自立为朝鲜王，定都王险（今平壤）。传国至其孙右渠，右渠性情暴虐，陵轹秽貉诸部。武帝元朔元年（前128），秽君南闾等率二十八万人叛右渠“诣辽东内属”，汉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元封三年（前108），“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39]，即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其中玄菟郡即为秽貉故地。

秦汉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营，促进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及汉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这无疑适应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潮流，把千余年来中原与四邻之间已经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种空前的民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对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无疑也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