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至春秋战国时，作为我国主体民族的华夏族，已从奴隶占有制社会逐步转化为封建社会。它的上层国家形态，却仍处于分散的状态。当时，周室衰微，周天子名义上虽为“天下共主”，而实权却操于各诸侯之手。春秋之时，政出方伯，五霸递兴，戎、狄强于西北，吴、越盛于东南，形成争夺不休、混战无止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在春秋霸权统治和战争兼并的基础上，中原华夏地区出现了赵、韩、魏、齐、楚、燕、秦逐鹿中原、争夺称雄的混战局面。七国间的这种相互对抗、争夺，显然只有通过战争才能统一起来，才能结束这种混战局面。这一政治统一的形势，不仅反映着社会发展的要求，也反映着华夏族这个共同体发展的要求。
秦国建立于西方，起初弱小而落后，不能与诸侯并列。平王东迁，秦才正式列为诸侯，并继承了周之经济、文化以及它的遗民，成为雍州华夏族的代表。春秋时，秦在与戎、狄斗争的过程中，兼并雍州“诸夏”和一些西戎之国，称霸雍州地区，也成为当时四强（齐晋楚秦）之一。然至春秋末和战国初期，秦内忧外患，“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遏之”[3]。及孝公立，欲复穆公之业，为求富国强兵，乃下令国中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4]于是，商鞅自卫西入秦，说秦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使秦逐渐强盛起来。孝公死后，孝惠文王继承变法之成果，在取魏西河之地和上郡十五县、西北取义渠二十五城、南取楚汉中和灭巴蜀诸郡之后，使秦迅速强大起来。
又经过约百年秦与山东六国的激烈争战，至秦王政，先后灭掉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5]。
为了统治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秦王政在各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树立了绝对集权。他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了周代以来封国建藩的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实现了“诸夏”的统一。又取闽越地，置闽中郡，略取岭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今陕西西部与河套地区）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又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今黄河以北内蒙地区）[6]。这样，秦始皇不仅统一了“诸夏”，而且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纳入秦封建国家统一的版图之内，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直接统治。由此，秦的统一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的大统一，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www.xing528.com)
秦统一之后，由于实行了极为残酷的剥削压迫政策，致使民不聊生，揭竿而起，秦王朝便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雨中被摧垮了。秦亡后，经过长达四年的楚汉相争，公元前202年，刘邦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了西汉王朝。
汉兴之后，各种制度基本上沿袭秦朝而有所增益，但在施政方面则以秦朝速亡为鉴，力求在稳定中求发展。其基本国策是：巩固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对边疆各族采取“和亲”或“封号”的办法来加强联系。汉初，刘邦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闽越王无诸等等。这些异姓王据地称雄，跨州兼郡，连城数十，成为“国中之国”，成了关系着汉王朝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大问题。在此情况下，刘邦先后采用战争的或政治的手段消灭了这些割据称雄的异姓王，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在消灭异姓王的同时，高祖又大力分封同姓王，“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余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嶷，东带江、淮、穀、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7]。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诸侯王也不安于当藩篱了。他们“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8]。终于在公元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叛军虽为汉王朝所平息，但这对统治者也是一个极为惨重的教训。之后，景帝采用晁错之策，采取了削弱诸侯王势力和限制其权力的诸种措施，“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阸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9]。由此，诸侯王强大难制的局面大为缓和，中央集权日益巩固，国家统一显著加强。
中央集权的加强，统一的巩固和发展，汉族内聚力的极大增强，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邦初定天下，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所以“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10]。面对这种残败景象，汉统治者采取了与民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的政策，“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11]。惠帝时，奖励人口增殖，文帝亲耕籍田，倡导农耕，曾免收农田租税凡十二条，景帝又行三十税一的政策，使生产得到很快恢复和发展。伴随农业的迅速发展，冶金、纺织等手工业及商业贸易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司马迁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由于“道无不通”，所以，天下东西南北之货物，不胫而走四方，以所多易所鲜，“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12]。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使中原与周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高祖时，准许南越与内地流通货物，南越常修职贡；又与匈奴和亲，“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13]，并开关市。到武帝时，“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枸酱、竹仗则开牂牁、越嶲，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4]。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显然已突破了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限制，使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进一步加强，从而走向大统一、大融合。这无疑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司马迁的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无疑也产生了最为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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