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与君主专制主义
15至17世纪,是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君主国为载体、以王权加强为内容,即民族国家以民族君主专制主义面目出现。因为王权在混乱中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具体来看,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都铎王朝的建立和绝对君主专制的形成为基础的,法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波旁王朝的建立和绝对君主专制的形成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一些思想家也对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和日益加强的君主专制进行理论上的辩护,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1469—1527)在《君主论》中对君主的推崇和为君之道的论述以及法国政治思想家博丹(1530—1597)在《国家论》中对国家主权理论的阐述。马基雅维利和博丹的政治思想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以及专制君主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1)英国绝对君主专制的形成
英国经过国王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三个阶段逐步形成民族国家,确立起君主专制。
亨利七世时期(1485—1509年),王权通过打击贵族得到加强。1455年至1485年,英国贵族之间为争夺王位发生了长达30年的内战,因为参战的两大家族兰加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族徽分别为红玫瑰和白玫瑰,故称“玫瑰战争”。贵族在这场战争中力量被消耗,贵族与王权抗衡的整体实力被削弱。亨利七世在战争后登上王位,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在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共同支持的基础上,专制王权得到有效的巩固。
亨利八世时期(1509—1547年),王权通过与罗马教皇决裂、颁布《至尊法案》、进行宗教改革等途径进一步加强。亨利八世与自己年长的寡嫂凯瑟琳成婚,本来是为了维持与西班牙的关系,但皇后凯瑟琳生下好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只有一个女儿玛丽,凯瑟琳这时已年过四十,再生育的希望渺茫。而在英国历史上,还没有女儿继承王位的先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王位继承人,英国就可能重蹈“玫瑰战争”的覆辙,都铎王朝也可能灭亡。面对这种局面,亨利八世决定与凯瑟琳离婚,娶安妮为皇后,可需要罗马教皇的判决和同意。罗马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本想偏袒英王,可又慑于凯瑟琳侄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威势,不敢贸然从事,只好拖延不办。在这种情况下,1532年,国会下院向国王呈递《控诉主教书》,谴责教会滥用司法特权,漠视王权。亨利八世为获取教皇批准他的离婚案要求,将此案束之高阁,并与安妮秘密成婚。1534年,亨利八世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与罗马教廷决裂,自己任命英国大主教,实现了世俗王权对教会的控制。亨利八世时代的宗教改革使王权在较短时期内迅速膨胀,变得空前强大。
伊丽莎白女王时期(1558—1603年),英国专制王权进入鼎盛时期。伊丽莎白女王在位前期,指使议会连续通过法案,规定:凡是否认女王合法的王位继承权、散布颠覆政府的言论、制造动乱、发动内战、夺取女王武装力量、纵容外敌入侵英国、包庇叛国罪犯、私自接受教皇教令、要求与罗马教廷和解者均为叛国罪,严厉惩处。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与当时头号殖民强国西班牙进行长期冲突和较量,1588年击溃来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随后又挫败了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确立了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伊丽莎白时代采取的这些内政外交手段,使得英国专制王权发展到鼎盛时期。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绝对君主专制开始衰落。
(2)法国绝对君主专制的形成(www.xing528.com)
15世纪中叶,英法百年战争结束,法国统一民族国家初步形成。之后法王路易十一(1461—1483年)打败勃艮第公爵查理,消灭勃艮第公国,进一步扫除了中央集权的障碍。到法兰西斯一世时期(1515—1547年),王权强大,三级会议长期停开,法兰西斯一世设立御前会议掌握行政管理大权,下令撤销享有自治权利的城市,还设置常备军;逐渐摆脱罗马教廷的控制,实现教会民族化,使教会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
1593年“胡格诺战争”(1562—1593年)结束,波旁王朝建立,君主专制进一步发展和强化。被称为胡格诺教的新教加尔文宗在法国传播,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受到影响,南部的一些大封建贵族也加入信奉者的行列,并企图用宗教运动来对抗专制君主。北方有分裂倾向的大封建贵族则仍信仰天主教,并与王室关系密切,他们打着“保护王权,保护天主教信仰”的旗号,反对南方的胡格诺贵族,混战因此发生,史称“胡格诺战争”。天主教集团首领吉斯·亨利和国王亨利三世在战争中先后被刺死,胡格诺集团首领波旁·亨利1589年继承王位,称亨利四世(1589—1610年),波旁王朝的统治开始。“胡格诺战争”极大地打击了封建贵族势力,使王权逐步巩固起来。亨利四世之子路易十三统治时期(1610—1643年),任用首相黎塞留进行改革,强迫教会缴纳巨额捐税;加强中央政府的职能;委派监察官监督各省的行政、司法、财政,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地方贵族和各省总督的权力,从严惩处叛乱贵族;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为王室增加财政来源。黎塞留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法国君主专制的发展。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1643—1715年),法国的专制王权发展到顶峰。路易十四开创了不任用首相而亲自管理朝政的先例,进一步剥夺大贵族的实权,宣布“朕即国家,朕即法律”,鼓吹“君权神授”,将王权神化,国王只对上帝负责,不对人民负责。路易十四为了向欧洲其他君主显示自己绝对君主专制的权威和荣耀,下令修建豪华奢侈的凡尔赛宫,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到路易十五(1715—1754年)以后,法国君主专制制度开始走下坡路。
(3)绝对君主专制的内在矛盾
近代欧洲绝对君主专制的形成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早期发展的要求,顺应了调整成长中的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矛盾的需要,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所以,绝对君主专制在欧洲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积极进步的一面。王权的加强导致了封建割据势力的削弱和国内关卡的废除,有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商品货币流通,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专制王权为了增加收入,维持常备军和庞大的官僚机构,往往采取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海外殖民扩张,这在客观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扶植和保护的作用,并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取更多的税收,以巩固和加强王权。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绝对君主专制的形成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结成同盟关系。同时,专制王权的形成时期,正是封建贵族阶级趋于没落,新兴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两个阶级势均力敌,力量均不足以压倒对方。这样,两个阶级都想借助于王权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出现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支持王权的现象,王权充当了二者的保护者和仲裁者的角色。王权的加强反映了当时社会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更重要的是,王权的加强成为民族国家形成的象征和代表,成为社会力量凝聚、情感依归和寄托的中心。
但专制王权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总代表和维护者,它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是暂时的,当资产阶级羽翼丰满、日益强大的时候,资产阶级与王权的矛盾就会愈来愈凸现出来,并成为主要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会掀起革命风暴,与王权进行彻底的决裂。王权为维护专制君主的利益,维持整个封建官僚体系和奢华靡费的生活,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加强税收、加重对民脂民膏的搜刮,而这必然会加重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负担,从根本上不利于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这种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是专制王权与资产阶级最深刻的矛盾。同时,由于资产阶级经济的日益强大,在政治上也越来越不满足没有权力的地位,要求在政治上有自己阶级的声音,但专制君主已经将利益表达、参政议政的议会废除,并从根本上否定了宪政法制。王权越来越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阻碍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成长。所以,专制王权的合理性、正当性是暂时的,15世纪到17世纪早期是积极进步的力量,从17世纪中期以后,专制王权就成为一种与历史发展相落伍的东西。专制王权是短命的,其合理性在西欧历史上仅仅存在两个多世纪,当它完成了促使民族国家形成、保护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使命后,必然会被向前发展的历史潮流所抛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