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史：影响宗教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1．宗教改革的社会历史背景

宗教改革的发生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在西欧的萌芽与扩展息息相关，也受文艺复兴以来从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观念转变的鼓励。

一方面，14—16世纪，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是宗教改革勃兴的现实社会根源。当时西欧所发生的社会变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破土成长，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瓦解。政治上，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开始形成，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与分裂割据。英、法两国的封建君主在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集权的“新君主制”。他们加强政治集权，推行重商主义，奖掖文化创造，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在意大利、德意志还存在着分裂割据，迫切需要政治统一。思想文化上，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反神权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批判中世纪教会的蒙昧、禁欲说教与封建的等级特权制度，鼓吹个人的自由、平等与欲望，提倡竞争进取精神与科学求知的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构成了对天主教神权的巨大冲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都把矛头对准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要求通过改革建立适应于民族国家发展的“民族教会”或适应于资产阶级兴起需要的“廉价教会”。

另一方面，宗教改革固然是当时社会现实变革的产物，但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市民的宗教“异端”思想之中。中世纪的城市在11、12世纪兴起后，为了抵制封建贵族与教会的掠夺与控制，城市从经济、政治上支持王权，王权则赐给城市以自由贸易乃至自治的特权。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也逐渐兴起，对教会的大一统神权与正统神学的统治极其不满，于是酝酿出反教会的市民“异端”思想。14世纪后期，英国的威克里夫提出了系统的市民“异端”学说，认为每个人都是上帝直接的“佃户”，信徒和上帝之间不需要教会和神职人员作为其沟通的媒介；任何统治权都来自上帝的恩典和命令，教权不应当凌驾在俗权之上；《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权威，不需要烦琐的宗教教规及仪式。威克里夫还抨击教会敛财与腐败，要求国家没收教会的财产，拒绝教皇对英国的掠夺。15世纪初，捷克的市民“异端”代表约翰·胡司在揭露高级教士的奢侈与残暴时主张取消教会地产与教权服从俗权，废除烦琐的宗教仪式与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用民族语言传教。这些市民的“异端”思想，有力地冲击了天主教会神权的合法权威，反映了市民阶级建立“民族教会”或“廉价教会”的愿望，为16世纪西欧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遗产。

中世纪欧洲市民、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之所以要以宗教“异端”的方式出现，也是由天主教大一统的神权统治格局决定的。在当时，天主教神权是欧洲最大的封建主，也是支配着各国封建政治的重要权力，还是垄断了整个思想文化与教育的意识形态。因此，任何反封建的斗争，其矛头必须首先指向教会。同时，为了将具有浓厚宗教信仰的民众发动起来，也需要为这一斗争披上神圣的宗教外衣。(www.xing528.com)

在中世纪，罗马教廷神权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崛起而至衰落的过程。进入中世纪以后，失去了罗马帝国支撑的罗马教廷，一直依赖于法兰克王权的庇护，积极支持世俗王权的拓展。公元756年，法兰克的君主矮子丕平为了感谢教皇的支持，将意大利北部从罗马至拉文那的狭长地带赠给教皇管辖。这一所谓的“丕平赠土”，使教皇国在北意大利得以建立。查里曼帝国瓦解后，罗马教廷开始注重拓展其神权权威，并在9世纪后期伪造了所谓“君士坦丁赐予”的文件来为其伸张权势鸣锣开道。然而直到11世纪以前，教皇还只是名义上的西欧教会的最高宗教领袖，并没有真正控制各国的教会。随着西欧社会封建化的加深，各国的高级教士不断接受国王封赐，成为拥有大量地产的封建主。这些人既然皆系国王的封臣，就要向国王效忠并履行各种封建义务。教会的封建化必然要导致教会的世俗化，高级教士纷纷充任国王的顾问与官员，不少人更是享乐腐化，荒于教务。在此情况下，各国的封建王权直接控制了高级教职的任命、授予权，支配着本国的宗教事务。

自11世纪中期开始，克吕尼宗教改革运动日益兴起，为罗马教皇权威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这一运动在10世纪发端于法国西南部的克吕尼修道院，后逐渐在西欧大陆展开。它反对教会的世俗化和世俗权力控制教会，反对神职人员结婚和神职人员的家族世袭职位，提倡整顿教规、严守戒条，鼓吹整个教会应当听命于罗马教廷。在克吕尼运动的推动下，自教皇格利哥里七世（1073—1085年在位）开始，罗马教廷开始了反对俗权控制教权、树立教皇神权权威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教廷及其神学家鼓吹教皇权为上帝直接所授，王权为教皇所授，教廷有权废黜王权。同时，教廷从整顿教士道德、强化宗教纪律入手，逐步完善教阶制度，编撰教会法典，并以宗教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教皇的教职授予权和对教士的最高司法权，将教会的圣礼厘定为7项。此外，教廷还频繁地召开国际宗教改革会议，受理各国教士的诉讼，甚至直接与世俗君主展开了激烈的教职授予权之争。为了树立教廷的神权权威，从11世纪末期开始，罗马教廷在讨伐穆斯林异教徒的“圣战”旗帜下，更发动了西欧各国的教、俗封建主对中近东地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十字军”东征。到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时，罗马教廷对西欧的大一统神权权威终于确立。

自13世纪后期开始，罗马教皇神权权威已越过顶峰而渐趋衰落。随着市民阶级与王权的结盟和英、法王权的不断强化，教皇的权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封建王权的制约；日益高涨的宗教异端运动，对教会神学理论和教廷神权统治予以巨大冲击；“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使西欧诸多人死于非命，大量财物耗于战争，罗马教廷将中东地区纳入神权统治轨道的计划破产，其威信也随之下降；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罗马教廷及各国高级神职人员追求物质财富与享乐的欲望更趋炽烈，其聚敛钱财、奢侈挥霍的腐败行径引起社会的普遍不满，教皇神圣的形象遭到严重损害。所有这些都表明，教皇权威的衰落已是势所难免。13世纪末14世纪初，法王对法国神职人员征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坚决抵制，并与法王展开权力较量，但最终彻底失败。这一事变成为中世纪教皇权力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卜尼斯八世受凌辱而死后，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一名法国主教在1305年被选为教皇，称克雷门五世（1305—1314年在位）。此教皇为托庇于法王，始终不去罗马，在1308年将教廷迁至紧靠法国边境的阿维农。从此以后的七任教皇都是法国人，教廷在阿维农历时70年，受到法国王权的有力扼制，教会史上将这一教廷屈辱的经历称为“阿维农之囚”。教皇权威从此一蹶不振。1377年教廷迁回罗马后，教会内部曾经一度因教皇人选而陷于分裂。到了15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与人文主义运动的拓展，罗马教廷神权进一步衰落。这样的形势，也给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