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起源：地理大发现的社会基础与物质前提

1．地理大发现的社会基础与物质前提

（1）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动因。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是多种因素交错在一起促成的。首先是经济上的动因。16世纪以前，欧洲早有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传统。欧洲需要外来的商品，比如欧洲人在饮食上离不开香料，而香料就是从东南亚运去的。欧洲对外贸易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贸易。这项贸易到13世纪末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东方辗转输入的商品比12世纪初增长10倍，其中主要是香料（丁香、肉桂、胡椒等）、樟脑、檀香、丝绸、宝石、布匹，等等。这些商品在欧洲市场上最受欢迎，价格昂贵。贩运这些商品，获利不止百倍。

但是，到15世纪中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1453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占领巴尔干、小亚细亚及黑海北岸等地区，控制了东西方之间的通商要道。帝国军队不但肆意抢劫商旅，而且帝国当局还对过往商品课以重税。这实际上等于堵死了这一条重要的商路。结果，欧洲市场上的东方商品的价格猛涨。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商人很自然地渴望另辟一条通往东方的商路。

对黄金的追求，是另一经济动因。1500年左右，欧洲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货币成了普遍的交换手段。封建贵族用货币购买奢侈品，农民也用货币交纳地租。商人和手工工场主需要更多的货币以便扩大经营，而黄金是最贵重的交换手段，有了它就有了一切，人人都渴望黄金。哥伦布对黄金着了迷，他曾说：“黄金是一切商品中最宝贵的，黄金是财富，谁占有了黄金谁就能获得他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同时也就取得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并使灵魂重享天堂之乐的手段。”自从《马可·波罗旅行记》在欧洲流传以来，欧洲人一直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所以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

其次，传播基督教是推动西欧人向海外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基督教与欧亚其他广泛传播的宗教相比，更多地渗透着普世主义。它从开始就以博爱人类为教旨，并以全人类的宗教自命，因而有一种强烈的使人人都接受基督教的要求。他们甚至相信，为了普及基督教，即使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这种近似好战的传教精神，在与几乎具有同一精神的穆斯林势力长期对峙中日益滋长。十字军的多次东侵，就是为这种精神所鼓舞。从中世纪以来，在西欧还流行一个传说：祭司王约翰是东方一个强有力的基督教君主。西欧的基督徒梦想和这位君王建立联盟，以便共同攻打穆斯林的势力。热心于航海事业的葡萄牙亨利王子的动机除了企图夺取香料贸易之外，便是与东方的祭司王约翰联盟，发动一次新十字军运动，传播基督福音于全世界。1500年前后完成地理大发现的航海家们从事海上冒险活动的动机之一，便是弘扬基督教于海外诸国。

第三，人文主义思想对西欧人向海外发展，也起了积极促进作用。按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思想，人们最关心的不应是现世，而是来世，是死后上天堂。天主教还认为人生而有罪，禁欲苦行，可以赎罪。文艺复兴运动扫荡了这种神学观念。人文主义者讴歌现世生活，相信人的力量，认为人应当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发挥自己的才能来创造幸福。人文主义思潮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个人进取精神和物质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是海外冒险事业的一种思想动力。

（2）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条件。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的发生，还因为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航海技术的改进。在1500年以前的300年间，欧洲船舶平均每艘的吨数增大4倍，载重量只有150—200吨的脆弱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让位于载重600—800吨的圆形船体的帆船。中国发明的罗盘针也已于12世纪末13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大大提高了航行效率。14世纪葡萄牙人改造阿拉伯人的三角帆，加快了航行速度。这样，船身增大了，速度加快了，操纵也更加灵便了。改进的帆船还可减少100—200个划手，相应地减少了为这么多人载运的粮食，因而也更经济了。西欧绘制地图的技术到14世纪也相当发达，开始出现标明海岸线及港口位置的航海图。航海技术的改进，为地理大发现及西欧诸国的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西欧诸国在海外扩张时期，之所以能所向无阻，征服一个个国家和地区，原因之一是“船坚炮利”，有先进的海上作战方法。15世纪前，西欧在海战方面是落后的，当时的海战主要是甲板上的短兵相接。到15世纪，欧洲的战舰才装备大炮。但这种所谓大炮仍是小型的，发射的石弹只有几盎司重，而不是几磅，它可以杀伤敌人，但不能伤害敌舰的舰体，因此这种小型炮的装备，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海上战术。欧洲人曾试图把在陆战中使用的大型大炮装到战舰上去，但因这种大炮太过笨重，无法把它运上军舰，更无法把它架设在军舰上发射炮弹。直到16世纪20年代才出现了转变，佛兰德斯和德国的冶金家发展了铸炮的技术，铸成的新型大炮有1．5—3．7米长，发射的圆石弹（后来是铁球）重22．7—27．2千克，在射程274米中能击破敌舰舰身。这种大炮可以安装在军舰上，操纵也容易，在新设计的军舰上多的可载40门。于是海战战术也发生了变化，从甲板上短兵相接过渡到用大炮轰击敌舰。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使处于海外扩张期间的西欧在海上占了优势，从而有可能控制联结各大洲的海洋。

第三，商业上的进步。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采用复式簿记。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路卡·帕乔利发表一部关于簿记的著作，建议商人在进行一切交易时，都要在总账里记入两次，一次作为贷方，另一次是作为借方。这种记账方法使人们能在任何时候都可对一项生意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也使经营者加强了盈利意识。②银行业和信贷业的发展。意大利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早在12世纪就开始使用简单的汇票，到1408年已出现银行，银行逐步扩大它的经营范围，包括储存、借贷、汇兑等有利资金流通的业务，这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便利。③观念上的改变。中世纪在基督教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谴责谋利的行为，教会禁止放贷取利，认为这是“一个在上帝看来是可恶可厌的罪恶”。但是，随着商业的发展，到16世纪中叶法国法学家查理·杜莫林已经要求人们承认“温和的、可以接受的高利贷行为”。于是，以借贷取利的活动不再被视为不义，高利贷可以畅通无阻了，经商非贱业更是理所当然的了。④股份公司的出现。荷兰、英国及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还有利凡特公司、莫斯科公司以及哈德逊湾公司，等等，都是股份公司。股份公司这个组织形式的产生，是商业上的重大变革，在这以前商人从事商业活动，是个人负责到底的，他们从投资、转运到各种买进、卖出等活动，都是亲预其事，合伙经营也是如此。股份公司则不同，它把投资与经营管理、商业活动分开，使投资者从经营管理的责任下解放出来，可以调动大量资金投入商业冒险事业。任何想把少量资金投于贸易事业的人都用不着自己操心，只是以认购股票的形式进行投资就可以了。股份公司在组织上逐渐趋于完备，一切管理事务都委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董事会，再由董事会选出可靠的人去管理经营业务。这种商业组织形式有利于把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冒险事业，是动员经济力量从事海外贸易的最有效的工具。商业上的这些进步给西欧的商业带来了活力，从而加强了西欧向海外殖民扩张的力量。

第四，专制政府的支持。西欧诸国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形成于15—16世纪。作为从封建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政治上层建筑、专制制度与新兴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系的。专制制度的形成和维持，要靠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支持，同时资产阶级也需要专制政府保护它的经济利益。专制政府支持发现新航路，支持海上发展，用海军保护本国航运业及海外贸易，有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16世纪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是如此。她甚至投资于英国的海盗事业。而且，专制国家还可以调动社会上一切力量——经济活力、技术进步、新教徒的进取精神，等等，把它们汇合成一个整体引向海外。西欧专制制度就这样成为向海外扩张的强有力的后盾。

在西欧国家中，在海上探险方面走在最前头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这是因为：

第一，两国都在大西洋沿岸，这个地理位置使它们先天地倾向于向海外发展。两个国家向海上发展的第一步是在15世纪先后攫取了距非洲西海岸不远的四个群岛。葡萄牙占领了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西班牙占领了加那利群岛。这四个群岛不但在地理位置上有极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也有很大的经济价值，那里土地肥沃，盛产甘蔗、葡萄及木材。在得到这几个群岛作为海上据点之后，西、葡向海外发展更为便利。

第二，两个国家都掌握了航海技术，特别是葡萄牙。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葡萄牙的亨利王子，他的绰号是“航海家”，他做了许多工作，为葡萄牙的航海事业铺平了道路。他的业绩在于，使水手及造船技术的传统经验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从而改进了葡萄牙船舶的航海性能。亨利王子曾积极筹划绕过非洲到东方的航路，他派出一支又一支的探险队去勘察非洲西海岸。(www.xing528.com)

第三，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宗教热情特别强烈。这是在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中形成的。他们过去长期处在外来穆斯林的统治和压迫之下，历时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把他们反对伊斯兰教的感情与笃信基督教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弘扬基督教的信念更加强烈而坚定。这种信念是推动他们积极寻求东方新航路的一种精神动力。

（3）地理大发现的过程。最先探寻通往印度航路的是葡萄牙人。多年来，葡萄牙人不断派遣探险队沿非洲西海岸向南摸索到东方去的航路。当时欧洲尚未发明经纬仪（1760年才发明出来），在航海中无法测定经度。但是，可以根据中午太阳的倾斜度测定纬度。早在1487年，当巴托洛缪·迪亚斯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遇到大风时，他的船失去控制，随风向南飘去，一连13天不见陆地。当风力缓和下来时，迪亚斯让他的船向东方（因为他认为陆地是在东方）航行，但是不久他发现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越过了非洲南端而进入印度洋了。由于船员筋疲力尽，乃掉船回去，在归途中他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海角。迪亚斯回国后，葡萄牙王命名该海角为“好望角”。

继承迪亚斯事业的是达·伽马。他在1497年7月8日率领四艘海船从葡萄牙启航。他具备一个好的条件，就是已知“好望角”的纬度（这是迪亚斯在发现好望角时测定和记录下来的）。他不是靠近海岸航行，而是远离海岸，这样既无浅滩之险，海风又吹得强烈而均匀。他在安全地到达预定的纬度（即与好望角相同的纬度）时，便朝正东方向驶去，绕过好望角，沿非洲东岸航行。1498年4月，船队进入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在这里雇了一个阿拉伯水手引航，横渡印度洋，于5月20日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亦称科泽科德）。达·伽马在印度出卖了他从葡萄牙带来的商品——小型物件及毛织品之后，便买进胡椒、肉桂等东方物品，在1499年9月返回葡萄牙。这批货的卖价，为这次航海费用的60倍。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从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

当然，葡萄牙人开创这条新航路的目的是为了做买卖，所以他们决心垄断新航路上的全部贸易。为此，他们采取了野蛮的暴力手段。达·伽马曾在一次航行中洗劫了从麦加归来的非武装的阿拉伯商船。

克利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年）是意大利航海家，他在15世纪晚期一心想寻找到东方去的新航路，并为此制订了一个海上探险计划。他计划从西欧出发一直向西航行，目的地是东方的中国、日本及印度。当时人文主义者重新发现的古代希腊人关于大地是一个球形的学说，在西方已经为不少人所知晓，但是关于地球之大小及陆地、海洋的距离，尚在臆测和估计之中。哥伦布当时就错误地估计从西欧经过大西洋到日本的距离不足4800千米，向西航行是西欧到亚洲去的捷径。而当时葡萄牙人根据精密的计算，正确地认为到东方去的最短途径是从西欧出发，绕非洲南端，然后折向东北方向航行。因此，当1484年哥伦布向葡萄牙王室提出他的航行计划时，遭到了拒绝。两年后，哥伦布出现在西班牙宫廷中，经过他的再三恳求，女王伊萨贝拉接受了他的计划，答应向他提供人力物力。这里出现一个既饶有兴味又耐人深思的历史“假若”的问题：幸亏哥伦布做了错误的估计，假若他估计正确的话，他一定不会向西航行，从而也就一定发现不了美洲新大陆。历史的客观后果，往往是出乎身当其事的历史人物的预料之外的。

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艘帆船，从西班牙的巴罗斯启航，船员中有有经验的水手和有能力的军官。9月6日离开加那利群岛，扬帆出海。幸而一路上都是顺风，航行很顺利，但是一天一天、一周一周地过去，所见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波涛浩渺的大洋，连陆地的影子都看不到，水手们越来越不安。为了安慰大家，哥伦布向他们谎报了航行的距离。10月7日看到飞鸟了，但仍不见陆地，连哥伦布自己也发愁了，因为按照他的计算，应该到达日本了。10月9日他向众人表示如果在三天内仍看不到陆地，就返转回去。就在这几乎绝望的时刻，船上的守望者突然发现远远的水天相接处有一个黑点，黑点越来越大，原来是一个海岛（这属于巴哈马群岛），大家高兴得犹如绝处逢生，一同舍舟登岸。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时刻，因为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从而也就打开了新旧大陆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闭塞。但是哥伦布到逝世前，一直相信这是亚洲的一个海岛，他将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意为“救世主”。

哥伦布在离开圣·萨尔瓦多后，继续航行，来到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海地），然后返航回西班牙。这是他第一次航行。西班牙君主热心支持哥伦布的航海事业，又拿出大量资金，帮助他继续远征。1493年，哥伦布率领一支舰队，离开西班牙扬帆出海。这个舰队有三桅船、轻帆船和双桅船，总共17艘。参加远航的1200人中，有教士、军人、工匠及农夫。舰队也运载一些农业用品，如农具、种子、牲畜等。这次航行的直接目的不是开辟新的贸易市场，也不是征服东方的王国，而是到伊斯帕尼奥拉岛上定居，建立一个既采矿又从事农业的殖民地，然后以这个殖民地为基地到中国及印度去。这一次到美洲后，伊斯帕尼奥拉殖民地建立起来，他还当上第一任总督。但是这个殖民地始终没有兴旺起来，主要是因为哥伦布缺乏管理的才能，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航海家和探险家。1498年他又进行了第三次远航，当他到达伊斯帕尼奥拉时，这里发生骚乱，但是他没有用武力镇压，而是向发生骚乱的西班牙移民让步，把岛上的印第安人分给这些移民充当奴仆和庄园劳工。这种分派劳役制后来稍加修改，在西属西印度群岛普遍地建立起来。哥伦布虽然做了让步，心怀不满的西班牙人在回国后仍把他的统治说成是暴政。1499年，西班牙国王委派新的总督博瓦迪利亚去代替哥伦布。新总督上任后，把哥伦布遣送回国。但是国王不久又恢复了对他的信任，1502年又派他做第四次远征。他沿着美洲大陆进行探查，经过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但还是看不到中国的影子。回到西班牙后，他失去了西班牙王的信任，1506年郁郁而终。

（4）教皇子午线的划定。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地理发现提出了关于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当时流行两种观念：一种是基督教国家有权占领异教徒的国土，另一种是教皇有权决定尚未被基督教统治者所占领的土地的主权归属。早在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就颁布一道敕书，把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发现的领土送给葡萄牙人。当哥伦布在第一次探险中发现美洲后回到西班牙时（当时他相信他所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西班牙宫廷害怕葡萄牙和它争夺这个新发现的“印度”，便要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承认西班牙对于这块土地的主权。1493年5月4日教皇确定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约等于4．8千米）的子午线为分界线，并且把该线以西的土地划归西班牙，以东的土地都归葡萄牙。1494年，西、葡两国又缔结了《托得西拉斯条约》，把这条线向西移动270里格（约等于13千米）。当时西班牙人认为自己在这个条约中占了便宜，相信到印度去的航路是在西方。但是实际上这条分界线使得葡萄牙人取得了绕非洲到印度去的航路上的所有据点。

（5）麦哲伦的环球航行。葡萄牙人垄断绕道非洲去东方的航路上的贸易及他们所获得的惊人利润，刺激欧洲其他国家的冒险家也纷纷寻找到东方去的其他航道。哥伦布寻找中国的美梦虽然连续破灭，但人们还是渴望向西航行到达亚洲。西班牙冒险家巴尔波阿的发现更加鼓舞了他们。巴尔波阿在达利安地峡（巴拿马）寻求黄金时，看到了另一个海洋（后来称为太平洋），人们相信横渡这个海洋就可以到达东方。16世纪初，出现了想进行这个尝试的一批职业冒险家，大多是葡萄牙人或意大利人，其中有阿美利哥·维斯蒲西（意大利人）、卡波特父子（意大利人，后移居英国）及斐尔南多·麦哲伦（葡萄牙人）。最后只有麦哲伦发现了通过太平洋到亚洲去的航路。

麦哲伦是西班牙政府派出的探险家。西班牙人对于葡萄牙垄断东西贸易（特别是贩运香料）一事垂涎三尺，他们声称《托得西拉斯条约》所定的分界线是围绕全球的，派麦哲伦去探险，是希望他能够在分界线的西班牙一侧找到生产香料的岛屿。

麦哲伦的远征是一个空前的壮举。他在1519年9月20日从西班牙圣卢卡尔港出发，一共有5艘船，每艘吨位约100吨。船队渡过大西洋，翌年3月抵达南美巴塔哥尼亚。但是在这里停留期间船员发生哗变，麦哲伦勉强把它平息下去。5月中旬，一艘船在探航中沉没。10月，船队到达后来以麦哲伦命名的海峡。船队通过海峡时遇到了狂风暴雨，用一个多月时间才穿过海峡进入新的大洋。11月初，另一艘船离开船队驶返西班牙。麦哲伦率其余三艘船沿智利海岸航行，在到达北纬50度的地方折向西北前进。在以后的80天内只看到两座无人居住的荒岛。1521年3月6日到达一个海岛（可能是关岛），在岛上补充了食品。同月16日到达菲律宾。为了占领这块新发现的土地，麦哲伦干预了诸岛的内讧，他在攻打马克坦岛的战斗中，被当地人杀死。其余船员乘两艘船在当地水手的帮助下绕过婆罗洲（今印尼加里曼丹岛）北端抵婆罗乃（今文莱首府斯里巴加湾市），不久驶抵香料岛（今马鲁古群岛），这时已是1521年11月。他们在这里遇到了驻在当地的葡萄牙人的袭击，但仍得到了大量的香料，在新推选的船长第·卡诺率领下，经南印度洋驶向非洲南端。途中一艘船被葡萄牙人掠去，剩下的一艘船“维多利亚”号历尽艰险，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驶返西班牙。1522年9月6日当该船回到圣卢卡尔港时，船员仅剩18人。但是船上运回的香料很值钱，足够抵付全程的费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绕全球一周的航行，历时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