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文化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与作用——《西方文明史》成果

4．基督教文化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与作用

中世纪即是基督教在欧洲的第二个五百年，是教化蛮族的时期。基督教在这五百年内，不仅使整个欧洲基督教化，而且成功地保全了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明的精华没有毁于蛮族之手。这对文化的传承，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如今基督教所面对的，是在文化水平上相对较低落的蛮族文化。所以，这个时期的基督教是以“强势文化”的身份，来提携、濡化甚至改造各地区的原有文化。

中世纪早期的确发生了文化的衰退，但这场衰退决不仅仅是蛮族入侵或者基督教文化专制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古典文化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在漫长的中世纪里，基督教逐渐与蛮族融为一体，像园丁一样小心地呵护着新生的文化嫩芽，终于使它成长为参天大树。当然，园丁也不可避免地要求这棵树苗按照他心目中的形象生长，于是免不了经常用暴力剪去一些不符合他要求的枝杈。但也正是这样，才成就了中世纪乃至如今具有特色的西方文化。其实，即便是在以反中世纪著称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也依然是在中世纪锻造出来的。

现代西方诗人兼思想者艾略特有一段名言：“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意义……如果基督教消失了，我们整个文化也将消失。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从头开始，并且你也不可能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你必须等到青草长高，羊吃了青草长出毛，你才能用羊毛制作一件新大衣。你必须经过若干世纪的野蛮状态。”以基督教信念为核心的中世纪文化的成长正是如此。基督教是在中世纪兴起并走向繁荣的。基督教文化的繁荣在中世纪这个特别的时代中，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现代社会观念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是经过日耳曼、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三重文化因素的整合运动，逐渐形成的欧洲共有文化，它正是融古代的伦理和教理于一身，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超个人、超家庭甚至超越国家的普遍的精神纽带。在这一文化构成中，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和蛮族文化，分别提供了理性、信仰和习俗三大基本要素。其中基督教作为旧世界文明的继承者和保存者，为中世纪的文化奠定了最主要的根基，构成中世纪文化的核心理念。正是在基督教文化思想的哺育下，西方由野蛮逐渐进化到文明。

基督教对西方中世纪文化的影响，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全力承担了挽救与传播古典文化的历史重任，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

军事上强大的日耳曼人虽能破坏一个新世界，但因其文明进程上的落后无力创造一个新世界。那文化荒芜的时代，教士成为唯一有文化的人。为了宗教事务的需要，修道士们做了许多搜集、保存、抄写书籍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修道院逐步建立起藏书室或图书馆，修道院设有专门的抄写室，将抄书作为修士的日常任务。修道院的修道士也从事一些编著活动。修道院还兴办教育，主要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教师由修士担任。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修道院承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维系了文化的命脉。修道院在中古世纪的欧洲，几乎同时承担了“宣教中心”、“教育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三重角色。它保存了希腊、罗马的部分高度文化，如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一些论著以及希波克拉提斯、尤多克索斯、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的著作，以及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累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等等，使日耳曼人开阔了视野，接受了新思想。对此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指出：“只是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述即所谓‘拉丁古典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基督教教会不仅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种子，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

早在中世纪开始之前，基督教就已经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展开了一个碰撞、交融的过程，并逐步取代古典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古典文明正在经历着一场变革，哲学思考开始逐步让位于宗教信仰，世俗的道德价值正让位于宗教关怀，人间之国已抬起双目仰望苍穹，罗马世界的文化正在朝着探求神的方向发展。因此，以理性为主导精神的古典文明随后代之以把信仰作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是有其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的。

其次，基督教客观上促进了中世纪西方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并使政治分散的西方以基督教为纽带融合成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

马克思分析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基督教作为新的世界宗教是在融合东方与西方神学、哲学和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悄然兴起的，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重燃了人们生存的动力，赋予了他们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要求，使他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基督教在当时也与现实相适应，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势。它日益与统治阶层、人民大众结合，这使宗教日益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情愫、一种需要、一种支柱。

在基督教历史的最初三百年里，基督教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大迫害造就了一大批殉教烈士，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也促使逆境之中的教徒们更努力地传教，结果反而增强了教会的地位。此外，基督教主张忍辱负重、与当权者合作，这些思想的政治意义和实际作用逐渐为罗马帝国统治者所认识和看重。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尽管基督教和罗马权贵最终未能挽救帝国的衰亡，但是它以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形式取代或同化了古代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为中世纪社会提供了生活的模式和思维的方法。其中奥古斯丁作为古代地中海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当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西派教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很快承认了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国家，并开始向那些地方派遣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随着基督教在这些日耳曼王国中的传播，那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日耳曼人，一方面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尽管是出于宗教目的，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派教会在西方乃至北欧地区的传教过程，也是普及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过程。正是基督教在日耳曼人王国中的传播，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教化，使众多落后的日耳曼部落由氏族社会直接转入了中世纪文明的轨道，从这时起，西方通过一个共同的信仰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治组织真空的教会组织而连成了一体。只有当西方的不同民族被融合进基督教世界的精神团体中时，他们才获得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最重要的是，也正是这一点把西方的发展与世界其他的文明区别开来了。

第三，基督教在客观上促进了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并为后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www.xing528.com)

中世纪早期西方文化的复兴，与罗马教会的传教活动以及修道院制度在西方的发展分不开。西方中世纪早期文化首先在不列颠爱尔兰的修道院取得了繁荣，接着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英格兰，诺森布里亚在7世纪末一度成为学术中心。在西方大陆，文化复兴找到了查理大帝这位保护人。在查理大帝的赞助和奖掖下，很快兴起了中世纪学术研究的风气，形成了中世纪哲学与文化更新的趋势，史称“加洛林文化复兴”。这标志着古代地中海文化已通过基督教成功地移植到了西方大陆，并为日后新的复兴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评价说，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至公元10世纪，热尔贝主教保存并巩固了查理曼时代的学术基础，同时引进了东方世界的科学和思想方法，有学者称这一事件为“鄂图文化复兴”。

在此，人的本性与社会存在应如何达到统一和协调的问题，遂构成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追求对中世纪个人灵修实践和社会改革活动都有过直接影响，并作为一种精神遗产而被14、15世纪更为普遍、更为深刻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继承和发扬。

第四，基督教对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逐渐渗透到西方哲学、法学、教育、艺术以及科学等各个领域。

在哲学领域，基督教奠定了近代西方的哲学思辨传统。中世纪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家把理性应用于启示，力图证明关于信仰的教义来自于启示而非理性，但是信仰和理性并不相互排斥，基督教的教义也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和说明。托马斯·阿奎那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进一步标榜自己承认客观知识和人的理性，把中世纪经院哲学推向高峰，为了更加牢固地确立基督教哲学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也为了适应当时社会对于理性的普遍要求。

在法学领域，德国著名法学家鲁道夫·耶林有一句名言：“罗马曾经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中世纪欧洲是被基督教神学家称之为“神圣秩序”的时代，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被贬低，它只是在教会之旁或教会之下的一个负责较低等级事物的社会组织。城邦的统治者和政府的官员与教会的管理人员均来自相同的阶层，在相同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并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因此，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不断的相互批评的过程，它刺激了一种受过教育的公众舆论的发展。现代罗马法精神正是经历了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改造，是宗教信仰进一步理性化和世俗化的产物。

在教育领域，基督教也为近代西方教育打下了基础。中世纪早期不仅在宗教生活的精神戒律上，而且在基督教文化的思想发展上都带有修道院领先的痕迹，它们被称作西方文化的“本尼狄克时代”。因为上自7世纪新型基督教文化在诺萨布里亚的兴起，下迄12世纪城市生活的复苏和公社的兴起，较高层次的文化的连续性在西欧，在作为知识和文学创作的巨大源泉的本尼狄克修道院中得到了维持。严格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制度都是源于中世纪的大教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其文化知识和多种学科也是在中世纪早期兴起的文法、修辞、逻辑、几何、数学、天文、音乐这“七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2世纪城市大学的诞生，带来了西方社会学术生活和教育制度的深刻变革。从欧洲历史上看，各种教育制度、机构设施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与基督教教会分不开的。中世纪大学所确立的一些制度，如指定学生必须学习的课程，以及使用教科书、学生毕业授予学位等，在西方高等教育中一直沿袭至今。

在文学方面，中世纪早期出现的教会文学作品多是赞美诗和描写基督与圣徒生活的戏剧，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都曾进行过这方面的创作。至于中世纪盛行的英雄史诗，最著名的有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等等，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它们大多借基督教反对异教斗争的形式，表现一种寻求统一和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神性和世俗性的矛盾在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但丁的《神曲》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他以基督教天堂与地狱为题材，作品充满了神学典故；他把基督教神学作为最高指导思想，却又把异教徒维吉尔作为引路人；他既崇奉基督教来世思想，又在作品中讴歌现实生活。基督教文学，尤其是《圣经》对欧美文学的影响至今不衰。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曾从《圣经》中汲取营养，寻找素材。14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的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16世纪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都取材于《圣经》。由此可见，《圣经》已成为欧美文学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基督教在西方曾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同时也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它追求上帝之国，却在世俗界泥足深陷；它在理论上遵循唯灵主义，在实践上却采用感觉主义；它希望拯救世人，却一度沉沦为人间地狱……这种典型的自我分裂和二元对立，以及由于力图克服这种对立而导致的普遍虚伪，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最本质的特征。神性与人性的深刻矛盾，在信仰与理性的互动之间造成了恒久不变的痛苦。这样一种摇摆不定的心灵特质，戕害了亿万民众，使思想形成禁锢，学术不得昌明。

中世纪的基督教教育也有着极大的局限性。除内容过于以宗教为中心外，学校对学生的管教也是极为严格的。棍棒和鞭条是学校的必备品，更有甚者，还对学生实施监禁、绝食等惩罚。严酷的体罚和侮辱性的惩罚往往使学生身心备受摧残。

宗教信仰的狂热和专制酿成了种种战争，如十字军战争、镇压异端的战争。尤其是宗教裁判所的成立，不仅严酷迫害违背教会正统的宗教学说，而且残酷扼杀新的科学思想，布鲁诺、塞尔维特、伽里略都是遭到宗教裁判所迫害的科学家。教会曾把大批有“异端”思想的人活活烧死或终身监禁。教会还垄断了几乎全部文化教育事业，为其神权统治服务。在西方的中世纪和近代社会，科学与宗教确实呈现出了激烈的冲突，几乎科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受到了基督教的阻挠，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经过了与基督教的殊死搏斗，大批的科学家受到了天主教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和惩罚，伽利略被长期监禁，布鲁诺被活活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