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史：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及十二铜表法

2．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与“十二铜表法”

罗马人驱逐了塔克文·苏佩布之后，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根本改革，废除王位，选举两名执政官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扩大元老院权力，赋予它广泛的国事大权，这标志着罗马历史进入到它的第二个阶段——共和时代。

共和体制是罗马人独创的一种纯粹的罗马化政体形式。体制中的执政官代替了原来的“王”，行政上负责处理国家一切事务，是国家决策的主要制定者；军事上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财政上有权动用国家资金，数额多少由他们视情况决定。执政官设两名，任期一年，两人拥有同等权力，彼此拥有否决对方的权力。执政官在职期间如有渎职行为，将在卸任后加以追究。两名执政官均来自贵族，退任后进入元老院。元老院是整个共和时代权力的核心，拥有监管国库和否决人民大会全部决议的权力，建议执政官的人选，监督执政官并调解两人之间可能出现的争端。公民大会闭会期间，元老院是一切国家大事的最高决策机关。在宗教生活中，元老院还有权规定宗教团体的人数和宗教节日，主持宗教仪式，批准新宗教的引入，负责解释神兆等。元老来自贵族阶层，终身制。如遇非常时期，元老院则推举一名独裁官全权处理危急事件。独裁官拥有最高统治权，甚至在城区内握有无限制的绝对权力，但任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危机结束即卸任。

罗马的共和体制是一种典型的贵族政治。贵族掌握了全部的国家政权，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竭力维护和扩大其特权。政治上贵族把持着国家高级官职和元老院，平民不能跻身其中；经济上贵族侵占大量公有土地，平民却分配不到，只得向贵族租佃土地，借贷财物，很多人因此负债累累，甚至沦为债务奴隶；宗教上贵族垄断了所有职位，平民不得染指；婚姻上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可以说从共和国诞生之日起，贵族就高踞平民之上，使得从王政时代两者就存在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围绕着政治权利、土地分配和债务奴役三个问题，平民从公元前5世纪起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平民除了经济上要求重新分配公有土地、减免和取消债务奴役以外，还要求享有与贵族通婚的权利，要求各级官职包括执政官对平民开放。(www.xing528.com)

平民对贵族斗争的第一个胜利是平民保民官的设立。公元前494年，罗马与邻近部落伏尔西人、埃魁人发生战争，在强敌压境之际，平民全副武装离开罗马，撤到罗马东郊的圣山，拒绝出战，以此抗议贵族拒不停止不利于平民的债务法。贵族被迫让步，承认平民有权选出两名保民官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不论是元老院的决议还是高级长官（独裁官除外）的命令，凡是损害平民利益的，保民官都可行使否决权，甚至有权否决国家的决定与法案。公元前471年平民保民官由2人增加到4人。公元前449年的一项法律规定保民官的人身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人数也增至10人。

平民对贵族斗争的第二个重大胜利是《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公元前451年至450年，在平民斗争的压力下，贵族被迫同意制定了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法典只是把罗马传统的习惯法加以整理和记录，并没有给平民带来多少好处。如法典明确规定维护债权者的利益，债务人在承认自己的债务或已经通过法庭判决之后，可有30天的“法定延期”来筹措钱财清偿债务；延期结束后仍无力偿还，债权人可强行将债务人交付法庭判决，直至给债务人戴上足枷、手铐，甚至处以分尸的极刑。法典还极力维护贵族的特权地位，强调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法典个别条款还有着明显的“以牙还牙”的原始性，如凡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能取得调解时，伤人者也应受到同样的伤害。尽管如此，相较没有成文法之前，习惯法的解释权完全属于贵族，由他们任意解释迫害平民而言，法典的制定本身就是平民的一个胜利。有了成文法就得按律量刑，贵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任意解释法律。另外法典中也对贵族的专横和滥权做了一定限制，如借贷年利不得超过本金的十二分之一。

在《十二铜表法》通过以后，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继续深化。公元前445年通过了保民官卡努留法案，废除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限制。公元前376年通过了保民官李锡尼、绥克斯图法案，平民可以占有和使用公地；平民所欠债务一律停止付息，已付利息应作债款的本金计算，下余未偿本金三年之内分期偿还；两名执政官中一名须由平民出任。这一年第一任平民执政官被选举产生，这一事件标志着贵族政治垄断的地位被打破。公元前326年通过波提利阿法，禁止以人身抵债，平民的人身自由获得法律保障。公元前287年，平民又争得了平民会议（特里布斯会议）的立法不经元老院批准即在全国生效的权力。在抗争的过程中，平民还争取到了出任军政管、财务官、监察官、执法官、大祭司和占卜官的权利。平民的参政缓和了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减少了内耗，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使得共和体制更为完善和巩固，这就为罗马向地中海周边地区的大规模扩张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