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东方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

四、古代东方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

本书作为西方文明史纲要课程，专门讲述西方文明史的发展，因此，在“绪言”部分借简述世界人类古代文明发展的契机，稍对古代东方文明发展的特征做一简单概括。

“古代东方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中的一个特定概念，以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古典文明。不过，这一概念其实并不精确。从空间上看，古代东方文明的历史地理范围大致在北非、西亚、南亚、东亚的几个主要的文明区域，同时也包括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而从时间上看，一般都着眼于将其置于上古时代的奴隶制社会来加以考察，但南亚、东亚地区的近代以前的社会文明也常常被归属于这一范畴。

西方文化本身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与东方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光来自东方”，这则著名的希腊谚语客观地反映了古老的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中说过：“东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两千年前的司马迁所说的“东方”与“西方”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东方西方并不相同，但是他对文化和时空的感受与思考，以及其中充溢着的哲理，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参考价值。另一位比司马迁时代更晚的近代西方学者同样思考过东西方的关系，这就是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世界的历史只有一个东方（‘东方’这个名词的本身是一个完全相对的东西）；因为地球虽然是圆的，历史并不围绕着它转动，相反地，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黑格尔的东方西方已经与我们今天的概念十分接近了，因为从古代希腊起，欧洲已经开始把自己称为西方，亚洲则代表东方。当然，黑格尔的说法是片面的，因为并非只有“东方”是一个“完全相对的东西”，地球是圆的，所以西方同样是完全相对的。尽管黑格尔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见解中掺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但是他能够看到并肯定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这对于今天的文化研究仍然不无借鉴作用。

其实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世界主要文化体系中，除了地中海大西洋与北美大洋洲之外，近代以来几乎都被看成是“东方”，包括非洲与拉丁美洲也都被笼统地称之为“东方”，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无边的东方”。

实际上世界文化不可能用绝对二元的观点来看，并不只是只有东方与西方，更不是除了西欧北美之外全都是东方。东西方文化只是历史所形成的两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化类型，这两种文化类型及其划分对于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要看到，这两种文化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与其他多元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方与西方，是客观存在的空间概念，人类的认识来自于空间与时间，这是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所有的认识都从时空关系开始。但是，地球是一个运动的球体，它的任何方向都只是相对的。在宇宙中，可以说既没有绝对的东方，也没有绝对的西方。地球是圆形的，如果我们向东或是向西一直运动，经过一次环球航行，仍然会回到出发点。时空的相对性决定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互相联系，从古代直到现代，东西方文化之间都是互动与互补的。

最早从文化的意义上明确划分出西方与东方的，应当追溯到公元前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公元前492年到公元前447年，欧洲爱琴海岸的古代希腊的雅典与东方帝国波斯进行了多次战争，在这些大战中，希腊人认识到自己与波斯人之间，不但在地理位置、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大不相同，而且在政治、军事制度乃至语言文化之间都存在巨大差异。由于波斯帝国在希腊的东边，是亚洲国家，于是希腊人产生了最早的东方文化概念，并且开始把自己视为相对于东方的西方民族。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在其名著《历史》中，根据当时的世界地理知识，对于希腊的位置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希腊地处欧罗巴大陆，东边是亚细亚大陆，波斯是位于亚细亚的国家，最东边的国家是印度，欧罗巴大陆属于西方，亚细亚大陆属于东方。希罗多德写道：“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沙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希罗多德明确地把亚细亚及亚洲大陆的国家如波斯、印度等说成是位于东方的、日出方向的民族，以区分位于地中海的希腊地区，这是较早的东西方文化的区分。希罗多德是希腊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的观点对于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黑格尔所引用的希腊文的“东方”与“西方”的名称，正是反映了欧洲这种古老观念的起源。(www.xing528.com)

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又称两河文明或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等，相对来说较早成熟，而古代西方文明即以希腊、罗马为主体的地中海文明产生相对较晚。西方古代文明形成的过程中，曾直接受惠于相邻的西亚文明与埃及文明。在古代东方，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文明发展模式。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小亚细亚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国文明等诸种文明类型的酝酿和发展都各有其特色，体现了人类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不过，在古代东方文明中，诸如以上所说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以及中国文明等社会文明类型中，却始终显现出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

“早熟”的灌溉农业是古代东方社会经济的一大特色。古代东方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流域。尼罗河、两河（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印度河与恒河的中下游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便于居住在当地的古代人类克服当时社会生产力所固有的许多局限，使用简陋的生产工具进行耕作。国家对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与维护，则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早熟”的灌溉农业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城市工商业的兴起，而且直接为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与文化领域的创造奠定了物质基础。

建立在“早熟”灌溉农业之根基上的古代东方国家，一般都实行君主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它经历了一个从“多元”向“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演进历程。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需要充分组织人力、物力，有效地调配各种社会资源，由此而促使国家公共权利逐渐集中在中央政府，官僚政府机构比较发达。农业发展所积累的物质财富，也为数量众多的国家官吏与军队的组建、国家领土的防御与对外军事扩张，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供给。由此，在古代东方，从分散的城邦逐渐向统一的王国再向大一统的帝国的演进，就构成了大多数东方国家政治史的基本特征。与此相应，东方国家的宗教观念，也从“多神”崇拜向“一神”教信仰过渡与转变，便于君主为其政治权威披上“神授”的宗教光环，实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十分频繁与激烈，由此而导致社会文明的不断裂变、整合与发展，则是古代东方文明的又一重要特征。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两河流域、印度河等地区的农耕民族，不断受到居住在中亚草原与波斯高原的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袭击。在征服与反征服的斗争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通过反复的碰撞与融合，为古代东方社会文明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与强大的发展张力。

古代东方文明的社会等级结构与奴隶制也有着其明显的特点。在古代东方，社会成员的贵庶尊卑之分比较明显。君主被视为神的代表或后裔，笼罩着神秘的宗教光环，处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其下大大小小的贵族，也分别享有不同的身份与地位。处于下层的农业劳动者与工商业者虽然在法律上被看作是自由民，但并无多少国家公民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是奴隶。奴隶来源广泛，既有战争中所得的俘虏，也有因贫困而沦落的自由民，其中的债务奴占有相当的比重；奴隶既被用于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的兴修与农业生产领域，也被用于工商业活动与家务劳动；由于家族血缘关系与社会等级结构的影响，奴隶常常有自己的家室与少量财产，有的还可租种主人的土地，向主人交租，或向主人贷款做生意。债务奴在还清债务之后，还可以恢复自由民的身份。森严的社会等级结构与富有“弹性”的奴隶制，在相当的程度上赋予了古代东方文明以潜在的“文化惰性”，制约着它的发展演进。

古代东方文明的文化成果也富有特色。与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数学、天文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发达。而国家公共职能的强大与君主的专制集权，又导致了以宏大辉煌的帝王陵墓、宫殿为表现形式的建筑、雕刻艺术的繁荣；频繁的大河泛滥与民族冲突的场景，则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特有的素材，产生了一些撼动人心的英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