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代西方文明的发展

三、远古时代的文明发展

关于人类远古时代的文明发展演变，大概要从5000年以前开始说起。人类最早的文明有五个，虽然在我们中学的教科书里称作是四大文明古国。其实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只不过是最早的这一批文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出现的一些国家形态，这是一种通俗的说法。人类远古时代的五个文明，从西向东一字排开的次序是：地中海上的克里特文明与迈锡尼文明，由于这两个文明地处爱琴海，其影响广泛地辐射到爱琴海沿岸地区，所以也被称为爱琴文明；接着是地中海南岸的古代埃及文明，由于地处尼罗河冲积平原地区，所以也称作尼罗河流域文明；然后再往东就是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有一块冲积地，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以又称作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河之间的意思；再往东就是印度河流域文明，这个印度最古老的文明又称作哈拉巴文明，是由南亚次大陆的土著达罗毗荼人在哈拉巴这个地方建造的文明；最东边，也就是亚欧大陆的最东边，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文明，通常是指夏商周三代或者称先秦时期的远古中国文明。下边列一个简表，对这五个人类远古文明的演化嬗变作一简单排列：

上面这五个人类远古文明中，时间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大概要数两河流域文明和古代埃及文明了。前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后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100年。这两个文明都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稍晚一些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文明：爱琴文明和印度文明。克里特文明，即爱琴海文明，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600年前后，比较明显地带有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痕迹。克里特岛地处地中海，紧锁在爱琴海的入海处，海上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有着频繁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因此，克里特人从更加古老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吸收了不少文化资源，创建了自己的文明。克里特神话中的很多神祇，都带有埃及神话的半人半兽形象的痕迹。在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河流域，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创造了哈拉巴文明，哈拉巴文明是由于在一个被称作哈拉巴的地方被发掘出来而得名。在20世纪初，有一些英国考古学家在一片荒芜的墓地发掘出来一个城市遗迹，哈拉巴文明由此而被世人所知。人们熟知的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而著称的古代印度文明，是古代印度文明的第二代文明，即哈拉巴文明的子代文明，它是由从西北方向侵入的操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建立的。而被征服的土著人，即达罗毗荼人沦为奴隶，被入侵者称为“达萨”。一直到现在，在印度南部地区，仍然生活着一些达罗毗荼人的后裔，他们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

在五个远古文明中最晚出现的一个，是中国的夏商周文明。关于中国文明出现的时间问题，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上下五千年”之说），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是学术界的定论。西方学术界一般只承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代开始，理由是在商代中国才有了文字，即甲骨文，而文字是判定文明与史前状态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史学界的观点，则以夏代为中国文明历史的起点，夏代以前的历史，如三皇五帝为传说时代。中国前些年曾为此搞过一个重大的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即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项目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发掘出有说服力的夏代文明的考古证据。此外，理清理顺夏商周三代的具体分期，以及每位帝王的执政年代等。商代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17世纪初开始，如果以商代为中国文明史的起始，则中国的文明史有3700年；夏代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22世纪左右开始，距今则有4000多年，也可以说“上下五千年”了。

人类远古时代的这五个文明发源地，在地域范围上都非常狭小，仅限于一两条大河的冲积平原。从今天所知的全球世界范围来看，犹如浩瀚无垠沙漠中的几个小绿洲。在这些最初的狭小的农耕文明的南边，一般都是海洋或者沙漠，而它们的北边，则是辽阔无边的亚欧大草原，生活着许多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的活动范围非常大，而定居的农耕文明则如同沙漠中的几片绿洲一样被漫无边际的游牧民族包围着。在亚欧大陆上，就形成了一种南农北牧的基本格局：南边是一些刚刚萌芽的、弱小的文明国家，人们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文化水平较高；北边则是许多游徙不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生产力水平低下，文化水平很低，基本上还处于蒙昧和野蛮状态。南边农业文明民族战斗力弱，而北边游牧民族剽悍善战，战斗力特别强。从公元前3000年人类文明产生的时候开始，一直持续到公元后1500年，亚欧大陆北部的游牧世界对南部农耕世界的每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其结果都导致了人类文明的巨大变化。可以说，人类4000多年的历史，都是在亚欧大陆南北两大世界——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对峙中度过的。在公元15、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重要分水岭到来之前，人类的文明主要就是在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融合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起来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15世纪以前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亚欧大陆南部的、看起来弱小和地域狭小的农耕世界，在遭到了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和征服之后，不仅没有彻底被消灭掉，而且还通过一种以柔克刚的方式，在长期的文化融合过程中，改造和同化了入侵的游牧民族，并且通过游牧入侵者的中介，把以前属于游牧民族生活的地区也纳入到农耕文明的范围内。

从公元前3000年末开始，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前后持续了近2500年左右，游牧民族对刚刚出现不久的农耕世界发起了第一次大入侵，随之而来的是第一次文化大融合。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活动中，亚欧大陆上的几个第一代文明，即亲代文明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亚欧大陆西部的几个远古文明，在这次游牧民族大入侵中，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分别向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侵入农耕世界。西南方向的一支游牧民族，侵入了希腊半岛，在此后几百年的入侵和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在克里特文明与其后迈锡尼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崭新的希腊城邦文明，即人们熟知的创造了美丽精湛的艺术作品和哲学思想的希腊城邦文明，以及其后的囊括地中海，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文明。而另一支向正南方向入侵的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越过了伊朗高原，进入了两河流域，经过几百年的入侵和文化融合，在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上，导致了一个新的文明形态，即波斯帝国的产生。再往东，还有一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南方向侵入了印度河流域。这些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北方入侵者，取道伊朗高原冲入到印度河流域，摧毁了原先由印度河流域的土著人，那些身体矮小、皮肤黝黑的达罗毗荼人建立的哈拉巴文明，然后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古代的印度文明，即以吠陀教和婆罗门教为标志的古代印度文明。这个古代印度文明，最初也可以称为婆罗门教文明。到了公元前6世纪，从婆罗门教中又以改革的方式产生了佛教和耆那教，然后到公元4世纪以后，又产生了印度教，从而成为一个“宗教的万花筒”。这个古代印度文明，就是印度的第二代文明形态，它也是北方来的游牧入侵者与当地哈拉巴文明融合、杂交的结果。(www.xing528.com)

克里特岛、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三个亲代文明，都在公元前3000年末以后的游牧民族大入侵的浪潮中，以文化杂交的方式嬗变出新的文明形态，产生了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和古代印度文明等第二代的子代文明。三者发生形态嬗变的重要中介，都是来自北方的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这些野蛮入侵者与当地土著文化相结合，产生了第二代文明形态。这是亚欧大陆西边的这三个远古文明在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中发生形态嬗变的基本状况。

亚欧大陆最东边的中国远古文明，即先秦时代的夏商周文明，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每一次大入侵和文化大融合中，受到的都不是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冲击。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中国与亚欧大陆西部的其他文明之间，有着崇山峻岭，有着像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这样一道又一道的高山险阻，把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向东入侵的浪潮遏制住了，所以他们没有越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中国，没有对中国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形成威胁。但是，虽然中国的亲代文明——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没有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大体相当的时间里，中国夏商周文明却受到了蒙古利亚人种和汉藏语系内部的一些游牧民族的入侵。据历史文献记载，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就频频地威胁和骚扰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这些西北的游牧民族在商周时代被中原农耕文明的人们贬称为鬼方、鬼戎、昆夷、猃狁等，到秦汉时期又形成了统一的匈奴部落。当时人们把来自西北的这些游牧民族，通称为戎狄，西边称戎，北边称狄，西戎北狄构成了黄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威胁。《诗经·小雅》中就有“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说的就是西北戎狄入侵所造成的中原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状况。从商代开始一直到西周，再到东周春秋战国时代，以西北的戎狄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始终对中原形成了一个大的威胁。他们不断地对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发起战争，因此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西北方的那些诸侯国，如秦、赵、燕等，为了防止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犯，都修筑了坚固的城墙，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把这些国家的北城墙连接起来，筑成了万里长城。它的作用，就是为了防范西北游牧民族。其间有时也进行和平交往，双方形成了一个相互冲突和融合的漫长过程。这个冲突与融合的过程，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这样一个动乱时代，最终就导致了中国第二代子代文明的出现，这就是秦汉帝国。秦汉帝国作为中国的子代文明，其产生的情况虽然与亚欧大陆西部几个文明嬗变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是仍然是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冲突、融合的历史结果。

在人类最初的五个亲代文明中，其中三个是受到操持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一个则是受到操持汉藏语言的游牧民族入侵的影响，这四个亲代文明都在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了文明形态的嬗变。这也就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的历史效应。另外还有一个古代埃及文明，它的情况同上述四个古代文明迥异。

埃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浪潮中幸免于难。埃及地处地中海南岸，来自亚欧大陆北部高原和草原的游牧民族只会骑马驰聘而不善舟楫，不习水性，很难越过地中海去侵犯埃及。因此埃及除了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受到闪米特语系的喜克索斯人的一次短暂入侵之外，再也没有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冲击。这件事在当时看来好像是埃及的幸运，其实却是埃及的巨大不幸。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指出，埃及在公元前1600年喜克索斯人被驱逐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死掉了。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很早就成为了一具文明木乃伊。在生物学中有个现象，过于纯化的物种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文明也是如此。汤因比认为，埃及实际上在公元前1600年就已经死去了，已经丧失了任何自我更新的能力。但是这样一个死而不僵的巨大尸体，从死亡到收尸入殓，竟然用了1600年的时间，直到罗马帝国把埃及变成自己的一个行省，古代埃及文明才最终结束。而在此之前，埃及已相继被波斯人和希腊人所统治，实际上早已成为一具绝嗣的文明木乃伊和金字塔而已，用汤因比的话来说，成为一个“文明的化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古代埃及文明彻底消失了，它没有在与游牧民族的“文化杂交”过程中发生形态嬗变，成为一个绝嗣的文明。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埃及这个地方就先后被波斯化、希腊化、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今天的埃及已经成为伊斯兰教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的埃及文明则由于绝嗣而永远地成为了一个“文明的化石”。

亚欧大陆的文明格局，在经历了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之后，从五个亲代文明中经过形态嬗变而演化出了四个子代文明，这四个子代文明从西到东，依次分别是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帝国、古代印度文明，以及中国的秦汉帝国。与此前的亲代文明相比，这四个子代文明的地域范围大大地扩展了，文明的域界向北扩展了约十个纬度，充分体现了文明发展演化的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即文明形态的嬗变和文明地域的扩展。这就是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第一次大入侵和大融合所产生的历史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