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周萍萍的博士论文《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与江南信徒》完成后，得到评议专家们的一致赞许，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但她自己认为，论文的答辩通过只是说明学业及格，而要成为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还应该进一步改进提高。据我所知，这几年来，她在工作之余仍孜孜不倦地继续搜集这方面资料，积极参加有关学术交流活动，阅读国内外学者论著，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从她近年发表的几篇论文看来，学术水平又有了很大提高。经过认真的修订和充实，现在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终于可以面世了。她希望我能从论文指导教师的角度作一评论。我曾参咨其论文选题的确定，并几次阅读文稿，和她商讨过一些问题，因而比较了解她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情况，自然应尽绍介之责。
周萍萍攻读中外关系史博士学位的头一年，注意力就逐渐集中到明清之际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这个领域以往中外学者的论著比较多，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更成为我国学界的热门之一，总体的和许多专题的研究已达到相当高水平。博士论文要求在相关领域有创新的成果，而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要做到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是很不容易的，因而具体选题的确定颇费周章。学界早有一种说法：“文献缝里找题目”，意思是在研读前人论著、吸收知识的同时，善于发现相关课题研究的薄弱点或空白点，衡量自己的能力，看可以在哪些方面下工夫。这个说法曾受到批判，但我以为它并没有错，尤其是对选定博士论文题目很管用。哪怕只填补了这些夹缝中的部分空隙，也是对学术进步的贡献。周萍萍首先着眼于耶稣会士传教事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不过，写一部耶稣会士江南传教史的专著，不是修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所能做好的，故应再缩小范围。在研读前人论著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她注意到以往学者多偏重研究耶稣会士与士大夫的关系，而相对忽略了其在平民百姓中的传教活动和平民信教情况的研究，对妇女信徒的研究更少见。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使中国民众皈依天主，而平民百姓正是他们传教的主要对象，其男女信徒中也是平民占绝大多数，这一点最使反对者担忧和恼怒，从而对耶稣会士发出种种指责，并实行压制排斥。可见在这方面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于是论题确定。
我对这个课题也很感兴趣。小时候我生活在东南沿海偏僻的半岛上，知道几家住在山岙里的穷亲戚竟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一直惊讶不已，不理解天主教何以能传到如此闭塞的地方。读大学时看了一些中西交通史的书，对明清间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活动略有了解，尽管那时定调为“宗教文化侵略”，但耶稣会士那种不畏艰险挫折的执着传教精神还是令人敬佩，只是具体传教情况还不甚清楚。所以我是带着增长这方面知识的目的来读萍萍的论文，一遍遍地问疑、切磋，果然获益良多。
首先是资料的收集。平民信徒处于被漠视的社会底层，本身文化水平不高，因而有关资料比较欠缺。虽然这是以往这方面研究薄弱的一个原因，但如果给予足够的重视，则可以从中外文献中找到相当多被忽略的信息。如法国学者谢和耐（J.Gernet）的著作《中国和基督教》（Chine et Christianisme）就主要依据传教士寄回的信札对平民奉教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经过萍萍的努力，又从汉文文献中发掘出不少相关资料，弥补了谢和耐的不足，如汇集明末反基督教文献的《破邪集》，就从攻击传教士的角度多次讲到小民奉教情况。从法国学者荣振华（J.Dehergne）的《明末中国的基督教徒》（Les Chrétientés de Chine de la période Ming，1581—1650，载1957年的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一文中，她也找到不少第一手资料。对她写作论文帮助最大的是比利时鲁汶大学1999年出版的高华士（N. Golvers）所著《常熟传教士鲁日满：账本与行实研究》（FranQois de Rougemont，S. J.，Missionary in Ch’ang-shu：A Study of Account Book［1674—1676］and the Elogium），该书公布了鲁日满记录日常收支的账目和他去世后一位同时代神父为他写的传记，其中保留了大量他与当地平民交往的珍贵资料。萍萍获知国内已有此书后，亟谋借阅或复印，但未能如愿，当即尽力筹措外汇从国外购来，乃得以利用此一新资料。她将明清间耶稣会士江南传教活动和各地教堂的演变分三个时段详细论述，通过仔细研读相关史籍和论著，大量查阅方志以及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又找到若干常用史料中漏载或误载的市镇乡村教堂的资料，不仅在教堂及信徒数量、地点上对前人论著有所订正补充，而且丰富了其平民信教问题的研究。(www.xing528.com)
其次是传教士在平民中的传教情况和平民信教原因的分析。明末的灾荒和统治者的压迫剥削，造成社会动荡，平民陷于极度困苦无助。这时，传教士布讲救世福音，宣扬众生平等、灵魂升入天堂之说，给予人们心灵上的慰籍；十字架、圣水、肃穆的教堂氛围和优美圣画，也能激发他们盼望神灵救助的迷信心。更重要的作用来自耶稣会士用一些金钱救济贫苦民众，帮助病者疗疾，使他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她钩稽出鲁日满日记里大量救助贫苦百姓的记录，与其他中外史料相印证，使其论述大大充实。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何看待反教者对传教士以“利欲相诱闾左小民”，至谓其“煽惑愚民，从其教者，每人与银三两”的指责？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证据说明传教士用金钱收买信徒，南京教案被捕教民的口供中也没有他们收取传教士钱财之事。她列举了鲁日满账簿所记录的一年半中对贫苦百姓（有信徒，也有非信徒）的救助共62笔，大多是几十文，百来文到一二两，最多的三两一笔是购买三石米救助许多人的；总计用银仅十三两多，铜钱5，000多文。据此证明耶稣会士就“用钱诱使民众入教”的指责所作申辩是符合事实的，而反教者把他们的济贫救病说成金钱收买，则是蓄意曲解和诬陷。论文还特设一节对江南传道员何世贞及其著作《崇正必辩》进行个案研究，说明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基层传道员在教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有助于读者了解社会下层民众中传教信教的情况。
耶稣会士的中国信徒中有为数不少的妇女，而且多是十分虔诚，甚至出现了终身不嫁的“贞女”。中国妇女受到礼教的严重束缚，抛头露面、男女混杂，素来受到严厉指责（如宋人对摩尼教的指责中就有这一条）。传教士们通过什么途径向她们宣教？如何给她们授洗？妇女信徒是怎样过这种“洋教”生活的？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前人著作中都未见专题研究。周萍萍博士论文中特设《女性信徒》一章，首次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仔细的论述，学术上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这部书研究的课题涉及多种文字而且十分零散的大量资料，其中仍蕴含着不少前人未曾留意的重要史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评判也存在若干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还有较大扩展和深化研究的空间。相信作者在这个学术领域继续深入、扩大研究，必能有更多的佳绩贡献于学界。
（原载《十七、十八世纪天主教在江南的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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