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序

赵琦《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序

赵琦博士修订其学位论文为《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一书，即将付梓。两年半前，承内蒙古大学委付，我曾作为评阅人之一读过这篇论文，记得第一个印象是：无需看导师名讳便知必是周清澍教授。清澍师兄对历史文献的渊博学识和对研究资料穷搜细究的严谨学风，一直是我钦佩和效法的榜样，故颇熟悉他的论著风格，而赵琦的论文就明显具有周氏风格的影响。这篇论文对大蒙古国时期的中原儒士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资料的搜集和考订下了大功夫，利用各类史籍达200多部，研读十分精细，发掘出大量以前鲜为人知的材料，弄清了许多记载缺略的人物生平。据悉，10位评阅人意见非常一致，关键评语多不约而同，说明其学术价值是得到公认的。赵琦博士在短短三年中能完成此项规模大且多处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足见治学之勤奋与精一，同时当亦得益于良师“要把金针度与人”的悉心指点。我庆幸元史学界又得一朴实学风的优秀传人，故愿借此书出版之机谈谈自己的读后感，希望这种扎实研究方法能推而广之。

本书所论的“金元之际”，是指从成吉思汗开始攻金（1211年）到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1271年）的时期。持续20多年的蒙金战争，无疑是时人形容为“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的一场浩劫，不过，随着蒙古对汉地由秋来春去、“大掠而还”转向建立长久的统治，其统治方式和剥削方式也逐步调整、适应。只是由于“南北之政每每相戾”，这一转变的进程步履维艰，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才出现大的转机。中统、至元间的“仪文制度，遵用汉法”说明，中原制度文化的命脉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仍能延续不断，终于复苏。经历了半个世纪多的磨难，中原制度文化是如何地被保存下来，什么人推动和实现了其延续与恢复？中外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主要是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态度的转变和中原各类人士在保存汉文化中的作用两个方面。我很赞同澳大利亚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教授1966年发表的Personnel and Personalities in North China in the Early Mongol Period一文中所说的，从1211年成吉思汗进攻中原到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其间蒙古人和汉人两种文明都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体会他的用意是，正因为有这种变化的基础，忽必烈即位后才得以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极复杂的官僚政治机构和政府制度。罗氏文章对1211 至1229年间约60位为蒙古服务的中原各地汉人（含契丹、女真）军政官员（主要为世侯）作了综合考察，说明蒙古人为保持对中原的统治，就必须利用其原有的政治机器和管理、办事人才。士人是中原文明的承载者，他们在“金元之际”中原文明的保存中起了更直接和具体的作用，因而对这个时期士人的遭遇与活动作全面细致的研究，可以更深切了解中原文明延续和恢复的艰难曲折过程。但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有很大缺陷，金末元初很多士人的文集没有留传下来，除了政治上、文化上地位较高的一部分人在正史和现存文集中有传记或碑铭外，大多数士人都只有零散、杂乱的资料，或仅见其姓名。清末学者施国祁的《元遗山诗集笺注》对元氏诗文中涉及的人物生平作过考索。近50年，有孙克宽先生的《〈湛然居士集〉中的中原儒士初考》（《大陆杂志》第12卷第6期，1956年）和姚从吾先生的《元好问〈癸巳上耶律楚材书〉的历史意义与书中五十四人行事考》（《姚从吾先生全集》第六集）两文是专研究儒士的，姚文引证文集中的碑铭诗文资料尤为丰富，对元好问所推荐54名儒士中45人的生平事迹作了详明考述。此外，还有若干篇研究汉地世侯的论文，对他们保护或任用的儒士也作了论列。但上述诸论著都没有对此期儒士作全面的专题研究，资料的搜集也欠周全。

近年来，元史研究者日益重视从方志、金石文献和现存元碑中发掘资料，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于是产生了不少超过前人的研究成果。清澍师兄的《忽必烈潜藩新政的成效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从《乾隆顺德府志》中发现宋子贞所作《改邢州为顺德府记》，从《道光续增沙河县志》中找到元人马德谦和吕诚的传记，据以考知宪宗初年邢州沙河县达鲁花赤吕诚和前金进士马德谦曾远赴漠北向领主投诉邢州弊政，希望归忽必烈王府治理，于是领主与他们共同提出请求。这和《张文谦神道碑》所载“会郡人赴诉王府”及《元史·世祖本纪》所载“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云云适可印证，就是显例。赵琦善能领悟导师的治学方法，在蒙元前期北方儒士的研究中发扬光大。本书考述了大蒙古国时期中原各级统治机构、各地世侯和蒙古诸王所起用或征召的儒士，以及在民间从事教学和著作的儒士，人物数以百计，几乎包举无余。其中很多人的生平都是首次发现有关资料，通过勘同辨析而考证明白的。如上述姚先生文章无考之9人，本书考知者有6人；对姚文已考诸人也多有补充。太宗二年（1230）所置十路课税所正、副使20人，《元史》均未立传，生平多不明，本书一一查考，都作了交代，并进而考出此后任职的诸路课税使、副以及课税所僚属各十多人。太宗八年耶律楚材奏立燕京编修所和平阳经籍所，是蒙元前期肇兴文教的盛举，而《元史》仅载“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本书考明，此三人均任职于燕京编修所，并有燕京课税使陈时可兼领编修所事；又查考出平阳经籍所主事者孟攀鳞、麻革、曹之谦、陈庾以及京兆经籍所的任职人员。戊戌选试的中选儒人，前人已考者24名，本书将《元史》误载的董文用剔除，增加有事迹可考者12名。粘合重山是蒙古国“中书省左丞相”，地位与耶律楚材同，但生平事迹除《元史》本传的简略记载外就很少。王国维据耶律楚材有多篇赠忘忧［居士］诗，并从诗中知其亦为中书大臣，因疑此忘忧居士即粘合重山。本书作者从北图馆藏历代石刻拓本中找到癸卯年（1243）的《请□公禅师驻棲岩疏》，碑末署名“中书左承相忘忧居士粘合□”，不仅确切证明了王国维的推断，且可知1243年重山尚在任，而屠寄仅据《元史》太宗十年（1238）诏其子南合“嗣行军前中书省事”的记载遂断言重山卒于是年南征师还途中，忽略本传尚有“复入中书视事”一语，诚属武断。作者又引证《全元文》所辑民国《林县志》收录的元人曹居易撰《金灯记》的记载：“岁己亥（1239年）夏六月，宣差奉御江淮安抚使粘合［南合］公道出相下。……不浃旬，皇帝诏公代父丞相南伐，摄知行台军马事”，证明南合嗣行军前中书省事实在太宗十一年；进而勘同《元史·杜瑛传》所载“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即彰德，时在金亡后若干年）及《马亨传》所载中统间（据《商挺传》应为中统三年）奉诏审查兴元判官费正寅诬告廉希宪、商挺案的中书右丞粘合珪，就是粘合南合（据《南合传》和《宰相年表》），由此考知其“行台”（行军前中书省事）衙门就设在彰德。诸如此类钩沉发覆、考遗辨误的成绩，本书中在在皆是。许多有关人物生平的新资料往往是从他人碑传、诗文或石刻题名等容易被忽略处发现的，足见作者用力甚勤，且读书心细如发。

本书的研究成果当然不限于上述资料的发掘和考证，许多精彩分析和独到见解同样令人瞩目。如当时文人们所含糊说的“壬辰北渡”，其实是汴京陷落后，儒士和大批民众一起被蒙古军和汉军将领掳掠或驱迫迁到河北，许多人成了他们的驱口。在蒙古统治中原的各级机构中，“儒士并非以其具有的传统社会功能——辅治天下受到任用，而仅仅是被看作能管理簿书、书写文案的人才才加以任用”。直到忽必烈即位，饱受摧残、埋没的中原儒士“终于迎来采行汉法、确立与中原传统政治制度一致的封建官僚制度和儒士可以出任官吏的时代”。中书省大量任用的汉儒宰执，“在确立国家各项制度、总管国家行政、起用人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些见解都是在充分史实和实事求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作者对中原儒士在金元之际教育和文化各方面的成就，分别作了论述，说明他们在这个危难时代尽管遭受种种困厄，仍多恪守天职，为中原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不懈努力作出贡献。(www.xing528.com)

为吸取新知，我较仔细地读了这部书稿，获益良多。中青年时代，我在先师韩儒林先生指导下编写《元朝史》，曾立过遵照“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教诲遍检各地方志搜寻元史资料的“宏愿”，惜由于自身的慵懒和种种客观原因，这项读书计划基本落空。如今看看自己以往写的东西多有粗糙、疏误处，深感不安，更羡慕能够在良好条件下安心做学问的新一代学者。蒙元史研究中，史料的搜集、考订等整理工作始终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因而本书的研究方法和踏实学风尤其值得提倡，学界诸贤想必会认同我的看法吧。

本书考述的人物非常多，我建议学习西方学术著作的体例，在书后附一个人名索引，以便读者利用。

2004年2月于南京

（原载《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