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尚衍斌《元代畏吾儿研究》

尚衍斌《元代畏吾儿研究》序

最近二十年是我国西北民族史研究飞跃发展的时期，不仅研究人员和论著数量空前增长，更可贵的是学术水平显著提高，根本改变了长期以来这门学科在国际上所处的落后地位。就拿回鹘史研究来说，晚清治西北舆地之学者囿于汉文史料，无多建树，而同时西方的东方学家则不但研究汉文文献，还注意搜集、利用其他东方语资料（包括传世回鹘文献），其成就即在我国之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突厥文碑铭和回鹘文文书的发现，更把回鹘史研究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德、俄、法、日等各国学者竞相对这些碑铭、文书进行考释、翻译，并利用此珍贵新资料研究回鹘政治史、社会经济史和宗教文化史等多方面专题，成果丰硕。于是，能否运用这些新资料进行科学的研究，成了判断学术水平的主要标准。在这一划时代的发展时期，我国学术界又落后了一步。直到50年代才有冯家昇先生第一个进行回鹘文文书的研究。冯先生开创之功至大，可惜当时从之者寡，仅凭一人之力所能做的工作毕竟有限。不久后这项研究中断了十来年，与国外的差距更拉大了。到70年代末，这种局面开始迅速扭转，一批积累丰厚的中年学者（以耿世民先生为代表）迎来科学的春天，以加倍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工作，更多的年青学者很快跟上，形成一支相当强的研究队伍。于是研究回鹘史的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有对回鹘文碑铭、文书某一单件的考释，或汇编集注，有研究其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专题论文或综合性著作，其中不少可与国外名家之作媲美，反映了我国学者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能力与努力。尚衍斌同志的这部著作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份成绩。

衍斌同志在新疆大学学习、工作多年，对古代西域史作过一些专题研究。由他完成的科研项目《古代西域服饰研究》，重点部分就是研究回鹘—维吾尔族服饰，因而对回鹘史文献相当熟悉。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根据其学术根柢和此间研究条件，选择元代畏兀儿作为学位论文课题。畏兀儿就是回鹘西迁后形成的各支势力中最强大、最稳固之“高昌回鹘”的元代译名。其所据东部天山地区宜农宜牧，且处在丝绸之路两干线（绿洲路与草原路）的枢纽位置，自古以来为中原王朝统治西域的根据地，同时也是其他强大势力屡屡争夺之区。这样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使定居其地的回鹘人，经济、文化面貌以至民族特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到蒙古兴起时，他们已是农商兴盛、文化发达的民族了。蒙古采用畏兀儿字“书其国言”，畏兀儿菁英分子自然成了刚刚脱离质朴无文状态之蒙古人最好的“八哈失”；畏兀儿亦都护率先主动归附蒙古，加以畏兀儿菁英善于兼通他族语言文化，又使他们成为蒙古统治其他被征服民族的可靠而得力的助手。反过来，大蒙古国的扩展，特别是元朝统一全中国，也为畏兀儿人提供了空间广阔的用武之地。可以说，元代是历史上畏兀儿人发挥作用最大、最光彩的时期。因此，元代畏兀儿研究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这个课题的研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东部天山本土的畏兀儿人，一是外迁的，主要是入居中原、江南和随亦都护播迁甘肃的畏兀儿人。衍斌同志最初考虑集中精力研究内迁畏兀儿，但原先已较多接触本土畏兀儿资料，饶有兴趣，且前人虽作过许多研究，仍留有不少可以补充的余地，于是决定两部分都做。他提出的计划是，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土部分力求充分利用回鹘文文书，结合汉文史料，重点研究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关系；内迁部分力求广泛搜集文集、方志资料，对其分布、仕宦情况及文化活动作全面的研究。我赞成他的研究计划。因为就前者而言，苏联学者吉洪诺夫的《10至14世纪畏兀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制度》（1966年）及德国学者冯加班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1973年）两部最为研究者称道的著作都已出版了20多年，其间又有一些新资料发现，同时，学界对回鹘文书的研究也更缜密，在此基础上将所有经考定属于元代的文书作一番全面细致的分析，必能对畏兀儿地区的社会有更准确的认识。就后者而言，陈垣先生出版于20年代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是研究所有色目人的，且限于“华化”人物，其所辑畏兀儿人仅十余位；杨志玖先生的新作《元代西域人的华化与儒学》较陈书多有增补，但也因与陈书相同的题目限制，不足以反映内迁畏兀儿人的全貌。从资料上看，前人多注意搜检文集，而对方志下力还很不够，因而多有遗漏；在史事上，前人多热心于论述汉文化影响，对政绩不甚注意，加上某些著作对元代色目官宦的不准确评论，给人以色目（包括畏兀儿）无好官的印象，这是不公平的。可见，这个课题的两个部分都值得做，而且可以做得比前人有所进步。(www.xing528.com)

然而，这样做的工作量极大，而学位论文有严格的完成期限，时间局促。衍斌同志明知这一困难，但已一发不可收。他夜以继日地埋头在研究室和图书馆古籍部，南京夏天甚热，蚊子又多，他常被叮得手脚红肿，涂上药继续干，以异常的勤奋弥补了时间的不足，终于如期交卷。其畏兀儿地区研究部分，几乎阅读了中外学者的所有有关论著，利用了113件回鹘文书，对官制、法律、土地、赋役制度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作详细的分析，其中关于地契、借贷契约、阶级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颇多创见。内迁畏兀儿研究部分，则以资料搜集较全为主要优点，其所辑文集资料也有一些是前人遗漏的，但主要是从方志中找到前人未利用的资料，例如畏兀儿官宦从六品以上事迹可考者，共搜集到近百人。此外还有不少仅记载为回鹘人，但未能确定究竟是回回人还是畏兀儿人者，概不收入，说明治学态度是严肃的。关于元代畏兀儿人仕宦者多的原因，指出除受信任及立功之家外，更因其文化素质较高，既熟悉蒙古语言、文化，又善于掌握汉文化，在蒙、汉之间能起中介者的作用。这是符合史实的正确分析。总之，作者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完成这项研究的，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现在，衍斌同志的这篇学位论文经过修订，即将出版。在庆幸我国元史和西北民族史研究事业发展中又增一新成果的同时，我想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这个领域的研究难度非同寻常。就拿在我们新疆及敦煌等处发现的古代各种语言文字的材料来说，本国学者能直接进行研究者为数不多。回鹘文字因被蒙古文借用而传播，识者较多，但古今语言有差距，古代名物制度的考释更复杂，识回鹘文和会今维吾尔语未必就能顺利解读元代回鹘文书。这方面我们自己的研究还不能说已达到先进水平，例如本书所利用的回鹘文书多数还是参考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水平，希望衍斌同志能在语言文字上再多下功夫，突破这一关，做到直接研究和利用中亚古文字材料。这是20世纪前期老一辈学者就提出的努力目标，现在应该是更多人都能做到的时候了。

（原载《元代畏兀儿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