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与合罕称号的探讨——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

成吉思汗、合罕称号再探

（澳）罗依果 撰

在这篇以敬爱之情奉献给友人尼古拉·鲍培（Nicholas Poppe）九十大寿的论文中，我将讨论两个大家熟悉的词：“成吉思”和“合罕”。确切地说，这两个词合起来构成这位蒙古大征服者的称号乃是后来才有的，而在他生前仅是被称为“成吉思汗”。①“合罕”和“汗”两个称号即使不是在语言上、也是在历史上有关联的，因而在讨论前者时，我也将多少涉及后者。

我们从现存最早的蒙古史料《蒙古秘史》中知道，铁木真——未来之成吉思汗——被其族人和许多忠于他的部落首领推举为部落联盟之汗（即统治者），是在虎年（1206）大“忽里台”（quriltai）即大聚会的好些年之前，②而在这次全蒙古大聚会上他可能是被重新确认为拥有新头衔“成吉思汗”的最高统治者。可惜这个头衔的意义在《蒙古秘史》中没有作出解释。根据波斯史家志费尼（juvainī）和拉施都丁（Ra§īd al-Dīn）的记载，这个称号是珊蛮帖卜·腾吉里献给他的。①拉施都丁还加以解释，说“成吉思”（inggis）是蒙古语“ing”（意为“坚固的”或“有力与强大的”）的复数形式。②这一解释长期为其后的东西方作者所接受，但却受到近代学者们以各种理由提出的质疑，主要的异议是蒙古语inggis不可能是ing的复数形式。③班咱罗夫（D.Banzarov）、符拉基米尔佐夫（B.Vladimircov）、兰史铁（G.J.Ramstedt）和伯希和（P.Pelliot）都提出了其他的解释。④兰氏和伯氏各自独立地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认为inggis极可能是突厥语teiz的腭化的蒙古形式，意为“海”、“洋”，引申为“全体的”、“普遍的”。⑤伯希和的这一语原论证在语音学上是令人信服的，但是，鄙见以为，他试图反驳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异议（符氏认为这种起源是不大可能的，因为inggis和tengis两个词事实上同时出现于《秘史》的第一节），显得缺乏说服力。⑥然而，兰史铁和伯希和两人加在一起的权威分量，使得“inggis源于teiz”这一貌似有理的假说令人深信不疑，以致近50年来被接受为定说。于是，“成吉思汗”通常被解释为“全体的统治者”之意。⑦其后，海涅士（E.Hae-nisch）试图解释inggis可能来自汉文“正”（如此则“成吉思汗”或意为“正确的或正统的统治者”），①此说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因为他对inggis之-is

①

未加说明，同时蒙古部人不大可能用这个中国人自己也未曾用为称号的纯粹汉语词。我们同样必须排除13世纪那些茫无所知或听信误传的中国作者们和17世纪那些构造成吉思汗传说（例如神鸟鸣声说）的蒙古编年史家们的异想天开的解释。对这些说法，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注》第一卷的长文“成吉思汗”条有关部分②以及阿尔托（P.Aalto）在其1963年发表的研究这一问题的杰出论文中，③已作了分析。

直到最近以前，我也是接受兰史铁、伯希和之说的，只是没有完全信服，主要是因为符拉基米尔佐夫指出的teiz一词在前古典蒙古语中作为突厥语借词业已存在（仅尾音以s代替突厥语的z而已）。现在已获得新的证据促使我们重新考虑兰史铁、伯希和之说。

在考察这一新证据之前，必须提到德福（G.Doerfer）在其巨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第一卷中为inggis一词专写了一节，其中评论了前人的各种解释。④尽管德福的个人意见是此词之语源不明而且可能仍无法弄清，但在此节之末他讲到在彼卡尔斯基（E.K.Pekarskii）的《雅库特语词典》中收有iis一词，词义为“坚固的”、“残忍的”；他还提到西辽统治者的别号qadir意为“严厉的”、“残忍的”，沙皇伊凡四世的绰号Грозный通常被译为“严厉者”（译者按：汉译常作“伊凡雷帝”），实际上意为“可畏的”、“可怕的”。德福指出雅库特语可能保留了此词的原来意义，并认为这给我们提供了进行探究的确实的新线索。①这是20多年前说的，却播下了种子。

雅库特语系统本身就是令人感兴趣的，正如鲍培所说，它是保存了相当数量今日阿尔泰系诸语言中已消失的词汇的博物馆。②但是，如果iis一词仅仅出现在雅库特语中，那么它完全可能是转手的和后生的词语，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除非它从其他语言中得到佐证。③巴黎的巴津（L.Bazin）提供了这一有充分文献依据的佐证，他指出，Qingi（z尾音为z）一词也出现在安那托里亚（Sivas地区）语中，意为“坚固的”、“强韧的”。④

可见，近代突厥诸语言中并不乏支持德福的“合理假设”的语言学证据，可惜只限于两种语言，仍不充分，①而且与此词在12、13世纪阿尔泰世界的用法毕竟时间上相去甚远。如果我们能拥有那怕只一种古代突厥文献，其中iis一词以“可怕的”、“坚固的”或类似意义出现，那么我们就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了。

这种文献确实有。事实上，人们知道它几乎已有100年，只是这个重要的词被前人误读了。还是巴津教授于1985年初确立了正确的读法，承巴黎的哈密尔顿博士（J.R.Hamilton）告诉我，并谓巴津教授允许我引用它。②

我所指的文献，就是在叶尼塞河上游及其支流盆地发现的著名的卢尼文突厥墓铭之一——图瓦地区重要的5-xol群铭文IV，即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新近出版的《叶尼塞铭文全集》之16号。③此件早已刊在1889年出版的芬兰考古学会图集中，拉德洛夫于1895年、奥尔洪（I rkun，H.N.）于1940年、马洛夫于1952年又先后发表过。④尽管这件铭文的年代无法精确判断，但它应不早于（当然也不晚于）9、10世纪。⑤

铭文有三行。碑主都督合·兀伦古（Alp Urungu）本人照例用第一人称口气，讲到他已与之永诀的人，也就是他40岁死时留在世上的那些人，⑥他们是他的妻子公主（qunuy）、他的两个儿子（eki oghlan）和他的唯一女儿（yaus qiz），其后跟着三个词（在第二行），前两个被拉德洛夫、奥尔洪和马洛夫以及《叶尼塞突厥卢尼字碑铭全集》误读了，不过《全集》的读法有所改进。①这三个词实应读为biiis q（a）d（a）§（la）（ri）m，据巴津解释，意为“一千名我的强健的亲属”。哈密尔顿同意第二行开头这三个词的这种释读。审视《全集》93页上极清晰的原碑铭照片后，我相信巴津的读法是正确的。②由于确定了第二词的正确读法，即iis，巴津基于雅库特语和安那托里亚语以及其本身的上下文关系释之为“强健的”，自然是妥当的了。

我相信我们现在有充分的语言学证据表明，在成吉思汗之前200年或更早就有一个确实与这位蒙古征服者之称号相应的突厥语，意为“可怕的（凶猛的）”、“坚固的”、“强健的”——这无疑是像这样的人物的适当称号。如果我们考虑到《秘史》所载铁木真出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的血块这一蒙古传说，就可知这个称号是特别合适的。如伯希和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民间传说，它预兆一个残忍的征服者的降生。③因而，“成吉思汗”并非意为“普遍的统治者”，而应为“凶猛强硬的统治者”。

下一个问题（但我不打算在此进行讨论）是考察一下古突厥语、雅库特语和安那托里亚语iiz～iis与蒙古in（g“坚固的”）之间可能有的关系。我想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这需要按照提出的新证据加以考察。我们可能发现，尽管拉施都丁把ingiz释为蒙古语ing的复数形式在语法上是不正确的，但其语源并不太离谱。不应忘记，这位波斯史家是在14世纪之初写作的，也就是仅仅在成吉思汗即位的100年之后，他不仅利用了现已失传的书面资料，而且利用了熟悉本族传统的蒙古人报告的资料，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他们完全可能向他提供了基本可信的信息，即inggis和ing之间的关联。①

现在让我们转到古老的称号qaγan的语原问题，这一称号在内亚突厥—蒙古社会用以称最高首领或统治者。有关qaγan之号已有很多论述，以致人们可能认为这个课题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的确，自从卡特麦尔于1836年发表其关于qaγan与qan的长篇注释②以来，单单有关这个题目的所有文献就可以列出好几页目录。因此，我想请读者参看G.Moravcsik的Byzantinoturcica中的有关条目和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的qaγan条，此条中几乎介绍了迄至1963年的所有文献。③最近20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章，包括一篇兰史铁的遗作。④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特别是从历史的观点上看）是日本学者白乌库吉发表在1926年《东洋文库研究部报告》第一卷上的长篇文章。⑤

关于qaγan一词的起源，一些学者认为它是突厥语或蒙古语（即原突厥语或原蒙古语），换句话说，即阿尔泰语词；一些学者主张它是伊朗语；另一些则主张是汉语，甚至有人主张它来自古高丽语称号。①实际上可以有符合所有语言学口味的各种见解。这多半是由于语源问题被下列诸因素造成的复杂的分歧弄得特别困难之故：（1）qaγan与qan可能有的语意关系；（2）这个称号的诸“变体”形式，诸如突厥语qapqan和希腊语GuiαυχáνοQ；（3）qaγan和qan与其相应的阴性称号qaγatun和qatun在语法上和历史上的关系。因为这些分歧，（迄今）还没有一种见解能令人满意地适用和回答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

我想做的是提出和讨论一个解决这一麻烦问题的新的探讨思路。这一新的探讨思路肇始于伯希和，但实际上甚至在这门学科的专家中仍然未为人所知。

无疑，伯希和曾打算为其《马可波罗注》写一篇论“合罕”的长条，因为他在第一卷第302页的一条中提到此事。可惜他并没有做，在保存于Guimet博物馆的他的文件中没有关于这篇预定文章的草稿或札记，而关于预定条目“约翰长老”的札记却全部现存，构成一庞大的案卷。总之，我在1985年5月查寻（伯氏遗文中有关“合罕”条的材料）时什么也未能找到。②我能寻到的只有在他未刊著作《十四世纪的一部阿拉伯—蒙古词汇和一部汉—蒙词汇》的手稿中一条关于qa’an一词的注。按书目附注可断为1920年代末的这部手稿，是讨论Ibn Muhanna所著有名的词汇和1389年所编《华夷译语》中的中世蒙古语词的。①

这部手稿的第302条写的是qa’an（皇帝）。②在提到兰史铁所论qa’an 与qan是两个分别源于突厥语qaγan和突厥语qan或χan的不同的、无关联的词之说③后，伯希和写道：“我不相信这两个词是完全独立的，但肯定它们在突厥人和蒙古人那里是有差别的。为了详细讨论卡特麦尔、拉古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白乌库吉以及最后是缪勒（M.F.W.K.Müller）作出的结论，需要做一个特别的研究。”（伯希和于此处有一脚注，介绍了这些作者的有关论著目录并做了一些评注）④伯希和继续说：“这里我仍然想引起对几个方面的注意”，至此其qa’an条突然终止。但在这部手稿的末了外加的散张有一写着也是关于qa’an的不完全注释，其开头可能在另一张上，可惜现在已散失了。在这个注释中伯希和讨论了突厥语qaba-⑤和蒙古语qaγa-（qa’a）——“关闭”，说后者在语音上和语义上正是“突厥语qaba-准确的相应蒙古语”。①接着他继续说：“况且qaγa-这个形式应该是古老的，即因其为一正规的‘蒙古语’派生词，我倾向于来自阿瓦尔（avar，柔然）的qaγan称号，其后传到突厥人中；可能它在语义上或近于克里米亚汗的储君具有的称号，当表蒙古语qa’alγa，‘门’，‘打门’、‘隘路’之意。总之，突厥语qaba-和蒙古语qaγa（-qa’a）之间的转换可能帮助我们解释人们常在拜占廷文献中遇到的qaγan称号的不规则转写。”②

注意到伯希和所指的qaba-形式，我应说明，从其注释开头的不完全句子中看来，伯希和似乎在讨论拓跋词qabain“守门者”，他认为这个词来自拓跋语动词qaba“-关闭”。③伯希和相信拓跋语是一种原突厥语。在古突厥语和畏兀语中有qap-和qapa-，意为“关闭”，诚如伯希和所说，此词确实相应于蒙古语的qaγa-。

然而，在上引伯希和的注中，一点也没有讲到qaγan和qan的关系。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可以从他1931年出版的小册子《高地亚州》④中推知，书中他指出khan是qaghan的“演变形式”；他在1934年出版的《意大利百科全书》第23卷中所写的关于蒙古人的条目中明确地说kh5n来自于qaghan。⑤在这两篇以及其他文章中，伯希和认为qaγan作为最高称号最初是吐谷浑人和柔然人（或中亚的Avar人）所用的，后来被突厥人沿用。由于伯希和认为吐谷浑人和柔然人为蒙古语族，因而qaγan称号按他的意见也是蒙古语，即原蒙古语起源的。①

关于qaγan的语原，伯希和在其最后一部因1945年去世而未完成的著作《金帐汉国史评注》（1949年以遗著出版）中有更多说明。

在显然未引人注意的第206页一个脚注中，伯希和推敲和改进了他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说。在再论及克里米亚汗国的储君（太子）称号时，他又一次主张它的与蒙古语qaγalγa（qa’alγa）＞q5lγa（“大门”、“路口”）有关，此词由词根qaγa-（qa’a-）＜qaβa-（～突厥语qap-）（“关闭”）变来；伯希和说，这个词根在qaγan此词的历史中确起了作用；“储君”可比喻为王的“门”（和“门”的守卫者），如奥斯曼语用“门”（Qapu，与qa’alγa同字根）喻指奥斯曼政府，此与mikado称号［字面意义“Anguste Porte”—罗］是同样的起源；还可参考B5b“门”在神秘意义上用于指传授秘义的宗教使者的用法。女真语hafan“法官”与满洲语hafan“官吏”，可能也是来自同一产生qa’alγa和也许qaγan的阿尔泰语词根。②

总括从上述散见于1930—1945年的各种论作中收集的证据，我们可以说伯希和关于qaγan和qan的见解是下述几点：

1. qaγan和qan并非如兰史铁所称是不同的和无关的，而是语音和语义上都相关的，尽管在后来，在历史上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中，他们具有不同的涵意。

2. qaγan是吐谷浑或柔然名词，因而视为蒙古语起源比视为突厥语起源更确当。③

3. qaγan可能是由蒙古语动词词根qaγa（-qa’a-）“关闭”变来的名词，具有类似于qaγalγ（aqa’alγa qalγa）“门”意义——在克里米亚汗国太子称号、奥斯曼帝国政府称号和早期日本皇帝称号中也发现有这一意义。

①

4. Qan是qaγan通过夹在中间的软塞音停顿之消失和其后的元音收缩演变来的形式：qaγan（～χaγan）＞qa’an（～χa’an）＞q5n（χ5n）＞qan（χ an）。对这个问题伯希和未曾推敲，我想作以下讨论。qaγan（χaγan）＞qan的过渡是正规的，不成问题；①然而，q5n＞qan却有问题。长元音弱化（5＞a）在蒙古语中是很少见的现象，虽然突厥语中并不如此。②现在在多数蒙古语言中有两个形式：由qa’an（qaγan）变来的x5n和由qan变来的xan。③如果伯希和所说q5n＞qan（x5n＞xan）是对的，那如何解释今日两种形式并存的现象呢？伯希和似未曾对元音长短给予充分注意，如在《高地亚洲》中他说khan是qaghan的“演变形式”，在《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则作“qaghan（＞kh5n）”。人们可以有理由假定《高地亚洲》中的khan应作kh5n，虽然如此，但事实上在蒙古语中仍然有一带长音5的形式和一带短音a的形式，这正是兰史铁把qaγan和qan看作两个有不同语源的不同词的原因。①人们能作出的唯一解释是伯希和可能注意到元音弱化现象发生在突厥语中而不是在蒙古语中，是在突厥人从柔然人那里接受了qaγan称号之后。两个形式（带长元音5和带短元音a）其后均为蒙古人使用，但带有不同的语义。②确实没有明确证据表明8世纪之前存在着qan的称号，它最初出现在鄂尔浑碑铭中，在此早期，qaγan和qan两个称号实际是同义的。③

5.“变态”的希腊形式χαυχáνοζ（表χαγáνοζ）可能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qaba-（＜qaγa-qawa）～qaγa-（qa’a-）的交替现象来解释。④关于这一点，我想需要作些澄清。伯希和仅提及χαυχàνοζ——拜占廷史料中所载的11世纪不里阿耳一贵族的名字。这个名字也以χαπχàνηζ的形式出现。这两种形式多与较早的形式χαυχàνοζ有关，这是11—12世纪使用的不里阿耳称号（参见中世纪拉丁史料中译写为capcanus的Avar称号）。现在，如同以前的研究者们业已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形式都是表现一个外来的qapqan～qabqan～qavqan。这些词与突厥语称号qaγan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一个争论的问题，因为qapγan（或qap［a］γan？）一词是作为王号或名字出现在鄂尔浑突厥语中，而作为吐谷浑太子之名（或称号？）以qapaγan的形式出现在汉文史料中。问题仍然没有解决。①根据伯希和关于χαυχàνοζ的诠释，也许可以猜想他在1930年之际，将突厥语之qapγan（＞χαπχàνηζ～χαυχàνοζ）也解释为qaγan的“变态”形式，但这却是不肯定的；他对这个问题的后来的意见（也考虑到汉文史料的证据和见于《秘史》的Qabqanas一名）仅是一种推测。

6.关于qaγatun和qatun（qaγan和qan称号的对应阴性词），伯希和在他去世前几年所写的东西保持着多少有些谨慎的态度。在他与韩百诗的《圣武亲征录译注》的一个注释中（写于二战时期），他说到关于qaγatun这个形式是根据唐早期文献推定的。至于畏兀语与蒙古语的正规形式qatun，伯希和的意见是：这是一个可能源于鲜卑或吐谷浑的名词，因而应是突厥—蒙古语，而不是其他学者所说的粟特语。②然而，从他散见各处的议论看来，还不能说伯希和是否把这些形式看做是qaγa（n）+-tun和qa （n）+-tun组成的。-tun，如Boodberg所提出的，是个阴性后缀。尽管阴性后缀-tun实际上在突厥语和蒙古语中还不清楚，但这个后缀，或一个语音上近于后缀的，当确已存在于原突厥语或原蒙古语中。确实，有一些间接证据证明这一点，但在目前的知识情况下我们仍不可能说得更多。①

极其遗憾的是，伯希和自己没有搜集、分析和译出所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往往是矛盾的资料，并作出他很在行的宏伟的综合。尽管如此，他晚年所持与1920年代后期表述的关于qaγan称号可能的起源的看法相同这一事实表明，按其为马可波罗注释已写的Kaan条，他大概已充分地计划了做这同一课题。虽然伯希和并非绝无谬误，但我相信我们不能忽视他的看法，在这一特殊研究领域中他被赋予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

（原文载W.Heissig，K.Sagaster主编《尼古拉·鲍培九十寿辰纪念文集》［韦思巴登，1989］；译文原载《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

第16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

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注》（I巴黎，1959），页302—303；罗依果《汗、合罕与贵由之印》（Sagaster & Weiers编《DICUMENTA BARRARIUM：海西希七十华诞祝贺论文集》，韦斯巴登，1983年，页272—281）。伯希和在《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重刊一卷本，巴黎，1923［—32］，页19，注4）及《通报》27（1930）页25文中已对此作了考察，因而此后人们均将这一事实的发现归功于他，如柯立夫（F.W.Cleaves）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2（1949）页98注26所言。然而，必须提到，早在1836年，卡特麦尔（E.Quatremère）已经说过，khan（= qan）“为成吉思拥有之称号”，至于kaan（= qa’an），“具有此号的第一位君主是窝阔台”。见卡特麦尔译注，拉施都丁著《波斯的蒙古史》（I巴黎，1836），页10，注10。参见村上正二《蒙古秘史》（I东京，1970），页7—8，注2。

铁木真第一次被推举为汗的年代可能是鸡年（1201），但不能肯定。参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注》I，页295—296采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东京，1907，页143）之说。并参见伯希和为《意大利百科全书》（ⅩⅩIII，1949年版，页661）所撰“蒙古”条，此处所定年代为1197年。《蒙古秘史》的有关段落，见柯立夫《蒙古秘史英译及注释》（I译文），页55（第123节）、141（第202节）及我的注释（《远东研究集刊》21，1980年3月，页45—46，注202）。

见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义耳（J.A.Boyle）英译本（I曼彻斯特，1958），页39；拉施都丁《史集》1/1，赫塔古洛夫俄译本（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页167；同书I/2，斯米尔诺娃俄译本（莫—列，1952），页253。

《史集》I/1，俄译本，页167。

见伯希和《马可波罗注》I，页297；参看拉契涅夫斯基（P.Ratchnevsky）《成吉思汗传》（韦斯巴登，1983），页82，注2。

伯希和讨论了诸家的解释，见上揭书页297—302。参看韩百诗（L.Hambis）《关于成吉思汗石》，载《高等中国研究所论文集》I（I巴黎，1960），页147—148。对1960年以前诸说的评论，见注13以下所列。

见兰史铁《蒙古研究：阿富汗蒙古语汇集》，《芬乌格尔学会杂志》23/4（1905），页25；伯希和《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23；并参见其《马可波罗注》I，页298—230。

伯希和，上揭书，页299；参见柯立夫，上揭书，页1。

参见波义耳，上揭志费尼书译本，页10，注18；拉提摩尔（I.Lattimore）《科学美国人》209，2 （1963年8月），页64；桑德斯（J.J.Saunders）《蒙古征服史》（伦敦，1971），页212，注11；蒙库也夫（N.C.Munkuev）文，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和欧洲》（齐赫文编，莫斯科，1977），页403，注48。创立此说的荣誉往往被归之伯希和（见上揭桑德斯书，及韩百诗书页148），这是因为伯希和在《蒙古人与罗马教廷》（页23及注2）中说过，他和兰史铁彼此“独立地”且“同时地”（《马可波罗注》页298）想到此说，不过似应指出，兰史铁是早在1905年就提出这一解释的。再者，正如伯希和正确地指出的，这个解释可追溯到很远，因先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的一条吉本（Gibbon）写的旁注已提到“从与伟大同意义看，Zinggis是用于指海洋的”（J.B.Bury编，遗产出版社，［纽约，1943］III，第74章，页2214，注3）。此说在美国还得到P.Boodberg1932年的一篇重要的却鲜为人知的文章的支持，见Alvin P.Cohen（编辑）《P.boodberg选集》（加里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85—89。

见海涅士《蒙古秘史词汇》（莱比锡，1939；韦思巴登，1962），页28；并见其在海西希（编）《仁钦教授60寿庆蒙古研究文集》（韦思巴登，1966）页65—66中的短评。

见该书页296—298。并参见柯立夫文（《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2，页418、1949）。(www.xing528.com)

P.Aalt《o成吉思汗名号考》，Acta Orientalia 27，3—4（1963），页137—148。

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后简称TMEN），（I韦思巴登，1963），页312—315，注185。

德福《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页315。请看E.Pekarski《i雅库特语词典》（圣彼得堡—列宁格勒，1907—1930），页3721a。德福认为在蒙古语中inggis一词可能具有与雅库特语相同但稍微温和的意义（严厉的、严肃的）。最近，Th.Raff在《D.纳察格多尔吉的散文作品》（Dunkirk，Md.，1983，页49—52）中再次讨论了此词的意义，他复用成吉思一名拟声说，并主张成吉思汗的称号与铁的概念有关联。Raff提出的问题复杂而繁多，不可能在本文中认真讨论，特别是因为同作者的一部论成吉思汗之名起源及相关问题的新著似乎将出版。参见C.R.Bawden在《乌拉尔—阿尔泰年刊》N.F.4（1984）页282之文（感谢Bawden教授寄给我Raff著作的有关部分，这在堪培拉无法得到）。为了完备起见，还必须提到下列两篇文章：苏振邦《成吉思汗称号考释》（《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和唐屹《“成吉思”释义》（《“国立”政治大学学报》第36期，1977）。后一篇文章系扩展柯立夫教授的inggis是一个萨满神秘言语之说（在哈佛大学讲课中提出的），见J.Fletcher文，《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6（1986），页22，注7。

鲍培教授于1979年当我们一起在西雅图从事《蒙古秘史》（含有大量在后来蒙古语中不再存在的词汇，但其中一些仍保存在雅库特语中）研究时谈到这一点。

雅库特语iis意为“可怕的”，可能来自雅库特众神庙中的一个神名：iis-χan，其品性是严酷、没有怜悯、无情和具大力（Pekarskii上揭书，页3722b）。而这一具有特殊神性的名称很可能因历史上的成吉思汗而起的。参看S.Kaluzynsk《i雅库特语中的蒙古语成分》（华沙—海牙，1962），页13、57、120。德福在其inggis一词释文（上揭书页315）中说，此词的原意在蒙古语中失落了，因为这个名字在成吉思汗死后就成为禁忌，而在雅库特语中还保留着原意可能是由于蒙古人难以将他们的禁忌法强加于遥远的雅库特人之故。然而，正如拉契涅夫斯基所指出的，蒙古统治者的称号是罕有成为禁忌的（上揭书页82，注2）。

见Derleme Sözlügü，III，Türk dil kurumu yayinlar，no.211/3（安卡拉，1968），页1228b：Qingiz= kati，ser（t严酷的，暴戾的）。巴津教授在一次古突厥语文献讨论会上作了这一考察（承哈密尔顿教授于1985年在巴黎告诉我这个信息）。

E.Khra-Davan称Qingiz一词在卫拉特卡尔梅克语中也有，意为“强壮、有力的”（见拉契涅夫斯基上揭书，我未见Khra-Davan的著作）。这是无根据的，因为与ingge一词（坚定地、大声地=蒙古语ingγa）搞混淆了。见J.R.Kruege《r卫拉特蒙古语对英语引文字典》（Bloomington，1978），页630a。参见兰史铁《卡尔梅克语词典》（赫尔辛基，1935）之卡尔梅克语t§ag’a，严酷的，强有力的。

见392页注④。

瓦西里也夫（D.D.Vasil’ev）《叶尼塞河盆地突厥卢尼文碑铭全集》（列宁格勒，1983），页21b（原文之说明与转写），页61（卢尼文摹写），页93（图版）；见本文图版I。关于5-xol群碑铭，见巴津编《突厥语语言学基础》I（I韦思巴登，1964），页200。

《芬兰考古学会收集刊布的叶尼塞碑铭》（赫尔辛基，1889），图版ⅩII及页15；拉德洛夫《蒙古古突厥碑铭》（圣彼得堡，1895），页320—321；H.N.I rkun，Eski türk yazitlari II（I伊思坦布尔，1940），页118—119（原文、转写及土耳其文译文），页124—125（注释）；马洛夫《突厥人的叶尼塞碑文》（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页38—39。

见G.Clauson《突厥语与蒙古语研究》（伦敦，1962），页69以下。参见巴津，上揭书页198；T. Tekin《鄂尔浑突厥语语法》（Bloomington，1968）页29，注14。

关于汉语称号“都督”，见《新波斯语中的突厥与蒙古语成分》II，页452—457，注874；H.Ecsedy，《匈牙利东方学报》18（1965），页84—86。关于［铭文中的］惯用语adrilu bardim（“我离开［我的家人、朋友等等］走了（=死了）”，参见J.P.Roux在《乌拉尔阿尔泰年报》N.F.4 （1984）上的文章（页144—146）。

特别是第二个词in”iz，马洛夫读为Hi isim（上揭书，页38）。

第一个词的第一字母b由于刻写了其特有的棱角以致造成误解。然而，被奥尔洪、马洛夫、瓦西里也夫读为§的第一个词最后一个字母和第二个词的第三个字母，明白无误地应为字母。不明白为什么它会被误读，因为两处都刻写得很清楚。可能前面几位编者有点为他们不愿采取古突厥语中未经证实的这一读法所误，结果他们实际上是强解原文以便得到有意义的读法。

见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莱顿，1951），页12；伯希和《马可波罗注》I，页288—
289。

拉施都丁对扎木合称号gur qan的解释无疑是错误的（伯希和以此为推翻拉施都丁对inggis的解释的一个理由），但鄙见以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拒绝拉施都丁的全部解释。

见卡特麦尔，上揭书，页10—15，注10。

G.Moravcsik，Byzantinoturcica I（I第二版，柏林，1958），页156—157、332—334；《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II（I韦思巴登，1967），页141—179，注1161。德福的文章完全可以取代I.Franke在《中国史》II（I柏林莱比锡，1937，页250—254）中关于此题目的注释。

小泽重男《秘史中的Qahan》，《言语研究》53（1968），页91—100；G.Mole《北魏至五代的吐谷浑》（罗马，1970），页69—71，注9；哈密尔顿《畏兀文善恶王子的佛教故事》（巴黎，1971），页116a；G.Clauson《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语源辞典》（牛津，1972），页61，630；韩百诗在Journal des Savant（s学者杂志）1975年1—3月号页5注6；P.Cannata，Profilo storico del 1 Impero Turc（ometàVI—metàVIIsecolo，罗马，1981），页26—27；兰史铁《高丽语语源补篇》Songmoo Kho编校本（赫尔辛基，1982），页52，100；罗依果《汗、合罕与贵由之印》；参见李盖提（L.Ligeti）在《匈牙利东方学报》14（1962）页40和V.Be§evliev在同上学报29（1975）页93—97上的文章。

《可汗与可敦称号研究》。并参见白鸟氏最早的文章《论古高丽王号》（Keleti Szemle4，1903，页4—17。至于他后来对合罕一词的解释（《东洋学报》18，1929，注28），参见伯希和在《亚洲杂志》217（1930），260，注28。

蒙古语说的主要代表者是伯希和（见下）。韩百诗的《论成吉思汗石》（见注6）未明确表示意见，但在《高地亚洲》（第二版，巴黎，1968，页69）中，他写道：“汗或合罕（最高首领）之号应是蒙古语，或至少是阿尔泰语。”阿尔泰语起源说也得到西诺尔（D.Sinor）、巴津、L.Krader、蒲立本（E.G.Pulleyblank）和其他人的支持。伊朗语说的支持者有F.Altheim，I.Szemerenyi和H. Schaeder。赞成汉语和汉—高丽语起源说者为兰史铁和P.Poucha。古高丽语说主要以白鸟库吉为代表。见德福书III，no.1163，特别是176页以下，注30、36、37。蒲立本教授的文章（Asia Major 9［1962］，页260—262）特别值得注意。他认为qaγan之号可能最初出现于匈奴人中，《汉书》中译写为“护于”。蒲立本构拟这两个汉字的古音为hwax- hw5h，代表γwaγwa或G5G5，他可能是突厥语qaγan/χaγan的失落的原态。德福以若干条理由批评此说，但依鄙见，德福的批评并未能推翻蒲立本的论点，我想它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我以为“护于”之“于”应为“干”字之讹（这是常见的讹误，如“阿干”讹作“阿于”，见《通报》20［1921］，页329），可能受“单于”之号的影响而致误。我相信这个仅次于单于的称号的正确形式应是“护干”（古汉语γuo-k5n＜g’wQg-kQn，即γaγan/qaγan。此外，必须强调指出，根据《汉书》，这个称号是授予单于长子的，因而是匈奴继承人的称号。我想在将来的研究中对此作详细讨论。

非常感激Guimet博物馆图书馆长M.F.Macouin慷慨地允许我查阅和利用伯希和的文件。

此书手稿在格鲁塞（R·Grousset）为伯希和遗著《蒙古秘史》（转写与法译本）所写的前言中列于“已完成或接近完成的手稿”（no.V）。较早的介绍见《亚洲杂志》1920年6—9月号，页186；李盖提在《匈牙利东方学报》14（1962）页4—5注7中有进一步的介绍。Guimet博物馆的伯希和手稿206号共有279页，页1—182为原文，页183—279为注释。

见上揭书页182。

见兰史铁《书面蒙古语与库伦方言》（赫尔辛基，1902），页23，注1；同作者《古突厥语与蒙古语称号》（1939），《芬乌格尔学会杂志》55（1951），页61—63；及《高丽语语源研究》，《芬乌格尔学会论文集》95（赫尔辛基，1949）页102。在后两篇中，兰史铁主张突厥语qan和蒙古语k’an，χan与汉语“官”有关系，而突厥语qaγan和蒙古语Kaγanχaγan（＞χan，χ5n）与一个假设的汉—高丽语合成词Ke-kuan（巨官）“大王”有关——毫无根据的说法。参见德福的批评（TMEN，III，页178—179）。然而，兰史铁在《高丽语语源补篇》中提出qan（xan）称号的一个可能的高丽语起源（=高丽语h5n，从ha［- to be great］变来）以及qaγan称号的汉语—高丽语或古突厥语（动词χa-加-γan的分词形态）来源。

伯希和的脚注为：“卡特麦尔《波斯的蒙古史》，页10；拉古伯里《汗、合罕和其他鞑靼称号》，1888年11—12月的《巴比伦与东方记录》［= II，269—274；III，19—22］（充满混乱和不确切）；白鸟库吉《论古高丽语王号》，Keleki Szemle，III，4—17（谓古老的高丽称号qan，χan意为王，而两个高丽字的qaγan意为大王。文章含有许多有趣资料，但结论太冒险了）；参见玉尔，Hobson-Jobson，khan条下；《契丹与到契丹之路》I，页149；《马可波罗》I，页10；柔克义《鲁布卢克行记》页108。M.Bang，Die Grosskatzen，页112想将qan称号恢复到匈人的Pεχαυ，即Priskos人之公主名Aeεχαυ，但这个说法只是假设。”尽管上述注脚中未列，但我想其参考F.W.K. Muller之作应是他的《畏兀儿词汇》（《东亚杂志》8，1919—1920，页310—324，特别是313—314）。

畏兀语qap-，qapa-，其他突厥语作qaba-。见李盖提《鲜卑语的一种方言——拓拔语》，《蒙古语研究》（阿姆斯特丹，1970），页296—297，注57对这些形式的评论。

关于突厥语qap-，qapa-～qaba（-＜qaγa）||蒙古语qaγa-（qa’a）～qab（-＜qawa-～qaβa）＞χ5，见兰史铁《蒙古语唇擦音的历史》，《V.Thomson纪念文集》（莱比锡，1912），页187；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列宁格勒，1929），页208；李盖提，上揭书页296—298，注4；鲍培《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赫尔辛基，1955），页98；同作者《阿尔泰语比较语法》第一部分，《比较语音学》（韦思巴登，1960）页89；卡拉（G.Kara），《匈牙利东方学报》18 （1965）页9注28。关于原阿尔泰语k5p-á“-关闭”、“锁”，见J.Stree《t关于原阿尔泰语字典：部分重建词引得》（麦迪逊，威斯康星，1974），页16。

关于χαυχàνοζ，见Moravcsik上揭书，页156—157。

关于拓拔形式的重建，见上引李盖提书的讨论，并参见巴津《拓拔方言（公元五世纪）研究》，《通报》34（1950）页302，注127（评P.A.Boodberg《拓拔魏的语言》，《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1936，页170，注2）。

这本小册子实际上未标年代，断定为1931年，系据戴密微（P.Demiéville）在亚洲学会所出《伯希和》（巴黎，1946）页30所说。

《意大利百科全书》（见上注2）页30。

见伯希和在《亚洲杂志》1920年4—6月号，页143，147；《通报》20（1921）页328—329所写。以及《金帐汗国史评注》（巴黎，1949）页232，注1。

伯希和，上揭书页204—206，注1；引文见页206。关于qapu（q5pū）一词，见TMEN，III，页370—371，第1368号。

在《通报》16（1915），页688，伯希和谓突厥人从Ava（r柔然）人那里承袭了qaγan称号，柔然统治者是第一个在中亚使用该号的。在《通报》20（1921）页328—329，他提到3世纪前半叶，一个在甘肃的鲜卑首领带有qaγan称号。此后，5世纪初，此称号为柔然统治者所用；7世纪初，为吐谷浑诸王所用。其后，突厥人又从柔然人那里袭用了这个称号。他总结说：“从这个可上溯到2世纪的qaγan称号可知，吐谷浑人似应属于蒙古，而不是属于通古斯。”（其他人中，参考伯希和之说的有格鲁塞，他在《草原帝国》［巴黎，1939；1948重版］页204写道：“正是在柔然诸王那里，人们看到出现了qan和qaghan的称号，取代匈奴人所用，因而是突厥称号的‘单于’旧号。”然而，就所讲的khan而言，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韩百诗在《高地亚洲》第二版，Que sais-je？《我知道什么》丛书［巴黎，1968页29］中也发现有同样错误。）在上引于Guimet博物馆找到的未刊札记中，伯希和谓qaγan称号是Avar称号，后来传到突厥人。”在《高地亚洲》中，他又讲到吐谷浑人和柔然人是最初使用这一称号以称其统治者；在《意大利百科全书》他写的条目中也重复这个说法。我们知道，吐谷浑是鲜卑人的一个氏族或分支，如同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拔人（Tabγa）一样。吐谷浑人从6世纪中期至7世纪末（541—700）兴盛于中国北方和西北，但其得名所自的初祖显然是3世纪下半叶人，根据一些汉文史料，qaγan称号似可追溯到那时代，即285年前后。但史料颇有矛盾，说qaγan称号那时即已使用当是一种年代错误。然而，柔然统治者于5世纪初（如不是更早的话）使用此号应无疑问。拓拔统治者也用此号。见Boodberg上揭书，页27、69—70，注9；参见白鸟《可汗、可敦称号考》，页1—19；Clauson《突厥语与蒙古语研究》（伦敦，1962），页26。这样，此一可能是吐谷浑/鲜卑起源的qaγan称号，为拓拔突厥人及柔然人（Avars）所用，其后为北突厥或东突厥人（即鄂尔浑突厥）所用，他们显然是在6世纪从柔然人那里采用此为其统治者的最高称号。我作此说明是为了稍微弄清在伯希和及其他学者著作中讨论过的这一称号的“种族起源”问题。参见TMEN III页141以下；李盖提，上揭书，页265以下。关于qaγan称号在鄂尔浑突厥人中的使用，参见护雅夫在《东洋学报》37/3（1954）页1—51的重要文章，并参见Müller，上揭书，页313—316。

关于蒙古语中的aγa＞a’a＞5，见鲍培《导论》，页60—61；同作者在《乌拉尔阿尔泰年报》31 （1959）的文章，页270以下；及《芬乌格里学会杂志》63（1962）上的文章，页3以下；李盖提在《匈牙利东方学报》16（1963）上的文章，页155—157（特别是注33）。关于q5n＜qa’an（八思巴字qa’an，q5n），参见李盖提在《匈牙利东方学报》13（1961），页236—237；14（1962），页340的qa’an词下。参考蒙古语qaγa（-= qaγ5-）“关闭”，中世蒙古语qa’a-，喀尔喀、布里雅特等语之χ（5上注39）。

关于这个问题，见李盖提文，《亚洲杂志》1938，4—6，页180以下，页185；竹内一雄《言语研究》32（1957），页46。关于突厥语中的长元音，见李盖提，《匈牙利东方学报》17（1964），页17以下，所引文献见页18注10。关于突厥语q5n＞qan，见下注52。

参见符拉基米尔佐夫《比较语法》，页240、351；TMEN III，页146、164。

见页397注③。

参见其所述（上引）“我并非确证此两字是全然独立的，但肯定在突厥人和蒙古人那里有历史上的区别。据哈密尔顿《佛教故事》（见页395注④）页116，畏兀语q5n/χ5n无疑是qaγan的弱化。”元音（q5n/χ5n）的进一步弱化的确发生在不同的突厥语中，参见拉德洛夫《突厥语方言辞典》I（I圣彼得堡，1899），页104—195，1662条；M.RHsHnen《突厥语实验语源词典》（赫尔辛基，1969），页219b，kaγan条下。在J.Deny的《突厥语法原理》（巴黎，1955），页138，第170条特别就qaγan一词讨论了这个现象。据德福的意见（TMEN，III，页164），突厥语χ5n＞蒙古语qan，χan；突厥语χaγan＞蒙古语qaγan，qa’an，χahan，χa’an。

古突厥碑铭的证据，见H.N.I rkun，Eski Türk Yazitlari IV（伊斯坦布尔，1941），页84；T. Tekin《鄂尔浑突厥语语法》，页341a。参见Clauson《语源辞典》，页630a。例如，在Terkhin碑铭（8世纪中叶）中我们看到‘El-etmi§BilgHqaγan（’西面1/1），而在几行后则作‘El-etmi§BilgHqan’（同上1/6）。见S.G.Klyashtorny在《匈牙利东方学报》36（1982）的文章，页341、343—344。qan称号的汉文译写出现更晚（从10世纪起），见哈密尔顿《五代时期的畏兀儿》（巴黎，1955），页154，注33；白鸟，上揭书，页19—26。

见页398注①，有关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形式。

关于这些复杂问题及其可能的解释，见TMEN，III，页177—178。特别是西诺尔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54，页174—184；也见Krader文，《中亚杂志》1（1955），页21—22；Clauson文，《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56，页73—77；以及Molé上揭书，页39，140—141，注339。如较早的研究者提出的，突厥语qapγan可以勉强解释为一个动词派生的名词= qap（-抓，攻）+-γan，意为“抓者”（或攻打者”），遂可用为“征服者”之意。参见西诺尔，上揭书页181—182；Tekin，上揭书页112（第9），341b。然而必须注意，畏兀语qapγa意为“大门”（参考卫拉特语χabχan“门”），以及如李盖提所提出的（《拓拔语》页298），蒙古语qaγa-～qaba“-关闭”可能在古蒙古语中有一个派生词qaγaγ［a n］＞qabaγ［a n］，现已在汉文史料中找到，为吐谷浑太子的名字或绰号。这可能对伯希和提出的qaγan语源有直接意义。参看页396注①所述匈奴太子称号。

见伯希和、韩百诗《圣武亲征录译注》页183。关于qatun和qaγatun，见TMEN，III，页132—141。此书介绍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大部分文献。并见洪威廉文，《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 （1956），页32，注7；及Molé上揭书，页113—114，注172。关于qatun的粟特起源说，除TMEN，III，页138—139外，亦见Clauson上揭书，页602b及蒲立本文，Asia Major 9（1962），页263。伯希和早在1930年已经对粟特起源说表示了保留意见，见《亚洲杂志》217（1930），页260，注28。

见Boodberg上揭书，页169—170，注1；巴津，上揭书，页305—306，注135；蒲立本，上揭书，页264。参Molé上揭书。巴津（同上书页306）论及此词在汉文中被译写为“可孙”（k’Qsuen，意为“皇后”），是为qatun一词的前突厥方言形式时，他写到qatun和qaγatun之间的关系说：“qatun和qaγatun间形态学上的联系显示给我们qan“皇帝”和qaγan间相同的联系（突厥语和蒙古语）：随意性的后缀-γa-（《秘史》蒙文有qa和qatu与qan和qatun的交替，似乎也表示-n结尾的随意性）。关于后缀-γa-，可参见蒙古语abu（父），abaγa［n］（叔），eme（女人）eme-ge ［n］（老女人）。”巴津所提出的qan可能是从qa［n］+后缀-γa［n］构成的名词之说很有兴趣。派生名词的名词后缀-γan/-gen是一个罕见后缀，是在中世和前古典蒙古语中不再产生的。关于此，见鲍培《蒙古语中的名词派生后缀》，Keleki Szemle，20（1923—1927）ye 7116，第30；田清波（A.Mostaert）、柯立夫文，《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5（1952），页452—453。然而，对这种假定在qaγan之前就存在qan称号的解释，有一个有力的反证。如上述，qan只是首次出现于8世纪上半叶的鄂尔浑碑铭和相当晚的汉文史料中，而qaγan则被证实至少从5世纪起就有了。于是，看来更可信的是qan＞qaγan，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