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与宋、蒙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

吐蕃与宋、蒙的关系

（意）L·毕达克 著

随着842年反佛教赞普达磨（Glang Dar-ma）的被刺，吐蕃王国崩溃了，并失去了其在汉地西部、西北部和中亚的属地。吐蕃本土分裂为许多由达磨两个儿子的后裔家族统治的小王国。至10世纪初，这一分裂过程即已完成。就在这个世纪（但主要是在下一个世纪），遍布吐蕃的佛教寺院进入了政治舞台。一些寺院由于人们虔诚的捐赠而富裕起来，并试图在权力竞争中起作用。起初他们寻求一些贵族的支持，后来就用自己的经济力量进行政治活动。接着，邻近的小王们遂转而指望寺院的保护。若干寺院形成由住持们统治的宗教小王国的中心，这些住持原来是由僧侣们选出的，后来常常按世袭传承。往往兄弟中一人成为宗教领袖，另一人则娶妻生子，住持职位通常是伯（叔）侄相传（如出于款氏家族的萨斯迦住持）。这甚至导致确定为分别的两支，一支限于充任宗教领袖，另一支则掌握行政权力（如帕竹派）。另一种情况则是住持可以结婚，并传位于其子，但这种传承方式并不常见。宁玛派和其他一些红教教派即允许父子传承。

9—13世纪，不存在一个西藏政权，没有一个单一的政府能统治整个西藏。研究这个时期西藏与邻境的关系是困难的。没有一个西藏王国来主持与汉地、中亚和北印度诸国的关系，在各个边境上的许多小王国各自与其邻国交往。只是随着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才出现一个单一的政府。

史料状况也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困难。任何记述9—13世纪西藏事件的历史家，都只勾画了一幅杂乱无章的图像。那些关于公元900年前后至1230年前后的一鳞半爪的记载，与有关13世纪中后期的比较丰富的有价值资料，形成鲜明对照。没有多少希望能找到有关这些“黑暗世纪”政治史的有价值的新鲜资料。

另一个障碍是，涉及这个时期的文献都是僧侣们为自己写的纯粹宗教性著作。他们主要是记述那些来西藏重兴和改革佛教的印度学者、那些资助和派遣西藏学者到印度各大学学习的地方王公以及那些应蒙古统治者的邀请往来蒙古和汉地的西藏僧人。

同样，有关五代和宋时期的汉文史料，除了仅仅在有限地区内有影响的安多小王国之外，实际上不记载西藏情况。然而，有关元时期的汉、藏文文献则是丰富和充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对藏文文献的选择是必要的。原则上，我只利用较近于所述事件时代的早期文献。因而，著名的著作如松巴堪布（Sum-pamkhan-po）之《如意宝树》（dPag-bsam-ljon-shing）和济美日巴多尔吉（Jigs-med-rig-pai rdo-rje）之《蒙古佛教史》（Hor chos-byung），我只引用其中不是完全依赖其前人的少数例证。

此文论述至13世纪末叶为止，因为到这时西藏业已成为元朝的一块属地，不再有需要发展自己的对外政策之独立地位，因而也就无国际关系可言了。

宗哥王国与宋朝的关系

在唐朝和吐蕃王国覆亡后，汉人继续称其西邻为“吐蕃”，但所指已很有限。在唐代，“吐蕃”系指庞大的吐蕃王国，而在五代和宋，此名被用于指由一些分裂小王国所据之甘肃沿边安多（A-mdo）地区的小领域。其中一些王国居住着藏人；另一些则是由先前臣属吐蕃的各部零星人口形成的，他们在吐蕃王国崩溃之际获得了自由，藏人称这些集团为Id-bar，汉文译写为“嗢末”或“浑末”。①

906年，藏人攻打控制西凉府（凉州）一部分的嗢末。他们显然获得了成功，是以908年和911年来到汉地朝廷的嗢末使者即系代表其吐蕃主人充当入朝使。与甘州回鹘使团结伴而来的第二次来朝，还受到了特别的礼遇。在一段间隔之后，又有其他“吐蕃”使节在927至933年之间来朝。其后，这些所谓使节就仅仅是那些谋求凉州地方官职位的当地藏族显贵所派的使者了。933年之后的汉文文献也只记他们是西凉府来使，而不提“吐蕃”，凉州被看成是皇朝治下的一城，只不过由带有当地称号“折逋”（藏文chad-po？译者按：哈密尔顿《五代时期的回鹘》录《旧五代史》卷一三八《外国列传·吐蕃》“至汉隐帝时，凉州留后折逋嘉施来请命，汉即以为节度使”。注释谓“折逋”相当于藏语ched-po，即chen-po［意为“大”］。见耿昇、穆根来汉译本《五代回鹘史料》页44注）的藏族官员治理而已。950年以后，党项和回鹘的侵袭暂时地切断了这个地区与中原的联系。①

宋朝建立后，恢复了与凉州的交往。对中原汉地来说，这些所谓“吐蕃”部落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兴旺的马市，在990和995年间，凉州首领折逋阿喻丹及其弟折逋喻龙波相继当政时，这种马市特别活跃。②但在10世纪末，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宋朝是中原上国，甘州回鹘汗国依然是宋的善邻，藏族各氏族因市易需要经常与双方都保持友好关系，然而，更东面的党项国家却正在形成过程中，它终于导致了摩擦和开战。

凉州藏族居民的主要中心是城西的六谷地区。③11世纪之初，这个地区的东部是由折逋喻龙波统治的。约1001年，其西部出现了一个新首领——潘罗支，这个名字可能是藏文Phan-gla-rje的音译，此人可能是著名的郎氏（Rlangs）家族成员。他很快成为宋朝边陲政治中最重要的人物。他的富裕程度，从他于1002年送5，000匹马到开封作为贡品这个事例中即可见一斑。次年，潘罗支的权力达到了顶点：原、渭蕃部三十二氏族集结在他的统领下，宋朝又授以朔方节度使的官号。④

宋朝寻求获得潘罗支的支持以反对威胁其西北边地的党项国建立者李继迁。1003年，李继迁进兵凉州，潘罗支表示臣服，李未怀疑他会背叛，予以接受。立刻，这个藏族首领集结了六谷诸族，出其不意地袭击李继迁，彻底将他击溃。李在逃跑中身中一箭，伤重而死（1004年二月）。然而这个胜利对潘罗支却没有什么好处，几个月之后他就被害了。①

1004年底，六谷诸部选立潘罗支之弟厮铎督为其首领。他立即被宋朝任命为朔方节度使，并继续忠诚于宋朝，不时纳贡。1006年，其族遭受严重瘟疫，死者甚众，因而衰弱。厮铎督最后一次入贡是在1015年。同年，回鹘攻占凉州，杀厮铎督。②

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权力中心正在不确定的边界之外、纯粹藏人之地宗哥（gTsong-kha，即西宁周围地区）建立起来，一个名叫唃厮啰的西藏王子，12岁时被选立为统治者（时在1008年）。在关于政府所在地问题发生了一些争执之后，喇嘛李立遵（或李遵）挟持唃厮啰，把他带到西宁之东的宗哥城，在那里立他为王，自任其国相（“论逋”，藏语Blon-po）。③

唃厮啰本名欺南陵温篯逋。“篯逋”，史书明确说就是吐蕃王号“赞普”（bTsan-po）的方音之讹。“温”似可与藏语dbon（此言侄、甥）对应，这也出现在该地区其他许多名字中。“欺南陵”即“Khri gNam-lde”，这个名字与Khri bkra-shis rtsegs-pa（吐蕃王国末代赞普达磨的后裔——译者）家系的普遍名式相一致。他的本乡称为武三咩或高昌磨榆国，位于青海之西。石泰安（Stein）教授认为“磨榆”应即Mar yu（l今拉达克），但此说将会碰到一系列历史的和地理的困难。④

唃厮啰进入政治舞台是在1014年，其时他和李立遵已强大到能够集合约6—7万军队来抵抗党项人的推进。次年，他们第一次向北宋朝廷入贡，包括良种马和7，000两黄金。一般说，这个新王国奉行与中原皇帝和甘州回鹘统治者都保持友好的政策。只是在1015年，唃厮啰因帮助回鹘统治者反对党项人，乃要求娶其女，遭到回鹘王的断然拒绝，于是他以阻止甘州和中原间的贸易、外交关系作为报复手段。第二年，回鹘统治者死，其继承者作了让步，关系遂得以恢复。①

同年，李立遵弃教还俗，娶了18个女人。1017年初，他请求宋朝授以赞普之号。由于连地位和出身都比李立遵高的唃厮啰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请求，开封政府因而拒绝了李立遵的请求。这可能导致了唃厮啰与其有野心的国相之间的关系冷淡。1019年之后，我们就不见有关李立遵的记载，他从舞台上消失了。其后唃厮啰退居邈川（今乐都县），在那里他任命当地首领温逋奇为新国相。②

其时，来自党项新首领李元昊的威胁迅速增加了。唃厮啰亲率45，000人反对党项，但徒劳无功。1028年，党项人取回鹘都城甘州，很快就完成了对整个回鹘汗国的征服。凉州（1016年被回鹘人所取）也在1031年落入党项人之手，于是原来服属潘罗支的蕃部各氏族迁往南方，投归唃厮啰。李元昊随后转而攻宋，占领了兰州和甘肃东部其他诸城，遂成功地切断了宗哥与中原之间的直接交通。不久后，温逋奇反叛其主，但被制服和处死，因这个事件（1032年），唃厮啰将驻所移徙到青唐（今西宁）。1035年，宗哥王国面临最危机的时刻：李元昊发动了一次对唃厮啰新都城的直接进攻。但这次进攻被阻止，李元昊被迫退兵。唃厮啰对宋的积极援助得到了宋朝皇帝的完全承认，1041年，皇帝授予他河西节度使的官号。③

党项人的西夏国（1038年正式宣布建立）的兴起，反而使宗哥因祸得福：它把中亚的贸易转移到了西宁地区，因为经凉州或鄂尔多斯到中原的正常商路被党项人阻断了，中亚商人如今遂以西宁为其目的地。约在同时，青唐马交换四川茶的茶马贸易十分活跃。①安多大概成了当时西藏人正开始欣赏的饮料——茶的主要供应者之一。

唃厮啰晚年经历了严重的危机。国相温逋奇之子成为不忠分子的核心，他与唃厮啰的两个儿子建立了联盟，这两人正自行其是，并从1046年起背着父亲独自向宋朝入贡。1058年，这两个王子叛乱，但被击溃和杀死了。次年，温逋奇之子遭到同样下场，不忠的各部重新归顺了。唃厮啰在1058年还打败了党项人，②又为第三子董毡娶契丹公主为妻。这个中世纪安多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在1065年十一月三日去世。③

唃厮啰是仅有的一个能够组织起较像样的国家，并能在回鹘、党项和宋朝之间的长期斗争中起作用的藏族首领。他的王国扶持佛教，并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经常任用蕃僧。④

董毡嗣其父位，他可能就是《红册》所载的宗哥贵族（bTsad-po）sPyansnga Don-chen。如同他父亲一样，他也被汉人称为邈川首领，虽然其驻所早已移至青唐。董毡一生都保持着与宋朝的良好关系，1081年，他奉皇帝之命动员他的军队击退了西夏的一次进攻。⑤

董毡死于1086年，相继嗣其位任邈川首领和河西节度使的，是他的养子阿里骨（1040—1096）和阿里骨之婿瞎征。瞎征残忍而无能，在他当政时期，宗哥王国陷入混乱。他指责其叔要毒害他，但未敢将其叔处死，而严厉地惩办了他的追随者。黄河以南的所有部落都脱离了宗哥。被瞎征放逐到陇逋（Rong-po）部的溪巴温起而叛乱，占领了溪哥城（藏语Khri-kha），自立为王。1099年，宋朝利用这次内战占领了邈川。瞎征逃离青唐，投顺宋朝，1102年死于汉地。溪巴温占领了青唐，但次月该城即被宋军夺回。宗哥王国大部分地方落入宋朝之手，并设置了正规的行政区：邈川置为湟州，青唐命名为鄯州，宗哥城改为龙支城。①

宋朝的这次最初占领只不过是一个短暂阶段。大叛乱立刻就爆发了。一个月之后，宗哥的戍军即被分割，宗哥城落入溪巴温之手，邈川戍军也撤离了。几年之后，宋朝发动攻势，于1104年再取青唐，此城被改名为西宁，一直沿用至今。1105年，宋朝在溪哥修建了城堡。溪巴温短命王国的其余部分在1109年被设置为积石军。宋朝权力在安多地区的这次复兴，是以童贯为首的开封政府执行进取政策的结果。然而，宋朝对安多的主宰权，在其对西夏进行考虑欠周的攻击（又是按童贯的建议）之后，就走向完结。这次进攻以宋军在西宁东南（1115年）和兰州之南的惨败而结束。②此后不久，女真人的推进（以1126年侵开封达到顶点）将宋朝势力排除出安多。“吐蕃”向宋朝最后一次派遣贡使是在1136年。

安多似乎长期处于西夏和金之间的真空地带。1182年，金朝终于将宗哥并入其版图。③到此时，这个地区已大大失去了其在蕃汉关系中的重要性，它的12、13世纪的历史很少为人所知。

藏人在同一时期还维持着与契丹的关系。《辽史》将藏族部落分为四组：西蕃、大蕃、小蕃和吐蕃。④该书《表》中记载了953年、989年、1051年、1054年、1069年、1071年、1075年、1103年和1104年从吐蕃来的贡使，⑤但除了只记其到来之外没有提供什么细节，因而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哪个藏族部落的使节。吐蕃和辽朝全不接界。推测可能最先是凉州、其后是宗哥试图通过派遣贡使来促进贸易关系。

萨斯迦派与蒙古的关系

根据蒙古的记载，早在1206年成吉思汗宣布即大汗位时，蒙古人与西藏就有接触了。然而在早期的藏文历史著作中找不到此事的痕迹。

有一种较早的说法记载在《黄史》（Shira Tuji，写成于约1655—1660年）和萨冈色辰的《蒙古源流》（Erdeni-yin tobi，写成于1662年）中，据称1206年成吉思汗曾用兵于土伯特之古鲁格多尔济汗（Külüge Dorji Khaghan），①后者遣亦鲁呼诺延（Ilughu noyan）为使，率300人前来进献无数骆驼为贡品，并表示臣服。成吉思汗接受了贡品，因遣亦鲁呼诺延携带致萨斯迦之察克罗咱斡阿难达噶尔贝（Chag Lotsawa Anandagarbha=藏文Kun-dgasnying-po贡噶宁波）的信件返回西藏。这样，他就成为全西藏之主。

古鲁格多尔济似指rDo-rje dpal或Tho-ji，此为1227年被杀之第九代西夏国君的藏名。②亦鲁呼诺延无疑即历代西夏国君的通用尊号Ilughu Burkhan，直到成吉思汗下令处死西夏末代国君之前才将此名改为失都儿忽（Shidurghu）。③进贡骆驼一事更明白无误是指西夏。因而，这段记事早已被认为是1207年成吉思汗第二次征西夏之役的张冠李戴。④在1206或 1207年，成吉思汗的境土和西藏根本不接壤，其间隔着西夏王国。①至于察克罗咱斡，指的当是dGra bcom（1153—1216）或其侄Chos-rje dpal （1197—1264），②阿难达噶尔贝（梵文）即藏文Kun-dgasnying-po（贡噶宁波），此系一位萨斯迦住持的名字，其生卒年为1092—1158年，据说他曾预言过成吉思汗的降生。③可见，这段记事显然极其混淆错乱。④

还有一种较晚出的说法，先见于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1748年成书），接着又见于济美日巴多尔吉的《蒙古佛教史》（1819年成书），前者可能是、后者则肯定是蒙古人用藏文写成的。他们断言成吉思汗在1206 或1207年曾进兵乌思（dBus中部西藏，译者按：我国称前藏），“弟悉”觉噶（sde-srid Jo-dga）和蔡巴之公哥朵儿只（Tshal-pa Kun-dgardo-rje）与300名追随者举行了一次大宴（dga-ston），并派出使者向成吉思汗表示臣服和效忠，承认他为西部、中部和东部西藏的君主。于是成吉思汗成了全西藏之主，他致书于萨斯迦喇嘛贡噶宁波，邀请他立即来蒙古。⑤

弟悉觉噶名列雅隆诸王表中，但时代不详，贡噶宁波生活在1092—1158年；蔡巴公哥朵儿只则是1346年成书之《红册》（Deb-ther dmar-po）的作者。可见这种记载完全是年代学和历史学上荒唐无稽的编造。

至于这里提到蔡巴，可能是从一个较早的传说演变出来的，根据这个传说，第一批进入蒙古的吐蕃僧人是藏巴栋苦瓦（gTshang-pa Dung-khur-ba）和他的六个弟子。他们过着苦行生活，并在游牧人中显示许多奇迹，但因言语不通，只能用手势表达意思。他们到达蒙古是在成吉思汗称帝后的三四年（即1209—1210年）。道士和聂思脱里教徒的敌视迫使藏巴及其门徒迁到了西夏。1215年成吉思汗攻西夏时找到了他们，藏巴通过译人向成吉思汗解释佛教主要教理，终于得到了准许保护佛教僧人的“札撒”（ja-sa）。①这个传说仅就其涉及蔡巴派在西夏的活动方面可能有些历史根据。

总之，关于西藏僧俗首领在1206年集会决定自愿臣服成吉思汗的说法，是完全靠不住的。②

成吉思汗之子和继承者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始与西藏发生关系。藏文史料记载，窝阔台即位后，曾建议其家族邀请（蔡巴）喇嘛恭塘巴（Gung-thang-pa）。其弟媳“庄圣太后”（Sayin eke，译者按：蒙语“好母亲”）唆鲁禾帖尼及其诸子（蒙哥、忽必烈等）早在1215年就捐助过藏巴，这时他们接待了恭塘巴，充当他的施主，他则向他们授法，“这是蒙古人求法之始”。这位喇嘛还预言忽必烈将大贵，于是蔡巴僧人继续受尊崇了一些时候。③这个记载究竟是传奇性的还是含有某些事实成份，尚难断定（译者按：忽必烈长子朵儿只出生于1242年之前，其名为藏语rDo-rje，意为“金刚”，当是藏僧起的名字，说明此时忽必烈身边已经有藏僧。可作为《智者喜宴》这条记载的旁证）。

穆斯林史料断言窝阔台即位后，就立即遣军远征吐蕃和高丽。1234年灭金后，又派出一支军队进征吐蕃。④然而，既无汉文史料也无藏文史料可以确证穆斯林史家所说的这些远征。⑤

几年以后的史事才有了确实的依据。1236年，窝阔台次子阔端领导了一次未成功的征四川之役，这造成了对蒙古入侵西藏已迫在眉睫的恐惧。①阔端从四川北还，1239年驻于Byang-ngo（s即凉州地区）。②不管是出于他本人的主动还是遵父命行事，他把注意力转向西藏。其时，西藏因到处发生小王们的各寺院之间的纷争，正处于大混乱状态。③1240年，阔端派多达（Dor-ta，又作Dor-tog，Dor-da，Dar-khan）率领一支小部队向南深入到彭域（Phan-yul）谷地。蒙古的这一次袭击造成了嘉拉康寺（rGyallha-khang）噶丹派寺院的巨大破坏，有500人被屠杀；热振寺（Rwasgreng）也遭到同样命运。两个噶举派寺院幸免于难，其一是思答笼寺（sTag-lung），因被浓雾笼罩以致蒙古人看不见它；另一个是必里公（Brigung），据说住持乞剌思八冲纳思（Grags-pabyung-gnas，1234—1255年在位）祭起一阵神奇的石雨保卫了该寺。多达想将这个住持带回，让他向蒙古人传授佛教，但他拒绝了，却推荐了萨斯迦班智达功嘉监藏（Saskya-pa pandita Kun-dgargyal-mtshan，1182—1251）。由于已获悉蒙古人的可怕声名，这位必里公住持可能是试图保命或保护自己的自由，他全未料想到他的拒绝对西藏的将来却是意义深长的。④

等到1244年，阔端才派去使者，可能只带卫队而没有带军队，去召萨斯迦班智达到他的营帐。他的信署着八月中秋日，并附有礼品。信的词意谦恭，但也含着如不服从则将用兵的明显威胁。⑤拒绝是完全不可能了，必里公住持也力劝萨斯迦班智达接受邀请。这位年迈的萨斯迦住持（时已62岁）在他的两个9岁和7岁的侄子八思巴（Phags-pa）和恰纳朵儿只（Phyag-na rdo-rje）的伴随下出发了。①西藏人并未推举他或委任他。蒙古人只是为自己在西藏的目的要利用一个有影响的僧人，他们先是选择必里公巴，但他成功地把这个“不虞之誉”推给了萨斯迦巴，而后者可能比其同行更敏感到最终的结果，接受了邀请——或者无宁说是征召。②

萨斯迦班智达缓缓而行，到达乌思，1245年全年他都停留在那里。噶丹派僧人Nam-mkha-bum煽起的异议和恐惧在一些范围内盛传，这个教派在1240年多达的袭击中受害最大。萨斯迦班智达必需解释他的行为的正确性。③次年，他抵达凉州，时阔端已去出席推举贵由继承窝阔台汗位的大聚会。1247年，阔端回到凉州，会见了这位住持。他们顺利地就其将来关系的主要点达成协议。萨斯迦班智达从此成为蒙古在西藏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他向西藏僧俗显贵发了一个文告，劝他们臣服蒙古，让蒙古人征税征兵。④为了巩固这个协议，允许恰纳朵儿只娶阔端一女为妻。此外，贵由向西藏寺院赠送了大量礼物：金四“大斗”（bre-chen，容量名，等于20bre，bre译言“升”），银20“大斗”，以及200领贵重长袍。⑤

通过与萨斯迦住持达成的协议，阔端奠定了蒙古控制西藏的基础。但在这两个合作者着手进行重大行动之前，三个事件改变了政治形势：1248年贵由之死；1251年七月一日拖雷之子蒙哥即位；同年底，萨斯迦班智达死于凉州。①蒙古汗位转到成吉思汗家族的另一支，加上萨斯迦住持之死，使阔端丧失了在西藏政治中独立起作用的可能性。他的安排落空了，蒙古在这个地区的政策必需重新制定。

蒙哥立即干预西藏事务。一方面，他可能打算自己获得这一片当时仍保留给窝阔台家系的有影响地带；另一方面，在蒙古大汗空位和萨斯迦班智达患病期间，西藏的反抗可能增加了。无论动机如何，蒙哥一即位就命和里歹统蒙古、汉军征进吐蕃地区（东北部）。②同年或1252年，阔端从凉州派出另一支由朵别台（Du-pe-ta或Do-be-ta，= D6rbetei？）率领的军队。③这次钳形的进征在西藏造成了大破坏。1253年，和里歹（Hur-ta）手下的蒙古人杀死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教师rGyal-tsha Jo-ber，蒙古的进兵使rGyal-ba Yang-dgon-p（a1213—1258）不能与绰浦译师（Khro-phu Lotsawa）会见。蒙古军深入到达木（Dam）之地，“又杀又掠，焚烧房屋，毁坏寺庙，伤害僧人”。由于Hur-tang的侵入，rGyal-ba Yang-dgong-pa不得不劝告拉堆（Lastod）王同意蒙古的要求。④Hur-ta和Hur-tang显然都是和里歹的藏文音译。他的征伐持续了两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同时，一些蒙哥家族成员接管了对西藏各教派的庇护。大汗本人保护必里公派和gTsangmGur-mo-ba；萨斯迦派仍归属阔端的照应；蔡巴派则被委付与蒙哥之弟忽必烈；雅桑派（Ya-bzang-pa）、帕木竹巴派（Phag-mo-grupa）和宁玛派（sNying-ma-pa）都置于其弟旭烈兀的管辖下；思答笼派受其幼弟阿里不哥的保护。⑤这种分配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蒙哥试图把在汉地实行的封邑制度推行到西藏地区。同时，他力图尽可能对多数大寺院和教派施加他的影响。

这一分配几乎立刻就有了变化。必里公住持sPyan-snga乞刺思八冲纳思“在后半生接受了很多旭烈兀王的赠礼”。①1253年，忽必烈要求阔端将八思巴及其弟转交给他。②他们由阔端次子蒙哥都陪同来到忽必烈营帐，蒙哥都可能是来为其父任质的。③此后阔端即不见记载，他死于1253至1260年间的某年，他的后裔仍保持其贵族地位和凉州封地。④

除上述变化之外，“保护者”之一很快就离开中亚不再回来了：在1253年大会中（译者按：据《元史》、《世界征服者史》及《史集》，派忽必烈南征、旭烈兀西征均在1252年，西征先锋怯的不花当年出发，旭烈兀则在1253年春启程。1253年并无举行忽里台之事），旭烈兀被委任指挥伊朗的蒙古军，他耽搁了一些时间才出发，缓缓前进，迟至1256年一月二日才渡过阿母河。然而，他继续保持与西藏的联系，并不断向帕木竹巴住持rGyal-ba Rin-po-che（1235—1267年在位）赠送礼物。⑤他的继承者诸伊利汗仍保持了这些接触，他们庇护佛教僧侣，并在其境内兴建和资助寺庙。阿鲁浑汗（1284—1291）身边有不少僧人（可能是藏人）。他死后，这个王朝接受了伊斯兰教，1295—1296年，佛教遭到压迫，寺庙被毁。⑥

八思巴在忽必烈营帐受到很好的款待。⑦但这位蒙古亲王随即出征四川、云南（1253—1254），就是在他回到其封地以后，也没有很注意这个年青的萨斯迦学者。⑧不久之后，忽必烈就对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圣人——噶玛拔希发生了兴趣。此人是噶玛派黑帽支派的第二世转身，西藏佛教史上最有名的法术家之一。1255年，他接到忽必烈的邀请，立刻起身，在安多离忽必烈驻所不远处和这位亲王见面。①他在忽必烈那里只呆了不长时期，表演了许多法术，然后使忽必烈很不高兴地离开了，旅行到凉州和甘州。1256年，蒙哥在离和林不远的昔剌兀鲁朵接见了他。他得到大汗的尊崇，并可能参与了当年举行的佛道辩论。可能因这次会议的关系，蒙古人接触了其他一些宗教领袖，如rGod-Tshang-pa（1189—1258）和大译师Chag Lotsawa Chos-rje-dpal（1197—1264），后者被邀请去蒙古，但因健康不佳谢绝了。1259年蒙哥之死使这些与其他西藏教派的接近终止了。他的死也带来一个短暂的混乱时期。

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爆发了争位斗争。大部分西藏寺院及其行政官，如萨斯迦“本禅”（dpon-chen，译言大官）释迦藏卜（Shakya bzang-po），都站在忽必烈方面。必里公“弃本”（khri-dpon，万户长）朵儿直班（rDo-rje dpal）在访问蒙哥宫廷时则成为阿里不哥的党羽，他曾当面与忽必烈争辩，且轻视忽必烈。②这次冲突标志着必里公派与忽必烈和萨斯迦派对立的开始，这种对立或明或暗地持续了30年。

至于噶玛拔希，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战争期间回到中原，但忽必烈没有忘记他的突然离去，又听信了这位法师曾希望阿里不哥获胜的谣言，于是将他逮捕。据传说，他被放在柴堆上烧了三天半，但未受伤害，然后被流放到“海滨”，他的两个弟子则被处死。两年零八个月后，他被带回朝廷，1263年获赦，得以回到西藏渡过晚年。③

1256年噶玛拔希离开忽必烈，给了八思巴以施展的机会，此时他已结业并于该年被授为首领僧。①他立刻就被接纳进忽必烈的内圈，并在1258年开始为这位蒙古亲王授佛法。萨斯迦派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喇嘛教在蒙古传布的真正开端。②同年，八思巴参加了在忽必烈面前举行的佛道辩论。③此后，他的升擢很快，显然，忽必烈发现他是实现其统治西藏计划的必要工具。忽必烈称帝后，即授八思巴为“国师”，并任命他为佛教徒的最高领袖（1261年一月九日）。④1264年，皇帝又授与八思巴有名的“珍珠敕书”（ja-samu-tig-ma），确定给予佛教僧侣以免税的特权。⑤忽必烈为什么选择这个年青的萨斯迦座主？部分是因为他是萨斯迦班智达的亲属，尽管后者早已去世。再者，是窝阔台和阔端家族开始了与萨斯迦派的关系，而蒙哥即位时，对萨斯迦派并无特别的恩典，事实上他将西藏所有教派在其家族成员中分配了，忽必烈则拥有完全的自由。如果我们记得八思巴在9岁时就作为质子来到蒙古营盘，我们就可以更好理解忽必烈之所以选择这位西藏佛教徒了。虽然他受过精心的西藏教育，完成了广泛的宗教和哲学的研究，但他无疑大大受到蒙古观点的影响。他也一定对蒙古辽阔帝国势不可挡的力量有所认识，他比其他喇嘛（如来蒙古时已是成人的噶玛拔希）更少犹豫地进行合作。这可能是忽必烈选中他的主要理由。这种选择并非由于萨斯迦派于蒙古兴起前在西藏社会中有任何优越的地位或影响。八思巴作为西藏政治领袖只不过是忽必烈造成的，因为他是能对忽必烈的目的提供最好的精神作用保证的宗教首领。⑥

大约在这时忽必烈开始密切关注藏族地区。汉文史籍对这些地区用了三个地理名称：吐蕃、西番和乌思藏。这并非同义语。蒙古沿袭宋代，以“吐蕃”指其最东北部旧宗哥王国及其邻近地带；“西番”则是对四川西部和甘肃南部其边境部落的通称；新的纯粹藏语名称“乌思藏”（dBus-gT-sang）用于指中部西藏（译者按：清代音译dBus为“卫”，称“前藏”，gTsang称“后藏”）。

1264年忽必烈开始平定“西番”，这一年，以西番十八氏族置为安西州。1265年，诸王也速不花（阔端之孙）攻西番，诏赏其所部军银300两。但此次征讨只是在忽必烈命忙古带将军率6，000兵入西番平定其地，并在那里建立一个行政中心（“建都”）之后，才告结束。①征讨的结果是在甘肃最南部的文州设置了一个蒙古汉军西番军民元帅府。②

同时，在1264年，八思巴动身去西藏，显然是担负着按藏人可接受的界限（照顾到其民族特点的传统）建立起蒙古统治权的任务。他归途中在边境上可能遇到某种反抗，因为该年万户晃里答儿率部征吐蕃（指安多地区），因功赏银450两。③

八思巴回萨斯迦后的活动不太清楚。其弟恰纳朵儿只（Phyag-na rdorje）被任命为“全西藏首脑”（Bod-spyii steng-du bkos）可能是在1265年，皇帝授与他白兰王之号，一颗金印，以及左右“同知”的品级。史料强调这是皇帝第一次颁给西藏特别是给萨斯迦一颗官印（tham-ga）。④忽必烈可能打算在中部西藏建立一个在蒙古主权之下、由萨斯迦住持神权支撑的世俗王国。这个计划因1267年恰纳29岁早死而被打断。

他的死对整个未完成和未经考验的结构是一个沉重打击，八思巴未能阻止它的崩溃，而不得不退到达木（Dam）。必里公派集团领导了对萨斯迦派及其朝廷保护者的反抗。忽必烈迅速地采取措施摧毁这一反抗，同年（1267年），蒙古军在Kher-khe-t（a或Kher-tha王）率领下，可能是从安多前进，进入中藏镇压了全部抵抗，从而为建立起此后80年统治该地区的政府机构扫清了道路。①1268年被认为是西藏蒙古统治权确立的年代。当朝廷官员执行其任务时，八思巴没有被允许留在萨斯迦，1268年他呆在中国西部，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组织工作是按蒙古帝国建造史上众所周知的模式进行的。“本禅”一职可能即创立于此时，作为国师（后为帝师）指导下的王朝官僚制构架中之萨斯迦政府的实际首脑。②第一个任职者是释迦藏卜，他在1244年萨斯迦班智达出发后曾处理该寺院世俗事务，充分表现了其行政能力。蒙古人给他以“三路军民万户”官号。因此，他不仅是行政首脑，而且是西藏的军事指挥官。他开始在萨斯迦兴建Lha-khang chen-mo（意为“大庙”），这座城堡似的巨大宫殿显然是打算用作政府的所在地。③

为履行蒙古人对新得领土的正常手续，第一步措施就是实行括户（dud-grangs rtsis-pa）。1268年，委任了两队官员，一队由朝廷使者（gser-yig-pa）A-kon和Mi-gling率领，在从纳里（mNga-ris，阿里）至沙鲁（Zha-lu，指“藏”地）的地区内括户，另一队由Su-thu A-skyid率领，在从沙鲁至必里公（Bri-gung，指“乌思”地）地区内括户。他们与本禅释迦藏卜密切配合进行工作。实行括户的地域是中藏，东部和西部不在内。①

根据蒙古惯例，另一项措施是设立驿传（蒙语jam）②，作为通报边情和迅速传达命令的必要手段。置驿之事委付给官员答失蛮（Das-sman，蒙语Dashman），他直接受忽必烈之命去建立驿站网，并宣布朝廷主权于全西藏。为此目的从国库中拨给他充足的物资。他还被任命为宣政院（son-bying-dben，掌管佛教的政府机构，但1288年以前尚未用此名）的“院使”（rtsa-bai dpon-chen）。这是朝廷官员常驻中藏的第一个事例。在他之后，官员I-ji-lag被派去担任总站官，带“同知”（thong-ji）官衔。这条驿道是由从中国边境至萨斯迦的27个大、小驿站（jam-chen、jam-chung）链条构成。被签发承当站役（u-lag，译者按：蒙语ula’a，马匹；站夫称ula’achin）的大量民户，被分到每个站。沿驿路的乡村被分划为驿站区，与民政区之十三万户分开。③驿传系由若干称为“札木臣”（ja-mo-che，蒙语jamchin或jamuchin）的官员作首领。④

征兵、括户、置驿以及征税，是蒙古统治属国的基准。这些行政措施在1268—1269年实行于中藏，虽然征兵和征税在现存史料中并无直接记载可为依据。

1269年，八思巴回到中原，而将西藏委付给有经验的释迦藏卜。忽必烈曾令八思巴设计一套新字母来写蒙古语和汉语。于是他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造新字，1269年二月被宣布为“国字”，强行在官方文件中使用。八思巴现在受到忽必烈更高的尊崇，本年末或1270年初，封授帝师之号。①但不久他就再次离开朝廷，在此后几年中（1271—1273），他的常驻地是临洮（shing-kun）。他与皇帝的个人接触很有限，因而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对忽必烈究竟有多少政治影响。②

1274年八思巴启程回西藏，其侄亦怜真（Rin-chen rgyal-mtshan）继为帝师。这位萨斯迦住持回乡，不止一次地由蒙古军伴送。1275年三月，皇帝令三位诸王派出其蒙古军增援西平王奥鲁赤攻吐蕃。奥鲁赤显然是护送八思巴，他回藏遇到了某种反抗。奥鲁赤与八思巴终于在1276年抵西藏。③

在他们到达之前，萨斯迦世俗政府已易人。本禅释迦藏卜死于1275年，由功嘉藏卜（Kun-dgabzang-po）继其职。④没有史料说明萨斯迦的这一改变是否与奥鲁赤王在边境上遇到的抵抗有关。1277年，奥鲁赤杀了一个Zangs-che-pa，可能反映了该地发生了某种骚乱。⑤同年，八思巴在曲弥（Chu-mig）召集了一次西藏宗教领导人的大会。①虽然史料描述这纯粹是一次宗教事务，但可能有某种政治含意，诸如最后确认蒙古在西藏的主权。

其时，有一个新官员在元廷跃居显要。汉文史料称他桑哥，藏文史料则作Sam-gha，Zam-gha或Zam-kha。他并非一般所认为的畏兀儿人，而是旧吐蕃王国置于边境之驻防军的后裔，噶玛洛（bKa-ma-log）氏族的四川藏人。他最初被八思巴注意并用为通事，后进入朝廷任职，用在财政部门。后来的履历是成为皇帝宠臣、苛虐的财政官和大臣，于1291年被处死，这是元史上重要的一段插曲。②

1280年，八思巴45岁死于萨斯迦。③他的死引起谋杀的怀疑，主要是由于人们共知这位住持与本禅功嘉藏卜失欢。一个萨斯迦官员指责后者毒死八思巴。④皇帝派桑哥率7，000蒙古军和大量安多驻军到西藏。桑哥捕功嘉藏卜入狱，并于1281年将他处死。然后他到萨斯迦，对西藏的蒙古机构实行部分改组，集中注意力将蒙古戍军布置在全境要害之地。他也注意驿传，这被当地藏人视为沉重负担，以致很多人逃跑了。布置在北方的戍军奉命兼负监督该地区六大站之责。他还责成乌思地区头人向他们提供饲料、食物、用具和药品。⑤

八思巴的萨斯迦教座由恰纳之子答儿麻八剌剌吉塔继承，他生于1268年，像一个蒙古人一样被养育长大，1281年第一次来到西藏。他在那里只呆了很短时间，因为1283年即被任命为帝师而回到中原。1286年他辞帝师职赴萨斯迦，次年死于路上。①

这些年中，有三位本禅继不幸的功嘉藏卜之后任职，每人在职时间都很短。他们是Zhang-btsan、Phyag-po-sgang-dkar-ba和赏竺辇真（Byangchub-rin-chen），后者得到皇帝的特别赏识，被授与“宣慰使”官衔和水晶印。继他任职者为功嘉软奴（Kun-dga-gzhon-nu）、软奴汪术（gZhon-nudbang-phyug）。②

1287年，在软奴汪术在职时，两个朝廷使者来到西藏进行1268年括户的复核（che-gsal）。这个使团并未重新括户，只是检查了西藏财政机构职能。③

可能因1287年使团工作的结果，宣慰使软奴汪术受命供应其管内被签发承当兵站役之贫户的需要。桑哥为此给银2，500两（译者按：《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载，至元二十五年十月庚申，“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术尝赈其管内兵站饥户，桑哥请赏之，赐银二千五百两”）。

元朝的西藏政策继续由桑哥掌管，直到他因专横和腐败导致他1291年的倒台和被处死。④答儿麻八剌剌吉塔死后，皇帝任命夏尔巴的辇真监藏（Jam-dbyangs Rin-chen-rgyal-mtshan）为萨斯迦的摄政，而不是空衔住持，他任职至1303年被任命为帝师而赴都时，1305年死于大都。⑤

1280年，一个新的反对蒙古统治的暴动发生了，其中心仍是必里公。1285年，必里公军队攻击并摧毁了一个对方寺院。此后几年，他们更无忌惮，因为他们得到某个sTod Ho（r上部蒙古）王Hu-la的支持。⑥似乎这次“上部蒙古”军的干涉与忽必烈和窝阔台系首领海都之间持续很久的争斗有关。那几年，这场两个统治者间的战争因海都进兵和林和东道诸王的叛乱达到了高潮，忽必烈不得不于1288年亲自到该地去平叛。在14世纪藏文中，sTod Hor系指东突厥斯坦。①因此，Hu-la王只能是指笃哇（1274—1306年）——海都的坚定同盟者、察合台系首领，而不可能是指海都，因为他的领土距西藏远，并不直接毗连。

必里公与sTod Hor的结合构成严重威胁，因而需要蒙古军的大规模干预。据藏文史料，蒙古征伐军由铁木儿不花王统率。1290年，他的军队在本禅Ag-len（或Ang-len）rDo-rje-dpal（朵儿只班）所率乌思藏军配合下，打败了必里公派和上部蒙古王Rin-chen（亦邻真）的军队。必里公寺遭到猛攻，并被付之一炬，有1万人丧生。胜利后，朝廷军分遣一支去平定南部诸地，全部反叛者都被扑灭了。②

驿路照例受到了战争的影响。1292年十一月六日，乌思藏宣慰司报告“必里公乱后站驿断绝，民贫无可供亿”，朝廷令给乌思藏五驿各马100、牛200，其736役户，每户银150两。1293年初，朝廷又给9，500两补充数目以救济站户。③

其后，西藏在蒙古和萨斯迦统治下多少保持了平静局面。朝廷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兴趣，故《元史》中有关记载很少。

元朝诸帝与西藏的关系是复杂的。按藏人的观点，这是老师与学生、被保护者与保护者、受施者与施主的关系，可用yon-mchod（施主—福田）一词来表现。忽必烈曾“供养”八思巴，第一次是中藏的十三万户（khriskor），第二次是乌思、藏、纳里三“路”（chol-kha，蒙语ch6lge）。这些事件的传说年代各异，且太早，多数说法是1254年和1260年。前一年代决不可能，因忽必烈1254年只是亲王，无权作此捐赠。如果确有“供养”的话，我以为第一次应是1265年八思巴第一次回西藏之前，第二次则在他1276年最后一次回去之前。

汉文史料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细节。即使我们将这些“供养”理解为授与地方权力，那么很明显它只包括乌思藏。萨斯迦派在西藏西部的权力主要是理论上的，而安多和康则由朝廷直接控制。

从蒙古的观点看，西藏是帝国的一个有特殊制度的自治省，皇帝通过管理佛教的总机构（宣政院）实现其统治该地区的权力。皇帝和帝师的命令在西藏具有同样权威。

管理佛教总机构的沿革很复杂。《元史》的《百官志》有一节记述此机构。①它建立于至元初（1264年），称总制院，在八思巴的总领之下。其职掌为管理佛事、寺院、中国僧徒和吐蕃行政机构。然而，像《元史》各志一样，这段记载是节略的，而且不完全正确。本纪和其他文献中有关宣政院历史的零星记载与此不同。虽然本纪未载1264年建立总制院事，我们还是可以采用这个年代。但还有另一个机构——总统所，第一次出现于1265年，直到1311年始废。它掌管各省佛教僧团事务。

直到1280年二月十四日，才组成了一个掌管吐蕃事务的机关。这一天皇帝创立了称为都功德使司的从三品衙门，“掌奏帝师所统僧人并吐蕃军民等事”。②到1281年，它仍作为佛教僧团和政府之间的正式官方渠道。③桑哥的高升使总制院又居于显要地位。在1284年三月二十一日的一个文件中，一个叫脱因小演赤的僧人作为都功德使司的头目出现，而在同一文件中还提到桑哥是总制院使，且兼领都功德使司事。①当1287年末桑哥被任命为右丞相，他仍继续干预佛教和吐蕃事务。②

1288年，因桑哥建议，释教总制院改名为宣政院，并升为从一品。桑哥仍任其长官。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释教总制院”这个新形式。不能不怀疑这是一种官名模糊使用的情况，真正指的是释教总统所，而总制院作为一种无职能的影子机构仍维持未废。这一推测可由下列一条史料近乎得到肯定：“［至元二十八年四月庚寅］（1291年五月二十二日），并总制院入宣政院。”④这意味着它在1288年以后仍然保留。1295年以后，宣政院的职官经常变化。到1300年，这个机构有十员院使。不清楚在这种结构下帝师的影响如何能够保持。⑤1291年之后，功德使司实际上与宣政院合并。1303年复置，⑥但显然已不再干预吐蕃事，它主要是掌管做佛事和宫廷仪式。它在1311年有旨全面废除宗教机构中获免，⑦但在1326年则被废罢，其职责于1329年转移给宣政院。1332年，复置功德使司。⑧

总之，设在中国首都的处理西藏事务的一个特殊机构，建立于1280年，到1288年定型。萨斯迦教派和朝廷的合作至少在13世纪末以前找到了它的有效的体现形式，其中宣政院的长官之一规定是由帝师推荐的。

与学界通常的看法相反，从1275年至1350年期间，统治吐蕃的并非萨斯迦住持。八思巴之后的教座继承是复杂的。1287年答儿麻八剌剌吉塔死后，合法继承人是他的侄子bDag-nyid-chen-po bZang-po-dpal（1262—1322）。因后者被怀疑毒死答儿麻八剌剌吉塔，流放了16年，1305年回萨斯迦后，被限于从事宗教活动。他有好几个妻子，他的许多儿子建立了款氏家族的四个不同支派，每一支在萨斯迦都有自己的宫殿和地产。除了当这个家族的成员之一被任命为帝师而必需驻在大都外，他们并不管理吐蕃。在答儿麻八剌剌吉塔退位和死后相继任职的九位帝师中，只有五人是款氏家族成员，其余则属于夏尔巴和康萨巴家族，他们曾是萨斯迦班智达和八思巴的弟子。①缺乏完善的继承法，妨碍了萨斯迦教主成为统一之西藏的真正统治者。西藏政府的领袖就名份上说是帝师而不是住持，保存在沙鲁寺的现存当时文件清楚地表现了这一事实。这些文件都钤有帝师玉印，文件的开头总是：“皇帝圣旨（lung，蒙语jarligh）里，帝师的言语（gtam，蒙语üge）。”②

至少在藏人眼里，西藏的政府首脑是由帝师提名、由皇帝任命的本禅。他在萨斯迦寺领地内凭其本身的权力进行统治，而在此范围之外，则以蒙古人在西藏所置行政机构中的朝廷官员身份行事。③

行政机构基本上由宣慰司（忽必烈所置行省与郡县间的中间机构）构成。在边区，宣慰司官还兼掌军权，包括地方指挥官（都元帅）之职。④吐蕃东北部有单独的吐蕃宣慰司下的行政机构。这个地带包括有通往朵甘思（mDo-khams）和乌思藏之重要道路的起点——河州。吐蕃宣慰司辖有吐蕃和朵思麻（mDo-smad，即安多）等路，受权于宣政院。⑤

我们不知道道乌思藏宣慰司建立于何时。最可能的年代是1268年（即实行括户和设置驿传的同时），但《元史》的本纪和《百官志》都没有记载年月。我们只知道1270年代已有此机构，其成员曾会见过噶玛拔希。①它的权力扩及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西藏西部）三路。在必里公之乱和本禅软奴汪术重建驿传之后，朝廷考虑在西藏建立常设军事组织以免一再进行耗费巨大的远征，是适宜的措施。于是，1292年十一月九日，依宣政院言，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行政机构改为“宣慰司都元帅府”。②如《元史·百官志》所载，它配备有宣慰使五员、同知二员、副使一员以及其他次要官吏。民政人员还包括乌思藏转运使一员。③纯粹军职人员包括两名乌思藏管蒙古军都元帅，两名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后者当是为防卫sTod Ho（r突厥斯坦）方面的边境。还设有一员管军招讨使，作为未绥服和新平定地区的军警首脑，管领担里（Dam）地方之军事。④在地方一级，乌思藏被分为十三万户，每万户置于一世袭万户长（khri-dpon）管辖下，随着蒙古政府的衰落，他们形成为西藏新贵族的核心。⑤

上述概略仅表现忽必烈朝末年乌思藏宣慰司的最后形态，但对它的工作情况我们几乎毫无所知。文件似乎表明它确实存在并起作用。⑥有两个尚难确定的事实，一是真正驻在西藏的蒙古官员有多少？二是宣慰司治所何在？看来，宣慰司就设在萨斯迦，因为在14世纪它是驿路的终点，并且是流放高丽王之地。⑦萨斯迦本禅与宣慰司的关系也不清楚。第一任本禅释迦藏卜仅授“三路军民万户”之衔。汉文史料中第一位带宣慰使衔的是软奴汪术（1288年）。藏文史料记载第一个有此官衔的则是赏竺辇真（1285年前后）。此后，每一任本禅可能都按例受到这种任命。但他只是五个宣慰使之一。沙鲁寺文件从未提到本禅。文件颁给的最高级官员是乌思藏宣慰司的mi-dpon（即宣慰使）。①

另一个难定之点是本禅的任期。1268年至1350年前后，共有27任本禅，其中有些人两次任职，其任期平均数大约为三年，这与元代高级行省官员正规的三年一任相符合。可能本禅就是像元代官僚机构的其他成员一样属于正规官员。当然，这仅是一个假设。最后，在14世纪，都元帅一级官通常是授与藏人。②

这篇研究的结果可以概括如下。1240年之前乌思藏与蒙古并无接触。蒙古统治者试图通过喇嘛教僧团获得在西藏的权势，终于在1260年前后将优先权给了萨斯迦派。1268—1270年，西藏被编为元朝的一个特殊区域，由皇帝和萨斯迦派（以帝师驻京为代表）联合统治。这种合作关系既体现在朝廷，也体现在地方一级。萨斯迦住持如果不是同时担任帝师，显然只限于起宗教作用。西藏的地位不同于诸如高丽和中亚畏兀儿亦都护那样的附属国，因为它没有驻在本国的地方统治者。以必里公住持为首的秘密反抗不时公开爆发，他们于1290年被最后摧毁了。那年之后，西藏实际上被统一进元帝国，直到14世纪中叶。必里公派的后继者帕莫竹巴派的叛乱，事实上切断了西藏与中国的联系（除了礼节性的使者往来外），恢复了西藏的独立达四个世纪。

（原文载China among Equals，ed. by Morris Rossabi，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译文原载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唐书》卷二一六下。吐蕃占领甘肃诸城后，凉州人口主要为藏人或藏化汉人。P·戴密微《逻些僧诤记》（巴黎，1952），页185。

见J·哈密尔顿（J.R.Hamilton）所集资料《五代时期的回鹘》（巴黎，1955），页20—60。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宋史》卷四九二；《文献通考》卷三三五。

见前田正名《有关五代及宋初“六谷”之地域构造论考》，《东洋学报》41（1958—1959）。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宋史》卷七、四九二。关于潘罗支政权的起源，见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东方学》47（1974），基于山口瑞凤之《白兰与Sumpa之郎氏》，《东洋学报》52（1969—1970）。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宋史》卷七、四八五、四九二；《文献通考》卷三三五。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一及蕃部六；《宋史》卷七、八、四九二；《文献通考》卷三三五。这些年的事件，见冈崎精郎《河西回鹘史之一研究》，《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58）。

《红册》（甘托克，1961），20左；《宋史》卷四九二；张方平《乐全集》卷二二；《文献通考》卷三三五。参见石泰安《格萨尔王传研究》（巴黎，1959），页145。石泰安认为，唃厮啰是藏语称号rgyal-sra（s意为王子）的音译。李立遵本名郢成蔺逋叱，其前一部分“郢成”亦见于他处，似是官号或氏族名称；后一部份即藏文rin-po-che的音译。唃厮啰的源流见于《红册》记载，据谓吐蕃末代赞普郎达马（达磨）的后裔Khri bKra-shis-rtsegs-pa有三子，次子名Id-lde，Id-lde有四子，次子名Khi-lde，其后裔为脱思麻（mDo-smad，即安多）王朝。安多的首领们找了一个吐蕃赞普的苗裔立之为主，此即唃厮啰。

石泰安上引书，页230—231。

《宋会要辑稿》蕃部六；《宋史》卷八、四九二；《文献通考》卷三三五。参见E.平克思《宋代前期（960—1028）的甘州回鹘》（韦斯巴登，1968），页42—44、46。

《宋会要辑稿》蕃部六；《乐全集》卷二二；《宋史》卷二五八、四九二；《文献通考》卷三三五。

《宋会要辑稿》蕃部六；《乐全集》卷二二；《宋史》卷一一、四八五、四九二；平克斯上引书页88。关于党项征服甘州回鹘汗国和凉州半藏族王国的过程，见长泽和俊《西夏之河西进出与东西交通》，《东方学》26（1963）。

见梅原郁《青唐之马与四川之茶》，《东方学报》（京都）45（1973）。

《宋会要辑稿》蕃部六；《乐全集》卷二二；《宋史》卷一〇、一一、一二、四九二。契丹联姻事仅见《宋史》卷四九二，显然并非国务。《辽史》不载，《乐全集》仅提到董毡“娶契丹女为妻”。

《宋会要辑稿》蕃部六；《宋史》卷四九二；《文献通考》卷三三五。并参见冈崎精郎《河西回鹘史之一研究》。关于唃厮啰的概况，见石泰安上揭书，页231—233；福赫伯（编）《宋人传记》（韦斯巴登，1976），页255—257；陆宽田《唃厮啰：一个北宋的藏族同盟者》，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39（1977）。此外，长泽和俊的《西夏之河西进出》一文中搜集了有关的大量资料。

蕃僧景遵于1019年被派到开封（入贡）；蕃僧马取逋厮鸡于1063年死，其侄蕃僧僧结巴承袭；1075年还提到蕃僧李巴毡补三班长使本族蕃巡检。见《宋会要辑稿》蕃部六；石泰安《汉藏边境上的古代部落》（巴黎，1959），页73、77。

《宋会要辑稿》蕃部六；《宋史》卷一六、一八、三二八、四九二；《文献通考》卷三三五。

《宋史》卷一八、一九、八七、四九二。这些征讨是1096—1099年反西夏战争的插曲。见E. I.库恰诺夫《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巴拉兹纪念宋史论文集》（海牙，1971）。(www.xing528.com)

奥托·弗朗克《中华帝国史》（柏林，1949），页182—183、196—198。

《金史》卷二六。

《辽史》卷四六；K.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费城，1949），页108—109。

见魏特夫、冯家昇上揭书页321—325之表。

N.莎斯齐婀（译）《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页128—129；I.施密德《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圣彼得堡，1829），页89。

帕斡粗拉《智者喜宴》（dPa-bo gTsug-la，mKhas-pa i-dga-ston），L.钱德拉刊本（德里，1959—1961），页789。

陆宽田《成吉思汗征服西藏：是虚构还是真实？》，《亚洲史杂志》8（1974）。冈田英弘在《蒙古资料所见初期蒙藏关系》（《东方学》第23辑，1962）中考证亦鲁呼诺延即克烈部王罕之子亦剌合桑昆（据《圣武亲征录》载，亦剌合逃到西夏，后至波黎吐蕃部，复走西域曲先城，被杀。《元史》所载同），此说很难被接受。

见前注陆宽田和冈田英弘文章。这个错误可能是因混淆了吐蕃和波黎吐蕃所致，后者似指柴达木盆地或11世纪宗哥王国之一部分。参见伯希和《库蛮》，《亚洲杂志》15（1920）。波黎吐蕃之名亦见1246年教皇使者普兰诺·卡尔平尼的记载，作Buri Thabet。

T.怀利《蒙古初征西藏再探》（《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7，1977）已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G.列里赫译《青册》（加尔各答，1949—1953），页1054—1055。

罗桑丹津《黄金史》。

有一则资料似与成吉思汗接触西藏有关：在拉施都丁《史集》俄译本（1952）第一卷第二册页273《九十五千户表》中说，成吉思汗曾遣弘吉剌部之赤窟驸马统四千人去西藏。但实际上俄译者所据原文之Tubat乃Tumat之误，这是居于贝加尔湖以西的部落。不仅19世纪的翻译者贝勒津已看出这一点，而且在《史集》原文本（第一卷第一册，页162）中也避免了同一错误。此处与西藏毫无关系。

松巴堪布《如意宝树》（dPag-bsam-ljon-bzang）Ⅲ（L.钱德拉刊本，新德里，1959），页139，其《方格年表》（Reu-mig）中说到1206年成吉思汗成为吐蕃全乌思地之主，但弭药（即西夏）除外。济美日巴多尔吉《蒙古佛教史》藏文原文（东京，1940）页23—24；G.胡特德文译本（斯特拉斯堡，1896），页24。

《智者喜宴》，页792。

见G.杜齐《西藏画卷》（罗马，1949），页8—9；J.巴构《西藏史导论》（巴黎，1962），页46；夏喀巴《西藏政治史》（新哈芬和伦敦，1967），页61；D.舒《蒙古皇帝对西藏僧人的诏令和文告》（圣·奥古斯丁，1977），页ⅩⅥ。

《智者喜宴》，页394、793—794。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波义耳英译本（曼彻斯特，1958），页190、196。

汉文史料记述了1235年的远征（《元史》卷二，《续资治通鉴》卷一六八），但它并未到达西藏，甚至也没有接近其边境。见库切拉《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时期的蒙古与西藏》，载齐赫文斯基编《鞑靼一蒙古在亚洲和欧洲》（莫斯科，1970），页259。

思答笼纳旺南嘉（sTag-lung Ngag-dbang-rnam-rgyal）所著《教史妙海》（Chos-byung-ngo-mtshar rgya-mtsho，Tashijong，1972年重版，l，页371—372）中之思答笼巴（1190—1236）传；乌坚巴（U-rgyan-pa）所作《绰定巴（Chos-lding-pa，1180—1240）传》，见《噶举如意念珠》（列城，1972年重版），页553。

藏文地名Byang-ngos即凉州，已被证实。

见《噶举金念珠》（bKa-brgyud gser-phreng chen-mo，Dehra Dun，1970重版）中之《拉栋巴（Lhagdong-pa，1213—1258）传》的有趣段落。

《青册》，页91、517—518、629；《智者喜宴》，页449、794；《教史妙海》（页510）中之《思答笼巴传》。据G.杜齐译《新红史》（Deb-ther dmar-po gsar-ma，罗马，1971，页181），必里公之dgom-pa（行政官）释迦辇真被蒙古俘虏。T.怀利在《蒙古初征西藏再探》一文中认为，寺院之被毁和幸免的不同对待是有历史缘由的。但此说的证据似嫌不足。

关于阔端的信，见D.舒的鉴定研究（上引书页31—41），他的结论是现存此信文本是伪造的。

《智者喜宴》，页449。萨斯迦班智达将乌由巴琐南辛格（I-yug-pa bSod-nams-seng-ge）和夏尔巴失剌卜冲纳思（Shar-pa Shes-rabbyung-gnas）留在萨斯迦作为他的chos-dpon（宗教代理人），以释迦藏卜（Grom-pa Shakya-bzang-po）为世俗行政官，见《汉藏史集》（rGya Bod yig-tshang），华盛顿大学手稿本，页195a。

参见D.舒的《邀请五世葛哩麻巴去中原朝廷系蒙古汗对西藏政策的继续？》，《阿尔泰研究集刊》（韦斯巴登，1976），页227—229。

《得仁协巴喇嘛传》，62b；《俄尔功嘉藏卜之萨斯迦班智达传》，67a—b。Nam-mkha-bum是1267年写《八思巴传》的作者，此传为《萨斯迦世系》大量引用（75a—93a）。

这篇文告（据《方格年表》，署为1249年）见于《萨斯迦世系》576和《萨斯迦班智达全集》Nga 函214a。最早的译文见《西藏画卷》页10—12。D.舒的《邀请五世葛哩麻巴去中原朝廷系蒙古汗对西藏政策的继续？》，页230—233。

五世达赖所撰《Zur thams-cad-mkhyen-pa传》，20b。

关于萨斯迦班智达圆寂处之Phrul-pai-sde寺，见G.列里赫《Mun-mkhyen搠思吉斡节儿与蒙古字母的起源》，《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文学11（1945），页53—54。

《元史》卷三。和里歹是蒙古人中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据拉施都丁《史集》，忽必烈的第五子也叫这个名字，但1251年时他还年幼，不能领兵，故当非此和里歹。

《智者喜宴》，页449、796；《Kha-ra（g地名）诺氏种姓渊源概略》（东洋文库抄本），16b。

《智者喜宴》，页796；《噶举金念珠》Da函，18a，33a，37a，（I，578，608，616）中的拉栋巴传。

《智者喜宴》，页449、794，该书将此事年代误为1239年。D.舒《诏令和文告》页xxi-xxii作了订正。

《红册》，37a。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元史》卷二〇二。

《红册》，21a，其名作Mong-gor，但原手稿中作Mo-go-du或Mo-ge-du，见稻叶正就《萨斯迦的系统：红册之一章》，东洋文库研究部报告22（1963），页116注44；《智者喜宴》页795作Mu-gudu。

冈田英弘上引文，页101—102。

《青册》，页580；《智者喜宴》，页409。

B.斯普勒《蒙古人在伊朗》（柏林，1955）页180—187。1289年，多明我派教士里科多（Ricoldo da Montecroce）在小亚细亚看到有佛教僧人（baxites），见U.Monneret de Villard，II Libro della Peregrinazione nelle Pariti d’Oriente di Ricoldo da Montecroc（e罗马1948）页47—54。

八思巴于同年企图回西藏，主要因忽必烈之妻察必的干预而放弃了这一要求。见《萨斯迦世系》，67b（D.舒《诏令和文告》页89译文）。

忽必烈于1254年授与有名的特权一事，很大程度上是后来的伪造，至少就其年代和赠与形式是如此。见D.舒《诏令和文告》页103—118。

戎域（Rong-yul）或戎波（Rong-po），见T.怀利：《西藏地理——据〈世界广说〉》（罗马，1962），页106和注720、721。rGod-tshang-pa传（ISHED抄本）K138b。G.列里赫《Dharmasvamin传》（Patha，1959）页39—40。列里赫的译文有部分错误，J.DeJong在其书评（载《印度—伊朗杂志》6，1927，页173）中作了订正。

藏文Ngo-mchil btab，直译“唾其面”，意为藐视他。L.钱德拉刊本作ro-mchil，变得无意义了。我应当感谢格西章贝僧格（Jam-dpal-seng-ge），承他帮助解通这一难点。

《青册》，页485—487；《智者喜宴》，页432—435、446—447、450、797；R.黎吉生《葛哩麻派》，《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958），页143—145。

《青册》，页214《；新红册》，页184《；智者喜宴》，页410、446—453。译者按：原文gon-bai bla-ma.

《智者喜宴》，页792、796。

J.提埃尔《蒙古时代的佛道争论》，《华裔学志》20（1961），页37—46。关于八思巴参加第三次会议事，参见今枝由郎《八思巴造“道士调伏偈”考》，《东洋学报》56（1974）。

《元史》卷四。原文“帝师”系“国师”之误。

D.舒编译，见《诏令和文告》页118—124。大约在同时，忽必烈还授与宁玛派gter-ston（密藏师）释迦斡（Zur Shakyaod，1205—1268）以免除乌思、藏怛特罗赋税和兵役的特权，见帕玛策凌（Pema Tsering）《宁玛派喇嘛与元帝室》，载李盖提编《乔玛纪念讨论会会报》（布达佩斯，1978），页516。

据T.怀利在《蒙古初征西藏再探》（页113）一文中说，蒙古选择萨斯迦派的主要理由是为了保证继续控制，在这方面，萨斯迦派是最为合适的，因为款氏家族拥有宗教和经济权力上的优先地位。但伯木古鲁派、必里公派、Lha-p（aKha-rag）以及可能还有其他宗派，也享有同样的优势条件。此外，萨斯迦的历史充分表明，此派的法座继承并无任何严格的法律规定。

《元史》卷五、六。当然，西番与西藏本部毫无关涉。——译者按：《元史》原文作：至元五年八月“命忙古带率兵六千征西番建都”。建都系地名，即今四川西昌。毕达克此处理解有误。

《元史》卷八七。后来西番地区归入宣政院管辖之下，见藤岛建树《元朝宣政院考——以其两重性为中心》，《大谷学报》46—4（1967）。

《元史》卷六。

《红册》，页22a，《汉藏史集》，页199a。据《汉藏史集》，白兰王之号系不止一次地授与款氏家族的世俗成员。然而，《元史》中仅记载了1321年的一次这种封爵，见《元史》卷一〇八《诸王表》。

《智者喜宴》，页410、747、796。在《Kha-rag诺氏种姓渊源概略》中（页16b—17a）记载了一个名叫胆巴里巴（Dam-pa-ri-pa）的人，他1200—1263年在世，是Lha-pa派（Kha-rag地方之诺氏）首领的门徒或随员（nye-gnas）。1234年和以后几年，他参与了一些寺庙的建筑，主要是Gye-re寺。此寺成为该派的首府，于1246年落成。胆巴里巴从1245年至去世一直担任spyi-dpon（译言“总领官”，显然是该寺和该派的行政首脑）。原文spyi-dpon加了一个行间注语：“乌思藏的”，但这一加注不可信，因为在所有史料中都没有记载中藏行政官有一个叫胆巴里巴的。无论如何，胆巴里巴的死年排除了他是在1267年被蒙古人杀死的可能性。

《红册》，页24b；《汉藏史集》，页197a，《新红册》，页185—196。后一点，怀利的《蒙古初征西藏再探》以及在他之前西藏学者喜饶嘉钦阿米巴的《萨斯迦派宗教史事》（Rikon，1970，P.44）中业已正确地指出。

《红册》，页24b；《青册》，页21b。“军民万户”头衔，见拉契涅夫斯基《元代法典》（I巴黎，1937）页140注；汉文“路”，蒙文作K6lg（e藏文chol-kha）。

《汉藏史集》，页181a—183a；《五世达赖喇嘛自传》，页20b—21（a译文见《西藏画卷》页251—252）；《隆多喇嘛全集》，A. 5a。西方学者通常说有两次括户，但我认为只有1268年的一次括户，而1287年则是在此次括户基础上进行财政检查和行政设施的调整。参看毕达克《蒙古在西藏的括户》，载M.厄利士编《纪念黎吉生西藏研究论文集》（瓦明斯特，1980）。

关于蒙语jam，见W.科特维奇《驿传诸名称考》，《东方研究年报》（波兰）16（1950）；关于其制度概况，见P.奥勃里克《蒙古治下之中国驿传制》（韦斯巴登，1954）。

实际上，《汉藏史集》（页166a—188a，197a）是我们的唯一史料，上述概略即据此写成。通常大家用钱德拉·达斯很糟的译文《中国鞑靼皇帝治下的西藏》（《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增刊，1905），他把jam译成district，以致全然混乱。《智者喜宴》（页796）也极简单地提到此事：“蛇年（1269）设立了驿路。”宣政院使答失蛮是广平王玉昔帖木儿之婿不列秃的父亲（韩百诗：《元史》卷一〇八译注，页148）。I-ji-lag可能即1282至1292年之间某年皇帝派去邀请著名学者和旅行家I-rgyan-pa（1230—1309）的E-ji-lag“大人”（mi-chen），见《葛哩麻Kam-tshang brgyud-pa rin-po-che传》（新德里，1972）85b（I，176）。关于“站”插入同时建立的行政区划（万户）结构，见《汉藏史集》页183a—184a，据称此事系据萨斯迦之nang-chen-p（a内大臣）和都元帅软奴恭（gZhon-nu-mgon）编的户册（deb-ther）施行的。

《西藏画卷》，页747—754，沙鲁寺文件。关于西藏的驿站，参看G.列里赫《蒙藏关系》，页48。

1270年系据《佛祖历代通载》，但可能是在1269年。帝师之号系授与萨斯迦派首领，它由款氏家族和出于八思巴弟子的夏尔巴和康萨巴两系轮流承袭。关于元代帝师，参见《西藏画卷》页15；野上俊静与稻叶正就《元帝师考》，《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大阪，1958），页430—448；稻叶正就《元帝师考——据红册资料》，《印度学佛教学研究》8（1960）；同作者《元帝师研究——以系统和年次为中心》，《大谷大学研究年报》17（1964）。

关于八思巴的活动，他的全集《萨斯迦五祖全集》（Sa-skya bka-bum，东京版，第6、7卷）中的资料很有价值，该书所收作品都载有时间和地点。

《元史》卷八；《青册》，页212、973；《得仁协巴传》，页164b—165a；《萨斯迦世系》，页75a。关于此王，见韩百诗《元史》卷一〇七译注，页114；同书卷一〇八译注，页141。韩百诗将此名拼写为Ighruqci，但考虑到藏文的译写A-rog-che，我倾向于采取李盖提在韩百诗书评论（Acta I rientalia 5，1955，p319）中的写法（即A’urughci）。《元史》卷一三一《奥鲁赤传》没有讲到他在吐蕃的活动（译者按：《元史·奥鲁赤传》传主是札剌亦儿人，非此处之诸王奥鲁赤——世祖第七子），但我们知道他曾给予I-rgyan-pa资产，使恢复被本禅功嘉藏卜毁坏殆尽的拉堆之sPud-tra寺，见《葛哩麻Kam-tshang brgyud-pa rin-po-che传》87a（I，173）。

见怀利《蒙古初征西藏再探》页128注中的讨论。

《智者喜宴》，页796。

《青册》，页212；《新红册》，页186。此会由葛哩麻派大师mChim Nam-mkha-grags主持，经费由真金太子承担，见《红册》，页26 b。

关于桑哥的汉文史料，参见福赫伯《桑哥——忽必烈朝的畏兀儿族政治家》，《汉学》17 （1942）；毕达克《桑哥——元代的藏族政治家》，《东方学报》（匈牙利）34（1980）。

对八思巴生平作学术研究至今仍是迫切需要的，中野美代子的《帝师八思巴行状校证》（《新亚学报》9—1，1969）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红册》，页26b；《青册》，页216、582；《新红册》，页186；《智者喜宴》，页796；《噶举金念珠》（Pha，6a-b，Ⅱ，页31—32）中的《Ba-ra-p（a1310—1391）传》。功嘉藏卜与八思巴之死的关系是暖昧不明的，史料本身自相矛盾。参见夏喀巴《西藏政治史》（藏文，噶伦堡，1967）页295—299。

《汉藏史集》，页176a—l78a。《元史·桑哥传》未载其出征西藏，但这不能证明他未曾有此一举。他的征讨使西藏农民受到很多掠夺和虐待，见《教史妙海》，页83b（430）。据宁玛派的传说，Zur释迦斡之子释迦辛格的干预，避免了在处死功嘉藏卜之后的一场大血洗，见五世达赖著《Zur Thams-cad-mkhyen-pa传》，页19a。

稻叶正就《一个介绍性的研究》，页356。

《红册》，页24b；《青册》，页216。

所谓1287年括户见《汉藏史集》，页181a，达斯《中国鞑靼皇帝治下之西藏》文中混乱的叙述即据此。参见本书379页注①。

野上俊静《元宣政院考》。

稻叶正就上揭文。

《新红册》，页187。

例如，sTod Hor王Thu-mug Themur即突厥斯坦之察合台汗秃忽鲁帖木儿（1347—1363）。见D.舒《诏令和文告》页144与注114。Hu-la一名系旭烈兀Hülegü的略写，但这种勘同是不可能的，因为旭烈兀已于1265年去世。

《青册》，页217；《智者喜宴》，页750；《新红册》，页187、205。据五世达赖所著《Zur Thamscad-mkhyen-pa传》（页19b）及五世达赖自传（页21b），“sgom-pa和sTod Hor王子Rin-chen两人均被俘。文中所引之铁木儿不花当即奥鲁赤之子，他于1291年被封为肃远王（《元史》卷一六）；韩百诗：《元史》卷一〇七译注页120—121；卷一〇八译注，页143、154。Zhal-ngo通常是僧官，此处指该教派首领，当时是Chos-sgo-ba rDo-rje-ye-she（s 1225—1293，1288年起任职）。sgom-pa是军民长官，任职同于萨斯迦本禅。

《元史》卷一七。

《元史》卷八七。译文见P.拉契涅夫斯基《元代法令》I，页151；柯立夫《1346年的汉蒙文碑》，《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5（1953）。对这个机构的研究，有野上俊静的《元宣政院考》（《羽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50）和藤岛建树的《元朝》（《大谷学报》46—4，1967），《元朝之权臣与宣政院》（《大谷学报》52—4，1973），最后一篇文章只涉及忽必烈以后的时代，且未论及西藏事。并见《元史》卷六、一三〇；《元典章》卷三三。

《元史》卷一一。功德使司可追溯到唐代，掌佛寺和僧侣，见R.Des Rotour《s官志和兵志》（莱顿，1947），页389—309。译者按：《元史》原文作“至元十七年三月乙卯，立都功德使司，从二品……”作者所说日期、品秩均误。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

《辨伪录》卷五；《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一。《元史》卷二〇五也多少提到了同一职任。译者按：文件中提到都功德司脱因小演赤，是追述至元十八年九年事。作者误解了文意。

《元史》卷一四。

《元史》卷一五。

《元史》卷十六。

《元史》卷八七。P.拉契涅夫斯基《元代法典》1，页151—152；参见《西藏画卷》，页32—33；野上俊静《元宣政院考》。

《元史》卷二〇二。

P.拉契涅夫斯基《元代法典》I，页80—81；参见《元史》卷二四；《元典章》卷三三。

《元史》卷三〇、三三、三六。我未能参考野上俊静的《元之功德使司考》（《支那佛教史学》六—4）。

稻叶正就《一个介绍性的研究》处处可见。

《西藏画卷》，页747—764。

帝师从大都或上都所颁之沙鲁寺法旨，总是发给宣慰司之mi-dpon（使），而从未发给本禅。典型例子如五号文件即系谕示“斡节儿辛格为头宣慰司官员每”，斡节儿辛格是第十二任本禅，但此号在文件中并未出现。

关于元代的宣慰司及宣慰司都元帅府，见《元史》卷九一；译文见拉契涅夫斯基《元代法典》I，页93，235。

《元史》卷六〇、八七；参见《汉藏史集》，页168a。1283年，皇帝命按察司检核吐蕃政院文卷，见《元史》卷一二。

《智者喜宴》，页454。

《元史》，卷一七。

据拉契涅夫斯基《元代法典》I，页170，“转运”只是“转运盐使司”的略称。但在西藏当非如此。有人已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像“转运司”这样的名称似系指运输机构而非盐政机构。见H.舒尔曼《元代经济结构》（剑桥、麻省，1956），页188，注10。

关于招讨司，见奥托·弗朗克《中华帝国史》Ⅳ，页460、561及Ⅴ、页229；以及《元史》卷九一中很简单的条文。

西藏的蒙古机构，在《元史》卷八七中列有一个表。《西藏画卷》页681有其译文。

L.韩百诗《元代高丽史札记》，《通报》45（1957）。

《元史》卷一五。

《智者喜宴》页454载有同样的款式。

《西藏画卷》，页687，注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