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译文证补》评介及其对蒙元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元史译文证补》评介

一

任何一门学术的进步，都是由许多世代学人辛勤的劳作累积而成，后人踏着前辈建造的台阶向上攀登，再建造更高一级台阶，如此一阶段一阶段地把学术推向前进。回顾我国蒙元史研究的进程，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发展，才达到今日的较高水平。而清末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就是其中一个阶段性进步的标志。洪钧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次迻译了最重要的波斯蒙元史史料——拉施都丁《史集》，以及多桑等西人著作中引用的其他域外史料，用以和汉文史料相参证、补充，从而开创了我国学者结合中西史料研究蒙元史的新时期。

蒙元朝统治地域辽阔，对世界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它不仅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代，在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蒙古征服、统治或与之接触的各民族，都留下了有关的历史记录。因此，蒙元史的史料，除汉文、蒙文、藏文、畏兀文外，还有波斯、阿拉伯、亚美尼亚、叙利亚、俄、日、拉丁等多种文字的历史文献，蒙元史的研究，也就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明朝建国的第二年（1369），就设局编修《元史》，次年完成，前后只用了331天。由于仓促成书，缺遗特甚，自刊行后，即相继有正误、补遗、续编等多种著作。清初邵远平著《元史类编》，利用了《元文类》、《元典章》及元人文集资料，补正之功尤多。乾隆间，大学者钱大昕以其博精兼善之才，立志重修元史，据说所纂“纪、传、表、志，多已脱稿”。但编定刊行者仅《氏族表》和《艺文志》两篇，其余文稿今已下落不明。从传世的这两篇以及他的大量有关文章，已足见其发掘史料、考订史事，功力与贡献都超越前人，代表了19世纪以前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不过，钱氏搜集资料的范围虽广，并有许多重要发现，却仍然只是限于汉文史料。后来，继起重修元史的魏源，知道国外还有许多史料可补《元史》之缺，然而他所能参考的仅是简单的世界史地教本译文，他的《元史新编》在资料和研究水平上都没有新的突破。直到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出来，才真正打破我国蒙元史研究的闭塞和局限状态。

二

洪钧（1839—1893）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同治七年（1868）状元，依制授翰林院修撰。先后出任湖北、江西学政，光绪七年（1881）召为翰林侍读学士。十三年，出任驻俄、德、荷、奥四国公使，授兵部左侍郎；十六年回国，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元史译文证补》就是他出使期间着手编撰的。

出使前，洪钧已熟谙元史。清代学者本重视历代西北民族史的研究，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外国列强侵逼我国边疆各省，边务日繁，吸引了更多的学者从事于西北舆地之学，以收经世致用之效。而要明了新疆、蒙古及其相邻境外诸地的沿革，自以研究蒙元时代最重要，且资料亦最丰富，故徐松西域诸书、张穆《蒙古游牧记》和何秋涛《朔方备乘》等著作中，考索蒙元史事均占有显著位置。于是，西北舆地之学的兴盛又促使研究蒙元史的兴趣大增。在这种学术风气中，洪钧自然也致力于元史和西北史的研究，并具有很高的造诣。而出使欧洲，又使他获得了接触当时国外蒙元史研究许多重大成就的千载良机。

随着欧洲诸国不断向东扩张，欧人对东方诸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与日俱增。中国北方诸族尤其是蒙古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角色，加以其所处的政治地理位置，自然成为他们注意研究的对象。早在18世纪初，来华耶稣会士刘应（Claud de Visdelou）就将《文献通考》中的《四夷考》译成法文出版（1709年）。其后，耶稣会士宋君荣（P.Antoine Gaubil）又译《元史类编》前10卷为法文（1737年刊行）。法国学者格罗瓦（Pétis de la croix）利用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著《成吉思汗传》（1710年），开运用穆斯林史料研究蒙元史之端；著名汉学家德基涅（De Guignes）通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著《匈奴、突厥、蒙古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1756—1758），为早期欧洲东方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到19世纪，蒙古学获得长足发展，结出了硕果，出现了多桑（Coustantin Mouradgea d’Ihsson）的不朽名著《蒙古史》（1824年初版）。多桑精通多种东西方文字，利用了巴黎图书馆所藏大量波斯、阿拉伯文重要史籍写本，如蒙哥朝阿母河行省书记官志费尼所撰之《世界征服者史》及其续篇《瓦撒夫史》（合赞朝文学家瓦撒夫著），合赞朝宰相拉施都丁奉旨主持编撰之《史集》以及《全史》、《扎兰丁传》、《也里州志》、《眼历诸国行记》等等，有关蒙元朝的主要穆斯林史料几乎搜罗殆遍。又利用了译为法文的汉文史料，以及其他东西方文字史料和研究著作。因此，多桑书无疑是19世纪西方蒙元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代表。同时代的法国学者卡特梅尔（E.Quatremère）将《史集》中的《旭烈兀传》校勘并译为法文（1836年刊行）。德国学者哈木耳（Hammer-Purgstall）应帝俄科学院的悬赏征求，著《金帐汗史》（1840年刊）；又著有《伊利汗史》（1842年刊）。其后，德国学者华而甫（I tto Wolff）著《蒙古人亦称鞑靼人史》（1872年），利用了许多欧洲史料，尤详于拔都西征史事；英国学者霍渥士（H.H.Howorth）著《蒙古史》（第1至3卷，1876—1888），虽然都是根据多桑等他人著作编成，但不失为一部系统、全面的综合性著作。俄人与蒙古接触最多，其蒙古学成就亦居于欧洲诸国的前列。许多重要的汉文元史史料被译成俄文，如《元史》之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本纪，《元朝秘史》（总译）、《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亲征录》、《蒙鞑备录》等。俄国蒙古学者施密德（I. J.Schmidt）刊行了《蒙古源流》的蒙文原文及德文译文（1829年）；喀山大学教授哀德蛮（Franz von Erdmann）刊行了《史集·部族志》的德文节译本（1841年），又据《史集》并参用其他史料著《不动摇的铁木真》（1862年）。最重要的是贝勒津（I.N.Berezin）的工作，他先后刊行了《史集》中的《部族志》和《成吉思汗纪》俄文全译本和波斯原文校勘本（1858— 1888）。(www.xing528.com)

洪钧到俄国时，正逢欧洲蒙古学繁盛时期，上述欧洲各国学者的蒙元史著译纷呈于前。他相继得到了贝勒津、霍渥士、哀德蛮、哈木耳、华而甫及多桑等人之书，由使馆洋文参赞金楷利等帮助他译读这些著作，发现国外还有如此丰富的蒙元史史料，可以补充和纠正《元史》的缺漏与讹误，因而“愈读西书而愈有兴味”。洪钧的蒙元史根底本来深厚，获得这些新资料，真有如鱼得水之感，任职俄欧的后两年，即以主要精力从事著述，编著《元史译文证补》，其中若干卷未及定稿。回国后，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公务繁剧，仍孜孜不倦地继续修订整理。光绪十九年（1893）六月病剧，其当月十四日日记称“不敢出门，惟译述元史事”（见苏州博物馆藏《洪钧日记奏稿》），可见仍在抱病著述，惜未能完成。临终前，将稿本交其子洪洛保管，而将定稿清本托付沈曾植和陆润庠（陆与洪钧同乡，且系洪洛妇翁）。不久，洪洛亦病故，稿本散失。清本由陆润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刊行。全书分30卷，其中10卷有目无书，当即已散失之未定稿本。

第一卷《太祖本纪译证》，分上、下，为全书的主要部分，约占四分之一。其正文主要是《史集》之《成吉思汗先世纪》和《成吉思汗纪》两部分的详细节译，时使馆译员中无人识波斯文，仅据贝勒津之俄译文重译，经洪钧删削润色，并采同书《部族志》一些资料增入编成。拉施都丁编纂《史集》，获准利用伊利汗宫廷“金库”中秘藏的蒙文国史《金册》（Altan debter）等资料，并参阅了伊本·阿昔儿、志费尼等人的著作，又请教于在伊利汗国的中国、印度、畏兀儿、钦察等各族学者和贵人，特别是谙熟蒙古史事的孛罗丞相，获得许多口述资料。因此，《史集》记述蒙古部族和成吉思汗史事，比仅仅摘录汉文《太祖实录》的《元史·太祖本纪》远为详细。洪钧复据汉文史料及其他域外史料考证其部族、人物、地理、史事，注于正文之下，颇有发明。如指出《史集》所载蒙古祖先二男二女遁入额儿古涅昆的传说，系因袭突厥族的先人窟传说；又指出《史集》与《亲征录》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年代皆晚一年，当因国史（脱卜赤颜）误记西征始于龙年（庚辰）所致，而《元史·太祖本纪》则既正确记载十四年（己卯）西征，取讹答剌城，十五年取蒲华城、寻思干城，又载十五年取斡脱罗儿（即讹答剌），十六年攻下卜哈儿（即蒲华）、薛迷思干（即寻思干），一事两记，年代错谬。后来那珂通世和王国维考证太祖西征年代、韩儒林考证突厥蒙古祖先传说的成绩，都是在洪钧的基础上进行更缜密研究取得的。

《元史译文证补》卷二至二五，存15卷，分别为《定宗宪宗本纪补异》、《后妃公主表补辑》以及朮赤、拔都、忙哥帖木儿以下金帐诸汗、阿八哈以下四代伊利汗、阿里不哥、海都、哲别、西域、报达、木剌夷等补传；有目无书者为察合台诸王、旭烈兀、不赛因、速不台、克烈部等补传共8卷。这些补传大部分主要取材于多桑书，并兼采中西史料和西人著作编成，仍依《太祖本纪译证》例夹注考证文字。多桑书叙述贵由、蒙哥两代事，详细摘引了《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资料以及当时访蒙的欧洲教士旅行记，特别是《征服者史》记述蒙哥即位前后的争夺皇位斗争和蒙哥施政史事尤为详细、确凿（作者志费尼于宪宗二至三年居住和林，为事件的目击者），大大补充了《元史》定、宪两朝本纪的缺漏。关于西北诸汗国，《元史》仅有一《朮赤传》200余字，主要只是记载了朮赤后王（金帐汗）的汗位传承，且世次多误，虽有若无，而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则皆未立传，除讹漏甚多的《诸王表》外亦无其他记载。自洪钧译编拔都以下诸金帐汗和阿八哈以下诸伊利汗补传，我国学者才开始对元代西北诸藩历史有所了解。其《西域补传》叙述花剌子模兴亡以及蒙古征服与统治河中、波斯诸州的历史（迄旭烈兀西征）；《报达补传》述阿拉伯帝国兴亡，自伊斯兰教创立至蒙古攻陷报达；《木剌夷补传》叙亦思马因派兴起至被旭烈兀所灭。以上诸传也都是汉文史籍缺载的内容。

卷二六至三〇为《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西域古地考》、《蒙古部族考》（缺）、《元世各教名考》和《旧唐书大食传考证》。自嘉道以来西北舆地之学兴，考证西域古地者不乏其人，然因囿于见闻，对边疆和境外地理甚为隔膜，难免屡有谬误。如魏源以安加拉河上游当元代之谦河（其考证元代北方疆域多不正确，兹不一一列举），李光廷考汉代条支在俄罗斯南境黑海之滨、元阿力麻里应在乌里雅苏台，即是显例。至于何秋涛置康居蕃内于莫斯科地、置奄蔡于俄罗斯北境，谓元海押立之地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之西、额尔齐斯河之东，更是“凭空结构，渺无依据”（洪钧语）。洪钧本熟于西北地理，出使期间接触了大量域外史料和西人著述，又得俄人所绘大比例尺俄罗斯详图（包括邻境地区）并译为汉文，且有机会参阅波斯等国地图，因而其历史地理的研究成绩自然胜于前人。《元史·地理志》之“西北地附录”仅列出察合台汗国、金帐汗国和伊利汗国所属部族、城郭名称，元《经世大典图》也只是用方格表示大致方位。洪钧结合中西史料，吸收西人研究成果，并参照详细地图考证其今地所在，多数是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如谓阿力麻里应在伊犁之西不远，指出李光廷之误及徐松以阿力麻里为阿里玛图之不当；考定海押立地在阿拉套山之北的俄境阔帕勒城，改正了何秋涛的误说。他在熟悉元代西北诸藩史地的基础上，进而考证汉、唐西域古地，也颇多创获，如元忒耳迷即《大唐西域记考》之呾密、忽毡即《新唐书·西域传》之俱战提、那黑沙不即唐之那色波、柯散即唐拔汗那（置休循州都督）之渴塞城，都是确当不易之说。

《元史译文证补》的出版，使我国治蒙元史和西北史地的学者第一次获知国外还有如此丰富的珍贵史料和值得借鉴的研究成绩，宛若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洪钧开创的以汉文史料与域外史料（主要是波斯文史料）相互补充、互校互证的研究方法，一直为后来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成为20世纪我国蒙元史研究的新潮流。在他的基础上，出现了屠寄和柯劭忞利用中西史料重修元史的两部巨著——《蒙兀儿史记》与《新元史》，以及史学大师王国维等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数十年来我国蒙元史研究的进展，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洪钧的影响有关。

由于时代的局限，《元史译文证补》存在着许多缺陷。洪钧不识波斯文，大概也不能直接阅读西文书，需依靠使馆译员为之翻译。而译员中也无人识波斯文，只能依据西文译著重译。波斯文史籍原无刊本，一直以抄本流传，在传抄中其字母、音点非常容易误脱，西方学者翻译和引用这些史料，由于未能与汉文、蒙文等史料勘同，其人名、地名、部族名等常有误译。根据他们的译文重译成汉文，自然难免出现许多错误，或译名不确切，如将轻吉牙惕部译为晃火攸特，雪干部译为速客惕等。因为不懂蒙古、突厥语及其语言规律，不能辨别西人译写中的正误，也造成若干误解，如译捏古思（Neküz）为脑古、脑忽（Naqu），释阿里不哥（A1iq-büge，意为洁净巫）为洁净牛（Aliq buqa）等。这使后来引用《证补》的译文资料而不能用原文校勘的学者，踵袭其误，以致以讹传讹。同时，《证补》诸篇不是翻译全文，删略了许多重要的史料，也是很大的缺陷。

今天，《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重要域外史料已有了全文汉译本，尽管还是根据俄、英译本重译，但由于蒙元史研究的进步，译文远比洪钧正确可靠，多桑《蒙古史》也早已有了汉译本。因此，《证补》就译介域外史料的作用而言，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只有洪钧的考证文字还没有失去其参考价值。

（原载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三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