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亡前的宋蒙关系及其失败的种因

金亡前的宋蒙关系

蒙古—元朝的灭宋战争，从1234年蒙古灭金开始，到1279年南宋小朝廷在厓山的覆亡，整整经历了45年。南宋军民的抵抗是蒙古统治者建国以来东征西讨中遇到的最顽强、最持久、最激烈的抵抗。然而，南宋终于还是被灭亡了。这一段历史结局，主要不是由于蒙元朝的特别强大，而是南宋皇朝这座大厦早已内里蛀空，非垮不可了。它在中国史上留下了一个腐败政权必遭覆灭的典型事例，垂训后人。只要看看南宋皇朝在金朝灭亡前处理宋蒙关系问题上的乖戾举措，就知道这时已经伏下了失败的种因。

“销金锅儿”边的腐朽皇朝

宋室南迁以后，江南各地民众和从北方南迁的人民一道，胼手胝足，进一步发展了江南经济，使宋皇朝“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然而，南宋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回答却是变本加厉的盘剥、压迫和奢侈腐败。到宋理宗统治时期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建龙翔宫、集庆寺，作湖上西宫，造御舟、禁苑芙蓉阁、香兰亭等，皆“极土木之功”。①宫廷中“排当”（宴会）频数，倡使、傀儡皆召入应奉，“不知聚几许汗血之劳，而供一夕笙歌之费”。②尽管此时民生重困，国势垂危，而皇室的“土木经营，时节宴游，神霄祈禳，大礼锡赉，藻饰治具，无异平时”。③诸王、贵族、将相、官宦，下至监司、郡守，豪家巨室，在穷奢极欲方面都竞相仿效宫内榜样，从贵近之家开始，推广到一般官僚地主和富商；从府第、园林到头簪耳饰，都讲究“内样”。①在杭州兴建府第官舍，都要与皇宫比拟。无数的“亭馆台榭，遍布西湖沿岸，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宗亲贵戚官豪之家在这里“藏歌储舞”，享乐不下宫禁。贵妇千金、公子哥儿奇巾异服，珠宝盈身，斗美夸丽。杭州成了统治阶级的人间天堂，西湖游赏日费万金，被称为“销金锅儿”。②京城豪奢之风也刮到各地，不仅“都城内外，多建大第”，“杂物器用……无一不销金”，地方的“监司郡守，迎新供帐，奉侈特盛，帷幕俱用绫罗，褥裀包以绮锦”；军官们也舍弃戎服骑射，“出则乘轿，暖屋自卫；作为奇巧，以充馈送；盛饰优伶，以供宴娱”。③

地方上的富室地主豪商在享乐腐化上别有天地，从京畿附近的浙东西到远离京城的四川、福建，豪绅世家也都大建名园豪宅，四时佳节，纵游无度，不亚于杭州。苏州史家宅在淳熙初年建成，共费金150万缗。④苏州卫家园林中的一座假山，竟连亘20亩，而“俞氏园”的秀拔奇绝则又大大过之。⑤

从皇帝到大小官僚地主，统治阶级的这一切荒唐靡费，都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的。“销金锅儿”里煮的都是民脂民膏。

南宋后期的几个著名当权者史弥远、史嵩之、丁大全、董宋臣，直至贾似道等，没有一个能以国家为念，只知道用各种手段来中饱私囊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凡能以厚贿进者、能为其走卒鹰犬者，皆置之通显，不合己见者则斥而逐之。于是通朝上下，贿赂公行。当国权臣既要独揽大权，一般官僚也多趋奉权势，希求上进。当权者为惧怕他人分其权势，甚至不惜破坏抗敌大计。如余玠治理四川，做了许多利国利民好事，使四川经济情况比较稳定，“边关无警”，权臣对其声名十分妒忌，指使言官参劾他，致使他被逼自杀；向士璧在长沙阻击蒙古军有功，而贾似道使人“百计毁短”他，终致迁谪，令当地百姓十分痛心。前线掌军将领不睦，或以旧嫌见危不救，“幸灾乐祸”，“无同舟共济之心”。①朝廷大臣多无能之辈，“言论多于施行”，“浮言妨于实务”，“以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②而对外政策方面，又走着一贯的动摇、妥协、以至投降的路线，当敌方发动进攻的时候，不是积极动员、巩固国防、坚决抵抗，而是束手无策，和、战不定，一面仓促应战，没有通盘计划，一面把希望寄托于委屈求和，侥幸敌方能自动退兵，“于治兵足食之方，修车备马之事，乃缺略不讲”。③对守边将士不加鼓励，不加安抚体恤，兵士及其家庭生活，由于纸币贬值，物价高涨，加上将军们的盘剥，陷于“寒无裘炭，日炊不给”的地步。④而妥协、动摇的对敌方针又瓦解着他们的抗战意志，造成“士气消委”的状况。当敌人节节逼近，国家危亡时，则为失败情绪所笼罩，对抗敌毫无信心，实际上是贪生怕死，抱定了逃跑或投降的打算。及至最后，兵临城下之时，统治阶层要员大部分就只有选择了两个出路——“不降则走”了。南宋统治层就是腐败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宋蒙间的早期使节往来

1211年，蒙古大举攻金，突破金朝北方防线，一度直逼中都（今北京）。1213年，蒙古军分三道抄掠了辽东、山西、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蒙古统治者知道宋朝与金朝是世仇，矛盾很尖锐，因此想利用宋金矛盾，与宋朝联合攻金。大约在1213年与1214年初之际，蒙古中路军打到济南时，成吉思汗就派使臣主卜罕到南宋通好请兵。但这次联络没有成功，南宋边境守臣以未奉圣旨，不敢接受，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去了。①这是宋蒙的第一次接触。

宋人知道新兴的蒙古，也是在1211年。这年宋朝派余嵘为国信使出使金朝，值燕京为蒙古军前锋侵逼，故中途折回，即上言金朝必亡，当乘机以图中原。②1214年初，真德秀使金道阻而回，据得自亲身的见闻，就更清楚地看到金朝是一定会灭亡的了，但北边新起的强敌却甚为可虑，认为形势正与北宋末政和、宣和年间女真攻辽的情况相似。因此提出应当乘机立即巩固边防，进可以图中原，退可以守边境。③到金宣宗南迁，金国内的反金忠义军实力大盛，金国不是亡于外之强敌，就是亡于内之反金义军，这种形势已经看得更清楚了。新的形势在南宋统治层中引起强烈反应，一些人看到，随着金人南迁，蒙古锋镝必将跟着南来，因此主张立即停止给予金国的岁币，把这些钱用于巩固自己的边防，并安集金国流民，充实边境力量；④但也有人主张仍给金岁币，以金为屏蔽。为此争论不决。

这时的形势对南宋是有利的，因为金国困于北方强敌和内部反金义军，国势衰弱，而最主要的则是中原人心归宋，起义武装多谋求投附南宋，联结宋朝力量以推翻金朝的统治。饥寒交迫的中原人民更多携妻带子南来求得保护，宋边境人民也已与中原人民连成一气，主动出击了。特别是1216年金国以北土受损企图“取偿”于南，竟发动侵宋战争，宋襄阳守臣孟宗政出击大胜，对中原人民起了鼓舞作用，1217年初山东的义军大多数正式归附宋朝，1218年山东势力最大的李全也率军归宋。由于中原忠义军的英勇作战，东线不仅击溃了金人的主力进攻，还拿下了不少地方，而且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又都控制在义军手里。在中线，由于孟宗政、赵方等将领能团结中原人民，也抵抗住了金人的猛烈进攻，并出击其许多地方。在西线，起初在北方忠义军的协助下，也打了一些胜仗。南宋皇朝若能坚持联合中原义军，是有可能消灭金朝、收复中原特别是河南地区的。这一点连金朝的一些人也看到了，如金末名臣平章政事胥鼎就上书陈述六点理由，谏止进攻南宋，其中就提到宋人会乘机联结金国流离民众谋取河南旧疆。①金国的此次攻宋战争，除西线稍有胜获外，都是连遭失败，财政益困，民众起义日多，遂屡欲停战议和，到1224年乃不得不主动宣布停战。

但腐朽的南宋统治集团却不能利用蒙金战争的机会有所作为，在蒙古军大举进攻金朝时，他们多数未知提高警惕，对真德秀等的建言置若罔闻，更不用说作乘机恢复中原的准备了。他们反以金国既弱，不会侵扰，可以高枕无忧，文恬武嬉的亡国现象更加严重起来。到金国怀“取偿于南”之心入侵时，宋廷还是和、战未决，一些守边将帅（特别是四川）甚至不敢抵抗衰弱的金军，纷纷弃城逃遁，主要由于中原义军和人民的的帮助，才打退金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而最为错误的是南宋统治集团对中原义军和流亡民众采取了猜忌、排挤、甚至敌对的政策。当中原人民南流时，边境守臣不但不能从事安集抚慰，以收中原民心，反而加以拒绝，“至以锋镝驱之”。②对中原义军则视为盗贼，“戮之焚之”；四川制阃大臣甚至“明张大榜：来此即行剿杀”，如兰州程彦晖起义后投宋，四川制置使董起谊先则加以拒绝，继则将其全家杀害，“使秦陇之人莫不切齿”。③李全等反金义军在金人侵宋的危急时刻，投附南宋，击溃进侵金军，使山东大部分地区复为宋朝所有，为收复中原提供了根据地。但宋朝对他们却一直采取猜忌、削弱、甚至消灭的政策，以致使李全等内无可靠的援助，却有时刻受害的危险，在收复青州（益都）的战斗中被蒙古军包围，终于投降了蒙古。在山东敌后坚持斗争的义军领袖彭义斌进入河北，与河北反蒙力量联合，据有大片地方，但因孤军深入，终于失败。

南宋统治集团既然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甚至与民为敌，就必然把希望寄托于金、蒙的纷争上，终于又走上宣和年间联金灭辽的错误道路。蒙古统治者利用宋金矛盾来灭金的计划，倒是因此而实现了。大约在1221年前不久，蒙古曾又一次派遣使臣到南宋通好。①因此，1221年，南宋派遣使臣苟梦玉去蒙古报谢。当时成吉思汗正用兵西域，苟梦玉到西域见了他。②1223年，苟梦玉第二次出使蒙古。苟梦玉使蒙，当与蒙方订有某种秘密协议。③这是宋蒙间最早的使节往来。而在此时，山东的义军正在为把山东从金朝和蒙古手中夺归南宋而进行战斗，彭义斌的一支军队还进入河北作战，扩大归宋地域。然而南宋统治者却只图苟安东南，无视真德秀等臣僚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忠言劝告，罔顾中原人民愿望，弃绝北方忠义军的奋勇效力，而走上政、宣年间联金攻辽的老路。

宋蒙联合灭金之役

1227年，成吉思汗攻灭西夏前夕病亡，临终将计谋已久的灭金方略传授给儿子：“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今河南唐河、邓县），直捣大梁（开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④其年末，蒙古军攻取临洮后，即遣军突入宋四川关外诸隘，至阶州（今陕西武都），制置使郑损弃沔州（今陕西略阳）逃，三关不守，五州尽弃。①这就是说，蒙古军并未事先通使宋方获得过境许可，就径自以武力试探夺道而入了。而作为负有独当一大区域守边重任的制阃大臣，竟弃城逃遁，大损宋朝威信，无异给予蒙古军以南宋软弱可欺的启示。②蒙古军的这次进攻大约只是试探，随即退出宋境。

1231年，蒙古大举灭金之师，兵分三路：拖雷统右翼军执行成吉思汗遗策，出宝鸡南临宋境，遣搠不罕使宋请假道，并约合兵。使者被宋边将所杀，于是拖雷率大军从大散关突入汉中，攻破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西和州（今属甘肃）、沔州、阶州、兴元府（今陕西汉中），与西路前锋军并渡嘉陵江，攻入四川，大掠而还。蒙古军所至，各地爱国将领与军民都进行了英勇抵抗，如凤州忠义军坚守马岭堡，以寡敌众，鏖战数日，以援绝而败；西和州知州陈寅散资财，结民兵，亲自执旗鼓励战，击退蒙古军的猛烈进攻，且俘敌甚多，同时申文制置司求援。但援兵却久久不至，终因叛徒出卖了城池，陈寅一家自杀，城民遭到蒙古军屠杀。由于南宋朝廷昏庸怯懦，以通好为安，边塞不修，要隘无防，致使各地陷于仓促应战，加以没有及时发兵支援，利州东、西路多处失陷，汉中被攻破。于是拖雷亲率右翼东路军遂沿汉水而下，攻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由金州（今陕西安康）进取房州（今湖北房县）、均州（今湖北郧县东南旧均县），渡汉江进入金境唐州、邓州，完成了通过宋境包抄金国的战略目标。③

1231年拖雷攻入汉中时，蒙古又派遣使臣李国昌入宋要求供给粮食。1232年，蒙金正进行着激战，金国虽在三峰山溃败中损失了大量兵力，但河南许多地区还没有失去，金唐、邓行省（临时设置的大区长官）武仙还结合许多地方武装，屯聚于各山寨；归德、洛阳、汴京等中心城市都在坚守中，蒙古军久攻不下。如汴京城特别坚固，蒙军炮击，仅微凹而已，而且金人的火药武器比蒙古军优越，震天雷、飞火枪杀伤敌军甚多，最使蒙古军畏惧。虽然金国已经陷入困境，但蒙古军的力量也无法很快全部攻取其地。而且长久的作战也使蒙古军力减弱，粮援不继（河南战乱对农业破坏严重，筹粮甚难）。于是此年年底，蒙古又派王檝为使到南宋，当是商议夹攻金国，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派使者邹伸之随王檝回报。蒙宋双方合力攻金的协议内容未见明确记载，但当时宋方朝野传言蒙古许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①1233年四月，宋方即命孟珙（京西兵马钤辖）统领招集唐、邓、蔡诸州流民组成的忠顺军，出师进攻唐、邓的武仙军。时武仙正聚军20余万欲图蜀，进犯光化，孟珙一战而歼其大部，进击之，金邓州守将、顺阳县令等皆降。对已经收复的地区和人民，孟珙立即着手安置，“因其乡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长，少壮籍为军，俾自耕自守”。②武仙退守马镫山，孟珙得到武仙部下反正将领的帮助，大败之，其部下多纷纷归宋，武仙狼狈逃窜。同年八月，蒙古以金主退据之蔡州城（今河南汝南）难攻，又派王檝使宋请发兵粮相助。这时南宋出兵收复了唐州等地，金国许多地方也纷纷投降南宋。金哀宗也从蔡州遣使以“唇亡齿寒”为词请求南宋给以援助，被宋方拒绝。十月，正当蒙古军在蔡州攻城屡遭失利时，孟珙以兵2万、粮30万石来援。由于宋军加入，与蒙古军分别从东南、西北两方面猛烈攻城，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朝国亡。

端平入洛之师的溃败

灭金后，蒙古与南宋“约以陈（今河南淮阳）、蔡为界”。宋方接受这种约定，当是因其时河南大部分是被蒙古军占领的，不得不大约以双方实际控制区划分，未定明确的分界线。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军在灭金以后，主力部队北撤，从军事上看河南处于空虚状态，于是南宋统治集团中部分人企图乘机出兵收复三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与河南“故土”，建立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丰功伟业。但由于有陈、蔡为界之约，而“或谓人以河南归我”充其量仅是蒙古对宋人的口头敷衍，为此南宋“朝廷因有经略中原之谋”。真德秀这句话说明，宋廷确实轻信了这一虚诓之言，这就使得此次出师收复失土之“壮举”，却成了蒙古统治者归罪南宋先开兵端的借口。更重要的是，主张出师的人对蒙古统治者的征服野心没有足够认识和警惕，存在误判形势和轻敌思想，所以对此次本来是将与强敌正面对阵的大举，竟然草率从事。当时南宋国势不盛，民贫财困，军旅不振，而且两淮、荆襄以及河南地区经战争破坏，生产没有完全恢复，使得出师北向缺乏就近的足够粮饷补给，这些情况都说明出师是有困难的，因而更需要作充分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准备。但南宋统治集团却寄托成功于侥幸，想趁蒙古人喜寒畏暑时，又误解蒙古撤军河北为不重视河南地，可以轻易取得。因此，出师的政治动员不足（内部意见分歧很大，许多官员反对轻举），粮饷储备不足，军事配备不足，以单薄之师深入这块自古以来有国者必争之地，这就注定了南宋入洛之师的失败命运。

1234年六月，宋军至汴京，汴京人立即响应，杀了蒙古所置长官崔立，归附宋朝。另一支宋军取泗州，趋汴京会合，由于无严密计划，在汴京迁延半月，才派少数军队，仅携五日粮西进，洛阳残余人民也开门迎纳宋军。但当时河南经数年战乱，残破已极，宋方所复州县多是空城荒地，西进之师兵食大困，士气松懈，对敌毫无警惕。此时，蒙古统治者已经在诸王大会上决定了大举南侵的计划，派达海绀卜进攻四川，派塔思提重兵南下，击溃了接应洛阳的宋军，进攻洛阳。洛阳宋军进行了英勇抵抗，胜负相当，并击毙一蒙古大将，然因乏粮，只得弃城而回。在汴京的赵葵等军，也因史嵩之不致粮饷供给，士兵被蒙古军所决黄河水淹死不少，遂引还。入洛之师宣告彻底失败，①而野心勃勃的蒙古大军也立即逼临国境了。

入洛之师一败，南宋朝廷不是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却交口斥责，以畏敌代替了轻敌，“颓惰废弛，亡复自奋”。②于是又把希望寄托于和议，企图以屈辱求和保全宋皇朝的江山了。

1234年底，蒙古一面准备着军事上的进攻，一面再遣王檝为使来宋责启兵端，这次就不是以前那样通好请兵的使节，而是以端平入洛为借口，以强大武力为后盾，怀“嗜利无厌”之心，“挟昔年金使例册（指以往南宋向金朝的岁贡册）自随”，向南宋进行威胁、要索的使节了。

（原载《史学论丛》第1辑，南京大学，1978年）

刘一清《钱塘遗事》卷五。

同上。

《宋史》卷四〇八《吴昌裔传》；卷四一八《程元凤传》。

《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二一。(www.xing528.com)

周密《武林旧事》卷中。

《宋会要辑稿·刑法》卷二。

陈友仁《吴中旧事》。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

《宋史》卷四〇七《吕舞传》。

《宋史》卷四〇八《吴昌裔传》。

同上。

方回《桐江集》卷六《乙亥前上书本末》。

参阅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立国”条。按《元朝秘史》第251节：“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狗儿年即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条载，此年正月九日，有鞑靼使者三人渡淮前来，其中一人是蒙古人，当即《秘史》之主卜罕，但《朝野杂记》谓此次蒙古使臣乃为濠州守臣遣送回去，而不是被金朝阻挡。李心传系据宋官方报告所写，应比《秘史》准确，故从之。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一三《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五《余尚书神道碑》。

《真西山文集》卷三《甲戌二月使还上殿札子》。

同上书《甲戌七月二十五日直前奏事札子》。

《金史》卷一〇八《胥鼎传》。

《真西山文集》卷三《甲戌七月直前奏事札子》。

《真西山文集》卷五《江东奏论边事状》。

1221年出使蒙古的赵珙在《蒙鞑备录》“立国”条说：“近者入聘于我宋副使速不罕者，乃白鞑靼也。每联辔间，速不罕未尝不以好语相陪奉慰劳，且曰：辛苦无管待，千万勿怪。”

按此次遣使事，《宋史》缺载，此据《元史·太祖本纪》。又耶律铸《双溪醉饮集》卷二《凯歌凯乐词》注云：“昔我太祖出师问罪西域，辛巳岁夏，驻跸铁门关（在今撒马尔罕南），宋主宁宗遣国信使苟梦玉通好乞和，太祖皇帝许之，敕宣差噶哈送还其国。”可证1221年确有宋使苟梦玉出使事。参见王国维《蒙鞑备录》跋。

同上耶律铸诗注引《蜀边事略》谓，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四川制置使郑损与来取代他的制置使会于顺庆（今四川南充），以时相所喻和议密旨告之，且畀以朝廷所授苟梦玉《使北录》二册。又《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遣搠不罕诏宋假道，切约合兵，宋杀使者，拖雷大怒曰：‘彼昔遣苟梦玉来通好，遽自食言背盟乎！’乃分兵攻宋诸城堡。”

《元史》卷一《太祖本纪》。

《宋史·理宗本纪》；同书卷四四六《高稼传》。

据说1228年郑损被撤职时，曾告诉他的后任桂如渊以“时相（史弥远）所喻和议密旨”。看来郑损作为守边方面大员，竟敢弃关逃遁，或与苟梦玉使蒙所订所谓“密约”有关。

《宋史》卷四四九《高稼传》、《陈寅传》；《昭忠录》；《元史》卷一一五《睿宗传》。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真德秀《甲午二月应诏上封事》（《真西山文集》卷一三）中也说“或谓人（指蒙古方面）以河南归我，而朝廷因有经略中原之谋”。

《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宋史》卷四一七《赵葵传》、《乔行简传》；《真西山文集》卷一三多篇奏章。

《真西山文集》卷一四《十一月癸亥后殿奏己见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