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史: 中华多元文化研究的历史语言学问题

蒙元史研究中的历史语言学问题

学元史的最难处之一当是译名问题。钱大昕批评《元史》说：“明初史臣既无欧、宋之才，而迫于时日，潦草塞责，兼以国语翻译，尤非南士所解，或一人而分两传，或两人而合一篇，前后倒置，黑白混淆，谬误相沿，更仆难数。”（《元史本证序》）潦草塞责，应归罪于朱元璋的程限督迫，对史臣不解译语而造成诸多弊病的指责似乎太苛刻，因为他们据以编纂的原料本身就是“音读歧异”，“译无定言，声多数变”（汪辉祖《元史本证·自序》）；钱大昕讲到廉希宪又名忻都、廉恂又名米只儿海牙时说：“以予博考二十年始知之，盖元史之难读，视他史尤甚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松江宝云寺记》条）元代文献中的非汉语译名存在着大量同人异名、同名异译，以及译名的讹脱、颠倒等现象（有些是来自原文的语音差异或书写错误），更何况这些人、地、部族、职官等专名来自蒙古、突厥、吐蕃、南亚以及西域多种语言，迄今仍有不少是中外学者都难以复原和解释的，明初南士对此自然更束手无策了。其实最该指责的是乾隆帝修《四库全书》对元代文献各种专名的胡乱篡改，翻阅《元史语解》简直令人啼笑皆非。幸好还有不少未经篡改的版本，但仅有《四库全书》本的文献就给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译名问题使整理元代文献难度特别大，而四库馆臣的胡乱篡改更是难上加难。新近出版的《全元文》所收仅有《四库全书》本者，被改专名一律照录，无可奈何（但最好应将前人考释正确的作为附注补入）。

元史史料还有蒙、藏、畏兀儿、波斯、阿拉伯、拉丁等多种文字的历史文献。自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国人始利用西域史料研究元史，但西域史料原文传抄中的讹误以及转译者造成的讹误同样很多，洪钧书译名的讹误，就对《蒙兀儿史记》、《新元史》以及清末民初的其他元史研究著作带来不良影响。20世纪前期，研究元史的先进学者多着力于做名物制度的考释，将研究水平提到新阶段。韩儒林师于70年前所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是将《圣武亲征录》与同源的波斯文《史集》直接比勘，相互订补，并纠正洪钧及柯、屠等前辈译名的错误；《爱薛之再探讨》则是将仅有四库本的姚燧《牧庵集》中四篇封制里被改专名依据其他史料加以复原，从而发掘出一直晦暗不明的史实。他给学生讲民族史研究中的审音勘同问题，指出必须掌握汉语的音韵知识和民族语的语音演变。邵循正先生1943年在西南联大给学生作《语言与历史》的讲演，指出“不彻底了解一时一地的语言，就不免对史料发生误会，或不能充分利用”。特别要注意各族间语言转借中发生的语义、语音变异，并举许多蒙元史例证加以说明。他们给后学的启示主要是要借鉴西方学者的成就，特别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傅斯年先生所说“近代学问最光荣的成就之一”比较语言学方法），将汉文史料直接与其他语文史料进行比勘，互订互补。蒙元史史料中的译名问题极多，需要许多代学人持续努力去解决。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最近立了个项目《元史会注考证》，希望秉承前贤遗志，在尽量全面搜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元史》作考注。感谢王德毅先生30年前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非汉语人名都注上拉丁字转写，很便于检索，并给我们提供了复原的基础；后来罗依果先生的《元史人名录》收罗更富，凭他精通多种东西方语言的条件，期望其译名的转写应更准确，遗憾的是都不注转写，仅按汉字拼音顺序编排，当然这是极谨慎的做法。我们打算尽可能将《元史》中的译名注上原文转写，并恢复一些被篡改文献中的译名，从而挖掘更多一些史料。但没有把握能做多少，准确性如何，所以要多方求教。

处理译名问题，首先是要了解汉语的古音。音韵学对非专业者来说很艰深，音韵学家又多有不同意见，但掌握基本知识还是可以做到，比如守温三十六字母、反切、等韵等。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舌上音之说，以及古音的清浊之别，对保留古音较多的南方人比较容易理解。元代汉语处在中古向今音演变中，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和朱宗文校订的《蒙古字韵》经许多学者研究，大体可以据此了解元代的语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入派三声”不等于入声完全消失，即周德清所说“呼吸言语之间，还有入声之别”；见系的齐、撮呼字还保留原声母，没有变为舌面音；“疑”母在一些字读音中还保留着，日母读zh音等等。汉字的韵母，元代音与今音也有差别，如《秘史》251节的“赵官”（当时蒙古人对南宋的称呼）的“赵”，中古音为澄母宵韵开口三等，元代音知系与照系合一了，但还没有变卷舌音，因而仍是齐口呼，八思巴字作ew（或dieu）。伯希和的《蒙古秘史》蒙文音译，就将“赵官”译写为augon（柔音词或称阴性词，按其译例应作Hüg6n。罗依果即译写为eugon）。亦邻真的《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举出许多实例就元代的汉、蒙文语音对应原理作了详细说明，罗卜藏丹津《黄金史》中相应于明初汉字音写本的“赵官”写作aukon（词中的k/g字母标志为柔音词，应读为eugon）。但有人将《秘史》的“札忽惕”（aqut，旁译“金人每”）误释为就是指南宋的汉文“赵”字，盖因不明元代汉字“赵”的读音而致误。还要掌握基本的中古蒙古语语音语法知识，蒙语语音也是古今有别的，《秘史》译者非常注意语音的对应，严格遵守元音和谐律，柔音词/阴性词与刚音词/阳性词分得很清楚，并用小字黑、克、勒和旁注“舌”表示音节末辅音q\k\l\r。上引亦邻真文中对用蒙语今音来解释中古蒙语有精辟的分析批评。此外，对蒙元时代文献中的藏语、突厥语、波斯—阿拉伯语名称，也要作古今音译的分析比较，了解不同时代与这些语言对应的汉文译音字，同时这也反映这些语言不同时代的读音。乾隆朝编辑《四库全书》，命将辽金元三史以及同时代其他汉文文献中的非汉语词统统改掉，四库馆臣全然不顾语言规则，结果将元代的历史文献弄得一团乱麻，给本来就极为困难的译名问题雪上加霜。这里举一些突出的例子：

语音讹误：

唆鲁和帖尼（Sorqaq-teni）改缫勒噶塔纳（Saugha-tana，桶珠）。蒙古语Sorqaq意为身上有胎记，-teni是阴性人名后缀。四库本将所有“帖尼”都改为塔纳（蒙古语：大珠，来自波斯语）。

斡赤斤（I tigin＜突厥语ot-tegin火王，蒙古人有幼子守灶之俗，故可汗幼子称之）改鄂齐锦（三角龟）；同名异译斡陈改旺沁（藏语dBang-chen，大权）。

旭烈［兀］（Hüle’ü，多余）改实喇（§ira，黄色）/锡里库（siliku，选拔）。

阿里不哥（Ariq büge，洁净巫）改额埒布格（Ere büge，男巫）。“不哥”解释是正确的，这是前元音词，但洪钧《译文证补》释为洁净牛就错了（牛为buqa）。

奥鲁赤（A’uruqi，管理老营者）改为敖拉齐（a’ulai，善走山者）。

亦乞剌真（Ikirejin，亦吉列部人，人名）改伊实琳沁（藏语Ye-shes rinchen，智慧宝）。

察真（a’ajin，白色者）改彻辰（Seen，聪明）。

卯真（Ma’ujin，歹者）改玛尔沁（藏语dMar-chen，大红）。

别吉（beki，称号）改布济克（bujik，舞）。

站赤（jami＜突厥语yami）改展齐（jani，司象人）。

也孙脱（Yesün to’a，九数）改约苏图（yosutu，有道理）。

军脑儿（Gün-naur，深湖）改沁诺尔（藏语chen-nor，大财富）。

和林（Qorum，砾石）解释为蒙语二十（qorin）。

野孙漠连（Yesün müren，九河）被改为伊苏摩里（isu mori，大马）。

折连怯呆儿（Jeren ke’er，黄羊川）改齐兰格尔（jiran ger，六十房）；同名异译折连怯儿改札兰齐喇（jalanira，满文世/严）。

怯鹿难（怯绿涟的异译，Kelüren［r＞l＞n］）改齐鲁纳（iruna，牵连）。

借词及外来语的误读：

太阳罕（Taiyang qan＜汉语“大王”）改迪延汗（Diyen，“禅定”）。

旭真（hüjin＜汉语“夫人”）改格勒津（-geljin，从《蒙古源流》）。(www.xing528.com)

海山（汉语，蒙译Haishan）改哈尚（Qasang，迟钝）。

懿璘真班（Irinjin-pal＜藏文Rin-chen dpal，大宝吉祥）改为伊勒哲伯（Ile jebe，明显/箭）。

阿昔迷失（Asiγmi§，突厥词利益）改阿实克默色（Asigh mese，利器）。-mi§是突厥语后缀，四库馆臣一律改为mes（e器械）。

牙老瓦赤（突厥语Yalavai，使者）改伊罗斡齐（Irowai，先知人）。

麻合没的滑剌西迷（Mahmud kh§orezmi，花剌子模人麻合没）改玛哈穆弟哈喇斯密（梵文Mahamudiha rasmi，大珠光）。

赛典赤（Saiyid Ajall，穆斯林对穆哈默德女婿后裔的称呼，“杰出君主”）被改为赛音谔德齐（Sayin 6tei，赛音，好也，谔德齐，精壮人也）

黑辛八石（突厥语Qizil ba§，红头）改为克实克巴克实（恩师）。

别失八里（Be§baliq，突厥语五城）改为巴实伯里（ba§beli，头腰）。突厥语的八里（baliq城）又被改为巴尔（ba［rs］虎）。

明里（波斯语melik，国王）被用为人名的一部分，常被改为莽赉（蒙语manglai，前头）。

月即别（üzbeg，突厥语部酋）改伊济贝（iji bui，解释为全有）。

杨琏真加（西夏僧人，杨为姓，其名当为藏语rin-chen rgya，广大宝）被改为嘉木扬喇勒智（藏文’jam-dbyangs ral-gyi，妙音［文殊］剑）。

西域地名的妄改更惊人，如塔八辛（Tabasayn，Tabas的阿拉伯语双数形式）被改为蒙古语达布逊（dabusun，盐），捏迷思（Немец，俄罗斯人对德国人的称呼）改为纳琳穆苏（细水）之类，不胜枚举。

总括起来，改名的错误主要原因大抵是：一、用清代语音读元代汉字，不顾元代汉语的“见”系齐、撮呼字应读k/k’，-m收声仍存，若干入声字保留促音（《秘史》中音节为-q\k\l收尾者，汉字音译往往用促音字并加小字标识），r/l/n互换等。这是就“中原雅音”论，南方语音保留古音更多，可能也对元代译名有影响。二、不明元代译写非汉语语音的规律，如-l结尾音节常读为-n；唇音-b＞w＞u的音变。三、用今蒙语读音来读中古蒙语（如q读成k、g，r/l不分等），不顾阿尔泰语的元音协和律，阳性（后元音）词和阴性（前元音）词混淆；不了解蒙古人读外来词凡r-起头者均先读出其后的元音等。四、不了解不同语言借词在语义与语音上的演变，如-t-＞--、-γ＞-q等。了解这些历史语言规律非常有用，可以帮助解决史料中诸多疑难。例如蒙古人在说词首为r-的词语时，总要在前面将其后的元音放到前面读出，如将Ross读成I ross，元朝人译为斡罗思。元人刘郁执笔的常德《西使记》记载了旭烈兀西征时献国归降的“兀林国”，先前的学者似均未能解通此名。我们根据审音原理就清楚了，元代汉字的-m韵尾仍保存，八思巴字《百家姓》“林”字写作lim（稍早读为liem），窝阔台建设的大蒙古国都城Qara Qorum（意为黑砾石）音译为哈剌和林。“兀林［国］”可以对应Lum/Rum，Rūm就是当时伊斯兰世界对小亚细亚突厥国的称呼。蒙古人应是将Rum读为urum，常德的记载显示，《西使记》的“兀林国”无疑就是Rum（参见拙著《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630）。《西使记》还记载了另一个地名，他从孛罗城（即今新疆博尔塔拉自治州东南的达勒特古城）西南行，“有关曰铁木儿忏察，守关者皆汉民，关径崎岖似栈道。出关至阿里麻里城”。研究元史的学者都知道，这就是《史集》记载的阿里不哥出兵攻打背叛他的察哈台汗国阿鲁忽汗，其后卫军趁阿鲁忽因战胜阿里不哥先锋军而骄逸不备之机，急速突过称为“铁门关”（Temur-Qahalgha）的要塞，进袭在伊列河悠游自在的阿鲁忽，大获全胜。《史集》中这个名称也用于撒马尔罕南面的铁门关、里海西侧的铁门关（波斯语derband）。但qahalgha（或qahalqa）与“忏察”之音全然不合，应予解释。我注意到《元朝秘史》把居庸关叫做“察卜赤牙勒”（abiyal），按abiqu，蒙古语动词，意为“砍”，其名词形态用指关口，很贴切。巧得很，《史集》记载成吉思汗攻金战争，也把居庸关叫作am iya（l）并说也就是Qahalgha。毫无疑问，“忏察”和《史集》的amiyal相同，就是《秘史》所载的abiyal，语音上为-b-＞-m-，“察”为-t韵尾的入声字，用以对应- iyal＞al，非常吻合。①

藏文文献中拥有极为宝贵的蒙元史资料，韩儒林先生早就注意到并加以利用。近几十年，许多重要文献经各国藏学家努力，先后译成汉文和其他文字，使蒙元史研究资料大为扩充。藏语的读音同样古今差别很大，唐朝以来，汉文史籍中有许多藏文各类专名的音译，还有汉蕃对音千字文残卷传世，把各个时期的蕃汉译名类编对照，对藏语的历史演变以及汉藏语系的研究都很有益。我曾冒昧建议翻译藏文史籍的专名，最好尽可能照顾不同时代的汉语译音，其实也是反映不同时代的藏语语音。藏学我是外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比如Khr（i座，皇位）是唐代吐蕃统治者的尊称，当时汉文音译为“弃”（溪母至韵开口三等，音K‘i）或“乞立”（一般在后一词有b-前置辅音时，连读为入声-p），可见添足-r有时也读出，今译一般作“墀”（中古音澄母脂韵开口三等，读diei），与原文音读不合。弃宗弄赞（松赞干布）之父Nam ri slon btsan，今译囊日轮赞，但nam的古音译字应为“南”，直到元代还读此音，而藏语的nang（内）才读为“囊”（如《元史》记载大都设有帝师的“囊八总管府”）。注意不同时代译音用字，便于我们将汉文史料与藏文史料的记载勘同，扩充研究的材料。如《元史》记载的乌思藏宣慰使软奴汪术和加瓦藏卜，就能与《红史》等藏籍的萨斯迦本禅gZhon-nu dbang phyug（意为童子自在）和rGyal-ba bzang-po（意为胜贤）勘同；《元史》记载宁宗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儿麻哇（四库本改为嘉勒斡巴勒，《顺帝本纪》至元三年“征西域僧加剌麻至京师，号灌顶国师，赐玉印”，四库本把“僧加剌麻”当作人名，改为桑嘉喇嘛，谓唐古特语桑嘉依佛也，喇嘛番僧也），就可以与加儿麻派（今译噶玛）座主Karma-pa Rangbyung rdo-rje勘同。按软奴的“软”字为日母，元代读i音，正可与藏文之zh音相应，而今译宣奴，“宣”在元代仍为心（s）母字，与原音不甚合。

元代文献被四库馆臣胡乱篡改的，若无史实相应的其他材料比勘，几乎无法照字面复原。下面举两篇史料为例，在前人基础上加些补充。

《牧庵集》卷一三《高昌忠惠王神道碑》的“达实密”，屠寄已据《元史·也先不花传》复原为传主之弟答失蛮，并补撰其父孛鲁欢及其弟答失蛮等传（《蒙兀儿史记》卷五〇），杨志玖先生对此答失蛮事迹考述更详（见所著《元代的几个答失蛮》）。碑文载图卜巴哈偕同其弟齐哩克、萨里斡罕、合腊斡罕（《元史·也先不花传》作脱不花、怯烈哥、昔剌斡忽勒、哈剌阿忽剌）归附太祖（当在1203年灭克烈之前），后率其属从征西域，以战功赐回鹘户。接着就说“在太宗世，又从帝弟睿宗平金。明年乙未，诏定、宪宗时以两诸侯王与苏布特再征西域，又率其属至有在行中。明年，至衮腾吉斯，与诸侯王巴图会征钦察、俄罗斯，至阿苏齐默斯城，皆先登”。后一段记载在屠寄撰《孛鲁合传》中仅作“岁乙未，长子出征之役，兄弟二人①又率其属在行间”。按苏布特即“长子西征”的军帅速不台；衮腾吉斯，元译“宽田吉思海”（K6l-Tengiz，突厥语“湖海”或蒙古—突厥语“海口”），即今里海；巴图即朮赤子拔都，为西征诸王之首；俄罗斯，元译斡罗思（蒙古语读Ros为I ros）。阿苏齐默斯城即《元史》之“阿速蔑怯思城”（四库本《元史》改作乌苏木奇，“回语散落住处也”），是阿速（阿兰As-Alan）国都Meges（明诺尔斯基V.F.Minorsky著有专文考释）。屠寄撰《窝阔台本纪》已就《元史·太宗本纪》所载此名作注，基本正确，但《牧庵集》这一被篡改译名却未勘同，或因四库本将“蔑怯思”改为“齐默斯”，又把“怯”改为“齐”之故。四库馆臣常用齐、察等精系字来改原文的怯、乞、奚、曲等见系字（见系齐、撮呼在元代并没有变为齿音），这是用清代读音来读元代汉字，将声母ts\ts’\k\k’混淆。这样的例子很多，如上述蔑怯思城的异译麦怯思，四库本改作默尔齐斯（谓即蔑里乞部）；克烈（部族名，异译怯烈，Kereit）改为齐尔，孛兰奚（boralki，阑遗）改为布哷齐（吹海螺人），怯怜口（ger-yin k6üt，家人，家生孩儿）改为齐哩克昆（兵丁）；曲雕阿阑（K6deüaral，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改作齐达勒敖拉（能山），其同名异译阔帖兀阿兰改为奎腾敖拉（冷山）；揭揭脑儿（Geg［en］naur，洁坚脑儿的异译，洁湖）被改为齐齐克诺尔（花湖），等等。

胡紫遹《紫山集》卷一五的《大元故怀远大将军彰德路达噜噶齐扬珠台公神道碑铭》记载有重要史实，但人名被篡改，很难勘同。碑文称：“公名纳琳居准（Narin Küün？）。祖曰图萨博德，考曰图尔哈彻尔巴图尔，相承为太祖、太宗图尔哈，饮水于班珠尔纳苏图，开创同艰苦，事定酬勋，因其所居之山川，蒙赐氏曰扬珠台。图尔哈彻尔侍太上皇。……其族弟博啰罕叛入太丑军，太上皇疑其有异志，指天而誓曰：臣以死无二心。遂奋不顾身，殊死以战，大败太丑军，灭博啰罕。上皇喜其忠贞，许以土地人民，辞不敢受，曰：俱非臣所欲也，臣宗族散落，愿托天威聚集之。得四百余家，复为大族。太上皇四子以公隶锡喇大王位下西征，留公领本位诸局；继受令旨充本位下达噜噶齐。先帝龙飞，金符授彰德路达噜噶齐，以本位汤沐邑也。……薨于私第之正寝，享年六十有三，实至元六年（1269）也。子男五人长曰额哷，充中书省断事官；次曰雅图噶，侍从贤王立功西域；次曰阿固岱……未及仕皆先公卒；次曰伊尔图……袭爵彰德路达噜噶齐，授怀远大将军；……次曰伊尔布哈……授直省舍人，迁南京治中，至元二十九年以侄嘉议公让职，复承先业中顺大夫彰德路大达噜噶齐。孙男二人，长曰超台……次曰斡里，袭爵九年，让归于叔，升嘉议大夫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使。”（按“太上皇”指拖雷，锡喇大王即旭烈兀）。

此碑前一段所述为太祖建国中事。“图尔哈”即秃鲁花（turqaq，怯薛卫士，转义为质子）；“班珠尔纳苏图”即铁木真与王罕会战于合兰真沙陀（Qalaqaljit-elet）后所驻之巴勒渚纳湖（Baljuna naur），凡同饮此浑水者后皆为建国功臣。此名在《元史》中又译班真海子（四库本改“班沁”，banin，藏语大智慧）、班朱泥河（四库本改班珠尔，banjur）。按元人常用-n来译写非汉语-l结尾音节，故bal、pal皆译为“班”，四库馆臣返译为ban是错的；而藏语的dpa［l吉祥］元译“班”，四库本常错误返译为藏文ba（l＜梵文bala，威，有力）。但《秘史》、《亲征录》、《史集》记载成吉思汗创业史，均不见此“杨珠台氏”父子事迹，更无因所居山川赐名“杨珠台氏”事。这一被篡改的氏族名，据《安阳金石录》卷八《韩魏王新庙碑》，可知就是宴只吉台（又作燕只吉台，Eljigitei），碑载：“贤王疆理西域，食邑于相，乃命大臣宴只吉台氏，系閧吉剌（即弘吉剌）贵族也。其子怀远袭爵，怀远没，嘉议袭之；嘉议让其叔太中，而升侍御史。”碑末题名“太中大夫彰德路达鲁花赤也里不花”。据此知神道碑所载纳琳居准幼子伊尔布哈原作也里不花，而袭职之第四子伊尔图原或作也里秃或也里脱，他死后由子斡里袭职，任职九年后让位其叔伊尔布哈（也里不花）。据王恽《秋涧集》卷五《十月牡丹》诗序：“彰德路监郡完闾嘉议……壬辰（至元二十九年，1292）秋辞职让其叔也里不花”，知斡里之名原应作完闾。

《元史》列传有两位燕只吉台氏著名人物：世祖时的彻理、顺帝时的别儿怯不花（Berke buqa），但其先世均与此碑所载人物、事迹无关。《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建国后封诸功臣为千户，受封功臣中提出收集本部离散部众者一为汪古儿，一为捏古思氏的纳邻·脱斡邻勒；此外，忙兀部的畏答儿在合兰真沙陀之战中伤亡，太祖令其子“收完忙兀人民之散亡者”（见《元史》本传）。《秘史》、《史集》所载诸千户名及其氏族，均无可与燕只吉台氏“图尔哈（turqaq）彻尔”对应者。不过《史集·部族志》的“弘吉剌惕部”条对燕只吉台氏族倒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传说系出金壶所生三子的后裔，长子后裔为弘吉剌部，次子后裔为亦乞列思、斡勒忽讷部，第三子Tūsbūd5ū（碑文之图萨博德？），后裔为合剌讷惕（Qar5nūt）、弘理兀惕（Qūnglīūt）及娶乞台妇人所生的额勒只斤（Aīljīgīn，燕只斤）三部。“在成吉思汗时代，上述（额勒只斤氏）秃鲁合札儿巴阿秃儿（Tūrūqajer-bah5dur）和撒儿塔黑巴阿秃儿两兄弟都很有名；在分配时，他们附在者台那颜（Jedai-nōy5n）千户中被分配给了拖雷汗，并与忙兀部成为安答—忽答（义兄弟—亲家）。”此与碑文所载“图尔哈彻尔侍太上皇（即拖雷）”颇合，又可能因附着忙兀部者台千户，遂附会忙兀部人畏答儿的事迹以为显耀。碑文之图尔哈彻尔或可与《史集》之TuruqChe（r波斯文j/常混淆）勘同。

四库馆臣篡改之名杂乱无章，本想找出其译音用字的规律，可能有助于恢复原名，但试的结果收获很少，看来仅在其篡改用字上考究是行不通的，如果找不到相应的其他材料，《牧庵集》等重要史籍的复原整理就很难做到。

（原载《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

以上所引《史集》文字见德黑兰波斯文刊本（回历1373年=1974—1975），页446、902。

屠寄显然是指建国初授千户的孛鲁合之父昔剌斡忽勒与其兄脱不花，这是误解。长子西征事在1236年，而《元史·也先不花传》载“昔剌斡忽勒早世，其子孛鲁欢幼事睿宗，入宿卫”，睿宗即拖雷死于1232年攻金北还途中，时距昔剌斡忽勒归附太祖近三十年，当已亡故，不可能参加长子西征，且据碑文，太宗分封功臣（1236年），受束鹿封邑的是其子孛鲁欢。颇疑从拖雷长子蒙哥西征的当是孛鲁欢（孛鲁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