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丽关系的转折点与忽必烈的高丽政策

忽必烈的高丽政策与元丽关系的转折点

一、蒙古对高丽的军事侵略

成吉思汗建国后，不断向四方扩张，从掠夺财富转变到征服和占领。高丽与蒙古中间隔着据有辽东的契丹和女真地方势力，最初没有进入蒙古扩张的视线。1216年（高丽高宗三年），反蒙契丹势力在辽东不能立足，窜入高丽，攻城略地，肆行杀掠。1218年，蒙古派元帅哈臣（又译哈真）、札剌率军进入高丽追击契丹叛部，高丽西北面元帅赵冲、兵马使金就砺奉国王之命配合蒙古军合击之，退据江东城的契丹流寇势蹙投降。于是丽、蒙双方“约为兄弟”。①其实蒙古统治者是把高丽的结好视为臣属，从此不断遣使到高丽索取贡物，诛求无厌。成吉思汗西征期间，其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留守本土并统管东部地区。《元史·高丽传》记载，太祖十四年（1219）九月皇太弟国王（即斡赤斤）与元帅哈臣、札剌各以文书遣宣差大使到高丽“趣其入贡”；十五年（1220）九月蒙古“大头领官堪古苦、着古欤等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之”（督促纳贡）；十六年（1221）八月、十七年（1222）十月着古欤连使高丽；十八年（1223）八月，宣差山术歹等“复以皇太弟国王书趣其（高丽）贡献”。①《高丽史·高宗世家》记载了八年（1221）八月蒙古使者着古欤等来“传皇太弟钧旨”，索取数量巨大名目繁多的贡品（包括獭皮一万领、细紬三千匹、细苎二千匹、绵子一万斤、纸十万张，等等）。据李奎报撰《蒙古国使回上皇大弟书》，斡赤斤曾多次派使者到高丽索贡，除《高宗世家》所列诸物外，还索要女孩儿、会汉儿文字言语人及诸般名手匠人。②如李奎报《上皇太弟书》中所说，“每枉钧旨，征索无既，小国其何以堪之！”此外，还有这可、喜速不花、扎古也等蒙古使者不断到高丽索取诸物，附蒙的东真国也乘机不断向高丽要索贡品。1224年，着古欤再使高丽，次年初携带贡物北归，途中被人劫杀，蒙古认为是高丽人所为，派人责问，又在边界上被射却，高丽与蒙古的交往遂告断绝。③

123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遣撒礼塔等统领大军，以讨伐“杀使”罪名攻入高丽，“取四十余城……设官分镇其地”（按：即置达鲁花赤）。④蒙古军不仅对抵抗者实行屠城（如铁州、平州），而且到处烧杀掳掠，“所过无不残灭”，“焚烧庐舍，杀掠人民不可胜计”。蒙军进屯开京城外，传旨迫高丽国王亲身入朝，并索取数量惊人的物资、男女（军服一百万套、上好水獭皮两万领、大小马各一万匹、官宦之家男女孩儿各一千人，等等）。1232年，高丽一方面遣使与蒙古周旋，“上表称臣”，同时辩解着古欤被杀事非高丽所为，并据理说明无法满足其漫天勒索；一方面迁都江华岛（七月），进行抵抗，杀蒙古所置达鲁花赤。撒礼塔再度统兵入高丽、攻打处仁城时被射死（十二月），蒙军退还。①1235—1240年，蒙军连年侵掠高丽，深入到南部的东京（庆州）、全州一带，并不断遣使索贡，逼迫国王亲朝。1241年，高丽王以族子永宁公［王］谆称己子入质蒙古，侵掠稍解。1247—1248年，又有蒙军入屯高丽，派兵以捕獭为名深入山川僻处，百姓藏匿者尽被驱掠，“鲜有脱者”。②

1251年蒙哥即位，仍遣使责令高丽王出陆还京和亲朝，不然即“发兵致讨”。③从1253年起，蒙古以高丽“逆命”，战争进一步升级。宗王也古、元帅札剌儿带（《高丽史》作车罗大）先后统军攻入高丽，连年攻掠不休，多处城池被破。札剌儿带厉言：“［高丽］君臣百姓出陆则尽剃其发，否则以国王还，如一不从，兵无还期。”高丽未能满足其要求，各地军民常有守土抵抗者，蒙军果然按蒙哥“若有拒命，朕必无赦”的旨意肆行杀掠，仅1254年“所虏男女无虑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自有蒙兵之乱未有甚于此时也”。④1255年后，札剌儿带又一再统军进入高丽，仍立营屯驻，纵兵四出抄掠，并提出国王出降、太子入朝作为退兵条件。1258年札剌儿带以兵屯高丽旧京，纵游骑掠人民、财物，“诸道禾谷尽为蒙兵所获”。屯兵西京（平壤）的蒙古军还修城、屯田为久驻计。1259年（高丽高宗四十六年）三月，高丽使者觐见蒙哥，表示愿意出陆还都，太子入朝，同时请求撤军。蒙哥竟称：“尔等既欲与我同心，何惮我兵驻尔境。且西京以外尝为我兵驻处，尔国若速出岛，第勿令侵扰耳。”⑤明白表示要在高丽长期驻兵实行军事占领。四月，高丽太子［王］倎代父入朝，以换取蒙古承诺的“入朝即罢兵”。此时蒙古已在辽东集结军队准备再次大举侵入高丽，因太子入朝而暂缓出兵，而派官员到高丽督责其尽毁江华岛新京城；屯驻高丽境的蒙古军兵仍继续在各处“驱掠人物”，出陆的高丽兵“尽为蒙兵所虏”。①

蒙古前四汗时期侵略高丽的战争延续近30年，给高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高丽文献反映了时人的悲愤之情，如李奎报《答东真别纸》谓蒙古“猜忍莫甚”，背信弃义，“横行远近，残暴寇掠”，“有吞啖之志”，高丽人被迫与之对战是正义的。金坵《过西京》诗“悲词辄欲吊江山，恐有神灵潜下泪”，哀叹昔日全盛的西都（平壤）在蒙古侵略之后，“而今往事尽如扫，可怜城阙空青草。锄犁半入英雄居，麻麦遍生朝市道”；《过铁州》诗指斥撒礼塔所统入侵蒙古军为“寇”为“虏”，赞颂州官李元祯英勇抗敌、全家自焚就义的壮烈。②当时中原士人非常同情高丽人遭受的苦难，谴责蒙古军的野蛮侵略，郝经诗《高丽叹》可作为代表：

高丽立国千余年，跨山连海东北偏。文物制度慕汉唐，衣冠礼乐如中原。……自被天兵都破碎，称臣纳质兵弗退。残灭掳掠五十年，穷蹙无聊竟何罪！尽将生口卖幽燕，年年探借高丽钱。肌肤玉雪发云雾，罗列人肆真可怜。前年令公辅太子，钓鱼山前见天子。掩面过市众皆哭，哭声痛入燕人耳。几回事宋事辽金，不似今番冤苦深。甘心曲股浑不信，要把高丽都杀尽。呜呼哀哉！何时免此杀戮运？③

二、忽必烈的高丽政策

高丽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太子王倎入朝蒙古，前往四川觐见大汗。行程大致是东京（辽阳，五月十七日至）—燕京④—潼关—京兆，因大汗蒙哥已于七月死于钓鱼山，遂前往蒙古行营所在之六盘山。此时正处在蒙古政局变动的关键时刻，鄂州攻宋前线的忽必烈和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都在谋取帝位，都要争取官员、将领们的拥护，而驻六盘山的蒙古军多数站在后者方面。十一月，忽必烈得报阿里不哥已派亲信来汉地征兵并准备接收燕京行省权力，于闰十一月辛未（初二）即从鄂州班师北还。王倎在蒙古皇室两派剑拔弩张争夺帝位的复杂形势下，居然能作出了明智抉择，奔赴汴梁迎候从江汉北上的忽必烈，于“梁、楚之郊”衣朝服、执象笏，随臣亦皆品服排列，拜见道侧。忽必烈惊喜曰：“高丽万里之国，自唐太宗亲征而不能服，今其世子自来归我，此天意也。”遂“大加褒奖，与俱至开平府”（按：此段见《高丽史·元宗世家》元年三月丁亥条记载忽必烈即位事之后，是追叙前事，但说忽必烈与王倎“俱至开平府”是错误的，应该是“俱至燕京”。详下文）。谙熟史事的李齐贤讲到这次至关重要的拜见：“皇帝返旆江南，我忠敬王知天命之有归，人心之攸服，跋涉六千余里，迎谒于汴梁之地”；①“世祖文武皇帝观兵襄阳，阿里孛哥扇变漠北，诸侯虞疑，各怀去就。我忠敬王时为世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于道。世祖望见，惊喜曰：‘高丽荒远之邦，今我北归，将继大统，彼其世子自来归我，天赞我也。’”②这段话生动表现了急于争取各方拥戴的忽必烈此时的喜悦心情。要知道忽必烈是非常相信象数征兆的，在谋取帝位还未成定局时，高丽国太子来朝无疑被认为是吉兆。也许可以说这次会见成为他改变对高丽政策的契机。③

王倎于汴梁附近拜见忽必烈，大约是在闰十一月初十前后，二十日，忽必烈一行（携同王倎）就到达燕京，从鄂州到燕京只用十九天，足见其匆迫。他立即着手处置阿里不哥党羽，掌握中原汉地军政力量，驻燕京三个多月，次年（庚申，1260）三月初一才到达开平。在燕京期间，其藩府近臣赵良弼建议说：“高丽虽名小国，依阻山海，国家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附。前岁太子倎来朝，适銮舆西征，留滞者二年矣。供张踈薄，无以怀辑其心，一旦得归将不复来。宜厚其馆谷，待以藩王之礼。今闻其父已死，诚能立倎为王，遣送还国，必感恩戴德，愿修臣职。是不劳一卒而得一国也。”廉希宪也提出相同意见。忽必烈立即提高对王倎的接待规格，不久即遣之回国继承王位。《元史·世祖本纪》把此事记在庚申年三月二十四日忽必烈即帝位记事之后，实误。《高丽史·元宗世家》载，此年二月“壬戌（二十四日），王在京兆府闻讣，服丧三日而除，受忽必烈大王之命乃还”。按此时王倎实是从忽必烈留驻燕京而不在京兆，①本条所记应是忽必烈遣他回国继承王位的时间。同书载当月乙丑（二十七日）王倎与随臣及蒙古护送人员已到西京（平壤，此时在蒙古军占领下）；②三月甲申（十七日）至开京，丁亥（二十日）渡海至江华。先是，忽必烈听说王倎在西京停留八九天，疑有变故，遣使给他下达了一道详细说明其高丽政策的“令旨”，敦促他从速就国继承王位。使者荆节于四月丙午（初九）到达，《高丽史·元宗世家》该日条下全文收录了使者所传令旨，兹摘录其要点如次：

尔初以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闵，故遣归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弘好生之大德，捐宿构之细故也。用是已尝戒饬边将，敛兵待命。……重念岛屿残民，久罹涂炭，穷兵极讨，殆非本心。……申命边阃，断自予衷，无以逋逃间执政，无以飞语乱定盟，惟事推诚，一切勿问。宜施旷荡之恩，一新遐迩之化。自尚书金仁俊以次，中外枝党、官吏、军民，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谋内乱，旅拒王师，已降附而还叛，因仇雠而擅杀，无所归而背主亡命，不得已而随众胁从，应据国人但曾犯法，罪无轻重咸赦除之。世子其趣装命驾，归国知政，解仇释恨，布德施恩。……亟正疆界，以定民心，我师不复逾限矣。大号一出，予不食言。

这道令旨虽然是忽必烈即位前夕所发，实际上等同圣旨，奠定了元朝对高丽政策的基础。其要点有三：一是许其“完复旧疆”，“正疆界以定民心”，并允诺蒙古军不再越界入境；二是对以往曾经抵抗蒙古或降而复叛等各种“犯法”者，“罪无轻重”一律赦免，不予追究；三是示世子嗣王位，“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元史·高丽传》也收录此件全文于中统元年三月记事之下，称为“制”，将“令旨”改为“圣旨”，忽必烈自称的“予”改为“朕”。这和《世祖本纪》将遣王倎归国置于即帝位记事之后一样，是史臣有意将时间前后倒置。

《世祖本纪》载中统元年四月己亥（初二），“诏谕高丽国王王倎，仍归所俘民及其逃户，禁边将勿擅掠”。辛酉（二十四日），诏书送达，《高丽史·元宗世家》收录有诏书全文：

朕祗若天命，获承祖宗丕烈，仰惟覆焘，一视同仁，无遐迩大小之间也。以尔归款，既册为王，今得尔与边将之书，因知上下之情，朕所悯焉。凡所启禀，区处于后：一、出水就陆以便民居事，此朕所喜也。今时方长育，不可因循自误岁计，更当劝课农桑以阜残民。一、请罢军士事，若留军压境，不无骚动，已敕将帅即日班师，其体朕兼爱之心，毋自疑惧。一、前年春被虏逃来人民乞放还事，已下有司遍行刷会自言约之后逃虏人等，放令还国，到可收系存恤。一、凡尔国中应有作过犯罪，钦依前来已降赦文施行；军人擅掠人物一丝者，具以实闻，依条断罪。①

同年六月，高丽永安公王僖来贺即位，忽必烈让他带回颁给国王的封册、虎符及圣旨三道，其一宣告依照中原制度建元中统元年。其二宣布对高丽政策：“衣冠从本国之俗，皆不改易；行人惟朝廷所遣，余悉禁绝；古京之迁，迟速量力；屯戍之撤，秋以为期；原设达鲁花赤孛鲁合反儿拔鲁一行人等俱敕西还。其自愿托迹于此者十余辈，来使亦不知定在何所，事须根究；今后复有似此告留者断不准从。”其三曰：“卿自册世封，再遣使传方物之献，诚意以将。今闻寺社之祈，益见肺肝之沥。凡所陈乞，已诏施行。来价言还，特颁宠命。苟裕民而利国，当适便而随宜。”①迫高丽国王速离江华岛还都旧京，是以前蒙古统治者最关切最严格的要求，忽必烈则采取了灵活态度，听取高丽王所诉旧都遭毁修复费时的意见，许其量力而行（至元七年处置林衍废立事件后才还都）；以前蒙古贵族或大臣、将领往往径遣使者到高丽肆意要索，是对高丽人民的严重骚扰，忽必烈对此加以禁止；蒙古军在高丽屯驻实同军事占领，危害更甚，忽必烈即位后就下令撤回“西京屯兵”，诏书又宣布限期撤军。此外，忽必烈还下令“禁女直侵轶高丽国民”，“禁……女直人入高丽界剽掠”。②东真军队以及邻境女真贼寇的侵掠，对高丽一直是仅次于蒙古入侵的严重危害，忽必烈的禁令无疑缓解了高丽人民的部分灾难。当然，实行这些优惠怀柔政策的条件是，高丽必须“永为东藩”，履行国王亲朝、子弟入质等藩属国的“六事”。王倎（不久改名禃）即位并接受国王封册后，次年即亲身入朝，其后又两次亲朝，世子［王］谌（愖）也多次入朝。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应允王禃的请婚，以幼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嫁世子谌，通过联姻结成更密切的“甥舅之好”关系。③

忽必烈作为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之孙、大蒙古国的大汗，具有乃祖那样要当世界之主的强烈意向，例如，直到晚年还遣军远征爪哇，失利后仍不甘心，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①。他对高丽内政也时常进行干涉，督责其履行藩属义务，向高丽派监督官，出现动乱或有离心迹象时甚至派军队入境处置。如至元六、七年间高丽权臣林衍废王禃，立其弟安庆公王淐，忽必烈即命国王头辇哥率大军压境准备征讨；并接受高丽叛臣的投献，将西京（平壤）五十余城置为东宁路，实同占领（直到至元二十七年才归还）。王禃复位后入朝，乃命头辇哥率东京行省军护送其回国，进驻西京，又改命行省入其王京（开城），并置达鲁花赤监国，置安抚使、经略使领军、屯田于高丽南境，征讨逃入珍岛（后又逃到耽罗）的林衍余党。不过，忽必烈对高丽采取的政策，与前四汗时期的征服政策和残暴杀掠毕竟有明显区别，其基本点是通过怀柔安抚使高丽成为恭顺藩属。

忽必烈对高丽的优待怀柔政策，除上述诏书所许各项外，还有一些事例。如藩属国应履行的置驿、籍户、出军、输粮等事，高丽未能履行，他虽然严词督责，但能顾及实际困难，不予强迫。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特别是高丽内政），能采纳高丽人意见和尊重高丽国王的自主权。如中统二年高丽使者田文胤回国，忽必烈派上年曾护送王倎回国的达鲁花赤束里大同去高丽，文胤奏曰：“束里大以前年敕还屯兵事，意小邦所谗，愤愠而还，反诉小邦诪张为幻。今若伴臣以去，未知他日造何言以诳陛下。敢请勿遣。”忽必烈接纳其言，不再派遣。②至元十一年王禃去世，世子［王］愖在朝已尚公主，忽必烈依王禃遗言遣之回国嗣位（后改名賰，是为忠烈王），以黑的为达鲁花赤。黑的倨傲，不满驸马国王对他的抑制，回朝后奏告高丽政事诸多不当，忽必烈不纳其言，反诏谕王愖：“黑的来言尔国事非一，并不听许，尔其知之。”③因攻打耽罗和日本而屯驻高丽的元军统领忻都和洪茶丘，常干预高丽政事，王賰以驸马国王身份与之抗争，忽必烈一般都能给予支持，如至元十四、十五年（1277—1278）的金方庆案以及相关危害高丽主权事的处理。忻都、洪茶丘借奸人诬陷之言逮捕和残酷拷问高丽名臣金方庆，王賰以其诬枉释之，忻都、洪茶丘仍坚持审讯金方庆并将他流放。茶丘还乘机奏请添军三千，其二千五百人已经渡鸭绿江，忽必烈采纳王賰意见，命罢归；茶丘又奏请于全罗道置脱脱禾孙，忽必烈也不许。①至元十五年四月，王賰奉旨同公主入朝，忻都派人对他说：“我居王国七年，于今未有一善，恶则已多，惟望王善奏。”王賰奏对时则力辩金方庆之冤，诉忻都专擅。忻都被召回后又奏“高丽宰相多占匿民户，免避赋役，请禁之”。又请罢诸领府为军。忽必烈问他是否与国王商议过后来奏，忻都回答说“否”，遂不允许。②王賰乘机奏告洪茶丘本应只管所部元军，却越权干预高丽政事，诬陷金方庆谋叛，③虚妄奏告高丽国政，表示茶丘在高丽，“臣之为国不亦难哉！”请求召还茶丘军。忽必烈准奏，下令召洪茶丘及驻丽诸军还，并驳回他请在高丽南部置军防戍和设置各州郡达鲁花赤的意见，同时严令禁止回军掳掠。王賰又奏请派皇帝亲信的蒙古人任达鲁花赤，忽必烈说：“何必达鲁花赤！汝自好为之。”④其时得宠于忽必烈的高丽人李大顺，乘机请求忽必烈命令高丽国王任其兄为别将，忽必烈说：“官人有法，朕何预焉！”让他自己去请求国王。⑤忽必烈对高丽国王自主权的尊重，自然有此时王賰已经是他女婿的因素，但是，与其他元朝驸马的地位比较，高丽驸马国王地位显然更高，可以说有质的区别。上述诸事例说明，忽必烈是基本上能兑现让高丽“完复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不再越界侵扰的承诺的。尽管他在位期间，高丽曾发生林衍废立、三别抄军变等重大事件，以致元朝派大臣入境处置，出兵平乱，但最终没有乘机实行占领和改变高丽国的地位。至元十七年设行省专征日本，北路军在高丽集中出征，遂授王賰为行省左丞相，与丞相阿剌罕同事，并接受他的请求在任命书官衔上加“驸马”二字以重其权威。至元三十年（1293）賰改名昛，又加授功臣称号。元人常称忽必烈对高丽有“再造之恩”，①就是指他停止了以前每年侵掠高丽、残害其国民的战争，②高丽从而避免了蒙古马蹄所及诸国那样的灭亡结局，维持了历来与中国皇朝所谓“事大”贡赐关系下的本国主权地位。

忽必烈之所以对高丽采取优待怀柔政策，鄙见以为有三个方面原因。其一是大蒙古国从草原游牧帝国转型为中原皇朝，忽必烈虽然仍保留有乃祖那样的征服欲望，但重点已经转移到中原皇朝传统的希冀“万国来朝”思想（他给日本国的诏书就宣示了这种意向），因而很乐意采纳赵良弼所说无须用兵就能服人之国的建议。其二，高丽自古是“诗书礼义之邦”，③崇尚儒学和佛教，这符合忽必烈“遵用汉法”的政策，因而接见高丽君臣会有亲和感。他常喜用孔子的话教导高丽驸马，称赞高丽文臣的学问文采，对他们十分尊重。④其三，高丽君臣对元朝一再表明谨守作为藩属国的身份，加上联姻关系，能以灵活姿态来保持其很大程度上的国政自主。

三、从行省改置事件看高丽的地位

从忽必烈到元顺帝，元与高丽关系出现过若干次“危机”，而以高丽为征日基地，大量动用高丽人力物力，是对高丽最严重的伤害。至元十七年（1280），因用兵日本需要设置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高丽国王王賰提出应命他为行省丞相，“行省大小军情公事，必与我商量而后施行”，得到忽必烈允准，遂授“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驸马高丽国王”。①次年，征日之役以失败告终，行省罢。忽必烈不甘心，于至元二十年五月再置征东行省，仍以高丽国王与大臣阿塔海为丞相同掌行省事，但未能再次出兵。后来又两次复置征东行省（1285、1288年），②虽下令造船征兵“备征日本”，实则不了了之。

日本之役告终，征东行省建制则被保留，实际只是名义上的高丽统辖机构。高丽国王独任行省丞相（后来其他行省丞相皆罢，只设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惟高丽国王担任的征东行省丞相不罢），可以自己任命官员，高丽原来的政权机构和各项制度都保持不变。元朝不派行省长官，行省一般属员虽有朝廷派任者，于政事无大影响。元人姚燧将当时高丽的地位与蒙元宗王封邑作了比较，指出高丽国王是异姓王，与蒙元宗王本应有别，但地位却优于宗王：“宗王虽受封大国，同升虚邑。何也？未尝祖别子于庙，人民则天子使吏治之，其府虽得置监郡与府属，皆请而命诸朝，而刑人、杀人、动兵，何敢越律。其民五家赋丝，为斤才一，犹不听下令擅征发；其地皆输之天府，岁终颁之。其网亦密矣。遇高丽氏则不然。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境，惟所用之，不入天府。……万国独一焉。”③这段文字是对元代高丽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较完整表述。宗王虽是黄金家族，其封邑是大元版图，而高丽则被视为藩属关系下的外国。元人虞集也说：“高丽于国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国得建官拟于天朝，他属国莫之敢也。”①在大元朝廷和本国都做过官的高丽名士李穀对高丽国地位也有类似的表述：“本京虽置省，惟国王丞相独领之。又其寮采之命于朝者，皆所自辟；其余内外百司，并依本国之旧。”②

征东行省虽然只是虚名，但毕竟让蒙元朝廷和某些官员得以借此加强对高丽政事的干预，甚至企图吞并之。其震动大者有两次。一次是元成宗大德三年至五年（高丽忠烈王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299—1301）的增置行省官事件。③大德元年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去世，世子王謜（公主所生，蒙古名益智礼不花）从元都回国奔丧，认为其母是被父王昛（賰改名）爱妾、宦官等所害，予以处死，王昛遂上表请让位世子。次年王謜嗣位，不久就被成宗指斥为“颇涉专擅，处置失当”，④召还元都，命王昛复位，派平章阔阔出、左丞哈散赴高丽“伴议国事”。三年，哈散回朝奏王昛不能服其众，朝廷宜遣官共理，元成宗遂任命阔里吉思为征东行省平章政事，耶律希逸为左丞，赴高丽理政。王昛则上表陈情，请求“使小过不替祖风”。四年二月，阔里吉思奏高丽设官冗杂，礼仪逾制，不报民籍，横征暴敛，刑罚不一，称“若只依本俗行事，实难抚治”。⑤同年夏，王昛入朝，成宗命他“有所言即闻奏”，并命右丞相完泽传旨：“高丽国王所奏风俗百事，许令依旧。”阔里吉思又奏请革其奴婢之法，王昛再度上表并移文中书省，说明世祖至元年间就达鲁花赤欲改高丽本俗体例事，中书省下文指示“合从高丽王依本俗施行”；大德四年七月中书省也奉旨：“奴婢的勾当，依本国体例行者。”中书省依高丽国王王昛陈言上奏：高丽蒙世祖皇帝圣旨“休改本俗，但换官名”，今全都改换，不宜也者。成宗准奏，罢增置征东省官，召还阔里吉思及其僚属。①至大元年（1308）王昛死，世子王謜嗣位（改名璋）。其后洪茶丘子重喜（洪万）上书中书省，欲在高丽立行省，被仁宗驳回，皇庆元年（1312）降旨道：“高丽田地立省的，不拣是谁休题奏者！”②

另一次是至治三年至泰定元年（1323—1324）的改置行省事件，其起因是高丽王室和群臣间错综复杂的内争。大德二年（1298）高丽国王王昛禅位于世子王謜，遂称太上王（元授“逸寿王”号）。当年八月，元廷命王昛复位，召王謜与其妃宝塔实怜公主（晋王甘麻剌女）入朝，从此王謜宿卫宫廷十年，参与了成宗死后发生的宫廷政变，以与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一起拥立武宗之功受封沈阳王。至大元年（1308）七月王昛亡故，王謜回国嗣高丽王位（改名璋），元廷按例授征东行省丞相高丽国王，并保留驸马都尉沈阳王封号。当年十一月他又赴元都，而命齐安公淑权署征东省事。皇庆元年（1312），仁宗和太后促王璋归国主政，他仍托词不肯动身，次年干脆请求将王位传给世子王焘（蒙古名阿剌忒纳失里，是为忠肃王），自己留居大都；后来又将沈王封爵让给其侄王暠。王暠利用与元英宗私交甚厚谋夺王位，屡在元廷指控王焘。至治元年（1321）王焘入朝，因王暠及其党羽“捏合虚词，冒告朝廷”，被扣留多年，剥夺其国王印信。其反对派在本国内也进行请求元廷罢黜王焘而立王暠的活动，王暠即以沈王名义行“钧旨”于高丽。至治三年，王暠党羽柳清臣、吴潜等为谋取权力，上书中书省请在高丽设立同于内地的行省。于是“朝廷议罢征东省，立三韩省，制式如他省”。英宗命中书省商议，王璋从臣李齐贤上书中书省陈诉，称世祖皇帝将公主下嫁忠烈王，世为驸马，故高丽得以“不更旧俗，以保其宗社，惟世祖圣旨是赖。当其立天下各处行省，独于小邦不置。后因东征日本，虽有名额，不拘常选。……今闻朝廷欲于小邦立行省，比诸路，若其果然，其如世祖皇帝圣旨何！其如列圣存恤之意何！……又其如中统、至元之体何！”①元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王约在都省商议时提出：“高丽去京师四千里，地瘠民贫，夷俗杂尚，非中原比，万一梗化，疲力治之，非幸事也，不如守祖宗旧制。”丞相拜住同意他的建议，奏罢立省之议不行。②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康里回回也提出不应该“废其国（高丽）为郡县”。③《高丽史·柳清臣传》记载，清臣与吴潜上书中书省请立省高丽比内地，元通事舍人王观即上书丞相，详论其不可行的六条理由。兹仅摘录其头两条：“伏闻朝廷［议］建立征东行省欲同内地，恐论者不察以致崇虚名而受实弊。何则？高丽慕义向化，归顺圣朝百余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节，世祖皇帝嘉其忠恳，妻以帝女，位同亲王，宠锡之隆，莫与为比。其在本国，礼乐刑政听从本俗，不复以朝廷典章拘制。故……自辽水以东濒海万里赖以镇静，为国东藩，世著显效，累叶尚主，遂为故事，此盖高丽之忠勤，祖宗之遗训也。今一朝采无稽之言以隳旧典，恐与世祖皇帝圣谋神算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国去京师数千里之远，风土既殊，习俗亦异，刑罚爵赏婚姻狱讼与中国不同，今以中国之法治之，必有捍格、枝梧不胜之患，其不可二也。”其第三条至第六条，主要论立省得不偿失，与《元史》所载王约之议略同（但远为详细）。因元廷诸臣及李齐贤上书反对，“立省之议遂寝”。④当年八月英宗被弑，泰定帝即位。泰定元年（1324）正月，命王焘还国，复赐国王印章使袭王爵依旧行事，但王暠党羽仍捏告不休，以致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差官到高丽审问⑤。直到次年五月，王焘与所娶公主（元魏王阿木哥女）才回到高丽。据载，辽阳行省左丞亦辇真奉旨护送王焘还国，“具宣德意，以告其人，阖境之内，无不悦服”。①

从上述两次侵害高丽相对独立地位事件之所以得以化解看来，忽必烈对高丽的既定政策是高丽能够维持在“永为东藩”条件下本国自主权的法理基础。

（原载《13—14世纪高丽—蒙古关系探究》（韩国庆北大学与东北亚历史财团主办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韩文本［崔允精译］，2011年；《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按《高丽史》卷一〇三《赵冲传》载，哈真遣通事来牒元帅府，令高丽“资粮是助，无致欠缺。其辞甚严。且言帝命破贼之后约为兄弟”；高丽使者至蒙古军营，东真元帅邀宴，称“两国结为兄弟，当白国王受文牒”云云。后来高丽人讲到高丽与蒙古关系，或谓共灭契丹流寇时“两国约为兄弟”，但多数只是说高丽从此时归附蒙古。《元史·高丽传》则仅载蒙古元帅札剌与赵冲“约为兄弟”，而不是两国约为兄弟。李齐贤《在大都上中书都堂书》亦谓灭丹寇后，“于是两元帅（指哈真、札剌）与赵冲等誓为兄弟”；其《金公行军记》所载也是金就砺、赵冲和蒙古元帅哈真、札剌结为兄弟。见《益斋乱稿》卷六。

《元史·高丽传》。按“皇太弟国王”是斡赤斤称号，见《元史·宗室世系表》。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国王”与“皇太弟”断开，非是。

《李相国文集》卷二八。此文可能是响应1223年蒙使山术歹所传斡赤斤“钧旨”。《元史·高丽传》记载斡赤斤至少三次遣使到高丽要索，在李奎报此文中得到证实。

蒙古将着古欤被杀归罪于高丽，但高丽辩解说，着古欤不取常行的经由东真境路而走婆速府路，被当地贼人所杀；蒙古派来质问人员在边境遭射击事，则是东真人欺骗来人说高丽已背叛，又穿着蒙古服装进入高丽境射击蒙古来人，意图所以拒之（见李奎报《蒙古行李赍去上皇帝表》，《李相国文集》卷二八；《高丽史》卷二三《高宗世家》十九年十一月《上皇帝陈情表》）。高丽与蒙古断交之事与东真有关。《高丽史·高宗世家》十一年（1224）正月条载，东真国使者赍文牒二道来，其一云：“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斤贪暴不仁，已绝旧好。”东真向高丽通报此事，显然是促使高丽停止进贡蒙古，意欲取代蒙古从高丽获取利益。当时成吉思汗因征西夏而无暇东顾，东真则乘机不断侵掠高丽，遣使要索诸般物品，就是明证。

《元史·太宗本纪》。

以上见《高丽史·高宗世家》十八年（1231）八月至十二月记事。

同上书，三十四年八月。

据《高丽史·崔怡传》，高宗三十九年（1252）高丽使李岘至蒙古，答应本年六月出陆。蒙哥遣使核实，如国王出陆迎使即可。但高丽王按权臣崔沆之意不出迎，蒙使怒其逆命。“识者谓［崔］沆浅智误国，蒙古必至。”不久蒙军果然大举入侵，“屠灭州郡，所过皆为煨烬”。

以上见同上书，四十一年七月至十二月记事。

《高丽史·元宗世家》高宗四十六年八月条。

《高丽史·元宗世家》高宗四十六年七月、十一月记事。

金坵《止浦先生文集》卷一。

《郝文忠公陵川集》卷一〇。此诗当作于1260年郝经奉召使宋前（见苟宗道撰《郝经行状》）。

《高丽史·元宗世家》高宗四十六年十一月癸卯条：“［太子从行者］李世材偕蒙使于散等四人来，初世材在燕朝，洪子使人诉于帝曰：‘高丽出降非真也。’世材知之，先告也速达曰：‘闻有谗者，愿勿听。’也速达即收福源子，遣于散偕世材来审出陆之状。”据此知太子一行途中到过燕京。(www.xing528.com)

《在大都上中书都堂书》，《益斋乱稿》卷六。

李齐贤《上征东省书》，《东文选》卷六一。又见其《益斋乱稿》卷六《在大都上中书都堂书》，文为：“己未年，世祖皇帝班师江南，忠敬王知天命之有归，人心之攸服，跋涉六千余里，迎拜于汴梁之地”；及《同崔松坡赠元郎中书》：“世祖皇帝南征而返，将继大统，时有介弟扇变于朔方，诸侯忧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于是睹远人之悦服，知天命之有归。”

《高丽史·元宗世家》三年十二月乙卯条载，忽必烈颁历高丽诏书中说：“卿自东隅，臣属上国，适我家之有难，越其境以来归。特侈新封，俾还旧服，凡有所奏，无不允从。如不易衣冠，班收军戍，去水而就于陆，在虏者听其归，若此甚多，难于具悉。”说明忽必烈之所以对高丽特别优待，就是因为在他“有难”（应指阿里不哥和他争位）时，王倎越境来归。

按王倎于高丽高宗四十六年（1259）四月入朝，五月至东京（辽阳），后经燕京、潼关、京兆（西安）至六盘山，获悉蒙哥死讯。这一段的具体日程失载，但可以判断到达京兆的时间必在蒙哥病死（七月）、入川蒙古军主力撤回六盘山之后。高宗于该年六月亡故，朴天植奉命赴蒙古告丧，九月就回到本国，则当是到达燕京报信后即归国（与蒙古使者同行）。据此，王倎不可能迟至次年二月才“闻讣服丧”。

按：王倎一行从燕京出发，第四天就到西京，行程不可能如此之速。疑记日干支有误。

上述四项措施中将遣返被虏及逃民的年限上推到“言约之后”，我理解这是指1219年蒙丽共灭契丹流寇后的“约为兄弟”，忽必烈下令“遍行刷会”（普查）多年来被掳掠的或逃亡来的高丽人，放他们回国。

《高丽史·元宗世家》元年八月壬子。王恽《中堂事记》载中统二年八月十日赐髙丽国王倎手诏，其辞曰：“……可封高丽国王，仍统治东方诸国如故。”（《秋涧集》卷八二）这是因高丽有权臣擅权而再次赐封诏。

《元史》卷五《世祖本纪》中统三年六月乙未条、至元元年十一月己丑条。

关于元朝与高丽王室联姻，参见萧启庆《元丽关系中的王室婚姻与强权政治》，《元代史新研》，台北，1983年，页231—262。“甥舅之好”语见虞集《大庆寿寺大藏经碑》，《道园学古录》卷五。

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朝出兵爪哇，三十年年三月爪哇国王伪降。四月，元军遭其伏击，大败，撤兵回国。忽必烈对爪哇得而复失极不甘，说“此事犹痒在心”，准备再出兵十万征讨之。见许有壬撰《刘平章［国杰］神道碑》，《至正集》卷四八。

《高丽史·元宗世家》二年五月丁丑条。

《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元年七月甲午条、十月庚戌条。

《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四年四月戊辰条。

同上书，四年六月丁丑条。

洪茶丘、忻都借奸人诬陷之言拷问金方庆，残酷用刑，终不能屈。茶丘遣人入朝诬奏：“金方庆积谷造船，多藏兵甲以图不轨，请于王京以南要害之地置军防戍，亦于州郡皆置达鲁花赤，方庆及子婿家属悉送京师以为奴隶，收其土田以充兵粮。”后以藏甲罪判方庆流放大青岛，高丽国王派印侯入元报告，忽必烈问“方庆藏甲几何”，对曰：“四十六副耳。”忽必烈说：“方庆恃此谋叛乎？高丽州县之租皆漕输王京，造船积谷又何足疑。又方庆起第王京，如谋叛何必起第！”乃饬令茶丘还朝。国王王賰也应召入朝，上书辨明金方庆之冤，遂得释复官。详见《高丽史》卷一〇四《金方庆传》。

以上并见《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四年七月甲申、丙子、戊戌诸条。

李齐贤《栎翁稗说》前集一。

魏初《贺正表》（未载上表年代，据文中“襄樊可得而不迫以力”句，可推断应在大举攻襄樊的至元五年之前不久），《青崖集》卷四；王恽《御史台上贺正表》（至元八年），《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八。

姚燧《牧庵集》卷二四《转运盐使曹公神道碑》：“初高丽自太祖世纳款，而国王穆呼哩（木华黎）方总兵，岁东征不休，虔刘人民，而臧获其子女。高丽患之，弃王城，迁其民江华岛。世祖哀其首服，为罢岁征，使复王城。”按：碑文谓木华黎国王总兵时侵掠高丽，误。木华黎1223年亡故，侵高丽事与他无关。

程钜夫：“东南海滨之国高句丽，古称诗书礼义之邦，奉佛尤谨。皇元之有天下，闻风来附。世祖皇帝结之恩，待之礼，亦最优异。父子继王，并列贰馆。”见《雪楼文集》卷一八。

先在蒙为质高丽永宁公王谆言本国有五万军队，忽必烈命发四万从征南宋，李藏用入朝力辩战乱后兵数已大减，愿与王谆对质。忽必烈闻其言，称赞他为“阿蛮灭儿干”（蒙语aman mergen，“善言者”）。见《高丽史》卷一〇二《李藏用传》。

《元史·世组本纪》至元十七年十月癸酉条；《高丽史·忠烈王世家》六年八月辛卯条、十二月辛卯条。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二年十月条、二十五年二月条。

《牧庵文集》卷三《高丽沈王诗序》。

《道园学古录》卷五《大庆寿寺大藏经碑》。

李谷《送白云宾还都序》，《稼亭集》卷九。

《元史·成宗本纪》和《高丽传》作“复征东行中书省”、“复立征东行省”，不确，因为世祖时设置的征东行省未曾废罢。由此可见元朝廷和时人没有把仅有虚名、朝廷不设官的征东省看成国内行政区。

《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二十四年八月癸酉条；《元史·高丽传》载丞相完泽奏王謜嗣王位后诸多错误。

《元史·高丽传》。

《高丽史·忠烈王世家》二十六年七月、十月、二十七年三月记事；李齐贤《在大都上中书都堂书》，《益斋乱稿》卷六。

《高丽史·忠宣王世家》四年六月；李齐贤《在大都上中书都堂书》。李齐贤《光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载“至大间，辽阳重喜诉忠宣王钻（积聚）甲事”（《益斋乱稿》卷七），当与此有关。

李齐贤《在大都上中书都堂书》。

《元史》卷一七八《王约传》。

宋濂《陕西行省平章康里公神道碑》，《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

王观生平、仕履不详，其上书事亦未见《元史》及其他史料记载。元通事舍人为礼部侍仪司从七品属员，有可能其所上中书省书是通过王约（集贤大学士、商议中书省事，从一品）呈递或报告的，史籍只记载了位高望重的王约议论。

李齐贤《光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载：“倒剌沙之为左相也，主立省之议甚力。平章白中宫喻辅臣如前意，倒剌沙议诎，事遂寝。”按倒剌沙任左相在泰定元年，如所载属实，立省之议于至治三年被否定后，泰定元年又被提起，再次未成。

黄溍《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黄金华文集》卷二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