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金霍洛：大禁地到成陵

伊金霍洛——从“大禁地”到“成陵”

举世闻名的成吉思汗陵就坐落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原郡王旗）境。这里虽然不是成吉思汗骸骨埋葬的地方，但从明朝中叶原守护成吉思汗埋葬地和诸斡耳朵（I rdos）的蒙古部落迁入河套（这个地区因此得名“鄂尔多斯”），当时蒙古人称之为“八白帐”（Naimanaγan I rdos），一直受到尊崇和妥善保护的成吉思汗“灵帐”当亦随之南迁。“八白帐”不仅是祭祀成吉思汗的场所，还是蒙古大汗举行即位大典显示正统性的地方。1634年，在后金军逼迫下逃奔青海的北元林丹汗死亡，被其裹胁的鄂尔多斯部统领额琳臣率部东还，1635年归降后金，皇太极承认其恢复被林丹汗削去的济农位号；顺治六年（1649），受封为多罗郡王，世袭罔替。及定鄂尔多斯六旗领地，额琳臣掌左翼中旗（常称郡王旗），“八白帐”遂被置于郡王旗境内。该地被称为“伊金霍洛”，1956年建成宏伟的成吉思汗陵，旗的名称也跟着改为伊金霍洛。

20世纪80年代中国蒙古史学会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与会中外学者到成陵参观，我曾询问“伊金霍洛”名称的字意，答复“就是成吉思汗陵”。后读陈育宁教授所著《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鄂尔多斯——河套历史概述》（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叙述成陵历史地理及祭祀制度甚为详明，受益良多。书中解释说：“伊金霍洛是帝王陵寝的意思。”（页75）在1993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中又找到两处此名的解释：“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宫帐）”，见该书第202页；“［伊金霍洛旗］以境内有成吉思汗陵园（蒙古语为伊金霍洛）而得名”，见第305页。据此知“伊金”有“帝王”之意，并用于专指成吉思汗；“霍洛”有“陵寝”、“宫帐”、“陵园”等义。上引三处解释，都没有注明此名的文献出处。查《蒙汉辞典》（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ejen qoroγ-（a伊金霍洛）即释为“成吉思汗陵”，我想这大概是无可置疑。但总觉得字面上不太切合，因为qoroγ-a（该辞典释为“圈”）并无“陵寝”之类含义（查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三版《汉蒙辞典》，陵墓为ongγun，bungqun；［帝王］陵寝为qaγan-u ongγun）。

学习蒙古史多年，却一直没有真正理解这个名称，很是惭愧，于是斗胆请教几位蒙古族学者，希望知道此名用于指成吉思汗陵寝的最早文献依据。承内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会会长巴拉吉尼玛先生告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成吉思汗八白室》（inggis Qaγan-u Naiman aγan Ordo）资料集收录有一件宣统三年蒙文档案，记载有这个名称，并说清朝初年的文献中也见有此名。中央民族大学达力札布教授帮我找到了《成吉思汗八白室》书中的宣统三年文件，系命各旗札萨克将祭祀物品银两等征收齐备，亲自带到伊金霍洛地方（Ejen qoroγan-uγajar），但清初文献没有找到。达力教授还给我介绍了另一部有关的书——赛音吉日嘎拉、沙日勒代搜集整理、卓日格图校订的《成吉思汗祭典》（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为我摘译了其中的相关部分。其第一章第一节开头说：“将放置成吉思汗及孛尔帖合敦灵柩的地方称之为额真霍洛（Ejen qoroγ-a），为了与鄂尔多斯境内存放和祭祀其他历史纪念物的地方相区别，又尊称之为‘大额真霍洛（Yeke Ejen qoroγ-a）’。”“额真霍洛”一词有一条注释：“在鄂尔多斯，把祭祀成吉思汗和他的合敦以及存放旗纛的地方称作额真霍洛或苏勒定霍洛（sülde-yin qoroγ-a）。旧时也把旗衙门印务所在地称作鄂托克霍洛（otoγqoroγ-a）或杭锦霍洛（qanggin qoroγ-a）。鄂尔多斯以外的蒙古地区，也有以希都尔固巴图霍洛（sidurgu batu qoroγ-a）命名的地方。霍洛（qoroγ-a）在这里无牲畜栏圈之意，而是习惯地指称历史纪念地、文化发源地或行政中心。”

查田清波的《鄂尔多斯辞典》（A.Mostaert，Dictionnaire I rdos，Peking，1941），其χorō条释为enclos pour enfermer le bétai（l关闭家畜的圈），enceint（e围篱，被围起来的场地），résidence de prince（王府）等（页360）；该条例词中有ediχor（ō= iκ’χe ediχorō），释为l’enclos renfermant le pavillon（omoq）de Tchingis（藏放成吉思营帐的围起来的场所）。田清波在鄂尔多斯传教19年（1906—1925），对当地习俗语言十分熟悉，其χorō释例中对iκ’χe ediχor（ō即上引《祭典》中说的Yeke Ejen qoroγ-a）的解释具有权威性。不过，各种蒙语辞典里查到的qoroγ-a一词只有“圈”、“墙垣”、“府”、“院”，及同藏文rwa-b“a有墙围绕之屋”等义。把这个词用于指称成吉思汗陵寝（或“陵园”、“宫帐”），似需说明其来源和词义的演变，何时、为何具有这样的含义，始能令读者明白。①

《元朝秘史》第281节记有“忽鲁阿”（quru’a= qoroγa）一词，汉文旁译“寨”。该节记述窝阔台检讨自己做得不对的几件事，最后一件是：“将天地所生的野兽，为恐其跑到兄弟处去，怀着贪心筑寨墙拦挡，招致兄弟们的（我从兄弟那里听到了）怨言，做了错事”（tenggriqajar-aa jaya’atu t6reksen g6re’esün-i aqa de’üjük odu’u-ji ke’en，qaram laju quru’a yo’urqa n6dü’üljü jetgüjüaqu bolun，aqa de’üde eimaliqaiüge sonos-ba biburu’u-gübolba。罗依果的《秘史》英译本将quru’a译作fence②）。俄国蒙古学奠基者、驻北京俄国东正教会传道团成员科瓦列夫斯基所编《蒙俄法辞典》（Kowalewski，DictionnaireMongol-Russe-Franais，1844—1849，喀山）收有quruγa一词，释为（法文）lieu enferm（é关闭/围绕的地方）。

《元朝秘史》汉文旁译作“寨”的词，还见于第79、88、111、③133、158、198、265等节，词根都是“豁儿合”qorqa。④第26节的qorqaqsan（过去时形动词）则旁译“围住的”。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第26节注中说，qorqa-一词不见于迄今的辞书类，科尔沁方言有horγo，意为“围住”、“拦住”、“圈住”、“挡住”，此qorγo-与qorqa形、义均相近。①伯希和的《蒙古秘史》法译本第26节qorqaqsan译为assiégeaient（围住），第133节qorqa译为retranchement（防御工事，堡垒），qorqalaqsat译为retranché（设堡垒保护的）。②罗依果英译本第26节qorqaqsan译为penned（关住的，监禁的），第133节qorqa译为stockade（栅栏，围桩），qorqalaqsat译为barricaded（设栅防守/阻挡的）。③根据诸名家对《秘史》里汉文旁译为“寨”的quru’a和qorqa（其动词意义为“围住”）的译释，现今蒙语的“霍洛”qoroγ-a一词的词义，可以上溯到《元朝秘史》中所见的“忽鲁阿”（quru’a，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订正为“豁罗阿”qoro’a）和“豁儿合”（qorqa）。

《元朝秘史》中与qoroγ-a意义相近的还有第111节的“豁里牙安”qoriya’an，旁译“院子”，总译“遮救”（伯希和法译作enclos，围起来的场所；罗依果英译作shelter，庇护所）；第9节还有与此词相关的qorilalduju（qori-［禁止］+ la+ ldu-，重复共动态副动词），旁译“相禁约着”。田清波《鄂尔多斯辞典》收录有χοri-（= qori-），译解为enfermer（关/围），prohiber（禁止），défendre（防卫），empêcher（阻挡），见第一卷页358。今蒙语词典有qoriγa（禁止、阻拦），qorila-（阻拦，禁止，防守），qoriya（院落，围墙）等词。以上所举《元朝秘史》诸词及其相关的今蒙语词释义说明，qoroγa和qoriγa在词义上可以相通。那么，“霍洛”的本义当应是“有栅栏或墙垣围护的，禁止（或阻止）进入的场地”。

《元朝秘史》没有记载成吉思汗埋葬地的名称。《元史》记为“葬起辇谷”，据亦邻真考证，就是《秘史》所载“古连勒古”。这是个地区名称，是成吉思汗年轻时为躲避泰赤乌氏贵族迫害，从斡难河迁徙来下营的地方，并非其葬地名称。只有伊利汗国宰相拉施都丁主编的《史集》记载了当时蒙古人对成吉思汗及其幼子拖雷家族埋葬地的尊称。该书《成吉思汗纪》叙述，成吉思汗有一次在不儿罕哈勒敦山狩猎时，为自己和子孙（uruq）选定了一处埋葬地（madfan），他去世后，诸王和异密们按其遗诏将他葬在该处；后来拖雷及其子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等人的也都埋葬在那里。“这个伟大禁地的守卫者是兀良合惕部的异密们”（qurūqīyan 5nurūq-yi buzurg umar5ī-yi aqw5m-irī5ngqat and）；斯米尔诺娃俄译本将urūq-yi buzurg译为Великийзаповедник“伟大的禁地”。①同书《蒙哥合罕纪》也载有这个名称。据载，蒙哥在攻打钓鱼山城时去世，从臣将遗体运回，在其诸斡耳朵依次举哀，“其后把他安葬在不儿罕哈勒敦地方他们称为

‘大

禁地’的成吉思汗和拖雷汗葬地旁边”（ba’d az 5nū-ra darmaua’Būlq5n Q5ldūn kah 5n-ra Yeke Qūrūq gūyand dar janab īgīz-khan wa Tūlūī-kh5n dafn kardand）。②上引两处所载成吉思汗葬地名称，《成吉思汗纪》用波斯语buzur（g伟大）形容，《蒙哥合罕纪》则用蒙古语yeke，并加“他们称为（gūyand）”，这说明“伟大禁地”是当时蒙古人对成吉思汗及其幼子拖雷家族埋葬地的尊称。

《史集》“禁地”一词的波斯原文或作γurūq，或作qurūq，qūrūq；qurūqīyan一词（俄译本译作Охранитель，守卫者）则应是qurūq加上突厥—蒙古语施动者后缀-i、再加波斯语复数后缀-an的名词形式。查Steingass的《波英辞典》，释为“禁止（尤指进入宫廷）”（prohibition，especially of entering a royal court），释为“［设在妇人寓所入口的］守卫者”（a sentinel placed at the entrance of women’s apartment）；并收有（又作，），释为“被禁止的=禁区”，“狩猎地”（Forbidden；a hunting ground）。波斯文的写法说明这是一个外来词。德国学者德福（G.Doerfer）所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第1462词条（quruq），释义为reservat（保护区）、tabu（禁忌）、verbotenes（禁止），还收有 （ghūruq），（qurūq），（qūrūq），（ghūrūq），（qūrugh），（qūrūgh），（qōrīgh），（ghorīq），（qorīq）等不同写法，系由突厥语进入蒙古语者。①在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里，（qorigh）释为“［伯克等人的］围墙”，“被护卫看守的地方”（第一卷页393。按英译本此词作protected place）；（qorughi）释为“堡垒守卫者”（第三卷页238）；相类的词还有qorīd（ī看守、看管，第三卷页258），qoru§tī（保卫、防守，第二卷页96）等。《史集》所谓“禁地”（qūrūq）当是由突厥语转为蒙古语，指设有栅栏（或围墙）和守护者防卫之地，和《秘史》的“寨”（quru’a～qorqa）词义相同。这使我们联想到在成吉思汗去世后六年（1233年）到过蒙古的南宋使者彭大雅根据亲身见闻所著《黑鞑事略》的记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使如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 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这段文字是对成吉思汗埋葬地最早的描述，文中的“垣”译为蒙古文就是quruγa= qoro’a，②这不就是《史集》所记载的“禁地”（qūrūq）吗！当时成吉思汗落葬后就设置栅垣，建立守卫部队加以防护，禁止人们进入。大概从那时起（或可能从蒙哥或忽必烈在位时起），蒙古人就使用这个词（加Yeke形容）作为对成吉思汗及其幼子拖雷系黄金家族（altan uruq）埋葬地的尊称。

《史集》的《铁穆耳合罕纪》记述成宗即位后，将父亲所留一整份财产给予长兄甘麻剌，派他到成吉思汗诸营盘（yurt）诸斡耳朵所在的哈剌和林之境，统率该境诸军和各个地区，“以及称为不儿罕哈勒敦的成吉思汗大禁地，全由他掌管；固定在那里的成吉思汗诸大斡耳朵也由他守卫，有四大斡耳朵和其他五个，总共九个在那里。……他制作了他们［祖先］的肖像，经常焚香［祭祀］”（wa Ghurūq-yi buzurg-iīnggīz khan kah 5n-ra Būrq5n Q5ldūn mīkhw5nand tam5mad omīd5nd，wa Grdō-h5ī-yibuzurg-iīnggīz kh5n bar qar5r 5nja and waūma h5faat nam5yid，ah5r Grdōī-yi buzurg panj dīkar ka tam5mat nuh b5shad 5nj5mīb5shand……aurath5ī-yiīsh5n s5khta hamw5ra bukhūr5twaaw5līmīsūz5nand）。①根据《元史》记载，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封为晋王，出镇蒙古本土，“守太祖肇基之地”。②他虽是已故皇太子真金长子，但忽必烈去世后，帝位却由真金弟三子铁穆耳（成宗）继承，甘麻剌仍归晋藩。后其子也孙铁木儿嗣封晋王，1323年英宗遇弑后他被拥立为帝，在太祖大斡耳朵即帝位（泰定帝），其即位诏称：“薛禅皇帝（忽必烈）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真金）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在后，完泽笃皇帝（成宗）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③这段话和《史集》的记载完全一致，就是说，成吉思汗的“大营盘”、“大禁地”和四大斡耳朵及其他五个斡耳朵，系由晋王家世袭守卫。在拉施都丁编撰《史集》的14世纪初期，成吉思汗葬地还是被称为“大禁地”（Yeke Quruq）。窃以为泰定帝即位诏里的“大营盘”，应指包括他负责守护的“大禁地”在内的区域。

《史集》记载说，就在成吉思汗落葬的那年，其葬地就长出无数树木和青草，“如今那里森林茂密，已无法通过；最初［成吉思汗选定为葬地标志的］那棵树和他的葬地已经辨认不出了，甚至连老守护人也找不到通到那里的路了”。④按：《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记载元朝帝后的殡葬制度是：“凡宫车宴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殓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系腰、盒钵，俱用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椀楪匙筯各一。殓讫，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帘，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而后返”。就是说，落葬后即用开穴之土将墓穴填平，余土搬走，送葬官居五里外，守灵三年就撤离。叶子奇《草木子》记“元朝官里”葬制谓棺用金箍“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1246年访问蒙古的教皇使者卡尔平尼也记载了蒙古人的这种葬制。上引《元史》、《草木子》所谓的“陵地”、“园寝”只是汉文对帝王墓地的习称，蒙元诸帝墓实无汉人观念里的山陵（蒙古语ongγun）或前庙后寝的地面建筑。这片“漫同平坡”的墓地是禁止人们进入的，祭祀场所则应在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史集》说那里有四大斡耳朵和其他五个，共为九个斡耳朵，明清时期蒙古史书中出现的“八白室”（或作“八白帐”）当出于此。甘麻剌在这里建有佛寺；江南正一道教首领张留孙的弟子陈宜甫随从他居其地七年，同时在那里的还有其他道士，①则其地可能还建有道观；大德十一年（1307）武宗即位后，下令“发卒二千人为晋王也孙铁木儿治邸舍”，②可见元代这个地方建有不少房子。近年，蒙古国和日本的历史考古学家在蒙古国肯特省德勒格尔汗苏木的阿兀剌嘎（据报告应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遗址）发掘出多处建筑遗址，证明了史料的记载。③

泰定帝即位后南下居两都（大都、上都），立长子阿剌吉八为太子，以次子八的麻亦儿间卜嗣封晋王，依制当守太祖大斡耳朵。《元史·诸王表》载八的麻亦儿间卜“天历元年（1328）陨于上都”。按泰定帝四年（1327）三月，以幼子允丹藏卜太子“出镇北边”（见《元史·泰定帝本纪》），可能八的麻亦儿间卜是泰定三年离开漠北“太祖肇基之地”南来上都的。泰定帝死后，就爆发了以掌握侍卫亲军留守大都的武宗旧臣燕铁木儿为首拥立武宗之子的军事政变，与在上都拥立太子阿剌吉八继承帝位的诸王、大臣势力交战，最后上都派溃败，阿剌吉八下落不明，晋王八的麻亦儿间卜也可能是上都失守时死亡。允丹藏卜“出镇北边”后就没有了下文，《元史·宗室世系表》谓泰定帝诸子“俱早陨，无后”，此后即不见有袭封或另封晋王的记载。《元史·文宗本纪》载文宗即位不久就将晋王所辖路、府、州县达鲁花赤罢黜，选流官代之；进而将晋王所举宗正府札鲁忽赤和中书断事官（按：这两个职务都是宗王位下权益的代表）革掉。至顺二年正月，“以晋邸部民刘元良等二万四千余户隶寿安山大昭孝寺为永业户”。此寺原为京郊道观，英宗当太子时游览过，喜其地风景优美，即位后就迁走道观，改建为佛寺。①以上措施实际上是剥夺晋藩的黄金家族成员权益，看来元后期晋封已绝。

晋藩虽绝，太祖大斡耳朵却仍有宗王居守。《元史·顺帝本纪》载，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己亥“宁王旭灭该还大斡耳朵思，赐金系带一，钞一千锭”。宁王是世祖庶子阔阔出的封爵，旭灭该无疑是他的后裔。②很可能从元文宗时起就以宁王阔阔出后裔代守大斡耳朵。世祖末为晋王甘麻剌所设掌管大斡耳朵地区政务的内史府，元后期仍存在，如至顺二年八月，“斡儿朵思之地频年灾，畜牧多死，民户万七千一百六十，命内史府给钞二万锭赈之”，至正九年五月“以太傅脱脱提调大斡耳朵内史府”，至正十五年正月有大斡耳朵儒学教授进奏应改革蒙古人的收继婚习俗等。③

明朝与北元的多次战役以及随后蒙古宗室、贵族间的内争，给大斡耳朵地区无疑造成严重的破坏。乌兰教授在其《〈蒙古源流〉研究》中对“八白帐”作了详细说明，认为八白帐是指八座白色大毡帐组成的成吉思汗灵堂，元代归晋王管辖。“进入明代以后，由于战乱的影响，八白帐也受到冲击，开始在草原上不断迁徙，在一段时期内似乎基本上随大汗所部行动。”15世纪上半叶脱脱不花汗封其胞弟阿黑巴尔只为吉囊（ji-nong，即汉语“晋王”的音转），驻守右翼，八白帐当在他管辖之内。其孙伯颜猛可继任吉囊，15世纪70年代在河套地区活动，不久被害，八白帐落入异姓强酋之手。这期间汉籍中出现了源自八白帐的“阿尔秃斯”（I rdos）部名。16世纪初答言（达延）汗讨伐右翼三万户异姓强酋获胜，将阿尔秃斯部和八白帐收归正统皇室治下。他以第三子巴儿速孛罗任吉囊，统领右翼三万户，“其长子一系成为阿儿秃斯万户的世袭领主……八白帐也最终固定在河套即今鄂尔多斯地区，逐渐形成今天的成吉思汗陵”。①

上面提到《元史》、《草木子》中将元朝皇帝埋葬地称为“陵地”、“园寝”，只是汉人的习用词语。《元朝秘史》中未见表示“陵墓”的词。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所立汉文与畏吾字蒙古文合璧的《大元敕赐故诸色人匠府达鲁花赤竹君（竹温台）神道碑铭》和至正二十二年（1362）所立同样的双文合璧《大元敕赐追封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中，“墓”、“茔”译为蒙古文kegür。②17世纪初成书的蒙文《黄金史纲》（Altan Tobi）记述，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后病逝，诸臣奉其金柩北还，行至穆纳之地，车轮陷入泥沼，诸臣向圣主之灵恳奏后，灵车才起动，于是“运往汗山大地，在那里营建了万世的陵寝”（Qan yeke qajar-a tende kürgebei；Qamuγ-un m6ngke Yeke kür tende egüsü），“修筑了永世坚固的八白室”（qamuγ-un m6ngke qadaγasun Naimanaγan ger bolbai）；又据说圣主（Ejen boγda）曾赞美过灵车陷入泥沼那地方，就把用过的衣、帐和一只袜留在那里，“而其真身，有人讲，葬于不而罕哈里敦；有人说，葬在阿尔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ünen gegür inu yarim uud anu Burqan-u qaldun-a du ongγulaba gegü，yarim uud anu Altaiqan-u aru du Kenteiqan u 6b6r du Yeke 6t6g neretuγajara ongγulabaigegübuyu）③。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萨冈彻辰《蒙古源流》以及《阿萨喇克齐史》等蒙文史书的叙述与此大同小异。①可见经过长达约两百年动乱，17世纪的蒙古人对成吉思汗和蒙元诸帝埋葬地的确切方位已经不大清楚了。蒙文史书上的kür（汉译为“陵寝”），就是元代蒙文碑文的kegür（亦邻真将此词转写为kehür［= ke’ür］），kür应是从ke’ür的第二音节辅音k/g弱化，两音节合为一音节（e’ü＞ü）而来。元明清的蒙古文文献都用ke’ür＞kür一词指墓葬，而qoroγa的含义则是“寨”、“栅栏围起来的禁地”。恕我孤陋寡闻，《蒙古源流》及17世纪其他蒙古史书似乎都是用“八白室（帐）”来指称标志“圣主”（Boγda ejen）成吉思汗灵位所在之地，未见用ejen qoroγa。

《蒙古源流》记载，巴儿速孛罗吉囊之位由长子衮·必里克·麦力艮继承；麦力艮吉囊有九子，嫡长子那言大儿继位。接着九子析分财产，“那言大儿吉囊驻领四豁里牙（Noyandar-a jinong Dorben qoriya degere）”。乌兰教授的注释中，“豁里牙”括注为“八白帐所在部落”。②从上文举出的《元朝秘史》和《史集》诸词，参照波斯语中相关的突厥—蒙古语借词、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辞典》以及田清波《鄂尔多斯词典》和今蒙语词典的释义，可知《史集》记载的“禁地”quruq～qoroγ，与qori-及其派生词在词义上可以相通。元代文献提供了有力证明。《元典章》卷三八《兵部》之《捕猎·违禁》目屡见“禁地”一语（文件内容是“禁地围场”不许私猎野物）。《至正条格》卷一《断例·卫禁》之《肃严宫禁》目收有泰定三年（1326）五月十七日文件，留守司（上都）奏称，斡耳朵后地在世祖时没有做买卖的，“如今做买卖的好生多有”，奉圣旨：“使将两个扎撒孙、贵赤、火里温，一处去拿将了来者！”《侵耕纳钵草地》目收有元统二年（1334）五月二十二日文件，经正监奏：“在前累朝皇帝时分，大都至上都等处有的纳钵营盘，奉圣旨‘教有司官提调着（者）’，俺委付火里孙挡拦有来。近年以来盖是有司提调正官不肯用心提调，火里孙挡拦不得有，如今相邻着的百姓每好生侵耕、践踏有。”①火里温（qori’ul）、火里孙（qorisun）都是由动词qori-加后缀构成的名词，意思是担任“禁止”、“阻拦”的人员；元代皇家狩猎的围场、皇帝巡幸所驻的纳钵草地称为“禁地”，复原为蒙文当是qoriγa或qoriya，也就是《史集》所载quruγ。我想《蒙古源流》记载的“四qoriya”，应该是《史集》所载Yeke quruq（大禁地）名称的遗留，可能是原“大禁地”守卫者、五百“达尔哈特”（Darqat，darqan［免赋税者］的复数②）带来的。达力札布教授给我的复信中说：“我认为［额真霍洛］还是指禁地，祭祀地也是禁地。额真霍洛一词自清代以来是指祭祀成吉思汗的地方似无异议。兀良哈蒙古人南迁后仍沿袭旧称，把成吉思汗祭祀地（或置放其衣冠旗纛的地方）仍称之为禁地，后人已不知此词确切的原始含意了。不过，额真霍洛在清代是禁地，在民国抗战时期的‘伊盟事件’就是因为陈长捷驻军开垦禁地引起鄂尔多斯人的不满。所以在这点上似乎还保留着其原始的含义。”这个意见鼓励我对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作进一步探究，拜读诸家专著和勤翻各类词典，获得以上粗浅认识。

祭祀前代帝王是中国传统礼制。朱元璋只设元世祖庙，顺治初增祭元太祖，《皇朝文献通考》载顺治八年致祭历代帝王典礼，望祭元太祖、元世祖陵于宛平县北。乾隆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祀，元太祖、世祖陵寝“仍于顺天府望祭”，嘉庆十四年改在清河北昌平州以南（以上均见《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三、四三四）。清前期对元太祖墓葬所在并不清楚，张鹏翮《使俄日记》说，归化城西北数十里祁连山（即大青山）中有元代帝陵，祁连即《元史》之起辇谷；其后冯一鹏《塞外杂识》始记“元太祖陵在河套中”；《理藩院则例》载伊克昭盟境内有青吉斯汗园寝，鄂尔多斯七旗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之达尔哈特五百户云云。所谓“元太祖陵”或“园寝”都是汉文词语，“八白室”之守护者则仍保留着［大］禁地即“［亦克］·伊金·霍洛”（［Yeke］ejen qoroγa）的名称。

《元朝秘史》中屡见ejen（主人，汉字音写“额毡”）一词，有地面的主人（第8、9节）、国主（ulus-un ejen，第53、121、281节）、营盘之主（第149节），部属、奴婢、家人的主人（第200节），牲畜的主人（第205节），都是普通名词。第121节记豁儿赤对帖木真说：“天、地商量着，让帖木真做国主（tenggiriqajar eyetüldüjüTemüjin-iulus-un ejen boltuqai）”，ejen在这里也不是对帖木真的专称。用为“国主”往往要在ulus-un ejen上加qan或qaγan（君主）。我没有见到用ejen专指成吉思汗的元代文献，元顺帝时期的居庸关石刻蒙古文（西壁第五行）部分所刻“天子·君主·皇帝”（dengri-yin kübe’ün kü’ün-üejen qa’an）系指当朝的元顺帝。成吉思汗在蒙古人中是被神化的人物，《元史·祭祀志》记载：“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奶子’。……命蒙古巫觋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员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成吉思御名而祝之，曰：‘托天皇帝福荫，年年祭赛者。’”文中的“蒙古巫觋”就是萨蛮，《元史》记载的祝祷之词与后来蒙古萨蛮的颂词“天生成吉思汗”、“福运生君主”等语相似。①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后，又加上佛教的尊称，《十善福白史册》（Arban buyantu nom-unaγan Teüge）称之为“转轮王洪福神圣成吉思汗”（qural-un ejen［=梵语akravartin］suutu boγdainggis-qaγan）。②17世纪蒙古史书多用qan ejen、ejen boγda指称成吉思汗，在连接上文的叙述中单用ejen，但其弟哈萨儿也有加称ejen的，可见单用者并非成吉思汗的专称。上引《成吉思汗祭典》第一节讲述Ejen qoroγa中说：“为了与鄂尔多斯境内存放和祭祀其他历史纪念物的地方相区别，又尊称之为大额真霍洛（Yeke Ejen qoroγ-a）。”此与田清波《鄂尔多斯辞典》的释例相符。加上Yeke这一点很重要，我以为这正是保留了蒙元时代名称的标志，而ejen则应是后加的。“伊金”就是ejen一词的音译，如上所述，成吉思汗“陵寝”似应全称为“也可伊金霍洛”，本意为“伟大君主的禁地”。

当然，元代汉文文献中就已经有将诸帝墓葬地称为“陵地”（《元史·祭祀志》）、“陵园”（周伯琦《近光集》）或“园寝”（叶子奇《草木子》）等记载，虽然这些都是汉人对帝王墓葬的习称，并非蒙古人原来的称谓，但今人把［Yeke］Ejen Qoro’a（［大］伊金霍洛”）称为“成吉思汗陵”，也是于史有据的，所以前人著作中把“伊金霍洛”释为“成吉思汗陵园”并不算错误，只是最好加上些解释，笔者这篇咬文嚼字的小文就是这个意图。

附录：张相文《成吉思汗园寝之发现》摘录

（在达拉特王府询守皇陵者“特尔罕”）

伊克昭盟有所谓“埃锦赫牢”者，成吉思汗之皇陵也。其地值郡王府之南，加萨府（按即札萨克旗府）之东。陵基幅员凡三十里，四周皆沙陀，近旁为淤泥河，蒙人名曰忽几尔图沟，其上有庙，亦名忽几尔图昭。守陵之官曰居陵掌盖，有陵户五百家，号称“特尔罕”。……一切赋役皆弗与……常以七八十户居守。居无室庐，或卓帐，或柳圈中。成吉思汗之陵亦无宝城，无享殿，甃石为砭，以白质大毳幕覆之。两幕相接，前幕供特牲，后幕隔以锦帐，中供石匣，成吉思汗之遗骸也。岁三月二十一日为上陵期，先时即东北偏广场树大幄，以白马白驼恭舁石匣出，奉安其中，前陈弓矢、马跷，设牲酪，拜奠如仪。（《地学杂志》第一卷第三号）

（原载《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查内蒙古社科院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所编的《汉蒙辞典》（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陵墓：ongγun/bungqun，陵寝：Qaγan-u ongγun，陵园：bungqun-uγajar，都没有列qoroγa一词。

Igor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p.218，，Brill，Leiden-Boston，2006。

汉字音写作“合剌秃”，缺旁译。伯希和《蒙古秘史》（P.Pelliot，Histoire Secrèt des Monglols，Paris，1949）法译文注中称此词应订正为qorqatu，即qorqa的形容词（p.151）。(www.xing528.com)

第79节qorqolaju（= qorqalaju，下同）旁译“寨做着”；第88节qorqolaqsan“寨做了的”；第133节qorqalaqsa“t寨子把了的”；第154节qorqaqlaju’u“寨子把了来”，qorqaqsan“寨子把了的”；第198节qorqa qorqalaju’ui“寨子/寨子把了”；第265节qorqola’ulju“寨（教）把着”。

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上，第一卷，东京：风间书房1984年版，页148。

P.Pelliot，Histoir Secrêt desMongols，pp.124，162，Paris，1949。

Igor de Rachewiltz，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pp. 6，57。

《史集》伊斯坦布尔抄本，页235；Смирнова，СборникЛетописей，第一卷第二册页235（莫斯科1952年）。

《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Blochet刊本（1911年），页336—337；德黑兰刊本（1959年）页853；余大钧等汉文译本，页271。

G.Doerfer，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chen，页444—450，韦斯巴登，1963—1975。

见亦邻真撰《起辇谷与古连勒古》（蒙文），见《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342。

《史集》波斯原文，德黑兰1959年刊本，第二卷，页949；余大钧汉译本（1985年）第二卷，页377。

《元史》卷一一五《显宗传》。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纪》。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等汉译本，页323；参照原文德黑兰刊本第一卷，页541—542。

张伯淳《秋岩先生陈尊师墓志铭》，《养蒙集》卷四；陈宜甫《秋岩诗集》。

《元史》卷二二《武宗本纪》。

参看白石典之《チンギス=カンの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01年。

见许有壬《大司徒释源宗主洪公碑铭》，《至正集》卷四七。

阔阔出于武宗大德十一年（1307）由宁远王进封宁王，至大三年（1310）以“谋不轨”下狱，因铁哥言得解，与家人并流高丽；仁宗皇庆元年（1312）赐还，二年死（见《元史》之《武宗本纪》、《仁宗本纪》、《铁哥传》；《高丽史》卷三三《忠宣王世家》）。阔阔出子薛彻秃（又作彻彻笃、彻彻秃），延祐七年（1320）封宁远王（后进封宁王，年代不明。见《元史·诸王表》），泰定元年（1324）“赐诸王彻彻秃永福县户万三千六百为食邑，仍置王傅”（见《泰定帝本纪》。《元史·食货志·岁赐》载，宁远王阔阔出位江南户钞，泰定元年分拨永福县一万三千六百四户）。旭灭该或是其子（但其弟阿都赤也有宁王封爵，存疑）。

皆见《元史》本纪。参阅拙作《赤那思之地小考》，原载《元史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页246—247。

见道布整理、转写、注释《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页282/ 294，364/391；亦邻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宁王忻都碑》（转写和译释），《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638。

朱凤、贾敬颜《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页35（汉译），页161（原文）。

乌兰著《〈蒙古源流〉研究》页231（汉译）、页601（原文拉丁字转写），m6ngke kür译为“永久的陵墓”，前面无qamuγ-un定语；乌云必力格著《阿萨喇克齐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99（汉译）、页181（拉丁字转写）将原文Qan yekeγajar译为“可汗的大禁地”，当是借用《史集》用语，但与《秘史》第70节称俺巴孩汗之妻为头祭祀祖先的地方为Yeke Qajar颇合。

乌兰上引书，译注，页363、375；原文转写，页667。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至正条格》校注本，页169、170—171。

参阅韩儒林《蒙古答剌罕考》，《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18—50。

见比拉（Ш.Бира）《蒙古人的成吉思汗观》（Mongolian Conception of Chinggis-khan，收入其论文集《蒙古的历史、文化、史料研究》，东京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4年，页415—418），引德国学者海西希《蒙古的宗教》英译本（W. Heissig，The Religions of Mongolia，London，1980），页61。

留金锁整理注释《十善福白史册》（蒙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