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玉山文会与蒙元史的民族文化交流

“玉山文会”与元代的民族文化融合——元代民族文化融合之一角

元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重要体现之一便是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元人诗“圣朝启文运，同轨来无方”，①就是对元朝实行科举带来的各民族文化融合趋势的赞颂。元仁宗恢复科举制度，很大程度上激励了许多民族人士学习汉文化的热潮，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蒙古、色目文人学者。元后期应江浙行省平江路（治今苏州）昆山州富豪顾瑛之邀参加“玉山雅集”的数位蒙古、色目文士就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

顾瑛（阿瑛，又名德辉）出身于“吴中世家”，为“衣冠故族”，②不过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三“以贵而富”条）将他列于“以自力致富者”中，则当是经营“家当”的能手。据载，他“才情妙丽”，“喜读书”（一说他三十岁才“折节读书”，当是指此时开始专注诗文），尤擅长诗词乐曲。元代江南地区的富豪之家很多人挟重金“北游”大都，走贵族高官的路子谋求官职（元萨天锡诗《江南怨》：“十三画得娥眉成，十五新妆识郎面。识郎一面恩犹浅，千金买官游不转。侬家水田跨州县，大船小船过淮甸，买官未得不肯归，不惜韶华去如箭。”），但顾瑛却无意仕进，曾被辟为会稽教谕、行省属官，皆辞不就。明王鏊《姑苏志·顾阿瑛传》载，他“尝阅释氏书有悟，遂祝发，称金粟道人，自题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向时豪侠处，五陵鞍马洛阳街”，显示了豁达豪放的性格。他好诗文，乐游赏，轻财结客。于所居界溪辟地以为园林，建起了多所亭堂台榭，其中的最佳处“玉山草堂”被作为园林的统称。顾瑛擅长诗文，好结交四方名流，先后延请参与其雅集的文人墨客达百数十人，“元季知名之士列其间者十之八九”（《四库全书提要·玉山名胜集》）。他们相与游赏饮宴，吟诗作赋，顾瑛将这些诗文汇刊为《玉山名胜集》。当时官阶和文名都很高的前辈南士黄溍（翰林侍讲学士）为此书作序，称赞其“操觚弄翰，觞吟于此，视樊川翁（杜牧）曾不多让，而宾客唱酬之盛，较之辋川（王维）或者过之”。这些知名之士中，可以看到好几位蒙古、色目人的身影，他们能融入这个高水平的文人圈，即可作为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历史特点的力证。

在我国历代的历史、文学文献中，充满着有关民族矛盾史实的记录和情感的宣泄，包括征战、杀掠、压迫、歧视等等。汉族的文化程度比周边民族高，保留下来的文献又多，借用一个时髦词汇，可以说历史上汉人掌控了判断民族关系中是非优劣的“话语权”。从西周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诗·小雅·出车》）到唐朝的“将军三箭定天山”（《旧唐书·薛仁贵传》），中原皇朝对周边各民族的征伐总是被赞为勋业，连偏安江南的宋人还要说什么“太息燕然未勒铭”（陆游《夜泊水村》，《剑南诗稿》卷一四），而边疆民族打进中原无论如何都是“侵掠”、“破坏”。在这种语境下，元朝曾被看成是“文明倒退”时期。但研究元代史和元代文学的专家多不认同这种片面观点，他们经过深入研究，发掘出这个时期文化的不少亮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陈垣的《元代色目人华化考》就是这方面的两部名著。晚近，台湾清华大学萧启庆教授着重研究了元代蒙古人的汉化和各族士人的交往，成果甚丰；而日本学术新秀宫纪子的专著《蒙元时代的出版文化》广泛搜集现存元刊文史、地理著作（多普及性通俗书籍），以很充分的证据纠正了对元代文化成就的低估，说明元代中国文化在宋代基础上有了甚具特色的发展。这种特色便是在各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形成的。参与玉山草堂文会的蒙古、色目文士虽然只是他们中的极少数，也可用以说明元代民族文化融合的进程。

玉山草堂宾客中最著名的蒙古人是泰不华（原名达普化，字兼善，常称达兼善）。①其父出身宿卫士（怯薛歹），放外任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录事判官（八品），遂迁居台州。泰不华自幼好学，家贫，得到当地名儒、集贤待制周仁荣的接济和教导，又师事李孝光，算是承王柏、何基之绪，于朱熹为六传。年十八便中至治元年（1321）右榜状元，历文翰、台宪、地方官（绍兴路总管、浙东宣慰使、台州路达鲁花赤）诸职，弹劾不避权臣（奏言燕铁木儿、伯颜位为相臣，不应封王），能实行惠民之政。大约因此而仕途不甚顺畅，先后迁调达18次之多。至正十二年（1352），他任台州达鲁花赤，在讨伐方国珍的海战中死难，①王冕作《悼达兼善平章》（追赠江浙行省平章）诗：“出师未捷身先死，忠义如公更不多。岂直文章惊宇宙，尚余威武振山河。”

泰不华不惟政绩可嘉，②其诗文书艺在蒙古士人中亦为称首。有《顾北集》，已佚，《元诗选》录其诗21首。《春日次宋显夫韵》诗叙写京城景色：“……玉楼似是秦宫宅，金水元非郑国渠。处处笙歌移白日，杨雄空读五车书。”意含批评朝廷奢侈，沉迷欢乐，虚度时日，感叹士人无从用世；《上尊号听诏李供奉以病不出奉寄》：“丹凤含书出内廷，羽林环卫拥霓旌。千官拜舞开仙仗，四海讴歌荷圣情。……侍臣亦有文园病，卧听龙墀鼓吹声。”按：李供奉即李祁，元统元年（1333）进士，授翰林应奉；元统二年上皇太后尊号，依制百官都要俯伏听诏，李祁以病不赴。泰不华赞扬李祁有司马相如那样“称疾闲居，不慕官爵”的风骨，足见诗品可尚。他为李孝光所作《宋王贞妇碑》（至元十三年临海妇人被元军驱掠，行至剡水清风岭跳崖殉节，后人立石祠于此）书写全文，可见并无民族歧视偏见。他与南北名士的交往面很宽，包括前辈袁桷、虞集以及苏天爵、王沂、宋本（同年，左榜状元）及其弟宋褧、吴师道（同年）、贡师泰、张翥、柯九思、杨维桢、郑元佑、钱惟善、陈基、朱德润、陈高、李祁、傅与砺、张雨（茅山道士）、萧元泰（江西龙虎山道士）、刘基等等。他们相互赏识，唱和酬答，留下大量诗篇。可见他已经完全溶进了汉文化士人圈。①

泰不华是顾瑛玉山别业的最早宾客之一。后至元四年（1338），顾瑛从一处寺庙假山里找到一块上有苏轼题识（“昨日与数客饮至醉，今日病，书以记之。轼。时元祐四年二月四日也”）的刻石，遂购归置于中庭。次年，前奎章阁鉴书博士、著名书画家柯九思来访，摩观此石惊为奇迹，再拜题名，顾瑛遂立坛以奉之。三个月后，泰不华也到访玉山草堂，叹赏柯九思的逸致，遂以他最拿手的古篆体题写“拜石”二字，并为置石的地点隶书命名“寒翠所”，由是此石名声更大。从此顾瑛将家务交给儿子，一心营造其别业的亭堂池榭，邀迎各方名流宴集酬唱（吴克恭谓“仲瑛好古博學，今之名卿大夫高人韵士与夫仙人释氏之流，尽一时之选者，莫不与之游从，雅歌投壶，酒赋诗无虚日”。见《玉山名胜集》卷一）。泰不华又应请为玉山草堂“雪巢”和“渔庄”两处景点题额，并为顾瑛收藏的“水仙图”题诗（见《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六）。可以说，顾阿瑛“玉山草堂”的繁荣，是与泰不华的赞赏推崇分不开的。至正十一年初，他在都水庸田使（驻平江［苏州］）任上读到顾瑛的玉山名胜诗篇，又打算乘扁舟再访界溪，但因赴任浙东宣慰使都元帅而未果，一年后就殉难于讨伐方国珍的海战。

参与玉山草堂宴集酬唱的蒙古文士还有聂镛（字茂宣）。他自称蓟丘人，则其祖或父当定居大都，但身世履历不详，仅见称其“幼警悟，从南州儒先生学，通经术，善歌诗，尤工小乐章”的记载（见《西湖竹枝集》）。张宪《赠答蓟邱聂茂宣》长诗（《玉笥集》卷六）对他的生活、性格和遭际有较多描述，萧启庆据诗中“青楼买笑土挥金，红粉供筵龙作鮓”，“漂泊江湖未有涯，南北东西营一饱”，“空怀长策继董贾，未忍嘉豚追由巢”等句，推论“显然聂镛是一位青年买笑青楼、中年以后落拓江湖，怀才不遇的文士”。②张宪此诗还提供了不少他的生平信息：“皇帝神圣丞相贤，广寓承平乐有年。文华正富胆气盛，床头况有黄金钱。雄豪自许魏无忌，气岸谁推鲁仲连。淹缠岁月不知老，岂信朱颜易枯槁。门前客去金亦尽，故国归来空懊恼。”“家徒四壁避风雨，储无儋石充烹庖。撑肠拄腹十万卷，光焰自与山岳高。”可知他生长于承平年代（大概是英宗到顺帝前期），其家原颇富实，但他好武喜文，一味豪纵耽乐，不屑仕进，又不事营生，以致财尽客去，空有满腹诗书。于是他离开京城，漂泊于齐鲁、吴越诸地，在穷途潦倒中与境况略似的张宪（山阴绍兴人，后仕于张士诚）结识。元末长期滞留江南，和很多文人交往，过着清客式生活。王行（1331—1395，苏州人，才智出众，沈万三聘为塾师）载：“燕山聂茂宣为人尚气，好直斥人短长，然闻人有善，亦必称说之不置。友予且十五年，终始未尝变，岂其资性然欤！”①据此知聂镛禀性正直，对良善之人赞誉备至，而对恶人则毫不留情加以斥责，大概因此不容于腐败弥漫的官场和上层社会，以致下半生潦倒。

聂镛和顾瑛的交往可考者有：至正八年（1348）顾瑛构筑了“碧梧翠竹堂”，“中列琴壶觚砚图籍及古鼎彜器，非韵士胜友不趣延入也”。②聂镛就在被延请入堂观赏的“韵士胜友”之列，乃为赋诗一首：

青山高不极，中有仙人宅。筑堂向溪路，鸟啼花落迷行迹。翠竹罗堂前，碧梧置堂侧。窗户墮疎影，帘帷卷秋色。仙人红颜鹤发垂，脱巾坐受凉风吹。天青露叶净如洗，月出照见新题诗。仙人援琴鼓月下，枝上栖乌弦上语。空阶无地着清商，一夜琅玕响飞雨。

他还为玉山佳处的“可诗斋”题诗，称扬顾瑛，比之为唐代大诗人顾况，“千古再赓周大雅，五言能继汉遗音”。又作有《寄怀玉山》诗二首，怀念其在玉山草堂与顾瑛等名流联句赋诗、欢饮畅叙的情景，期盼再访玉山：“安得百壶春酿绿，寻君还上木兰船。”

聂镛与苏州隐士、诗人虞堪（字胜伯）也有交往。虞堪寻得先祖虞允文（宋孝宗名臣，丞相，谥雍国公）的遗文，刊刻传世，友人为之作文赋诗。聂镛诗：“宋室中兴业，雄才数雍公。一军能却敌，诸将耻论功。科斗遗文在，麒麟画像空。贤孙劳购觅，镌刻示无穷。”赞颂宋人抗金名臣，可见思想上、文化上的民族隔阂已经消融。他还和金坛富家张经（字德常，至正十九年应张士诚聘为官）结交，在苏州宴集上就姑苏名胜分题赋诗，成为张氏“良常草堂”（在句容）的宾客。

唐兀（西夏）人昂吉与顾瑛的关系比上述二人更为密切。昂吉姓高（元初有名臣唐兀人高智耀），字启文（又作起文）。①元初，曾祖官武职千户，祖父探马赤当过罗源县令，后其父僧家奴在浙东做吏员，遂落籍鄞县，娶胡氏，生昂吉。他自幼聪明勤学，受业于当地儒先，至正八年（1348）考中进士。当时江南诗文领袖杨维桢曾作《送启文会试诗》，有“西凉家世东瓯学，公子诗名久擅场”句，②推奖备至。初授翰林编修，出为池州录事，转绍兴录事，均有优良政绩。改贵溪县丞，适父丧丁忧，从此无意于仕，教授闾里，优游隐逸，常寓居苏州（同治《苏州府志》进士门称之为吴县人），与名士交游甚广。至正末，被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辟为检校官，病卒于任，子喜同奉遗骨葬于鄞县先墓旁。③

昂吉是玉山草堂常客，顾瑛所编《草堂雅集》中收录他的诗（不含在玉山所作者）三首，并为作序云：“昂吉字启文，西夏人。登戊子进士榜，授绍兴录事参军。多留吴中，时扁舟过余草堂。其为人亷谨，寡言笑，非独述作可称，其行尤足尚也。”蒙古、色目名士所作玉山宴集诗文以他为最多。至正九年十二月，昂吉从苏州泛舟访玉山，参与顾瑛的“听雪斋”宴客，分韵赋诗，并为此次盛会作序。十年七月再访玉山。顾瑛“钓月轩”分韵赋诗序中说：“至正十年七月初五日，琦龙门过玉山，留数日，将泛兰陵之舟而未果。十二日，起文高先生雨中见过，复留周旋。是日，饮酒钓月轩，中秋暑乍退，雨止复作，龙门以‘旧雨不来今雨来’分韵，余得旧字”，诗中有“山人欲归不得归，西夏郎官却相候。当轩不复问寒温，群口夸诗如健鬥（斗）。”“西夏郎君”即指高起文——昂吉，可见他是此次宴集的主角。他还先后参与“玉山草堂”、“钓月轩”、“芝云堂”（据顾瑛《会饮芝云堂分韵诗序》：“至正十年秋七月十有三日，起文高先生自姑苏汎舟携酒淆過玉山，会饮芝云堂上，座客于匡山、琦龙门相与谈诗，亹亹不绝。”见《玉山璞稿》）、“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渔庄”及“柳堂春”等多处宴集酬唱，并为张渥所绘《玉山雅集图》（至正八年二月十九日盛会之图，入图者有杨维桢及其侍姬翡翠屏、姚文奂、郯韶、李立、张渥、于立、顾瑛及其子顾元臣、顾晋，侍女天香秀、丁香秀、小琼英，衣冠、姿态各异）作记赋诗：“玉山草堂花满烟，青春张乐宴群贤。美人蹋舞艳于月，学士赋诗清比泉。人物已同禽鸟乐，衣冠并入画图传。兰亭胜事不可见，赖有此会如当年。”《元诗选》收录昂吉诗14首，有8首是玉山宴集之作（均见《玉山名胜集》）。

至正九年随昂吉同访玉山的旃嘉问，族属不明。在“听雪斋”分韵赋诗时他也作有一首：“我从高书记，穷冬走吴下。江湖风雪深，千里一税驾。玉山有佳处，风物美无价。主人顾虎头，风韵若啖蔗。春酒奉客欢，璚玉照台榭。”“高书记”当指昂吉，此人或亦为唐兀人。①

元代具有高度汉文化水准的蒙古、色目人，有出身显贵者，如小云石海涯、马祖常等，但多数出于中下层官员家庭，寓居地以江南为多，且多有师事南儒的经历②（南人“北游”求官和北人“南趋”求学同是元朝社会的突出“风景线”）。此外与汉族联姻之家的子弟多能学习汉文化并有所成。汉族文士与蒙古、色目人的交谊以及诗文酬唱，是蒙古、色目文士成为汉、南文人圈中成员的重要途径，顾瑛的玉山草堂宴集在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中起了一定作用。

附诗一首用代本文结语：

玉山名胜会文儒，蒙色汉南同志趋。

联诗岂分人四等，作画何论族亲疏。(www.xing528.com)

唱和酬答多佳什，美榭华轩并入图。

东主礼贤宾客敬，欢歌笑语满庭除。

（原载《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文矩《送马伯庸御史奉使关陇》，《皇元风雅》前集卷三。

陆容《菽园杂记》卷一三；陈基《夷白斋稿》卷二三《昆山州重建城隍庙记》。

泰不华族属、生平参见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元史新研》，页133—134。

《元史·泰不华传》谓死难时“年四十九，时［至正］十二年三月庚子也”（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指出，此月无庚子日，疑记载有误）。其友人杨维桢《挽达兼善御史》诗题下注“辛卯八月殁于南洋”，辛卯为至正十一年，年月均与《元史》不合。查杨讷、陈高华等《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所辑史、志资料，泰不华迁台州达鲁花赤在十一年中秋之后，其死难当在至正十二年三月，“庚子”或为“庚午”之误。杨维桢是泰不华好友，竟误记其死难年月，诚不可解。

明叶盛《水东日记》载，泰不华任南台御史时，路寓民舍，有邻里妯娌夜织，饮酒消乏，留清酒以奉姑，喻之为“达御史”；康里子山（巎巎）作诗赞扬泰不华书写《宋王贞妇碑》：“兼善侍郎迁绍兴总管，诸公分题作诗饯行。……乃为赋清风篇。‘清风岭头清风起，佳人昔日沈江水。一身义重鸿毛轻，芳名千载清风里。会稽太守士林英，金榜当年第一名。一郡疲民应有望，定将实惠及苍生。’”

萧启庆教授近著《元代多族士人的诗文唱酬》（《燕京学报》2009年第27期）首节即论述泰不华颇详，请参看；“士人圈”一词亦出于萧氏文章，特此说明。

《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蒙元史新研》，页152。

王行《半轩集》卷五《赠吴隐君序》。此序未署写作年月，文中讲到“兵兴”，则应在红巾军起事后若干年。此时聂镛和他交往已十五年，估计其来居苏州最迟应在至正之初。

《玉山名胜集》卷三，“碧梧翠竹堂”，高则诚后记（至正九年）。

西夏人受藏佛影响甚深，疑昂吉之名来自藏文Ngang gis，意为本性，自然。

见《元诗选》三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页414。

唐肃《故福建等处行中书省检校官高君墓志铭》，《丹崖集》卷八。

旃嘉问或当为旃嘉闾（据杨镰先生提示）。颇疑“旃嘉”或亦来自藏文lCang-sky（a康区地名），“问”（或“闾”）对音不明。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所辑168人，约四分之三有在江南任职、寓居或游学经历；萧启庆《元代蒙古人的汉学》论列117人，较长期寓居江南者约占三分之二。